上世纪50年代，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外交也处于困顿之中。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中国向世界宣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相互平等的全新基础上重建新中国的对外关系，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回溯历史，美丽的印尼山城万隆，拉开了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序幕。

开创亚非外交新局面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于中印边界谈判之中，在万隆会议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950年4月，印度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53年，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开始谈判，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后来在措辞上作了修改，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1954年，周恩来总理对印度进行访问，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就边界问题进行了会谈。4月29日，中印两国发表谈判公报，签署《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两国政府一致同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入公报和协定中，把它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
　　随后，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都正式宣布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
　　1954年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周恩来总理在会上的讲话强调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开拓性，“每个人都能看出，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建设我们的国家，使它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幸福的国家。我们和平地工作，我们期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与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一根本情况决定了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一种和平的外交政策。”
　　第二年，有2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举行，会上发表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其中包括了这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次被重申，它的国际影响力也不断扩大。
　　中国提出的外交原则，受到亚非拉国家的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广大前殖民地国家相继赢得了独立，但随之而来的冷战使得这些新兴的亚非国家成为美苏之间争夺的目标。有的国家刚刚独立，又因西方势力的插足丧失了主权，“殖民主义”的统治并没有结束，不少亚非人民还遭受着种族歧视。亚非国家逐渐认识到，要想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必须加强相互间团结合作，反对新老殖民主义。
　　万隆会议后，我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新局面，在之后的短短四年内，尼泊尔、柬埔寨、埃及、阿尔及利亚等10个亚非国家与中国建交，之后又有加纳、老挝等14个亚非国家与中国建交。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合作相得益彰，通过“南南合作”显著提升了在国际社会中的整体影响力，新中国也在1971年10月成功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也为之后出现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奠定了基础。

中国声音影响世界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外交进入了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和平发展”的外交使命。随后一段时期，中国外交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在这个阶段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积极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加入重要国际组织，以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外交上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外交部部长王毅解读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积极进取，主动作为，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和立体化的战略布局。“如果说这个布局是一座宏伟的大厦，那么构成这座大厦的骨架就是我们打造的全球伙伴关系网。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我们已经同100个左右的国家、地区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伙伴网’越来越密，实现了对世界各个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的全覆盖。”其中，“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首个以我为主的国际布局，继承了“发展”与“和平”两大主题，将为构建更加有利于亚非和世界各国的国际秩序注入新的希望和动力。
　　外交部长王毅在答中外记者提问中提到：“一带一路”给各方带来的是满满的发展机遇，“通过‘一带一路’合作，东非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马尔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白俄罗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轿车制造业，哈萨克斯坦第一次有了出海通道，东南亚正在施工建设高速铁路，中欧班列成为亚欧大陆上距离最长的合作纽带……”
　　从万隆会议到“一带一路”，大国风范一脉相承。
　　70年来，中国国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面对世界格局的演变不断调整策略应对挑战，逐步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