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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流落红军心里都认为，流落是当年革命处于困境中的一段经历，并不应该被当作永久性的标志加于他们身上。不管是伤痛还是病残，他们的退出是为了大局、为了部队能够减少一些包袱，为了革命能够轻装前进！可以说他们流落的本身也是一种牺牲、一种奉献。
包座乡卓塘村，在离彩仁家不远处，住着另一户流落红军的后代。
流落红军泽旺学，广元苍溪人，出生于1920年，12岁即在老家参加红军，因年幼体弱，在长征途中生病，过草地时掉队，1936年流落于包座，那一年泽旺学16岁。
泽旺学就在包座定居下来，和当地一个女子成了家，于1944年生下了儿子更秋，一家三口一直过着贫寒的苦日子，直到去世也没有离开过这里。
泽旺学的儿子更秋，也是七十出头的人了。他个子不高，头脸宽大，腿还有点瘸。据介绍，更秋小时候还去寺庙当过和尚，所以至今单身一人，守着几间房子，过着清冷的生活。
见到我们后，更秋回屋里去，双手捧出一个盒子，取来了他的证书。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更秋一直十分细心地珍藏着父亲的流落红军证书。
见我们认真地看，更秋又找出一张卡，原来这是他一直持有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阿坝军分区颁发的流落红军遗属免费医疗卡。
更秋很小心地保存着这张卡，其实他也许用得并不多，但对他来说，这是一份难得的关怀，有一种情谊和一份温暖在里面。
更秋话语不多，但看我们的眼神里，有一种亲切，也有一点期盼。也许，因为我们的来到，重新唤起了他对自己父亲的记忆和怀念，同时，孤身一人的他，也期盼着更多的关怀和温暖。
人散心不散
我们在搜集关于流落红军的资料和采访过程中，见到过人们各种各样的神色态度。有些流落红军的后代，当得知我们的来意以后避之不及，或是冷淡漠然，婉言谢客，但也有热情接待，认真回忆的，甚至还有对我们此行抱有很大期望，指盼着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
“流落红军”这个称谓，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当年流落红军本人接受么？现在他们的后代会引以为荣么？
1986年，民政部门经过漫长的搜寻调查，找到了一个个红军失散人员。若尔盖全县二十几位流落红军被请到了县里，将给他们颁发证书和按月发放生活补贴。县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仪式，但是，当主持人一声“请失散红军上台”的话音落下，台下也正掌声雷动，一位名叫徐国富的红军却怒冲冲地一步迈上了讲台。
“凭啥管我们叫失散红军呢？我们就是红军，红军就是红军，没什么失散不失散的。”徐国富大声道。
是呵，有谁愿意掉队？有谁愿意流落？徐国富这一问，问出了多少辛酸、苦难和迫不得已。不管是伤痛还是病残，他们的退出是为了大局、为了部队能够减少一些包袱，为了革命能够轻装前进！可以说他们流落的本身也是一种牺牲、一种奉献。
“不要叫我失散红军”——和徐国富一样，很多红军的失散人员都不喜欢这个称呼，在他们心里，自己从来都是红军队伍中的一员，当时离开队伍，是服从组织安排，是顾全大局、迫不得已，身已离队，心却无时无刻不在部队！
甘肃省会宁县，有一位流落红军名叫何德林，原籍江西宁都，长征时掉队以后，在陇原大地上生活了七十余年。迫于当时形势，他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不敢轻易提及自己的经历，但其三个儿女分别取名何芳红、何芳军、何芳兵，凑在一起“红军兵”三个字，就是在向世界亮明永远的身份和不改的心迹。
也是在甘肃省会宁县，至今还流传着一个与名字有关的动人故事，一位失散红军以自己的生命表示：失散以后，依然是红军！
会宁虽然离陕北只有几天的路程了，但是当时部队有很多人实在无法完成长征的最后一段路了，所以，大部队开拔了，而二百余名不是病员就是伤员的人却流落在了这里。1936年底的一天，敌机突然飞来轰炸会宁城，有一颗炸弹落在了一个正在玩耍的男孩身旁，在这紧要关头，一位瘸腿的失散红军猛然扑了过去，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他牺牲了，孩子得救了。孩子的家长从此给自己家里的三个小孩分别取名继征、续征、长征，连在一起，就是“继续长征”四个字。
很多流落红军心里都认为，流落是当年革命处于困境中的一段经历，并不应该被当作永久性的标志加于他们身上。
流落红军的家庭状况
我们深深地知道，对于红军本人来说，流落的经历绝对是苦难的，是不幸而屈辱的，其中有着不堪回首的往事和难以言说的委屈。
这种深埋心底的压抑情绪，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多年里，都没有得到舒缓和排解。因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其后，对他们如何认定的相关政策又迟迟未能制定。
每一个人都有其局限性，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再宏伟的历史，他所能触碰到的只是极其有限的部分，有限得几乎让他意识不到这份宏伟。
就这样，他们在流落之地辛勤劳作，和本地人毫无二致。不，他们还不如本地人，因为他们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没有家庭氏族的根基，没有社会支持的网络，他们在本地的生活，只能凭借微弱的一己之力。加上流落红军大都是十几岁参军，没有文化，缺少技能，在语言不通的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果还没有沦至乞讨的话，也只能做一些放牛放羊以及帮人打零工的事情。
若尔盖县党史办、民政部门曾经对全县流落红军家庭生活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家庭经济状況普遍较差，他们的子女受文化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
现在若尔盖全县流落红军子女共有47户，分别生活在全县八个乡镇，其中多数生活在农区。
而若尔盖农区人均收入历来低于牧区，因为农区仍然持续着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生产力薄弱，基础设施薄弱，农民以耕种一年一季的青稞、胡豆豌豆为主，副业只靠在春夏当季上山采采蘑菇和打些蕨草换钱。
农区的流落红军子女家庭中，生活水平多数在中等偏下，年人均收入一般在500-800元，而当地人均年收入为1020元。近年来，随着农区实行退耕还林的政策后，他们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仍然缺少经济收入的门路。所以不少家庭的子女在村小毕业或初中毕业以后，就辍学回家参加劳动，挑起了维持生计的重担。
牧区的流落红军子女家庭，经济收入虽然普遍高于农区，但是生活质量却比较差。牧区的经济收入是用劳力换来的，在劳力欠缺的情况下，缺少让子女读书受教育的动力，大部分都让子女过早介入生产。而因为忙于家里的活路，很少外出找副业，导致与外界隔绝，与社会无交往，往往汉语都不会说。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地政府对流落红军这一群体开始了普查，继而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从1980年开始对其进行定额补助。1984年再次进行全面的补查和认定，全县有流落红军22人，其中西路红军1人。对认定的红军分别都给予不同程度的补助：西路红军徐国富每月补助35元，从1985年6月起，提高为40元；对孤老和困难较大的5名，每月补助30元，其余16名，每月补助20元。从1985年6月起，每人每月在原有基础上提高补助3元。
同時，给每个人发放的流落红军证书，肯定了他们的身份和地位，这也是精神层面的补偿。由此，希望流落红军的后代们，能够将父母的这一头衔，视为一份荣誉。当然它曾意味着苦难，创深痛巨的苦难，但是，如果不能把这份苦难转化为人生财富的话，先辈们真的是白白受苦了。
（摘自《虔洁》，成都时代出版社。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包座乡卓塘村，在离彩仁家不远处，住着另一户流落红军的后代。
流落红军泽旺学，广元苍溪人，出生于1920年，12岁即在老家参加红军，因年幼体弱，在长征途中生病，过草地时掉队，1936年流落于包座，那一年泽旺学16岁。
泽旺学就在包座定居下来，和当地一个女子成了家，于1944年生下了儿子更秋，一家三口一直过着贫寒的苦日子，直到去世也没有离开过这里。
泽旺学的儿子更秋，也是七十出头的人了。他个子不高，头脸宽大，腿还有点瘸。据介绍，更秋小时候还去寺庙当过和尚，所以至今单身一人，守着几间房子，过着清冷的生活。
见到我们后，更秋回屋里去，双手捧出一个盒子，取来了他的证书。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更秋一直十分细心地珍藏着父亲的流落红军证书。
见我们认真地看，更秋又找出一张卡，原来这是他一直持有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阿坝军分区颁发的流落红军遗属免费医疗卡。
更秋很小心地保存着这张卡，其实他也许用得并不多，但对他来说，这是一份难得的关怀，有一种情谊和一份温暖在里面。
更秋话语不多，但看我们的眼神里，有一种亲切，也有一点期盼。也许，因为我们的来到，重新唤起了他对自己父亲的记忆和怀念，同时，孤身一人的他，也期盼着更多的关怀和温暖。
人散心不散
我们在搜集关于流落红军的资料和采访过程中，见到过人们各种各样的神色态度。有些流落红军的后代，当得知我们的来意以后避之不及，或是冷淡漠然，婉言谢客，但也有热情接待，认真回忆的，甚至还有对我们此行抱有很大期望，指盼着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
“流落红军”这个称谓，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当年流落红军本人接受么？现在他们的后代会引以为荣么？
1986年，民政部门经过漫长的搜寻调查，找到了一个个红军失散人员。若尔盖全县二十几位流落红军被请到了县里，将给他们颁发证书和按月发放生活补贴。县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仪式，但是，当主持人一声“请失散红军上台”的话音落下，台下也正掌声雷动，一位名叫徐国富的红军却怒冲冲地一步迈上了讲台。
“凭啥管我们叫失散红军呢？我们就是红军，红军就是红军，没什么失散不失散的。”徐国富大声道。
是呵，有谁愿意掉队？有谁愿意流落？徐国富这一问，问出了多少辛酸、苦难和迫不得已。不管是伤痛还是病残，他们的退出是为了大局、为了部队能够减少一些包袱，为了革命能够轻装前进！可以说他们流落的本身也是一种牺牲、一种奉献。
“不要叫我失散红军”——和徐国富一样，很多红军的失散人员都不喜欢这个称呼，在他们心里，自己从来都是红军队伍中的一员，当时离开队伍，是服从组织安排，是顾全大局、迫不得已，身已离队，心却无时无刻不在部队！
甘肃省会宁县，有一位流落红军名叫何德林，原籍江西宁都，长征时掉队以后，在陇原大地上生活了七十余年。迫于当时形势，他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不敢轻易提及自己的经历，但其三个儿女分别取名何芳红、何芳军、何芳兵，凑在一起“红军兵”三个字，就是在向世界亮明永远的身份和不改的心迹。
也是在甘肃省会宁县，至今还流传着一个与名字有关的动人故事，一位失散红军以自己的生命表示：失散以后，依然是红军！
会宁虽然离陕北只有几天的路程了，但是当时部队有很多人实在无法完成长征的最后一段路了，所以，大部队开拔了，而二百余名不是病员就是伤员的人却流落在了这里。1936年底的一天，敌机突然飞来轰炸会宁城，有一颗炸弹落在了一个正在玩耍的男孩身旁，在这紧要关头，一位瘸腿的失散红军猛然扑了过去，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他牺牲了，孩子得救了。孩子的家长从此给自己家里的三个小孩分别取名继征、续征、长征，连在一起，就是“继续长征”四个字。
很多流落红军心里都认为，流落是当年革命处于困境中的一段经历，并不应该被当作永久性的标志加于他们身上。
流落红军的家庭状况
我们深深地知道，对于红军本人来说，流落的经历绝对是苦难的，是不幸而屈辱的，其中有着不堪回首的往事和难以言说的委屈。
这种深埋心底的压抑情绪，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多年里，都没有得到舒缓和排解。因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其后，对他们如何认定的相关政策又迟迟未能制定。
每一个人都有其局限性，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再宏伟的历史，他所能触碰到的只是极其有限的部分，有限得几乎让他意识不到这份宏伟。
就这样，他们在流落之地辛勤劳作，和本地人毫无二致。不，他们还不如本地人，因为他们举目无亲，无依无靠，没有家庭氏族的根基，没有社会支持的网络，他们在本地的生活，只能凭借微弱的一己之力。加上流落红军大都是十几岁参军，没有文化，缺少技能，在语言不通的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果还没有沦至乞讨的话，也只能做一些放牛放羊以及帮人打零工的事情。
若尔盖县党史办、民政部门曾经对全县流落红军家庭生活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家庭经济状況普遍较差，他们的子女受文化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
现在若尔盖全县流落红军子女共有47户，分别生活在全县八个乡镇，其中多数生活在农区。
而若尔盖农区人均收入历来低于牧区，因为农区仍然持续着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生产力薄弱，基础设施薄弱，农民以耕种一年一季的青稞、胡豆豌豆为主，副业只靠在春夏当季上山采采蘑菇和打些蕨草换钱。
农区的流落红军子女家庭中，生活水平多数在中等偏下，年人均收入一般在500-800元，而当地人均年收入为1020元。近年来，随着农区实行退耕还林的政策后，他们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仍然缺少经济收入的门路。所以不少家庭的子女在村小毕业或初中毕业以后，就辍学回家参加劳动，挑起了维持生计的重担。
牧区的流落红军子女家庭，经济收入虽然普遍高于农区，但是生活质量却比较差。牧区的经济收入是用劳力换来的，在劳力欠缺的情况下，缺少让子女读书受教育的动力，大部分都让子女过早介入生产。而因为忙于家里的活路，很少外出找副业，导致与外界隔绝，与社会无交往，往往汉语都不会说。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地政府对流落红军这一群体开始了普查，继而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从1980年开始对其进行定额补助。1984年再次进行全面的补查和认定，全县有流落红军22人，其中西路红军1人。对认定的红军分别都给予不同程度的补助：西路红军徐国富每月补助35元，从1985年6月起，提高为40元；对孤老和困难较大的5名，每月补助30元，其余16名，每月补助20元。从1985年6月起，每人每月在原有基础上提高补助3元。
同時，给每个人发放的流落红军证书，肯定了他们的身份和地位，这也是精神层面的补偿。由此，希望流落红军的后代们，能够将父母的这一头衔，视为一份荣誉。当然它曾意味着苦难，创深痛巨的苦难，但是，如果不能把这份苦难转化为人生财富的话，先辈们真的是白白受苦了。
（摘自《虔洁》，成都时代出版社。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