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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村落生活中的庙会不只是民众“迷信”的产物，还包含了早期村民对自己生存空间、生存状态的思考，是民众在危险处境中应急性行为的固化，是民众对自己生存空间的一种象征性设置。因此庙会在村落生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本文主要以会泽金钟山庙会为例，来分析村落生活中的庙会。
【关键词】：村落生活 庙会 金钟山
村落是农民聚居的地方，是传统中国农民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活动范围，世世代代在村落内居住的村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村落因此成为一个彼此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同时又是一个被村民用各种象征符号“圣化”了的场所，是以民为主体的“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2]。
会泽金钟山庙会以文昌帝君的民间信仰为载体。民间信仰作为一种表达方式，经常能够在自身的演变中沉淀下来乡村生活的秩序和社会文化内容，就是因为它有这种特质，我们才能够从民间信仰所反映出的村落生活中发现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信仰产生于村落生活基础之上，又适应村落生活的需求。文昌帝君信仰又以村落生活为基础，同时也是村落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文昌帝君信仰的影响下民众修建了金钟山文昌宫，庙宇的修建为民众的在农业为主的村落生活中提供了一个信仰的场所，庙会更是集中展示了围绕文昌帝君的民间信仰活动，为民众的精神需求提供了载体。
（一）祈求风调雨顺
金钟山庙会可以看做会泽乡民主动向神亲近的过程，是在寻求神灵的庇护。会泽县县志记载，因地理位置的影响，气候变化快，异常气候多，经常大涝或者大旱，农作物频繁地受到影响，在以前农业科技技术极不发达的年代，村民们基本都是靠天吃饭，不管是遇到大旱还是大涝，农作物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基本上是颗粒无收，以至于最基本的温饱需求都无法满足。因此，风调雨顺的气候条件是保证庄稼丰收的必备条件。村民们在对生存极度渴望的基础上，文昌帝君信仰中的祈雨活动便就此形成了。文昌帝君信仰在会泽最早的职能是救民安宅，然后是祈风调雨顺，最后才又有了求子、求婚姻、求事业等一系列的职能。文昌帝君信仰中庙会活动里的祈风调雨顺是人们在自然恶劣气候条件下进行的主动性的祈祷措施，逐渐形成了一种赶庙会祈求风调雨顺的合理诉求。开始是有了诉求才有行动，逐渐发展为庙会的仪式。每年庙会前一个月，人们便会开始准备工作。一般而言，领头人，就是据说能和神灵互通的人，如果只有一个，就确定是他；如果出现多个，便由村民们推举选出他们最相信的人，然后由领头人给村民们分配任务。除了领头人，其他参与活动的村民并没有特殊条件限制，也没有固定的人员要求，皆为自愿报名参与。毋庸置疑，在这种需要集体协作和众人积极响应的在祈福活动中，村民都愿意按照约定俗成的角色去行使自己的权利，完成自己的义务。人们都是怀着敬畏和希冀的心理，因此都争先恐后参与，祈求风调雨顺，来年丰收。这是一种集体性的活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在已经消逝。
（二）祈福还愿
庙会期间的各种祈福还愿也是在文昌帝君信仰影响下的行为。庙会不仅给会泽本地人和周围村镇的人们提供了和文昌帝君交流的机会，同时也给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们提供了交流的空间。通过与文昌帝君的交流，得到了内心的安宁和平静，通过和亲戚朋友的交流，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增进了彼此间的感情。这些在庙会期间所得到的情感支撑正是与文昌帝君信仰的互動体现。
庙会期间的各项活动不仅满足了信众们的现实、心理需求，也增强了他们对文昌帝君信仰的集体认同。村落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每个人乃至于每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基本相似，但是仍然会有不同的层次，村里的人会根据经济收入、家族姓氏、名誉声望等进行综合评比，进而彼此维系着进行交往。会泽人从小就听着文昌帝君信仰的传说，对他的灵验故事深信不疑。庙会期间，他们集合在一起讲述着这些灵验故事，彼此交流着对文昌帝君的敬拜。亲戚朋友也会在庙会期间聚在一起，畅谈着平时见不着面时积聚的话题，有的年轻人三五成群，结伴在庙里观看着长辈们的行为，嫁出去的姑娘在这一天也会回到娘家同父母孩子享受庙会的欢乐。
（三）祈子
在中国文化里，家庭是一切活动基础，农业社会又是由一个个家庭集合而成，不论是家庭形态还是农业社会的形态，都在配合着民俗文化形态。这种在家庭形态和社会形态影响下形成的信仰自然是与村落生活密切相关的。无论这一信仰的职能是什么，都反映出在农业社会里家庭的生存和繁衍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一切活动的基础。而在中国的孝道文化中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又恰好体现出了传宗接代的重要性，而且在一个农业社会里，有人便有劳动力，有劳动力才能在现实的贫困生活中生存。在这种繁衍后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和农业社会的经济观念相结合起来时，又形成了和文昌帝君信仰相关的活动。文昌帝君信仰与村落生活中人们求子的需求结合起来，成为人们祈求生存的一种集体心愿。这种心愿是在人们对现实世界无能为力时寻求的一点心理安慰，同时也是人们在精神层面缺少寄托时的一种表现。
（四）祈求学业有成
村落生活中将读书放置于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根深蒂固。村民们将家里的孩子能够读有所成的希望也寄予在文昌帝君身上。事实上，这是文昌帝君最原始最本质的功能，只是在演变过程中被村民赋予了更多功能，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祈求学有所成的学子并不在意少数，庙中古桂心愿布上比比皆是祈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当地对读书一直都很重视，往往觉得考上大学和有份正式工作是一种独特的荣耀，是家里人的骄傲。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祈求婚姻、祈求健康的信众，他们之所以到庙里，基本上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凭借自身的力量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难题，只能求助于文昌帝君，文昌帝君信仰给他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提供了一个保障，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希望。此外，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认为的，村落是人们彼此最相熟悉而不感陌生的社会。村落是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空间单元。每个家庭与村落中的其他成员的交往都比较紧密。在这里人们有了充分交往的时间和机会，与平日不同的是，这些活动更是村落生活中集体凝聚力的体现，不仅可以满足民众的情感交流，更是一次对社会进行评价和认识的机会。总之作为一个小圈子的村落生活从物质到精神都可以通过互动得到自我满足和频繁接触。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村落生活中的庙会一般是神圣与世俗交融的庙会。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同处于金钟山庙会中的宗教人员和非宗教人对其中的信仰和祭拜有着神圣和世俗的不同理解，这并非特殊，而是普遍。对于宗教人士来说，宗教信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生的过程，但对于香客来说，一般都是临时抱佛脚。这是最本质的区别。同时，宗教文化的信仰，不仅仅需求的信仰，而是精神需求的信仰。人们祭神拜神，应该是怀着崇敬的心理，重在学习神的品性，为人处事的道理。只有诚心所至，才是信仰的真谛。但对于宗教外人士来说，大部分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才去求神拜佛。因此，宗教中人士体现的更多是神圣的一面，宗教外人士体现的更多是世俗的一面，这是村落生活中庙会的神圣与世俗的体现。
毋庸置疑，庙会为村落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依靠，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民众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为村民排忧解难。在庙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它的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在村落生活中遇到困难，民众通过祭拜神灵等信仰活动达成自己的心愿，也为信仰活动的进一步扩大提供了环境。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岳永逸：《乡村庙会传说与村落生活》，《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四期
【关键词】：村落生活 庙会 金钟山
村落是农民聚居的地方，是传统中国农民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活动范围，世世代代在村落内居住的村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村落因此成为一个彼此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同时又是一个被村民用各种象征符号“圣化”了的场所，是以民为主体的“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2]。
会泽金钟山庙会以文昌帝君的民间信仰为载体。民间信仰作为一种表达方式，经常能够在自身的演变中沉淀下来乡村生活的秩序和社会文化内容，就是因为它有这种特质，我们才能够从民间信仰所反映出的村落生活中发现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信仰产生于村落生活基础之上，又适应村落生活的需求。文昌帝君信仰又以村落生活为基础，同时也是村落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文昌帝君信仰的影响下民众修建了金钟山文昌宫，庙宇的修建为民众的在农业为主的村落生活中提供了一个信仰的场所，庙会更是集中展示了围绕文昌帝君的民间信仰活动，为民众的精神需求提供了载体。
（一）祈求风调雨顺
金钟山庙会可以看做会泽乡民主动向神亲近的过程，是在寻求神灵的庇护。会泽县县志记载，因地理位置的影响，气候变化快，异常气候多，经常大涝或者大旱，农作物频繁地受到影响，在以前农业科技技术极不发达的年代，村民们基本都是靠天吃饭，不管是遇到大旱还是大涝，农作物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基本上是颗粒无收，以至于最基本的温饱需求都无法满足。因此，风调雨顺的气候条件是保证庄稼丰收的必备条件。村民们在对生存极度渴望的基础上，文昌帝君信仰中的祈雨活动便就此形成了。文昌帝君信仰在会泽最早的职能是救民安宅，然后是祈风调雨顺，最后才又有了求子、求婚姻、求事业等一系列的职能。文昌帝君信仰中庙会活动里的祈风调雨顺是人们在自然恶劣气候条件下进行的主动性的祈祷措施，逐渐形成了一种赶庙会祈求风调雨顺的合理诉求。开始是有了诉求才有行动，逐渐发展为庙会的仪式。每年庙会前一个月，人们便会开始准备工作。一般而言，领头人，就是据说能和神灵互通的人，如果只有一个，就确定是他；如果出现多个，便由村民们推举选出他们最相信的人，然后由领头人给村民们分配任务。除了领头人，其他参与活动的村民并没有特殊条件限制，也没有固定的人员要求，皆为自愿报名参与。毋庸置疑，在这种需要集体协作和众人积极响应的在祈福活动中，村民都愿意按照约定俗成的角色去行使自己的权利，完成自己的义务。人们都是怀着敬畏和希冀的心理，因此都争先恐后参与，祈求风调雨顺，来年丰收。这是一种集体性的活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在已经消逝。
（二）祈福还愿
庙会期间的各种祈福还愿也是在文昌帝君信仰影响下的行为。庙会不仅给会泽本地人和周围村镇的人们提供了和文昌帝君交流的机会，同时也给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们提供了交流的空间。通过与文昌帝君的交流，得到了内心的安宁和平静，通过和亲戚朋友的交流，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增进了彼此间的感情。这些在庙会期间所得到的情感支撑正是与文昌帝君信仰的互動体现。
庙会期间的各项活动不仅满足了信众们的现实、心理需求，也增强了他们对文昌帝君信仰的集体认同。村落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每个人乃至于每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基本相似，但是仍然会有不同的层次，村里的人会根据经济收入、家族姓氏、名誉声望等进行综合评比，进而彼此维系着进行交往。会泽人从小就听着文昌帝君信仰的传说，对他的灵验故事深信不疑。庙会期间，他们集合在一起讲述着这些灵验故事，彼此交流着对文昌帝君的敬拜。亲戚朋友也会在庙会期间聚在一起，畅谈着平时见不着面时积聚的话题，有的年轻人三五成群，结伴在庙里观看着长辈们的行为，嫁出去的姑娘在这一天也会回到娘家同父母孩子享受庙会的欢乐。
（三）祈子
在中国文化里，家庭是一切活动基础，农业社会又是由一个个家庭集合而成，不论是家庭形态还是农业社会的形态，都在配合着民俗文化形态。这种在家庭形态和社会形态影响下形成的信仰自然是与村落生活密切相关的。无论这一信仰的职能是什么，都反映出在农业社会里家庭的生存和繁衍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一切活动的基础。而在中国的孝道文化中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又恰好体现出了传宗接代的重要性，而且在一个农业社会里，有人便有劳动力，有劳动力才能在现实的贫困生活中生存。在这种繁衍后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和农业社会的经济观念相结合起来时，又形成了和文昌帝君信仰相关的活动。文昌帝君信仰与村落生活中人们求子的需求结合起来，成为人们祈求生存的一种集体心愿。这种心愿是在人们对现实世界无能为力时寻求的一点心理安慰，同时也是人们在精神层面缺少寄托时的一种表现。
（四）祈求学业有成
村落生活中将读书放置于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根深蒂固。村民们将家里的孩子能够读有所成的希望也寄予在文昌帝君身上。事实上，这是文昌帝君最原始最本质的功能，只是在演变过程中被村民赋予了更多功能，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祈求学有所成的学子并不在意少数，庙中古桂心愿布上比比皆是祈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当地对读书一直都很重视，往往觉得考上大学和有份正式工作是一种独特的荣耀，是家里人的骄傲。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祈求婚姻、祈求健康的信众，他们之所以到庙里，基本上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凭借自身的力量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难题，只能求助于文昌帝君，文昌帝君信仰给他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提供了一个保障，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希望。此外，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认为的，村落是人们彼此最相熟悉而不感陌生的社会。村落是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空间单元。每个家庭与村落中的其他成员的交往都比较紧密。在这里人们有了充分交往的时间和机会，与平日不同的是，这些活动更是村落生活中集体凝聚力的体现，不仅可以满足民众的情感交流，更是一次对社会进行评价和认识的机会。总之作为一个小圈子的村落生活从物质到精神都可以通过互动得到自我满足和频繁接触。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村落生活中的庙会一般是神圣与世俗交融的庙会。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同处于金钟山庙会中的宗教人员和非宗教人对其中的信仰和祭拜有着神圣和世俗的不同理解，这并非特殊，而是普遍。对于宗教人士来说，宗教信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生的过程，但对于香客来说，一般都是临时抱佛脚。这是最本质的区别。同时，宗教文化的信仰，不仅仅需求的信仰，而是精神需求的信仰。人们祭神拜神，应该是怀着崇敬的心理，重在学习神的品性，为人处事的道理。只有诚心所至，才是信仰的真谛。但对于宗教外人士来说，大部分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才去求神拜佛。因此，宗教中人士体现的更多是神圣的一面，宗教外人士体现的更多是世俗的一面，这是村落生活中庙会的神圣与世俗的体现。
毋庸置疑，庙会为村落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依靠，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民众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为村民排忧解难。在庙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它的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在村落生活中遇到困难，民众通过祭拜神灵等信仰活动达成自己的心愿，也为信仰活动的进一步扩大提供了环境。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岳永逸：《乡村庙会传说与村落生活》，《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