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的词,意境哀惋,谭献《复堂词话》评之为“幽艳哀断”,《词苑萃评》中,顾梁汾也认为:“容若词,一种凄惋处,令人不能卒读。”
　　然而,我总觉得,他的这一怀凄惋,其实是情发无端。
　　性德生于康熙“圣明”之世,又出身豪门。其父明珠,官至大学士、太傅,是康熙初期的权相之一;性德本人,十六岁(一说二十二岁)中进士,即授三等侍卫,旋晋一等。他能文能武,康熙南北出巡,性德随从左右,深得宠信。谁能相信,他仅活了三十一岁!他生病期间,皇上牵挂,御旨随时要将性德病情上奏;他去世后,皇上思念、惋惜,钦嘱相关人等,在性德的灵位前哭告边关捷报。以此可想,其生前显贵已达何等程度。
　　这样一位“缁尘京国,乌衣门第”的贵公子,又身处“开国之初”的“康熙盛世”,却有世事无常的兴亡之叹:“汉陵风雨,寒烟衰草,江山满目兴亡”、“须知今古事,棋枰胜负,翻覆如斯”,仿佛已预感到三百年后的“大清”末日似的;有失意之士的“不平”之鸣:“独憔悴,斯人不免。衮衮门前题凤客,竟居然、润色朝家典”、“怪人间厚福,天公尽付痴儿呆女”;亦生不满现实的“归去来”之心:“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且乘间五湖料理,扁舟一叶”;《纳兰词》中篇幅最多最伤心的是,咀嚼爱情的缠绵断肠:“一般心事,两样愁情,犹记碧桃影里誓三生”、“回廊一寸相思地,落月成孤倚。背灯和月就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
　　不妨作这样的设想,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以他的身份地位,所爱女子,不为难得;要“功成身退、归隐山林”,仗康熙的垂爱和开明,亦有“准奏”的可能。世俗中人兀兀以求的一切,他均唾手可得,又何必自苦如此?
　　而我对纳兰的最初“好感”,正缘于他的这种“情发无端”。这世上的事,若总要寻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便落刻板窠臼,索然寡味。就说人人都要际遇的男女之爱吧,甲为什么爱乙,乙为什么爱丙,根本没有绝对的理由可言。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神秘性,才构成了大千世界的生动,才不致使我们的心灵干涸。
　　当然,“情发无端”亦有不及“情发有端”处。世人爱把性德与晏小山、李重光相比,这一比,倒生另一层意味。
　　晏几道与性德,他们同是出身相门,同样才华横溢,同是写情词的高手。但一个履盛处丰、炙手可热,一个落魄蹭蹬,衣食难保。性德的生前友人顾贞观曾说:“吾友容若,其门地才华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欲尽招海内词人,毕出其奇远。方骎骎渐有应者而天夺之年,未几辄风流云散。”顾贞观把性德的“大业未成”,归咎于“天夺之年”,况周颐《薰风词话》也有更明确的说法。我以为非也。年龄的因素固为一方面,但自古并非“成大业者”均到晚年。主要的,他没有小晏的“切肤之痛”,少一层现实生活的压迫。就情词一面说,他写不出小晏的酸楚:“罗衣着破前香在,旧意谁教改”;写不出小晏的落拓不羁:“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也写不出“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彻骨的“别”与消魂的“聚”。物质的困窘,世态的炎凉,对于真正的叛逆者的心灵,如黑云压城,非激发电闪雷鸣不可。身不自由,心自由,身愈不自由,心愈千回百折!老杜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这一点上成就了小晏。
　　而更多的人,是把纳兰与和李后主相比较,如周之琦评他是“南唐李重光后身也”;性德自己也推崇李煜,他在《渌水亭杂识》中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绕烟水迷离之致。”性德主观上如此,客观上却“生不逢时”,李后主身经国破家亡的沧海桑田,其灭顶的绝望,纳兰哪得“绝知此事要躬行”?所以李煜那铺天盖地而来的大悲凉,不可能从性德笔端流出:“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天地如此之大,李煜之心,却无所逃遁!
　　严格地说,性德的词,单篇地看,如七金楼台拆碎,气韵、厚重皆不足。追踪晏、李,实不及晏、李。我赞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的评说:“意境不厚,措词亦浅显。”然而,性德的词,虽不耐单看,却值得通观,万种凄惋汇聚,如一声长叹,足能碎人肝肠!
　　我看纳兰,初怪于他的“情发无端”,终怪于他的“愁生盛世”。
　　一个朝代,如果行将覆灭,悲鸣,愁叹,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中国,又有怪现象,事物越接近腐朽消灭,越要佯装“大有希望”,一个人越老越接近死亡,则越需要恭维“长命百岁”,否则,就是“不吉利”、“不祥之兆”,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有“诗谶”之说,所以“诗”犹在忌列。封建时代的百科全书《红楼梦》中,元妃等人就是从林、薛二位妹妹的诗,断定她们一个是“薄命”、一个是“福命”。性德的短命,也有人(如李慈铭辈)以其词的“哀怨骚屑”,正是其“年命不永之征”。这一种文化心理的积淀,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所以,身逢末世,官方往往施以更多的粉饰,似乎更像“太平盛世”,深知其中“三昧”的文人,图“吉利”讨“鸿福”,也多写“富贵气象”之作,以此麻醉自身、麻醉百姓;民间的清醒者呢,深感“大厦将倾”,无能为力,心态疲惫,不再表现出应有的敏感和冲动。
　　旧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心理脆弱而世故,所以,终难产生古希腊式的大悲剧!
　　难得的是,中国的历史上,有几个朝代,在它诞生之初,倒发出了一种可贵的悲鸣。就如生命起始,没有侥幸的愚蠢,没有麻木的欢愉,只有担荷,如释迦基督之担荷人类罪恶。这种发乎事物起始的悲鸣,是悲天悯人,是光明正大!清代的开国之初,让纳兰性德用短暂的生命,发一声长叹,那声音不是纳兰的声音,那是时代之声;似乎在唐朝的初年,我们也听过这样的声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也不是陈子昂,他那一串凌空绝世的热泪,是时代之泪。两相比较,时代愈大,悲怆愈深。
　　“末世”之悲,已属难得,“开国”之恨,尤为可贵。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纳兰的凄惋情结为我所钟爱,它具有深层的反文化传统的象征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