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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中国人出境旅行或工作时，总不忘在回国之际将具有当地特色的纪念品收入囊中，以便他日馈赠亲友之用。然而，近年来这一传统却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除了别具特色的纪念品之外，婴幼儿奶粉正令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为之趋之若鹜，甚至不惜出高价或冒着触犯当地“限购令”的危险购买。一罐奶粉竟能掣肘全球经济第二经济大国——中国，这实在令人费解。同时，更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婴幼儿的担忧以及中国奶粉安全的关注，保障婴幼儿的奶粉安全已经成为当前迫切需要关注的课题。
奶粉也限购？
近年来，尽管旺盛的消费力推动着中国国内奶粉市场份额的不断增长，但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进口奶粉品牌分食。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消费者开始摒弃国内品牌奶粉，陆续转向港澳台，甚至一直延伸到欧美市场。尤其是香港“自由行”以来，从香港购买奶粉已经成为中国内地不少家长的首选。据相关数据统计，中国进口奶粉量以每年约20%的速度快速增长。然而，随着海外采购奶粉狂潮而来的却是针对中国内地居民的奶粉限购措施。一方面是对进口奶粉的“刚需”，另一方面是针对进口奶粉的限购或涨价潮，一时间舆论哗然。
香港实施奶粉限购令
2013年3月1日，香港修订的《进出口（一般）规列》在酝酿了近一个月后正式实施。这一法令规定，除非获得许可证，否则禁止从香港输出供36个月以下的婴幼儿食用的配方奶粉；离境人士自用不得携带超过1.8公斤的配方奶粉（通常为2罐）。同时，还规定了违反规定者将处以50万元罚款及两年的监禁。这一“奶粉限购令”在其生效的两天内，香港海关便已拘捕了至少25人，检获奶粉115罐。到第五天时，已有80余名港人和内地人被拘。对此，广东乳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表示，作为奶业界人士，他为此感到羞耻和脸红。对于限购新政，香港保安局局长黎国栋则表示，“罚款50万元港币、监禁两年”只是最高刑罚，通常情况下不会采用。但是，该限购新政仍然在两岸间激起了轩然大波。
其实，早在香港实施奶粉限购令之前，网络上已经对此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较量。其中，香港诗人廖伟堂更是在微博上声称要为儿子的口粮而战斗。事情缘起于2013年农历新年前后，当在自己居住的小区内购买不到一岁多的儿子所需要品牌的奶粉时，廖先生开始心急如焚。事实上，奶粉短缺在过去几年里也曾经出现过，但是今年情况似乎特别严重。据香港消费者委员会称，今年1月收到的奶粉投诉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多，其中超过四分之一与供应不足有关。
对于其中缘由，恐怕跟去年内地的龙年出生高峰不无关系。此外，自从2008年奶粉业爆发了“三聚氰胺事件”后，中国内地消费者对国产奶粉逐渐丧失了信心，开始将目光转向香港和其他国家。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香港的消费者需要面对与内地家长争抢香港奶粉的压力。
根据香港政府的数据显示，在2006年至2012年间，香港本地市场出售的配方奶粉数量增加了4.5倍，而同期本地出生的婴儿增幅仅为1.2至1.3倍，这说明配方奶粉的非本地需求比例更高；而据香港食物及卫生署于2012年11月统计的数据显示，香港每月进口约400万罐奶粉，其中约300万罐经香港中转出口，大部分被水客运往内地。因为买不到奶粉，香港本地家长怨声载道。
截至今年，香港回归已近16年。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签订以及“自由行”的开展，使得两岸之间的经济、人员往来日益密切。然而，如今双方却因奶粉限购措施而渐生质疑与隔阂。新法出台后，过去经常断货的超市、药店逐渐补足了最受欢迎的几种进口品牌奶粉。廖先生也终于不用再为儿子的奶粉发愁，但也因为支持香港政府的这一政策而卷入了一场与内地网民的口水战之中。
对于此次奶粉限购风波，廖先生认为内地网民对香港的政策出台原因、刑罚实施细则缺乏了解，而港府则负有解释不力的责任。在他看来，内地家长一开始就应该向其政府施压。“正是有这些不批评政府却批评香港的人存在，才会有毒奶粉！”对此，港九药房总商会的咨询意见认为，目前充其量只是部分父母心仪的奶粉出现短期缺货，再加上媒体的渲染，从而引起了父母的恐慌。香港特首梁振英回应称，限购措施是“迫不得已”，目的是确保本港婴儿有奶粉供应，希望内地民众可以理解。
奶粉限购令持续蔓延
无独有偶，除了香港，澳门也出现了婴儿奶粉供应紧张现象。2013年1月28日，澳门“母婴临时支持计划”正式启动，以协助在澳门本地出生的1岁以下婴儿家长能够顺利购买到品牌的奶粉，并且每月限购5罐。“母婴临时支持计划”实施1个多月后，累计有3000多人登记参加。对此，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张裕表示该计划有一定成效，1岁以下婴儿的奶粉供应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随着海外采购奶粉狂潮的到来，奶粉限购也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继香港与澳门之后，这股浪潮开始席卷欧美国家。澳大利亚、丹麦、新西兰、德国、荷兰、英国陆续宣布当地市场婴幼儿奶粉库存告急，将对中国内地居民采取婴儿配方奶粉的限购措施。
据报道，英国规模最大的几家连锁超市，包括莫里森、森宝利、阿斯达以及乐购，已从近期开始宣布消费者一次只能购买两罐婴儿配方奶粉。阿斯达超市连锁发言人乔纽博尔德对此解释称，“我们的婴儿奶粉供货商达能公司要求我们实行每名顾客两罐奶粉的限制。”“这样做是应生产商的要求，他们认为一些有组织的消费者集团可能以不常见的大额数量购买商品用于出口。”英国零售商协会的理查德·多德说。除了达能外，雀巢集团旗下的惠氏奶粉也作出了相似的规定。为了限购，超市更是屡出奇招。有些超市干脆把每罐奶粉都锁在一个塑料的硬壳里面，谁买奶粉就去找工作人员开锁。虽然这一政策并没有明确指出适应人群，但在外界看来，英国这一限购之举意在控制中国买家对于婴儿奶粉的巨大需求量。
乳业大国荷兰也“吃不消”中国消费者的旺盛购买力。为了保证本地婴儿能够通过零售渠道买到奶粉，从3月份开始，荷兰全国各地的商家实施了史上最严格的奶粉限购措施。当地各大中型超市、日用百货店和药店只允许每位顾客一次购买1至3罐奶粉，以保证货架上奶粉不断档。荷兰最大的连锁超市阿霍德超市、荷兰日用品连锁超市Etos等在海牙的几家店面，均在摆放奶粉的货柜上贴上了用英语或者荷兰语写着“每名顾客（或团组）只能购买1罐奶粉”的标签。而即便如此，这些奶粉的货柜上也多数是空空荡荡的。当地超市挂在奶粉区的英荷双语告示上，英文说明了每个顾客的限购数量，荷兰文的说明则多出一句话，即“由于全荷兰市场短缺，很遗憾开始紧急执行此限购政策。原因是出口中国的儿童食品暴增。” 德国奶粉限购则是从1月底开始的，德国最大的日用品连锁店DM以及ROSSMANN等大连锁店在奶粉柜台贴警示称“每位顾客最多只能买3罐奶粉”。近来，DM超市的限购规定又“升级”了，不但限购3罐，还要求出示孩子的身份证明或带着孩子才能买。
据DM超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对外表示，他们只是接到了总部的内部通知，要求对奶粉进行限购，并没有正式明确下文公告。而大多数消费者对此并不知情，只有当顾客购买奶粉超过3罐时，营业员才会告知限购的事情。
在澳大利亚，部分超市、药品保健品店和零售商近来都出现了婴儿配方奶粉供货短缺现象。从今年1月份开始，各大超市、药品保健品店联合采取“保护自家婴儿”行动，每人每次限购4罐婴儿奶粉。据悉，监控系统会将收集到的数据输入收银系统，24小时内超量或反复购买者，电脑将拒绝通过。当地邮局原本也曾表示要限制奶粉邮寄量，但由于市场从源头上卡住购买量，邮局认为没必要再设卡，但提高了邮寄费。现在，奶粉的邮寄费用基本上与奶粉价格相当，如果加上保险费，比奶粉价格还要高一些。
与澳大利亚一衣带水的国家新西兰早在2012年初，其主要超市就已经在婴儿奶粉专区贴出“每人每次限购两罐奶粉”的限购令。2012年9月，这一限购令“升级”。新西兰官方发表声明称，一切将奶制品带离新西兰本土的行为都被视为输出，其中包括网购及亲友赠送等渠道。而在新西兰，只有注册备案的出口商才有资格输出包括婴儿配方奶粉在内的奶制品。而这个证书非常难拿，包括首先要在新西兰当地成立公司，然后要有自己的仓库，而奶粉仓库对通风、温度等方面的要求很高。
限购消息一出，立即在依靠代购奶粉的家长中掀起一股“囤货潮”，网上代购小店也随即提价。其中，一家专营香港商品代购的淘宝店在奶粉商品页面写道：“近期港府新闻公布预推出限制两罐奶粉出境政策，导致大批人抢购奶粉。现海关已加大对奶粉出境限制，对我们的代购增加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和开销成本，故此近期奶粉价格会有频繁波动。”而该店同一款原产自荷兰在香港销售的900克罐装奶粉4天出现了286.6元、289.6元和296.6元等多种成交价格，差价最大10元/罐。
事实上，调价的不仅是香港地区的代购，荷兰、新西兰、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地的奶粉代购，近期都有价格调整。例如一款荷兰产900克奶粉，在某代购店2月15日的价格为148元，2月19日为155元，2月20日为165元，2月23日为170元，8天涨价22元。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国内进口奶粉供不应求及企业频繁涨价已经引起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采取了相应措施。继2012年下调进口奶粉关税之后，今年进口奶粉关税再次下降至5%，同时鼓励国内奶粉生产企业“走出去”，这无疑极大地缓解了中国的“进口奶粉荒”。
中国国产奶粉的尴尬
从香港到澳门，再到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欧美国家，此轮奶粉限购风波的此起彼伏再一次挑动了中国内地乳业市场脆弱的神经，也牵动着每一位中国“奶爸奶妈”的心。据相关数据显示，2008-2010年间，中国经历了一个生育高峰。由此，中国顺利取代日本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2012年，中国大陆地区新出生的婴儿数目为2，000万，比2011年增加了400万。庞大的新生儿消费群体孕育着中国婴幼儿奶粉巨大的市场空间，如何为这些嗷嗷待哺的中国婴幼儿提供安全可靠的奶粉，已经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令人堪忧的中国本土奶粉
2013年春节前后，随着一些国家与地区陆续对中国内地居民采取了奶粉限购令，再一次将中国的奶粉安全问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据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国际专家组核心成员丁宗一介绍，国际上对婴幼儿奶粉有如下共识：婴幼儿奶粉不仅仅是食品，更是粮食，是维持生命必需的东西。其实，中国奶粉安全问题早已在2004年显现——安徽阜阳劣质奶粉导致“大头娃娃”事件，此事一度使得中国奶粉市场萎靡不振。2008年9月，“三鹿奶粉事件”爆发。这不仅使得三鹿品牌轰然倒塌，更使得数十万儿童受到了影响。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对奶品行业进行了整顿，问责力度可谓空前。其中，质检总局宣布停止对食品类生产企业的国家免检。三鹿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被判无期徒刑，事件主犯张玉军、耿金平被执行死刑；由于监管不力，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原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被免职，另有多名相关负责人被处分。
2008年10月9日，国务院公布了《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其中明确规定了婴幼儿奶粉召回、退市特别制度。只要发现乳制品存在可能危害婴幼儿身体健康或者生长发育的情况，乳制品生产企业应当立即召回，销售者必须立即停止销售。为确保婴幼儿奶粉质量安全，条例对制定婴幼儿奶粉质量安全标准提出明确要求。规定，婴幼儿奶粉质量安全国家标准的制定，应当充分考虑婴幼儿身体特点和生长发育需要，保证婴幼儿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成分。为加强对婴幼儿奶粉生产环节的监管，条例规定生产婴幼儿奶粉的企业应当建立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提高质量安全管理水平；生产婴幼儿奶粉应当保证婴幼儿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成分，不得添加任何可能危害婴幼儿身体健康和生长发育的物质；婴幼儿奶粉出厂前应当检测营养成分，并详细标明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2011年10月20日，中国开始实施黄曲霉素等限量指标和检测方法的新标准。
然而，重典之下的中国奶粉安全并未彻底改观。自从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以来，国产奶粉问题仍在前仆后继地出现。除了三聚氰胺外，毒奶粉里又有了新成员。2012年6月，某知名品牌奶粉被检出汞含量异常；2012年7月南山奶粉被检出强致癌物“黄曲霉毒素M1”超标。此外，国产（或分装）的雅培、雀巢奶粉也曾被发现有问题。
随着奶粉质量问题的不断曝光，中国本土奶业市场逐渐陷入了诚信危机。更令中国民众感到不安的是，虽然三鹿奶粉事件当年在政府的高压问责之下迅即解决，但就在2013年1月22日，《长江日报》披露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免职的原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已于2011年底复出，李长江在引咎辞职一年后即担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2009年3月被记过处分的原河北省农业厅厅长刘大群则在八个月后当选河北省邢台市市长，另有两名受处分的官员也已复出。此则新闻一出，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民众对本土奶粉市场信任危机。 洋奶粉鱼龙混杂
一方面是国产奶粉的质量堪忧，另一方面却是洋奶粉的鱼龙混杂。对于市场上，尤其是网络上琳琅满目的洋奶粉，不得不选择洋奶粉的中国家长却很难分辨其真假优劣。目前，在中国市场上，尤其是网络上销售的洋奶粉品牌已不止百家。其中，不乏披着“洋皮”的奶粉。
当前，中国的洋品牌奶粉大多出自三家代工厂，一是新西兰善腾集团，二是瑞士赫尔达夫，三是澳大利亚塔图拉。其中，新西兰的善腾集团是中国的洋奶粉品牌最大的代工厂之一，有超过20家的“贴牌”洋奶粉由其代工生产。据悉，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兰等国家，最常见的奶粉品牌也不过是五六种，除了这几大品牌之外，中国市场上宣称的源自这些国家的洋奶粉品牌在这些国家是不存在的。不少商家宣称其婴幼儿奶粉是“100%原装进口”，但事实却是这些产品并不在国外销售，甚至在国外这些品牌并不存在。这类的代工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就在中国。
细心的消费者发现，进口奶粉的说明书颇有意思。进口奶源，原装进口，原装原罐，其实并不相同。进口奶源奶粉中进口的是国外的奶粉原料，在国内装罐出售。原装原罐则是在国外装罐后进入中国市场，原装进口则是从国外直接进口原产原装的成品，直接可以上市销售。
对中国市场上鱼龙混杂的200多个号称“新西兰配方奶粉品牌”，新西兰婴儿配方奶粉出口协会决定不再沉默。2013年4月13日，该协会与成员企业赶赴中国北京，整顿“山寨新西兰奶粉”。该协会负责人表示，目前，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宣称来自新西兰的配方奶粉多达200多个品牌，但是真正属于新西兰本土企业的品牌并不多。据统计，只有6个企业的20多个品牌在中国市场销售。他们将通过各种途径告知中国消费者，哪些才是正宗的新西兰奶粉。“目前，中国有不少个人或公司到新西兰注册奶粉品牌。通过这种形式，他们有的选择新西兰当地奶源，并委托当地企业严格加工奶产品，并只销往中国；但也有些企业只是图在当地注册商标。前者从质量上讲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后者就很难判断，这类打擦边球标注为‘新西兰奶粉’的品牌不在少数。”那些在国内生产，国内灌装的奶粉在贴上新西兰注册的商标后，身价倍增。但却存在着很大的质量风险。比如，宣称是荷兰奶粉的美素丽儿掺假事件。
对于奶粉的监管，目前也存在着内外有别的情况。本土奶粉检测有64项，风险监控高达几百项；国外进口的奶粉则检测甚简。
重建中国奶粉形象迫在眉睫
国产奶粉质量堪忧，洋奶粉鱼龙混杂，中国的“奶爸奶妈”们正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在2013年“两会”期间，奶粉问题无庸置疑地成为了与会代表的关注焦点。其中不少与会者表示，近几年来，虽然中国婴幼儿奶粉市场竞争激烈，但一直被诸如惠氏、美赞臣、雅培、雀巢、多美滋等国外品牌垄断。中投顾问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奶粉市场上，多美滋、美赞臣、雀巢、雅培、惠氏的占比分别为16.76%、12.06%、10.58%、7.29%和4.72%。国内婴幼儿奶粉市场上以伊利、雅士利、贝因美为代表的国产品牌与多美滋、美赞臣、惠氏为代表的国外奶粉展开着竞争。有关专业机构研究发现，相比之下，国内品牌在婴幼儿配方奶粉研制上起步比较晚，产品研发能力相对较弱。另外，国内良种奶牛比例较低。虽然近年来中国大力引进和推广良种奶牛，但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也制约了国内乳制品的产量和品质的提升。再加上中国内地乳业混乱，市场行业规范缺失，政府监管乏力以及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凡此种种无不使得中国内地民众买不到放心的国产奶粉。
对此，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表示，包括奶粉安全在内的食品安全涉及到的环节颇多，因而需要生产企业、政府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共同努力。据悉，在欧美等国，婴幼儿奶粉作为特殊群体的主要必需品，一直是政府重点补贴的对象。荷兰更是为了鼓励生育，给予婴幼儿产品更多优惠待遇。由于政府限制，在荷兰零售渠道销售的奶粉多数并不挣钱，主要是为了吸引父母顺道购买其他利润较高的婴幼儿衍生产品。
曾经首次报道“三鹿奶粉事件”的记者简光洲则认为，国产奶粉一天面临着信任危机，奶粉安全问题就一天不能解决。所以，当下如何重塑中国婴儿配方奶行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化解诚信危机，让消费者回归国内市场，特别是重新树立起对于国产品牌奶粉的消费信心，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让消费者重拾对中国奶业的信心，伊利董事长潘刚在两会上表态称支持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提出高要求。蒙牛则在2012年时就通过“工厂开放日”等措施，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逐渐改善目前公众对中国乳业的认识。
对此，王丁棉在欣慰之余也表示担忧。在他看来，中国对于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处罚力度还是没有跟上。而在国外，企业出现质量安全问题的代价很高，往往会面临巨额惩罚。在2013年的“两会”上，伊利董事长潘刚也对监管提出了意见，提出要加大处罚力度。周伯华也提到，“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惩处力度显然很有必要”。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杨刚也没有回避监管责任，他表示，产品质量问题，企业是主体，政府有监管责任。
制定新国标
除了加大处罚力度之外，王丁棉认为在国产奶粉与洋奶粉的标准制定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实，在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标准制定上，目前国际市场与中国所执行的配方奶粉中的主要营养成份的标准，例如总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化物、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这些基本标准 （业内称这些为一级参数指标）并无多大的差异。一般情况下，各国的婴幼儿配方奶粉都会依据或参照ISO/IDF或ESPGHAN国际专家组等这些世界性的国际权威机构或组织的推荐配方或标准进行组织生产。但对作为类似蛋白质中的乳清蛋白与酪蛋白的合理比例这一类的二级参数指标来说，各个国家在具体制定中是存有一定的“自由度”裁定量的。换句话说，国内外在第二层级标准的制定上并不一定是100%的一致性。
据王丁棉了解，香港市场执行的是欧盟标准，其标准在总体上比中国国内市场更高、更严格。各国在制定一些具体的指标时，亦会根据和结合本国的一些实际进行一些适当的相应调整或变更，这是允许的。因此，在国际推荐标准中就出现6：4～7：3这一具有一定余地或弹性的指标，从而使得各国在制定此类标准和设定具体指标参数时，出现一些国家或地区“严谨”一些，一些显得“宽松”的情况。
对于现行的中国奶粉国标，王丁棉认为其制定过程较显“宽松”。有些指标是旧国标的沿用，有些对国际依据的参考又稍显过时。例如，允许生产企业在婴儿奶粉中广泛使用麦芽糊精，以及对营养成分的氧化与变性程度没有设定具体的指标等。在他看来，上述的这些“混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在制定标准这一环节上出了问题。标准相当于尺子，要想把它作准，就必须要由懂专业的人和找对参照物。但事实却是，中国真正的婴幼儿营养专家和奶粉加工专家例如丁宗一、骆承庠、顾佳升等人未参与新国标的制定。此外，还要把基础理论和最新应用技术结合在一起，即理论依据相加技术权威，才能把这个标准制定得较准确和适用。
奶粉也限购？
近年来，尽管旺盛的消费力推动着中国国内奶粉市场份额的不断增长，但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进口奶粉品牌分食。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消费者开始摒弃国内品牌奶粉，陆续转向港澳台，甚至一直延伸到欧美市场。尤其是香港“自由行”以来，从香港购买奶粉已经成为中国内地不少家长的首选。据相关数据统计，中国进口奶粉量以每年约20%的速度快速增长。然而，随着海外采购奶粉狂潮而来的却是针对中国内地居民的奶粉限购措施。一方面是对进口奶粉的“刚需”，另一方面是针对进口奶粉的限购或涨价潮，一时间舆论哗然。
香港实施奶粉限购令
2013年3月1日，香港修订的《进出口（一般）规列》在酝酿了近一个月后正式实施。这一法令规定，除非获得许可证，否则禁止从香港输出供36个月以下的婴幼儿食用的配方奶粉；离境人士自用不得携带超过1.8公斤的配方奶粉（通常为2罐）。同时，还规定了违反规定者将处以50万元罚款及两年的监禁。这一“奶粉限购令”在其生效的两天内，香港海关便已拘捕了至少25人，检获奶粉115罐。到第五天时，已有80余名港人和内地人被拘。对此，广东乳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表示，作为奶业界人士，他为此感到羞耻和脸红。对于限购新政，香港保安局局长黎国栋则表示，“罚款50万元港币、监禁两年”只是最高刑罚，通常情况下不会采用。但是，该限购新政仍然在两岸间激起了轩然大波。
其实，早在香港实施奶粉限购令之前，网络上已经对此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较量。其中，香港诗人廖伟堂更是在微博上声称要为儿子的口粮而战斗。事情缘起于2013年农历新年前后，当在自己居住的小区内购买不到一岁多的儿子所需要品牌的奶粉时，廖先生开始心急如焚。事实上，奶粉短缺在过去几年里也曾经出现过，但是今年情况似乎特别严重。据香港消费者委员会称，今年1月收到的奶粉投诉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多，其中超过四分之一与供应不足有关。
对于其中缘由，恐怕跟去年内地的龙年出生高峰不无关系。此外，自从2008年奶粉业爆发了“三聚氰胺事件”后，中国内地消费者对国产奶粉逐渐丧失了信心，开始将目光转向香港和其他国家。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香港的消费者需要面对与内地家长争抢香港奶粉的压力。
根据香港政府的数据显示，在2006年至2012年间，香港本地市场出售的配方奶粉数量增加了4.5倍，而同期本地出生的婴儿增幅仅为1.2至1.3倍，这说明配方奶粉的非本地需求比例更高；而据香港食物及卫生署于2012年11月统计的数据显示，香港每月进口约400万罐奶粉，其中约300万罐经香港中转出口，大部分被水客运往内地。因为买不到奶粉，香港本地家长怨声载道。
截至今年，香港回归已近16年。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签订以及“自由行”的开展，使得两岸之间的经济、人员往来日益密切。然而，如今双方却因奶粉限购措施而渐生质疑与隔阂。新法出台后，过去经常断货的超市、药店逐渐补足了最受欢迎的几种进口品牌奶粉。廖先生也终于不用再为儿子的奶粉发愁，但也因为支持香港政府的这一政策而卷入了一场与内地网民的口水战之中。
对于此次奶粉限购风波，廖先生认为内地网民对香港的政策出台原因、刑罚实施细则缺乏了解，而港府则负有解释不力的责任。在他看来，内地家长一开始就应该向其政府施压。“正是有这些不批评政府却批评香港的人存在，才会有毒奶粉！”对此，港九药房总商会的咨询意见认为，目前充其量只是部分父母心仪的奶粉出现短期缺货，再加上媒体的渲染，从而引起了父母的恐慌。香港特首梁振英回应称，限购措施是“迫不得已”，目的是确保本港婴儿有奶粉供应，希望内地民众可以理解。
奶粉限购令持续蔓延
无独有偶，除了香港，澳门也出现了婴儿奶粉供应紧张现象。2013年1月28日，澳门“母婴临时支持计划”正式启动，以协助在澳门本地出生的1岁以下婴儿家长能够顺利购买到品牌的奶粉，并且每月限购5罐。“母婴临时支持计划”实施1个多月后，累计有3000多人登记参加。对此，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张裕表示该计划有一定成效，1岁以下婴儿的奶粉供应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随着海外采购奶粉狂潮的到来，奶粉限购也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继香港与澳门之后，这股浪潮开始席卷欧美国家。澳大利亚、丹麦、新西兰、德国、荷兰、英国陆续宣布当地市场婴幼儿奶粉库存告急，将对中国内地居民采取婴儿配方奶粉的限购措施。
据报道，英国规模最大的几家连锁超市，包括莫里森、森宝利、阿斯达以及乐购，已从近期开始宣布消费者一次只能购买两罐婴儿配方奶粉。阿斯达超市连锁发言人乔纽博尔德对此解释称，“我们的婴儿奶粉供货商达能公司要求我们实行每名顾客两罐奶粉的限制。”“这样做是应生产商的要求，他们认为一些有组织的消费者集团可能以不常见的大额数量购买商品用于出口。”英国零售商协会的理查德·多德说。除了达能外，雀巢集团旗下的惠氏奶粉也作出了相似的规定。为了限购，超市更是屡出奇招。有些超市干脆把每罐奶粉都锁在一个塑料的硬壳里面，谁买奶粉就去找工作人员开锁。虽然这一政策并没有明确指出适应人群，但在外界看来，英国这一限购之举意在控制中国买家对于婴儿奶粉的巨大需求量。
乳业大国荷兰也“吃不消”中国消费者的旺盛购买力。为了保证本地婴儿能够通过零售渠道买到奶粉，从3月份开始，荷兰全国各地的商家实施了史上最严格的奶粉限购措施。当地各大中型超市、日用百货店和药店只允许每位顾客一次购买1至3罐奶粉，以保证货架上奶粉不断档。荷兰最大的连锁超市阿霍德超市、荷兰日用品连锁超市Etos等在海牙的几家店面，均在摆放奶粉的货柜上贴上了用英语或者荷兰语写着“每名顾客（或团组）只能购买1罐奶粉”的标签。而即便如此，这些奶粉的货柜上也多数是空空荡荡的。当地超市挂在奶粉区的英荷双语告示上，英文说明了每个顾客的限购数量，荷兰文的说明则多出一句话，即“由于全荷兰市场短缺，很遗憾开始紧急执行此限购政策。原因是出口中国的儿童食品暴增。” 德国奶粉限购则是从1月底开始的，德国最大的日用品连锁店DM以及ROSSMANN等大连锁店在奶粉柜台贴警示称“每位顾客最多只能买3罐奶粉”。近来，DM超市的限购规定又“升级”了，不但限购3罐，还要求出示孩子的身份证明或带着孩子才能买。
据DM超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对外表示，他们只是接到了总部的内部通知，要求对奶粉进行限购，并没有正式明确下文公告。而大多数消费者对此并不知情，只有当顾客购买奶粉超过3罐时，营业员才会告知限购的事情。
在澳大利亚，部分超市、药品保健品店和零售商近来都出现了婴儿配方奶粉供货短缺现象。从今年1月份开始，各大超市、药品保健品店联合采取“保护自家婴儿”行动，每人每次限购4罐婴儿奶粉。据悉，监控系统会将收集到的数据输入收银系统，24小时内超量或反复购买者，电脑将拒绝通过。当地邮局原本也曾表示要限制奶粉邮寄量，但由于市场从源头上卡住购买量，邮局认为没必要再设卡，但提高了邮寄费。现在，奶粉的邮寄费用基本上与奶粉价格相当，如果加上保险费，比奶粉价格还要高一些。
与澳大利亚一衣带水的国家新西兰早在2012年初，其主要超市就已经在婴儿奶粉专区贴出“每人每次限购两罐奶粉”的限购令。2012年9月，这一限购令“升级”。新西兰官方发表声明称，一切将奶制品带离新西兰本土的行为都被视为输出，其中包括网购及亲友赠送等渠道。而在新西兰，只有注册备案的出口商才有资格输出包括婴儿配方奶粉在内的奶制品。而这个证书非常难拿，包括首先要在新西兰当地成立公司，然后要有自己的仓库，而奶粉仓库对通风、温度等方面的要求很高。
限购消息一出，立即在依靠代购奶粉的家长中掀起一股“囤货潮”，网上代购小店也随即提价。其中，一家专营香港商品代购的淘宝店在奶粉商品页面写道：“近期港府新闻公布预推出限制两罐奶粉出境政策，导致大批人抢购奶粉。现海关已加大对奶粉出境限制，对我们的代购增加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和开销成本，故此近期奶粉价格会有频繁波动。”而该店同一款原产自荷兰在香港销售的900克罐装奶粉4天出现了286.6元、289.6元和296.6元等多种成交价格，差价最大10元/罐。
事实上，调价的不仅是香港地区的代购，荷兰、新西兰、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地的奶粉代购，近期都有价格调整。例如一款荷兰产900克奶粉，在某代购店2月15日的价格为148元，2月19日为155元，2月20日为165元，2月23日为170元，8天涨价22元。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国内进口奶粉供不应求及企业频繁涨价已经引起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采取了相应措施。继2012年下调进口奶粉关税之后，今年进口奶粉关税再次下降至5%，同时鼓励国内奶粉生产企业“走出去”，这无疑极大地缓解了中国的“进口奶粉荒”。
中国国产奶粉的尴尬
从香港到澳门，再到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欧美国家，此轮奶粉限购风波的此起彼伏再一次挑动了中国内地乳业市场脆弱的神经，也牵动着每一位中国“奶爸奶妈”的心。据相关数据显示，2008-2010年间，中国经历了一个生育高峰。由此，中国顺利取代日本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2012年，中国大陆地区新出生的婴儿数目为2，000万，比2011年增加了400万。庞大的新生儿消费群体孕育着中国婴幼儿奶粉巨大的市场空间，如何为这些嗷嗷待哺的中国婴幼儿提供安全可靠的奶粉，已经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令人堪忧的中国本土奶粉
2013年春节前后，随着一些国家与地区陆续对中国内地居民采取了奶粉限购令，再一次将中国的奶粉安全问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据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国际专家组核心成员丁宗一介绍，国际上对婴幼儿奶粉有如下共识：婴幼儿奶粉不仅仅是食品，更是粮食，是维持生命必需的东西。其实，中国奶粉安全问题早已在2004年显现——安徽阜阳劣质奶粉导致“大头娃娃”事件，此事一度使得中国奶粉市场萎靡不振。2008年9月，“三鹿奶粉事件”爆发。这不仅使得三鹿品牌轰然倒塌，更使得数十万儿童受到了影响。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对奶品行业进行了整顿，问责力度可谓空前。其中，质检总局宣布停止对食品类生产企业的国家免检。三鹿集团原董事长田文华被判无期徒刑，事件主犯张玉军、耿金平被执行死刑；由于监管不力，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原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被免职，另有多名相关负责人被处分。
2008年10月9日，国务院公布了《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其中明确规定了婴幼儿奶粉召回、退市特别制度。只要发现乳制品存在可能危害婴幼儿身体健康或者生长发育的情况，乳制品生产企业应当立即召回，销售者必须立即停止销售。为确保婴幼儿奶粉质量安全，条例对制定婴幼儿奶粉质量安全标准提出明确要求。规定，婴幼儿奶粉质量安全国家标准的制定，应当充分考虑婴幼儿身体特点和生长发育需要，保证婴幼儿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成分。为加强对婴幼儿奶粉生产环节的监管，条例规定生产婴幼儿奶粉的企业应当建立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提高质量安全管理水平；生产婴幼儿奶粉应当保证婴幼儿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成分，不得添加任何可能危害婴幼儿身体健康和生长发育的物质；婴幼儿奶粉出厂前应当检测营养成分，并详细标明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2011年10月20日，中国开始实施黄曲霉素等限量指标和检测方法的新标准。
然而，重典之下的中国奶粉安全并未彻底改观。自从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以来，国产奶粉问题仍在前仆后继地出现。除了三聚氰胺外，毒奶粉里又有了新成员。2012年6月，某知名品牌奶粉被检出汞含量异常；2012年7月南山奶粉被检出强致癌物“黄曲霉毒素M1”超标。此外，国产（或分装）的雅培、雀巢奶粉也曾被发现有问题。
随着奶粉质量问题的不断曝光，中国本土奶业市场逐渐陷入了诚信危机。更令中国民众感到不安的是，虽然三鹿奶粉事件当年在政府的高压问责之下迅即解决，但就在2013年1月22日，《长江日报》披露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免职的原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已于2011年底复出，李长江在引咎辞职一年后即担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2009年3月被记过处分的原河北省农业厅厅长刘大群则在八个月后当选河北省邢台市市长，另有两名受处分的官员也已复出。此则新闻一出，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民众对本土奶粉市场信任危机。 洋奶粉鱼龙混杂
一方面是国产奶粉的质量堪忧，另一方面却是洋奶粉的鱼龙混杂。对于市场上，尤其是网络上琳琅满目的洋奶粉，不得不选择洋奶粉的中国家长却很难分辨其真假优劣。目前，在中国市场上，尤其是网络上销售的洋奶粉品牌已不止百家。其中，不乏披着“洋皮”的奶粉。
当前，中国的洋品牌奶粉大多出自三家代工厂，一是新西兰善腾集团，二是瑞士赫尔达夫，三是澳大利亚塔图拉。其中，新西兰的善腾集团是中国的洋奶粉品牌最大的代工厂之一，有超过20家的“贴牌”洋奶粉由其代工生产。据悉，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兰等国家，最常见的奶粉品牌也不过是五六种，除了这几大品牌之外，中国市场上宣称的源自这些国家的洋奶粉品牌在这些国家是不存在的。不少商家宣称其婴幼儿奶粉是“100%原装进口”，但事实却是这些产品并不在国外销售，甚至在国外这些品牌并不存在。这类的代工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就在中国。
细心的消费者发现，进口奶粉的说明书颇有意思。进口奶源，原装进口，原装原罐，其实并不相同。进口奶源奶粉中进口的是国外的奶粉原料，在国内装罐出售。原装原罐则是在国外装罐后进入中国市场，原装进口则是从国外直接进口原产原装的成品，直接可以上市销售。
对中国市场上鱼龙混杂的200多个号称“新西兰配方奶粉品牌”，新西兰婴儿配方奶粉出口协会决定不再沉默。2013年4月13日，该协会与成员企业赶赴中国北京，整顿“山寨新西兰奶粉”。该协会负责人表示，目前，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宣称来自新西兰的配方奶粉多达200多个品牌，但是真正属于新西兰本土企业的品牌并不多。据统计，只有6个企业的20多个品牌在中国市场销售。他们将通过各种途径告知中国消费者，哪些才是正宗的新西兰奶粉。“目前，中国有不少个人或公司到新西兰注册奶粉品牌。通过这种形式，他们有的选择新西兰当地奶源，并委托当地企业严格加工奶产品，并只销往中国；但也有些企业只是图在当地注册商标。前者从质量上讲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后者就很难判断，这类打擦边球标注为‘新西兰奶粉’的品牌不在少数。”那些在国内生产，国内灌装的奶粉在贴上新西兰注册的商标后，身价倍增。但却存在着很大的质量风险。比如，宣称是荷兰奶粉的美素丽儿掺假事件。
对于奶粉的监管，目前也存在着内外有别的情况。本土奶粉检测有64项，风险监控高达几百项；国外进口的奶粉则检测甚简。
重建中国奶粉形象迫在眉睫
国产奶粉质量堪忧，洋奶粉鱼龙混杂，中国的“奶爸奶妈”们正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在2013年“两会”期间，奶粉问题无庸置疑地成为了与会代表的关注焦点。其中不少与会者表示，近几年来，虽然中国婴幼儿奶粉市场竞争激烈，但一直被诸如惠氏、美赞臣、雅培、雀巢、多美滋等国外品牌垄断。中投顾问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奶粉市场上，多美滋、美赞臣、雀巢、雅培、惠氏的占比分别为16.76%、12.06%、10.58%、7.29%和4.72%。国内婴幼儿奶粉市场上以伊利、雅士利、贝因美为代表的国产品牌与多美滋、美赞臣、惠氏为代表的国外奶粉展开着竞争。有关专业机构研究发现，相比之下，国内品牌在婴幼儿配方奶粉研制上起步比较晚，产品研发能力相对较弱。另外，国内良种奶牛比例较低。虽然近年来中国大力引进和推广良种奶牛，但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也制约了国内乳制品的产量和品质的提升。再加上中国内地乳业混乱，市场行业规范缺失，政府监管乏力以及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凡此种种无不使得中国内地民众买不到放心的国产奶粉。
对此，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表示，包括奶粉安全在内的食品安全涉及到的环节颇多，因而需要生产企业、政府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共同努力。据悉，在欧美等国，婴幼儿奶粉作为特殊群体的主要必需品，一直是政府重点补贴的对象。荷兰更是为了鼓励生育，给予婴幼儿产品更多优惠待遇。由于政府限制，在荷兰零售渠道销售的奶粉多数并不挣钱，主要是为了吸引父母顺道购买其他利润较高的婴幼儿衍生产品。
曾经首次报道“三鹿奶粉事件”的记者简光洲则认为，国产奶粉一天面临着信任危机，奶粉安全问题就一天不能解决。所以，当下如何重塑中国婴儿配方奶行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化解诚信危机，让消费者回归国内市场，特别是重新树立起对于国产品牌奶粉的消费信心，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让消费者重拾对中国奶业的信心，伊利董事长潘刚在两会上表态称支持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提出高要求。蒙牛则在2012年时就通过“工厂开放日”等措施，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逐渐改善目前公众对中国乳业的认识。
对此，王丁棉在欣慰之余也表示担忧。在他看来，中国对于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处罚力度还是没有跟上。而在国外，企业出现质量安全问题的代价很高，往往会面临巨额惩罚。在2013年的“两会”上，伊利董事长潘刚也对监管提出了意见，提出要加大处罚力度。周伯华也提到，“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惩处力度显然很有必要”。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杨刚也没有回避监管责任，他表示，产品质量问题，企业是主体，政府有监管责任。
制定新国标
除了加大处罚力度之外，王丁棉认为在国产奶粉与洋奶粉的标准制定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实，在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标准制定上，目前国际市场与中国所执行的配方奶粉中的主要营养成份的标准，例如总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化物、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这些基本标准 （业内称这些为一级参数指标）并无多大的差异。一般情况下，各国的婴幼儿配方奶粉都会依据或参照ISO/IDF或ESPGHAN国际专家组等这些世界性的国际权威机构或组织的推荐配方或标准进行组织生产。但对作为类似蛋白质中的乳清蛋白与酪蛋白的合理比例这一类的二级参数指标来说，各个国家在具体制定中是存有一定的“自由度”裁定量的。换句话说，国内外在第二层级标准的制定上并不一定是100%的一致性。
据王丁棉了解，香港市场执行的是欧盟标准，其标准在总体上比中国国内市场更高、更严格。各国在制定一些具体的指标时，亦会根据和结合本国的一些实际进行一些适当的相应调整或变更，这是允许的。因此，在国际推荐标准中就出现6：4～7：3这一具有一定余地或弹性的指标，从而使得各国在制定此类标准和设定具体指标参数时，出现一些国家或地区“严谨”一些，一些显得“宽松”的情况。
对于现行的中国奶粉国标，王丁棉认为其制定过程较显“宽松”。有些指标是旧国标的沿用，有些对国际依据的参考又稍显过时。例如，允许生产企业在婴儿奶粉中广泛使用麦芽糊精，以及对营养成分的氧化与变性程度没有设定具体的指标等。在他看来，上述的这些“混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在制定标准这一环节上出了问题。标准相当于尺子，要想把它作准，就必须要由懂专业的人和找对参照物。但事实却是，中国真正的婴幼儿营养专家和奶粉加工专家例如丁宗一、骆承庠、顾佳升等人未参与新国标的制定。此外，还要把基础理论和最新应用技术结合在一起，即理论依据相加技术权威，才能把这个标准制定得较准确和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