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的事是人类最大的事，如果说是问题的话，吃饭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餐桌问题是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最为头疼的事情。餐桌有哪些问题？关键是两个：一是餐桌食物安全问题，要有对人类健康没有损害的食物可吃；二是餐桌食物价格问题，一日三餐，人人不可少，有钱人可以吃些精致高档次的食物，收入低的人可吃一般性的食物，但不能不吃，因此餐桌食物价格问题对大多数民众非常关键。餐桌食物安全和价格两个问题都非常重要。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被炒得沸沸扬扬，好像餐桌食物价格问题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这完全是个误区。原因在于当今的舆情以网络舆情最为重要，网络舆情是有一定知识层次的阶层主导的世界，这一阶层相对收入较为稳定，对农产品价格的变动远没有底层市民那么敏感，真正的底层市民对餐桌价格的变动更加关注。按照理论的算法，一个恩格尔系数为0.4（食品支出占全部收入的比例）的家庭，假如家庭收入不变，食品的平均价格上涨50%，恩格尔系数将变成0.6，家庭就难以承受，甚至入不敷出。餐桌问题对小城镇和大城市市民的影响又不一样，小城镇一般距离农产品产地较近，农产品从产地到餐桌的距离短、环节少，市民对产地的信息也了解较多，出于乡情乡谊和对自身利益的算计，农产品生产者也会对生产不安全的产品有所顾忌，所以小城镇市民的餐桌相对安全，价格也不会变动太大。但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则不同，大城市人口众多，自产严重不足，菜篮子、米袋子必须要靠其他地方解决，菜篮子、米袋子既然要靠别人解决，要依靠市场规律来运行，生产、流通链条无限延长，中间环节过多，问题就出来了：一是生产者的道德约束减弱，给一个永远不会认识的人生产，安全问题可能会放在其次，取得实实在在的自身利益才是关键。个别农民把自己食用的产品和供给城市人的产品生产田块区别开来就是这种心理的现实写照。二是产地政府的监管动力减弱。问题出在别处，受益也在别人，我们何必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去管他。在地方，笔者经常听到遇到上级来检查，把当地乞讨人员和垃圾送到别的片区或地区的事情，既然自己处理非常棘手或费用过高，就交给别人去处理吧。以邻为壑的行为当然应当指责，但问题是在现实中这种事情确实难以根绝，既然无法根绝，不妨换换思路，看看能否通过建立新的机制，不给这类事情出现的机会。三是产地到餐桌距离过长，流通过程中的正常支出、非正常支出大大增加，破坏“安全”的行为出现的概率也会加大。现在按照中央的精神要求开辟鲜活农产品流通绿色通道，不再收取鲜活农产品的过桥过路费，对农产品实行差别化的政策，过桥过路费可以减免，但是非正常的费用可能就难以减免。河南某个县路政运政交警齐上路罚款，以至于逼出了人命。既然中央要求过桥过路费要减免，不敢明目张胆地收，可是仍不妨碍另出花招，车辆违章的罚款仍可照收，找个理由甚至根本不要找理由就可以说成违章罚款。运输的车辆胳膊拧不过大腿，罚款不敢不交，自己也不能赔本赚吆喝，只能加大农产品出售价格，如此一来，百姓餐桌的价格自然也被抬高。再说安全问题，流通链条一长，农产品、特别是鲜活农产品出现腐坏的可能性增加，加点防腐剂保鲜剂或别的什么东西保持色泽美观的可能性就加大。
　　怎么解决大城市特大城市的餐桌问题，有小资情调的公司和人士鼓励市民节假日去乡下种地或搞阳台农业，吃自己种出来的绿色农产品。作为商业的宣传和个体行为无可厚非，有市民把农业当成一种休闲、作为能够吃到放心农产品的手段也未尝不可，但这种方式只能解决小部分人的问题：一是生产成本太高，像北京这种特大城市，要找到可以租用的农田绝对要到六环之外，交通费、租地费、种苗费等等，真正到了可以食用的农产品其成本要远远高出市场价格的许多倍。阳台农业更是小把戏，调节生活情调可以，真正食用的话，除了极少数的富人，谁有那么大的阳台？更核心的是，算大账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大城市总体上以土地为主体的农业资源严重不足，不可能满足所有人，最多也只能满足少部分有钱有闲的人；若农业资源充足，又何必把菜篮子、米袋子放在别人手里？
　　选择适宜的地区建立菜篮子、米袋子生产基地是大城市、特大城市解决餐桌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
　　一方面，大城市特大城市为市民的餐桌忧心；另一方面，也有污染少、环境好、适宜农业生产的地区正为农产品的出路犯愁。各有所需、各扬所长、各有所得，可以一拍即合。
　　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以市场配置农业生产资源为基础，但又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市场配置。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作为政府引导和扶持下的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是鉴于农产品特有的“餐桌”属性，对完全市场行为的调节和补充。
　　能够作为基地者，必须能够成为解决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某种或某类农产品餐桌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要求，一是要适应农产品主供品种的生长，环境无污染，这是前提；农产品生长很娇气，不适合农产品生长的地方恐怕永远难以产出好的农产品；环境本身就已严重污染，比如土地的污染，再努力也种养不出安全的农产品。二是空间距离不能太远。太远了，运输成本太高，运输中农产品尤其是鲜活农产品损失的比例大大增加。当然，空间距离也是个相对的概念，在“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今天，高速、航空已经快速发展，空间距离已经相对不那么重要了。三是面积要足够大，面积不够大，即使生产条件再好，对于大城市的菜篮子、米袋子都是杯水车薪。基地面积大，不仅更利于农业经营主体开展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科技化的生产，还易于引起产地政府质量监管力度的加强。毕竟在面积足够大的情况下，农产品安全事故的出现，品牌的巨大影响，对地方经济的巨大打击，是产地政府难以承受之重。
　　打造菜篮子、米袋子基地是政府间的游戏，是产销地政府出于餐桌经济的互补特性和相互需要而结成的战略合作，真正成为基地需要长期培育、经受市场选择。仅在“政府战略合作”下的基地，还只是概念上的“基地”，是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要保证“基地”能够生产出无公害、相对价格较低的农产品，成为名副其实的基地，还需要培育主体、微观搞活、运行有效，必须在构建新型农产品经营主体，建立紧密的利益连接机制上下工夫。 　　一是动员大城市工商资本到基地投资农业。小农户组织生产规模分散，自身素质不高，科技运用水平低，对农药化肥等的安全使用边际很难把握，生产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种植面积很不稳定，所以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即使总体的产量规模足够大，仍很难满足作为大城市基地的要求。作为基地的地方相对来说发达程度低、资本集聚效应不够，对销地市场了解也不多。比较好的方式是动员销地的工商资本到基地投资，设立农业批发、加工、运输企业，直供农产品销地市场。企业规模大了，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会更加注重自身的品牌声誉和产品质量；从组织产品生产运输销售加工等环节来看，也更利于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为餐桌价格埋下了降价空间。
　　二是要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去对接企业。企业到基地直接面对广大小农户，要经过千千万万个谈判过程，也有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比如，在土地流转、技术指导、质量监管、产品收购、转运等环节由于不熟悉人情地情会遇到很大不便。索性把这些环节交由与当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去承担，更为经济便利。合作社既有一定的组织化优势，又有与农民广泛的乡情乡谊、联系紧密的优势，是最恰当不过的中间环节。
　　三是支持建立第三方物流配送联合体。餐桌农产品价格中物流和终端配送占了非常大的比例。有跑运输的老菜商算过一笔账：一辆运输车从海南到北京，行程2800多公里，在此过程中，每公斤蔬菜要在成本之外加上包括包装费、冷库费、装卸费、运费等等物流费用，合计为1.42元。也就是说，在海南收购的蔬菜即使零成本，运到北京后价格也不会少于1.42元每公斤。销地终端配送成本占比更高。据中国物流协会调查，北京的蔬菜从新发地批发市场到社区零售店，这“最后一公里”的物流成本相当于从山东寿光到北京新发地费用的4倍。城市的最后一公里往往是“有货找不到车，有车找不到货”。一些生产、流通企业自建自用物流系统，利用率不高，自然最后老百姓餐桌农产品价格也会抬高。建立第三方物流配送系统，实行物流配送系统“云调度”，对某一地区客户进行集中、统一运输和配送，优化配置方案，力争做到农产品从产地直接到社区，来回不空车，实现产销的无缝对接，有利于降低成本。
　　经营主体健全了，还需要打造主体之间紧密联系机制。主体再健全，没有好的链接机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打造销地、企业、合作社、农民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利益一致，观点、看法就容易一致，行动也容易步调齐整。销地可通过政策、项目对信誉好、质量安全有保证的企业给予扶持；企业与合作社之间也可以通过订单+销量、品质奖励的办法，激励合作社稳定生产、保证安全；合作社与农户之间可以通过入股分红、保底价+浮动价的方式鼓励农户稳定生产规模、提高品质。
　　建立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和追溯机制。打造利益共同体是正向激励，事实证明，仅仅有正向激励，仍不能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机制、追责机制、处罚机制不可少。鼓励产地企业建立农产品质量监测点，支持产地政府建立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严格建立农产品销地政府检测点。与此同时，运用现代智能技术，为每单位农产品输入信息码，建立农产品全国信息连锁，让问题农产品找得到、罚得精确、罚得有理、罚得有力。
　　在主要产地建立大城市菜篮子、米袋子生产基地，只是解决了点对点的问题，实际上，解决餐桌价格问题也要“功夫在诗外”，要标本兼治切实整治全国交通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仅仅处罚个别人是远远不够的。像河南某地路政运政交通部门都上路执法，执法机构还要以罚养人，这种情况下要禁止乱收费乱罚款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在肉店里养了许多猫，肉店里的鼠不够猫吃，猫要活命，为活命焉有不偷吃肉的道理。我们不能教育猫“饿死不吃嗟来之食”，教育了也不会有用。必须加大力度处罚当地政府，把超配的人员坚决撤下来，坚决实行收支两条线，决不能让执法机构靠路吃路，以罚养人。
　　大城市建立较为稳定的米袋子、菜篮子基地，非常必要。但建基地，决不能像婚姻，必须一对一，完全可以一对多，多对多，有个竞争是好事，既能保证供给充分，也有利于降低餐桌食品价格。缺乏竞争的基地，也容易生成懒猫病，不思进取，这对保障供给稳定餐桌没有任何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