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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在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学界城头,后现代的大旗也许是当时最新的了。孙津先生的巧智与调侃虽然十分及时,却没有阻止人们趋新逐异的兴头。或许适得其反,“后现代”却因此文愈加名声大振。直到好事者将后学家们争夺帅位的黑幕揭开,人们才稍微清醒了点。回过头来认真对待“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这个问题。再加上王蒙先生在《读书》上痛说中国的前现代,人们终于应该拈量出孙津此文的份量了。
记者:孙教授,您的《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被选为《读书》20年十大名篇之一。我想大家都很想听您讲讲什么是前后现代。
孙津:后现代其实是针对现代而言的。为什么要叫后现代,不另起一个名字?是因为起不出来,找不出名字来。它对现代有很多不满,但是从根本上讲,它其实还在现代化这个运动当中。所以讲 “前后”其实没有前,是说需要了解现代是什么。
记者:就是说,要理解后现代就要了解现代。那什么是现代呢?
孙津:既然说后现代,逻辑上就可以有前现代。但是,真实的现代是针对传统而言的,所以后现代得以成立的“前”现代,其实就是现代。
现代本身的意思就是时尚或时髦,学术上把它叫做现代性,其实也就是与时俱进,就是不断的新。这是从普遍道理讲的。可是这样讲就有一个麻烦,麻烦在哪?没有止境了。如果这样讲,那现代以前有没有时髦?明代有没有?宋代有没有?唐代有没有?都有。为什么不叫现代?所以现代的生成有一个时空针对,叫做传统。如果按照我们能够理解的话来讲,这个传统大体上是指封建社会。为什么是大体上?封建这个东西其实是个模模糊糊的概念,很难说,而且各地的封建区别很大,比如中国的封建在欧洲就不曾有过。但我们大体上知道封建指什么,比如世袭式、神权政治、甚至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等等。所以,这个针对性的含义是说:由原来的传统社会转变到一个新的社会,我们把这个社会叫做现代社会,把这个转变叫做现代化。
记者:孙教授,那我们怎样判断是不是现代?
孙津:怎么样把现代作为大家都认可的一个标准,这个有点麻烦。因为你觉得那个时髦可能我觉得不时髦。但总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叫做现代化。现代化是一场全球性的文明运动,也是一种不可逆的矢量。如果要我给现代化下一个定义那就是:全球范围穷国追赶富国的竞争境况和无尽过程。
1960年在日本箱根开了一个会,历史上叫做箱根会议。这次会议提出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有后发展的国家是不是都要走一个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或者叫文明模式。第二个问题,不敢拿出来讲,但实际上是这样:这个发展道路或者叫文明模式,是不是就是欧美已经走过的道路。第二个问题不敢公开讲,但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就是后发展的国家大概不可避免的要重复一些先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道路,也就是都要向西方学习才行。箱根会议得出九个标准包括:每年的GDP人均多少、每千人的医生的占有率、律师的占有率、人均寿命多少,当然还有市场经济、民族政治等等。但是大体说来,我们比较认可的标准是这么几个:一是民主政治。不管共产党、国民党、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必须是民主的。 第二个,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看来不是现代化,我们国家是1992年开始同意这个说法的。另外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现在加了一个信息化,还有的加了生态化。这些就构成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指标和形态。
记者:孙教授,现在我们已经了解现代。那后现代是怎么出现的?它的出现有什么样的意义?
孙津:“实现”现代化的说法是有语病的,因为它不过是指新一轮竞争标准的制定和优势的获得。其实,就所有人都不得不卷入现代化运动来讲,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方都充分现代化了。于是,后现代就作为时尚、时髦、或者与时俱进的本性展开,以解构的姿态、但却与现代毫无间隙地出现了。后现代本来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但不仅社会主义在改革,资本主义也与时俱进,所以后现代就成了人类设法摆脱自己创造的所有文明和文化束缚的态度和努力,就像试图拔着自己头发向上升一样。后现代出来以后,就想做一件事情:你不是搞了那么多文明和文化吗,我都不要。所以在学术上把它叫做解构。其实解构这个词我们知道,结构是构造起来,给你拆解掉了就是解构。所以,解构主义也是现代的东西,不满意就给你拆掉。但是,后现代的解构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反讽,反对的反,讽刺的讽,就是自我解嘲。
从学术角度讲,后现代的经典或权威表述都可以看作是“德法论战”的延续、展开、以及变形。德国的哈贝马斯认为,尽管后现代损害了启蒙以来科学理性的尊严,但以新的形式持续实现这种科学理性却是后现代的真实意义;法国的列奥塔则认为,后现代是一种进步姿态,因为它是现代的“初期状态”,如果不搞后现代,观念的懒惰会使社会僵化起来。
其实后现代出来的时候它找不到一个崭新的东西。它出来干什么?是不满现代。不满现代的什么?第一是不满竞争,太累。第二是不满堕落。但它依然堕落。这样就明白了,其实是现代带来的发展导致竞争太累,而竞争是为了捞钱,为了捞钱岂不是迁就惰性吗?这样就由发展到了堕落。其实是后现代带来了人们是不是会堕落、堕落以后怎么办,能不能解放,带来了这些问题,否则后现代就不会出现。
记者:您刚才多次提到发展和堕落,您能讲讲什么是发展?什么是堕落吗?
孙津:什么叫发展?简括地说,由于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如果不是某种神意在主宰,那么发展不过就是符合(尽管事实上顶多也就是大致、甚至部分的符合)某种被认为是好的预期的变化。当然,发展也是相对增长而言的,就是在生存或生活的需要之外多出了的东西。这些多出来的东西既是物质,也是竞争的力量和手段,所以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展到了今天,即便后现代也不反对发展,只不过它对发展本身有好多思考。思考的共同前提,是不满意这个发展。这里不满意有好多种,用我们的话讲有左、中、右,有各种角度:彻底反对发展、说发展是需要修正的,还有说发展是好的,都有,都不过是不满意现存的状况。为什么发展会带来、或者说变成堕落?因为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就陷入了一种状态,这个状态叫做竞争。竞争是什么?就是大家按同一个规则,然后我们都希望在这个规则里面努力保持自己的优势、增强自己的力量。这个规则有很多,有人说最大的规则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不管对不对,总之,现在世界上认同的肯定是这个。作为一个规则,竞争什么?就是看看谁在这个文明状态里能占优势。这种情况在现代化以前是不存在的。到了发展的时候,竞争的到来就把整个世界的人混在一起,作为文明的一个状态。大概60年代以后,就没有人认为发展不好了。只是说这样发展,那样发展,发展到哪一步,没有人说不好。这个话题就被作为现代化。所有人都在现代化不同的级别中,发展自己,于是就导致了整个人类将会怎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堕落的可能。那么堕落讲的什么?如果迁就人的本性,迁就一些容易的东西,也就是个人的利益等等,就叫堕落。我说的堕落并不是说去偷、去抢、去杀人放火。困难的事情不去干,就叫迁就惰性;都以钱多为发展标准或目标,就叫堕落。
记者:您认为我们怎样做能避免堕落?
孙津:如果不堕落怎么办?我把那个词叫解放。解放是什么?自觉的改造自己就叫解放。解放其实是后现代的态度里面最终要追求的东西。但是对解放的看法不一样,最终就要有一个根本性的东西:人类的终极解放。对于“终极”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包括不承认存在终极,不过有一点似乎不用证明,那就是从“最终极限”来讲,“终极”的所指只能是人本身。人类必须自觉地重新塑造自己,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必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自己,才可能达到共产主义。这就是人类的终极解放,即成为新人,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自己才能最终解放全人类、只有每个人的自由的充分实现才能达到人类的自由。
最抽象的讲解放就是自觉的自由。自觉的自由是什么?是一个现实的乌托邦。你说这个是地平线,有是有,走却走不到,永远在那个地方。我这里讲:对,地平线是永远走不到的。但是设想一下没有地平线你往哪里走,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如果共产主义是一种乌托邦,那么它的意义也在于目标进程和实践努力的一致性,即是说,并不存在一个乌托邦实现的时间表或理想状况,而应该是随时随地的兑现乌托邦的意义。共产主义当然以极大的物质丰富为支撑,但这个支撑本身也是道德性的,所以需要一个连接这两者的意义中介。这个意义中介就是为人民服务,因为从新人塑造的逻辑和现实来讲,解放都是针对人类而具有意义的,所以,共产主义的真实形态就在于为人民服务同时成为人的兴趣所在、第一需要、以及生存方式。
那么避免堕落并最终得到解放,出路何在?我认为取决于解放与堕落的赛跑。这个问题很复杂,包含的因素也很多,不过,如果我们把问题化简,那就是以坚信共产主义、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的一方,与各种不自觉文明的力量之间的赛跑。在某种意义上讲,堕落其实就是文明建设的各种不自觉认识和行为。所以,尽管不自觉的文明并不一定都是在干坏事,甚至也不是故意不道德,但它的确就是最大的堕落,因为它迁就惰性或私欲,腐蚀和瓦解人类的终极解放,甚至还自觉不自觉地将此当成了文明导向。
解放不仅是人的真实自由状态,而且是人与自然在结构和功能上的整体跃迁。因此,问题在于是否自觉、并切实努力争取人的解放。如果说,毛主席做过这种努力,那么就其对人类解放的意义来讲,这种努力有两个主要遗产,一是防止旧式官僚复活,另一是破除新阶级非道德化的必须性与可能性。根据中共“十七大”精神,在毛泽东思想奠定的政治基础上,现在的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形成和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中共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它作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等领域全面实践和推进科学发展。在此意义上讲,中国就是解放方向的领跑力量。但是,即使中国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且也为世界做出了示范,如何使世界认同这个方向并愿意共同努力仍是全无保证的。进一步说,既然解放与堕落的方向是不一致的,真实的赛跑就不是在两条平行跑道上进行的,所以赛跑又像是一场拔河。
当人类不发展的时候或者说不把发展当做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不存在堕落和解放的问题。换句话讲,人类的发展、堕落和解放实际上是由发展带来的人类的堕落和解放问题。从避免堕落、争取解放来讲,由现代而现代化的变化不过表明了哲学和伦理学意义上的一个道理,即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解放是自觉的自由。但是,这个主义和解放并没有预定的达到时空,它们就在实现当下,是现实的乌托邦。因此,“前后现代两重天”的真实含义只能在于某种预期的可能性,这个预期既从“过去”、也从“将来”的角度表明,共产主义或者人类解放之前的所有历史不过是人类的史前史。
记者:孙教授,您的《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被选为《读书》20年十大名篇之一。我想大家都很想听您讲讲什么是前后现代。
孙津:后现代其实是针对现代而言的。为什么要叫后现代,不另起一个名字?是因为起不出来,找不出名字来。它对现代有很多不满,但是从根本上讲,它其实还在现代化这个运动当中。所以讲 “前后”其实没有前,是说需要了解现代是什么。
记者:就是说,要理解后现代就要了解现代。那什么是现代呢?
孙津:既然说后现代,逻辑上就可以有前现代。但是,真实的现代是针对传统而言的,所以后现代得以成立的“前”现代,其实就是现代。
现代本身的意思就是时尚或时髦,学术上把它叫做现代性,其实也就是与时俱进,就是不断的新。这是从普遍道理讲的。可是这样讲就有一个麻烦,麻烦在哪?没有止境了。如果这样讲,那现代以前有没有时髦?明代有没有?宋代有没有?唐代有没有?都有。为什么不叫现代?所以现代的生成有一个时空针对,叫做传统。如果按照我们能够理解的话来讲,这个传统大体上是指封建社会。为什么是大体上?封建这个东西其实是个模模糊糊的概念,很难说,而且各地的封建区别很大,比如中国的封建在欧洲就不曾有过。但我们大体上知道封建指什么,比如世袭式、神权政治、甚至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等等。所以,这个针对性的含义是说:由原来的传统社会转变到一个新的社会,我们把这个社会叫做现代社会,把这个转变叫做现代化。
记者:孙教授,那我们怎样判断是不是现代?
孙津:怎么样把现代作为大家都认可的一个标准,这个有点麻烦。因为你觉得那个时髦可能我觉得不时髦。但总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叫做现代化。现代化是一场全球性的文明运动,也是一种不可逆的矢量。如果要我给现代化下一个定义那就是:全球范围穷国追赶富国的竞争境况和无尽过程。
1960年在日本箱根开了一个会,历史上叫做箱根会议。这次会议提出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有后发展的国家是不是都要走一个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或者叫文明模式。第二个问题,不敢拿出来讲,但实际上是这样:这个发展道路或者叫文明模式,是不是就是欧美已经走过的道路。第二个问题不敢公开讲,但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就是后发展的国家大概不可避免的要重复一些先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道路,也就是都要向西方学习才行。箱根会议得出九个标准包括:每年的GDP人均多少、每千人的医生的占有率、律师的占有率、人均寿命多少,当然还有市场经济、民族政治等等。但是大体说来,我们比较认可的标准是这么几个:一是民主政治。不管共产党、国民党、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必须是民主的。 第二个,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看来不是现代化,我们国家是1992年开始同意这个说法的。另外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现在加了一个信息化,还有的加了生态化。这些就构成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指标和形态。
记者:孙教授,现在我们已经了解现代。那后现代是怎么出现的?它的出现有什么样的意义?
孙津:“实现”现代化的说法是有语病的,因为它不过是指新一轮竞争标准的制定和优势的获得。其实,就所有人都不得不卷入现代化运动来讲,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方都充分现代化了。于是,后现代就作为时尚、时髦、或者与时俱进的本性展开,以解构的姿态、但却与现代毫无间隙地出现了。后现代本来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但不仅社会主义在改革,资本主义也与时俱进,所以后现代就成了人类设法摆脱自己创造的所有文明和文化束缚的态度和努力,就像试图拔着自己头发向上升一样。后现代出来以后,就想做一件事情:你不是搞了那么多文明和文化吗,我都不要。所以在学术上把它叫做解构。其实解构这个词我们知道,结构是构造起来,给你拆解掉了就是解构。所以,解构主义也是现代的东西,不满意就给你拆掉。但是,后现代的解构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反讽,反对的反,讽刺的讽,就是自我解嘲。
从学术角度讲,后现代的经典或权威表述都可以看作是“德法论战”的延续、展开、以及变形。德国的哈贝马斯认为,尽管后现代损害了启蒙以来科学理性的尊严,但以新的形式持续实现这种科学理性却是后现代的真实意义;法国的列奥塔则认为,后现代是一种进步姿态,因为它是现代的“初期状态”,如果不搞后现代,观念的懒惰会使社会僵化起来。
其实后现代出来的时候它找不到一个崭新的东西。它出来干什么?是不满现代。不满现代的什么?第一是不满竞争,太累。第二是不满堕落。但它依然堕落。这样就明白了,其实是现代带来的发展导致竞争太累,而竞争是为了捞钱,为了捞钱岂不是迁就惰性吗?这样就由发展到了堕落。其实是后现代带来了人们是不是会堕落、堕落以后怎么办,能不能解放,带来了这些问题,否则后现代就不会出现。
记者:您刚才多次提到发展和堕落,您能讲讲什么是发展?什么是堕落吗?
孙津:什么叫发展?简括地说,由于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如果不是某种神意在主宰,那么发展不过就是符合(尽管事实上顶多也就是大致、甚至部分的符合)某种被认为是好的预期的变化。当然,发展也是相对增长而言的,就是在生存或生活的需要之外多出了的东西。这些多出来的东西既是物质,也是竞争的力量和手段,所以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展到了今天,即便后现代也不反对发展,只不过它对发展本身有好多思考。思考的共同前提,是不满意这个发展。这里不满意有好多种,用我们的话讲有左、中、右,有各种角度:彻底反对发展、说发展是需要修正的,还有说发展是好的,都有,都不过是不满意现存的状况。为什么发展会带来、或者说变成堕落?因为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就陷入了一种状态,这个状态叫做竞争。竞争是什么?就是大家按同一个规则,然后我们都希望在这个规则里面努力保持自己的优势、增强自己的力量。这个规则有很多,有人说最大的规则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不管对不对,总之,现在世界上认同的肯定是这个。作为一个规则,竞争什么?就是看看谁在这个文明状态里能占优势。这种情况在现代化以前是不存在的。到了发展的时候,竞争的到来就把整个世界的人混在一起,作为文明的一个状态。大概60年代以后,就没有人认为发展不好了。只是说这样发展,那样发展,发展到哪一步,没有人说不好。这个话题就被作为现代化。所有人都在现代化不同的级别中,发展自己,于是就导致了整个人类将会怎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堕落的可能。那么堕落讲的什么?如果迁就人的本性,迁就一些容易的东西,也就是个人的利益等等,就叫堕落。我说的堕落并不是说去偷、去抢、去杀人放火。困难的事情不去干,就叫迁就惰性;都以钱多为发展标准或目标,就叫堕落。
记者:您认为我们怎样做能避免堕落?
孙津:如果不堕落怎么办?我把那个词叫解放。解放是什么?自觉的改造自己就叫解放。解放其实是后现代的态度里面最终要追求的东西。但是对解放的看法不一样,最终就要有一个根本性的东西:人类的终极解放。对于“终极”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包括不承认存在终极,不过有一点似乎不用证明,那就是从“最终极限”来讲,“终极”的所指只能是人本身。人类必须自觉地重新塑造自己,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必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自己,才可能达到共产主义。这就是人类的终极解放,即成为新人,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自己才能最终解放全人类、只有每个人的自由的充分实现才能达到人类的自由。
最抽象的讲解放就是自觉的自由。自觉的自由是什么?是一个现实的乌托邦。你说这个是地平线,有是有,走却走不到,永远在那个地方。我这里讲:对,地平线是永远走不到的。但是设想一下没有地平线你往哪里走,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如果共产主义是一种乌托邦,那么它的意义也在于目标进程和实践努力的一致性,即是说,并不存在一个乌托邦实现的时间表或理想状况,而应该是随时随地的兑现乌托邦的意义。共产主义当然以极大的物质丰富为支撑,但这个支撑本身也是道德性的,所以需要一个连接这两者的意义中介。这个意义中介就是为人民服务,因为从新人塑造的逻辑和现实来讲,解放都是针对人类而具有意义的,所以,共产主义的真实形态就在于为人民服务同时成为人的兴趣所在、第一需要、以及生存方式。
那么避免堕落并最终得到解放,出路何在?我认为取决于解放与堕落的赛跑。这个问题很复杂,包含的因素也很多,不过,如果我们把问题化简,那就是以坚信共产主义、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的一方,与各种不自觉文明的力量之间的赛跑。在某种意义上讲,堕落其实就是文明建设的各种不自觉认识和行为。所以,尽管不自觉的文明并不一定都是在干坏事,甚至也不是故意不道德,但它的确就是最大的堕落,因为它迁就惰性或私欲,腐蚀和瓦解人类的终极解放,甚至还自觉不自觉地将此当成了文明导向。
解放不仅是人的真实自由状态,而且是人与自然在结构和功能上的整体跃迁。因此,问题在于是否自觉、并切实努力争取人的解放。如果说,毛主席做过这种努力,那么就其对人类解放的意义来讲,这种努力有两个主要遗产,一是防止旧式官僚复活,另一是破除新阶级非道德化的必须性与可能性。根据中共“十七大”精神,在毛泽东思想奠定的政治基础上,现在的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形成和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中共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它作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等领域全面实践和推进科学发展。在此意义上讲,中国就是解放方向的领跑力量。但是,即使中国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且也为世界做出了示范,如何使世界认同这个方向并愿意共同努力仍是全无保证的。进一步说,既然解放与堕落的方向是不一致的,真实的赛跑就不是在两条平行跑道上进行的,所以赛跑又像是一场拔河。
当人类不发展的时候或者说不把发展当做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不存在堕落和解放的问题。换句话讲,人类的发展、堕落和解放实际上是由发展带来的人类的堕落和解放问题。从避免堕落、争取解放来讲,由现代而现代化的变化不过表明了哲学和伦理学意义上的一个道理,即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解放是自觉的自由。但是,这个主义和解放并没有预定的达到时空,它们就在实现当下,是现实的乌托邦。因此,“前后现代两重天”的真实含义只能在于某种预期的可能性,这个预期既从“过去”、也从“将来”的角度表明,共产主义或者人类解放之前的所有历史不过是人类的史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