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总理莫迪于5月14～19日先后对中国、蒙古国和韩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莫迪总理的东亚三国行可谓各有侧重：在中国强调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取决于中印两国各自收获以及合作事项，在蒙古国强调印度是蒙古国的第三邻国和精神上的伙伴，在韩国则强调韩国是继日本后印度建立“2 2”对话机制的第二个伙伴。尽管东亚三国在印度战略棋盘上的权重有所差别，但东亚成为印度对外战略的重点布局地区是一个既成事实。
　　“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
　　升级“东向政策”是莫迪就任总理后在对外战略上的重要发力点。莫迪当选前，印度的“东向政策”在历经20多年的发展与深化后所覆盖的地域范围已从东南亚国家逐渐拓展到东北亚的韩国、日本和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泛亚太地区，并且呈现出从政策到战略、从陆上到海上、从经济到文化和安全等多方位扩展态势。然而，因缺乏持续性关注以及执行力不足，印度战略界对“东向政策”的成效多有不满。
　　在2014年11月举行的第12届东盟—印度峰会上，莫迪就明确表示要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同年12月，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在回答联邦议会人民院询问时也指出，印度近几个月来正以更务实的做法积极推进“东向行动政策”。首要表现即是政策覆盖的地域范围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扩大。传统上，东向政策的指向是从缅甸开始向东以及东北与东南呈扇形扩展;2014年6月东向政策的门户定位从缅甸西移至孟加拉国，明确指出东向政策从孟加拉国开始。莫迪此次访问蒙古国时指出蒙古国是印度“东向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东向行动政策”在地缘范围、议题领域和战略导向等方面的诸多新趋势，表明印度要以更积极的行动来发展与东南亚、东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各国在政治、经济及安全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以进一步拓展印度的战略空间并全面融入亚太区域合作进程。具体来说，政策上从向东“看”到向东“行动”的转变说明，印度的战略诉求趋于多元，战略内涵开始超越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贸易与投资这两个传统支柱，开始注重追求经济 政治 安全 软实力等多重战略目标。
　　印蒙：安全合作是支柱
　　印度与蒙古国的“邻居”定位反映了彼此需求上升，双边关系的指向意义明显。在印度1992年实施“东向政策”和蒙古国1993年出台不结盟、等距离和全方位的“多支点外交政策”后，两国战略利益契合点不断增多，双边关系逐渐从“精神邻居”发展为“全面伙伴关系”（2009年），并进而发展为“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但客观地说，印蒙经贸往来有限，安全领域合作日益成为双边关系重要支柱。
　　印蒙双边贸易额规模小，2012年曾达到6000万美元，但随后连年下滑，至2014年只有1500多万美元。而且囿于蒙古国出口产品结构单一，未来双边贸易提升空间相当有限。在此背景下，安全与防务成为双边合作的重要支柱。两国于1994年签署《蒙印友好关系与合作条约》，于2001年签署《国防合作协定》并于2011年续签，并且建立起防务合作联合工作组年度会晤与磋商机制，目前已举行了七次会议。双边安全合作的科目也日益增多，涵盖特种行动、网络安全、炸弹处置、战术行动、有效预防和检测恐怖主义和罪行、装备提供与维护以及人员培训等科目。双边军事演习也实现了常态化与机制化。
　　蒙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印度发展与蒙古国关系的又一因素。例如蒙古国高达近七万吨的铀资源储备对铀矿资源匮乏的印度极具诱惑。2009年，两国签订了在和平利用放射性矿物与核能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此次莫迪访蒙期间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再次重申两国将加强民用核领域合作。
　　印韩：升级为“特殊战略伙伴”
　　莫迪在任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曾于2007年访问韩国，八年后作为印度总理再次访韩，其中最主要的突破就是将印韩关系从“战略伙伴”提升为“特殊战略伙伴”。实际上，正如莫迪所指出的，印韩的合作关系始于对经济的关注，但现在逐步向战略层面发展。
　　印度于1992年出台“东向政策”，印韩关系自此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在相当长时期内，印韩关系的重心也在经济合作领域，双方于2009年缔结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就是显著的标志。印韩于2010年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两国开始追求双边关系的多属性定位。2011年7月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2012年3月决定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并设定了双边贸易额2015年达到400亿美元的目标。2014年1月两国决定扩展战略伙伴关系并明确了政治、经济、安全与防务领域合作的蓝图，2014年12月印外长访韩时邀请韩国成为“在印度制造”的重要伙伴之一。
　　印韩“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两国决定在印度“东向行动政策”和韩国的“东北亚和平与合作倡议”之间找到互补性和利益交集，以实现共同的战略目标;第二，两国对双边安全合作有巨大潜力的共识度极高，决定利用副部长级的“2 2”防务与外交政策对话机制加强磋商;第三，通过发掘印韩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的潜力以发展双边贸易与投资，决定于2016年6月前完成CEPA的修订谈判，韩国为印度的基础设施领域建设提供十亿美元经济发展合作基金和90亿美元出口信贷，合作领域涵盖智能城市、铁路和电力等。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将韩国定位为“新兴东亚体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亚太地区未来权力结构，印度认为美国是第一层，是主导性领导力量;印度与中国实力上升，成为第二层;日本将大幅衰落;俄罗斯将缓慢衰落;而韩国和印尼等中等国家的重要性会相对提升。正是在这种判断下，印度将韩国的定位从“战略伙伴”升级为“特殊战略伙伴”。
　　印中：仍需进一步凝聚共识
　　东亚是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也是未来塑造亚太地区秩序的重要力量。印度升级东向政策、强化与东亚地区的多维联系，是要从战略的高度积极参与并全面拓展与东亚地区的双边与多边关系，从政治、经贸与安全等多个维度营造有利于自身发展与未来崛起的外部环境。有分析认为，印度强化与韩国、蒙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有平衡中国对周边影响的考量，但客观地说，中国也是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绕不开的国家，而且从经贸互补性以及潜力看，中印毫无疑问是天然的合作伙伴。尤其是近年来尽管中印关系复杂而敏感，但支撑双边关系的基础始终存在。一是中印在发展议题上有相似的立场，二是中印是多极化的积极推动力量，三是中印经贸与投资有一定的互补优势。通过近一年来的高层互访，中印形成诸多共识，2014年9月两国同意将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作为双边关系的核心内容，2015年5月两国决定协调立场并共同塑造地区和全球事务议程和结果，认为中印建设性关系模式将为完善国际体系提供新的基础。目前，中印对次区域合作普遍持乐观积极立场，但两国仍需进一步凝聚共识。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要推动中国向西开放与印度“东向政策”实现对接，但印度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仍持谨慎立场，对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回应也并不积极。在一定程度上，印度对华政策兼具接触与防范、合作与竞争等要素。
　　目前，尽管印度“东向行动政策”注重追求多重战略目标，但强化与东亚地区的经贸与投资关系仍是该政策最为核心的支柱。政策上从向东“看”到向东“行动”的转变，说明莫迪政府在深化与推进“东向政策”上的决心与意志较以往的历届政府都要坚定。这一决心和意志不仅来源于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在议会中的优势地位，也来源于印度周边环境的变化。其中，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尤其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是印度升级“向东看”政策的外部驱动因素之一。而且，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也希望并欢迎印度向东“行动”。未来印度在实践其“东向行动政策”的过程中是否能与中国构建良性竞合的建设性关系模式，对于中印发展以及亚太地区的稳定意义重大。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