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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鬼谷子》作为纵横家现存的唯一子书，中国逻辑史界对它的研究可谓少之又少，其根本原因在于逻辑观问题。鞠实儿提出的广义论证为《鬼谷子》在中国逻辑史界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本文从广义论证的观点出发，对《鬼谷子·捭阖》进行详细分析，并结合苏秦的说理实例，展现纵横家“捭阖”的说理方式。
【关键词】纵横家 鬼谷子 广义论证 捭阖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17.21.030
目前，中国逻辑史界对《鬼谷子》的研究，以不谈居多，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其一，《鬼谷子》一书真伪存疑。关于《鬼谷子》的真伪问题，各家亦是众说纷纭：萧登福认为从《捭阖》至《决篇》均为先秦《鬼谷子》旧物，而《本经阴符七术》等篇则是佛道兴起后的产品；①许富宏则从出土文献、传世文献、思想史以及汉语史等四个维度考证，认为《鬼谷子》的全部篇章都是先秦纵横家的著作；②陈蒲清所持的观点与萧登福比较相似，认为《捭阖》至《决篇》等11篇是先秦《鬼谷子》原著，是纵横家的著作，不同之处在于陈蒲清认为《符言》是从《管子》混入《鬼谷子》的，且《本经阴符七术》等篇可能为唐人著作。③虽然《鬼谷子》部分篇章的真伪问题尚有争议，但是将《鬼谷子》前11篇视为先秦纵横家的著作，显然是得到众学者认可的。其二，逻辑观问题。如《中国逻辑史（先秦卷）》称其所指的逻辑，仅限于形式逻辑。④而学者持有此种逻辑观进行研究，在学界较为普遍。因此，若认为形式逻辑代表了逻辑的全部，那么《鬼谷子》作为纵横家的唯一子书，是纵横家说理理论的结晶，其理论既缺少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形式上的论证，又没有对应于墨家“辟、侔、援、推”的理论，显然不是形式逻辑。因此，在此视域下，《鬼谷子》的说理理论自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学者对《鬼谷子》不予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鞠实儿提出的广义论证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视野，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不少学者纷纷以此为基础开展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如鞠实儿与何杨合著的《基于广义论证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以春秋赋诗论证为例》、曾昭式的《基于“位”范畴的“白马非马”论》和《庄子的“寓言”“重言”“卮言”論式研究》以及王克喜的《广义论证视域下的中国逻辑史开放研究——以“战国策”为例》等。所谓广义论证，指的是在给定的文化中，主体依据语境采用规则进行的语言博弈，旨在从前提出发促使博弈者或参与主体拒绝或接受某个结论。其中，主体隶属于文化群体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包括自然语言、肢体、图像语言和其他符号。⑤并且，不同的文明可以有不同的逻辑。⑥由此看来，作为隶属于中国文化的中国古代逻辑，拥有独特的说理方式，因此不必依据西方逻辑来解读，而应该从中国本土文化中寻找其自有逻辑。
显然，依据上述的研究成果，广义论证的提出为今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至少会带来如下两点变化：其一，扩大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论域。之前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名家和墨家。而依照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在广义论证的视域下，可以将《左传》和《战国策》纳入到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领域之中，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提供了新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广义论证作为逻辑观，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逻辑史研究论域。其二，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依据广义论证的研究方法，我们不仅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新成员，如《左传》《战国策》等进行分析，而且可以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老成员，如名家、墨家进行重新解读。
那么，能否用广义论证研究《鬼谷子》呢？显然，答案是肯定的。纵横家在进行说理活动时，目的在于宣扬己方政治主张，促使国君接受其主张，属于广义论证的范畴。而从实践的角度上看，纵横家在战国时期也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苏秦兼佩六国相印，实行“合纵”，联合六国而攻秦国，致使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张仪两次相秦，实施“连横”，打破“合纵”格局，并使诸国纷纷与秦国结盟。这些纵横家的说理实践，无一不在说明——纵横家的说理理论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人们接受的说理方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对其加以研究。
“捭阖”的说理规则
纵横家对“捭阖”的论述，主要记载于《捭阖》之中。《捭阖》是《鬼谷子》的第一篇，是《鬼谷子》全书的总纲，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捭阖”的原理，第二部分详细阐述“捭阖”的规则，第三部分阐述“捭阖”与“阴阳”的关系。依据《捭阖》所言：“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显然，“捭”与“开”“言”“阳”相对应，“阖”与“闭”“默”“阴”相呼应。由此看出，“捭阖”对应于口的一开一闭，“捭”指开口说话，具有“阳”的性质；而“阖”指闭口不言，含有“阴”的属性。而在我们常见的说理实践中，只要一方开口，另一方就会自然地选择沉默，反之亦然，因此，不存在双方都开口或双方都不开口的情况。显然，《鬼谷子》巧妙地将说理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划归到了“捭”与“阖”上，纵横家若要让国君听从己方的建议，最终说服对方，就必须做到会说会听，即善“捭”与善“阖”。下面我们来看看“捭阖”的具体规则。
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离合有守，先从其志。即欲捭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阖之者，结其诚也。皆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圣人因而为之虑。其不中权衡度数，圣人因而自为之虑。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内之。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鬼谷子·捭阖》）
依据文意，纵横家针对说理时所遇到的不同情况，其“捭”与“阖”的方式也会大不相同。“捭”的方法是“出之”与“内之”，分别应对于“同其情”与“料其情”这两种情况；而“阖”的方式有“取之”和“去之”，分别对应于两种情形——“结其诚”与“异其诚”。换句话说，纵横家在“捭”的时候，需要考虑这两种情况：如果纵横家与国君双方主张一致，那么纵横家就可以将其说出，以此表明己方主张与对方一致；若是纵横家并不知晓自己与国君的意向是否一致，则要先接纳对方的主张，再考虑如何结合，以便说出己方主张。在“阖”的时候，也有两种情形，即国君是否有意向或诚意，如果有，纵横家就要听取国君的主张；如果没有，纵横家则要考虑修改己方主张。 在使用“捭闔”的时候，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在“捭”的时候一定要周密，万万不能让对方抓住己方言语上的漏洞；而在“阖”的时候则要隐秘，己方的真实想法绝不能让对方知晓。另外，无论纵横家处在“捭”还是“阖”，都要仔细考量，寻找己方诉求与对方意图的契合点，若有，则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为之出谋划策；若无，则为自身考虑，设计计谋，做到全身而退。
综上所述，“捭阖”的规则如下图所示：
此外，《鬼谷子》在“捭”的具体内容上，即怎么说的问题上，也有相应的规定，依据文意，“长生”“喜欲”等均为事物的积极一面，属于“阳”，被称为“始”；而“死亡”“诛罚”等均为事物的消极一面，则属于“阴”，被称为“终”。在说理内容上，己方说“阳”的事物，可以促使对方采取行动，即“始其事”；而说“阴”的事物，则可让对方终止行动，即“终其谋”。由此可见，《鬼谷子》将“阴阳”化入到说理规则之中，要想说服他人，在“捭”的内容中，要“阴阳”结合，且有“阴”必有“阳”，二者缺一不可。
最后，需要明确的是，“捭阖”是纵横家说理、游说的根本法则。据《捭阖》所言：“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由此可见，纵横家中的诸多说理方式，如“反覆”“忤合”等，均是以“捭阖”为根本，发展变化而来的。
“捭阖”的应用——以苏秦为例
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粟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之忧，无过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赵之为蔽于南也。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秦、赵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难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兴号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众军于东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国必无患矣。（《战国策·燕策·苏秦将为从》）
纵观此例，苏秦游说燕王时，先是从“阳”的方面说起，称燕国为“天府之国”，并为燕王分析周边的形势，认为燕国之所以未遭受侵略，其根本原因在于“赵之为蔽于南”。紧接着，苏秦话锋一转，开始谈“阴”的方面：赵国若是攻来，则燕国危在旦夕。最后，苏秦由“阴”转“阳”：建议燕王与赵国结盟，则可安枕无忧。由此可见，苏秦在“捭”的内容上，有“阴”有“阳”，做到了“阴阳”结合；并且，先“阳”后“阴”，最后由“阴”转“阳”，做到了“阴阳”转换，符合“捭阖”的“阴阳”规则。另外，苏秦的主张与燕王渴望偏安一隅的诉求相契合，满足了“捭阖”中“同其情，则捭而出之”的要求。因此，苏秦此次说理实践取得成功，致使燕王说出“敬以国从”。苏秦在此说理实践中不仅使用了“捭阖”，而且还用到了其他的说理方式，比如苏秦所言的燕国地理、军事、农业等情况，均需提前对燕国国情有所了解，这种方法在《鬼谷子》中，被称为“量权”。
小结
“捭阖”是纵横家说理、游说的根本法则，我们可以从“捭阖”中看到纵横家说理方式的两大特点：其一，由“阴阳”而生的说理理论。其原因在于，纵横家说理的根本法则是“捭阖”，而据《捭阖》所言：“阴阳相求，由捭阖也。”可知“捭阖”体现出“阴阳相生”，并从“阴阳”演化而来的。而在说理实践中，也体现出“阴阳相生”。一方面，纵横家既是说话者又是听话者，时“捭”时“阖”，暗合于“阴阳”之间相互转化；另一方面，在“捭阖”对说理内容的要求上，要有“阴”有“阳”，与“阴阳相生”暗合。其二，纵横家非常重视“情”在说理中的主导作用，正如《捭阖》所言“同其情，则捭而出之”。在上例中，说理成功的关键在于苏秦与燕王“同其情”。故《内揵》篇云“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摩篇》云：“说者听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听。”因此，不同于墨家的“推类”方式，纵横家的说理方式重在由“情”入说，这就意味着，在说理实践中，把握对方的真实意图至关重要，故纵横家由此衍生出了“揣摩”“反应”“飞箝”等诸多方法，以此来探知对方的意图。
总之，《鬼谷子》拥有其独特的说理方式，绝非诡辩。在广义论证的视域下对其加以研究，既可以深入发掘纵横家特有的说理规则，并且思考能否用之于今，又可以扩充中国逻辑史的论域，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增砖添瓦。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广义逻辑的春秋政治论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6CZX053）
注释
萧登福：《鬼谷子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4年，第69页。
许富宏：《鬼谷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112页。
陈蒲清：《鬼谷子详解》，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150～164页。
李匡武：《中国逻辑史（先秦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页。
鞠实儿：《论逻辑的文化相对性——从民族志和历史学的观点看》，《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鞠实儿、何杨：《基于广义论证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以春秋赋诗论证为例》，《哲学研究》，2014年第1期。
责 编∕樊保玲
Abstract： Although Guiguzi is the only book of pre-Qin political lobbyists still existing today， the Chinese logical historians have conducted little research about i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related to the outlook on logic. The broad argument advanced by Ju Shier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 Chinese logical historians to study Guiguzi. On the basis of broad argument， this paper conducted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hapter of Manoeuvre of Guiguzi， and with a reference to the lobbying examples of Su Qin， demonstrated the lobbying techniques of the pre-Qin political lobbyists.
Keywords： Political lobbyists， Guiguzi， broad argument， lobbying
【关键词】纵横家 鬼谷子 广义论证 捭阖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17.21.030
目前，中国逻辑史界对《鬼谷子》的研究，以不谈居多，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其一，《鬼谷子》一书真伪存疑。关于《鬼谷子》的真伪问题，各家亦是众说纷纭：萧登福认为从《捭阖》至《决篇》均为先秦《鬼谷子》旧物，而《本经阴符七术》等篇则是佛道兴起后的产品；①许富宏则从出土文献、传世文献、思想史以及汉语史等四个维度考证，认为《鬼谷子》的全部篇章都是先秦纵横家的著作；②陈蒲清所持的观点与萧登福比较相似，认为《捭阖》至《决篇》等11篇是先秦《鬼谷子》原著，是纵横家的著作，不同之处在于陈蒲清认为《符言》是从《管子》混入《鬼谷子》的，且《本经阴符七术》等篇可能为唐人著作。③虽然《鬼谷子》部分篇章的真伪问题尚有争议，但是将《鬼谷子》前11篇视为先秦纵横家的著作，显然是得到众学者认可的。其二，逻辑观问题。如《中国逻辑史（先秦卷）》称其所指的逻辑，仅限于形式逻辑。④而学者持有此种逻辑观进行研究，在学界较为普遍。因此，若认为形式逻辑代表了逻辑的全部，那么《鬼谷子》作为纵横家的唯一子书，是纵横家说理理论的结晶，其理论既缺少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形式上的论证，又没有对应于墨家“辟、侔、援、推”的理论，显然不是形式逻辑。因此，在此视域下，《鬼谷子》的说理理论自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学者对《鬼谷子》不予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鞠实儿提出的广义论证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视野，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不少学者纷纷以此为基础开展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如鞠实儿与何杨合著的《基于广义论证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以春秋赋诗论证为例》、曾昭式的《基于“位”范畴的“白马非马”论》和《庄子的“寓言”“重言”“卮言”論式研究》以及王克喜的《广义论证视域下的中国逻辑史开放研究——以“战国策”为例》等。所谓广义论证，指的是在给定的文化中，主体依据语境采用规则进行的语言博弈，旨在从前提出发促使博弈者或参与主体拒绝或接受某个结论。其中，主体隶属于文化群体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包括自然语言、肢体、图像语言和其他符号。⑤并且，不同的文明可以有不同的逻辑。⑥由此看来，作为隶属于中国文化的中国古代逻辑，拥有独特的说理方式，因此不必依据西方逻辑来解读，而应该从中国本土文化中寻找其自有逻辑。
显然，依据上述的研究成果，广义论证的提出为今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至少会带来如下两点变化：其一，扩大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论域。之前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名家和墨家。而依照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在广义论证的视域下，可以将《左传》和《战国策》纳入到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领域之中，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提供了新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广义论证作为逻辑观，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逻辑史研究论域。其二，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依据广义论证的研究方法，我们不仅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新成员，如《左传》《战国策》等进行分析，而且可以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老成员，如名家、墨家进行重新解读。
那么，能否用广义论证研究《鬼谷子》呢？显然，答案是肯定的。纵横家在进行说理活动时，目的在于宣扬己方政治主张，促使国君接受其主张，属于广义论证的范畴。而从实践的角度上看，纵横家在战国时期也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苏秦兼佩六国相印，实行“合纵”，联合六国而攻秦国，致使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张仪两次相秦，实施“连横”，打破“合纵”格局，并使诸国纷纷与秦国结盟。这些纵横家的说理实践，无一不在说明——纵横家的说理理论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人们接受的说理方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对其加以研究。
“捭阖”的说理规则
纵横家对“捭阖”的论述，主要记载于《捭阖》之中。《捭阖》是《鬼谷子》的第一篇，是《鬼谷子》全书的总纲，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捭阖”的原理，第二部分详细阐述“捭阖”的规则，第三部分阐述“捭阖”与“阴阳”的关系。依据《捭阖》所言：“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显然，“捭”与“开”“言”“阳”相对应，“阖”与“闭”“默”“阴”相呼应。由此看出，“捭阖”对应于口的一开一闭，“捭”指开口说话，具有“阳”的性质；而“阖”指闭口不言，含有“阴”的属性。而在我们常见的说理实践中，只要一方开口，另一方就会自然地选择沉默，反之亦然，因此，不存在双方都开口或双方都不开口的情况。显然，《鬼谷子》巧妙地将说理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划归到了“捭”与“阖”上，纵横家若要让国君听从己方的建议，最终说服对方，就必须做到会说会听，即善“捭”与善“阖”。下面我们来看看“捭阖”的具体规则。
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离合有守，先从其志。即欲捭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阖之者，结其诚也。皆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圣人因而为之虑。其不中权衡度数，圣人因而自为之虑。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内之。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鬼谷子·捭阖》）
依据文意，纵横家针对说理时所遇到的不同情况，其“捭”与“阖”的方式也会大不相同。“捭”的方法是“出之”与“内之”，分别应对于“同其情”与“料其情”这两种情况；而“阖”的方式有“取之”和“去之”，分别对应于两种情形——“结其诚”与“异其诚”。换句话说，纵横家在“捭”的时候，需要考虑这两种情况：如果纵横家与国君双方主张一致，那么纵横家就可以将其说出，以此表明己方主张与对方一致；若是纵横家并不知晓自己与国君的意向是否一致，则要先接纳对方的主张，再考虑如何结合，以便说出己方主张。在“阖”的时候，也有两种情形，即国君是否有意向或诚意，如果有，纵横家就要听取国君的主张；如果没有，纵横家则要考虑修改己方主张。 在使用“捭闔”的时候，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在“捭”的时候一定要周密，万万不能让对方抓住己方言语上的漏洞；而在“阖”的时候则要隐秘，己方的真实想法绝不能让对方知晓。另外，无论纵横家处在“捭”还是“阖”，都要仔细考量，寻找己方诉求与对方意图的契合点，若有，则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为之出谋划策；若无，则为自身考虑，设计计谋，做到全身而退。
综上所述，“捭阖”的规则如下图所示：
此外，《鬼谷子》在“捭”的具体内容上，即怎么说的问题上，也有相应的规定，依据文意，“长生”“喜欲”等均为事物的积极一面，属于“阳”，被称为“始”；而“死亡”“诛罚”等均为事物的消极一面，则属于“阴”，被称为“终”。在说理内容上，己方说“阳”的事物，可以促使对方采取行动，即“始其事”；而说“阴”的事物，则可让对方终止行动，即“终其谋”。由此可见，《鬼谷子》将“阴阳”化入到说理规则之中，要想说服他人，在“捭”的内容中，要“阴阳”结合，且有“阴”必有“阳”，二者缺一不可。
最后，需要明确的是，“捭阖”是纵横家说理、游说的根本法则。据《捭阖》所言：“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由此可见，纵横家中的诸多说理方式，如“反覆”“忤合”等，均是以“捭阖”为根本，发展变化而来的。
“捭阖”的应用——以苏秦为例
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粟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之忧，无过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赵之为蔽于南也。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秦、赵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难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兴号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众军于东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国必无患矣。（《战国策·燕策·苏秦将为从》）
纵观此例，苏秦游说燕王时，先是从“阳”的方面说起，称燕国为“天府之国”，并为燕王分析周边的形势，认为燕国之所以未遭受侵略，其根本原因在于“赵之为蔽于南”。紧接着，苏秦话锋一转，开始谈“阴”的方面：赵国若是攻来，则燕国危在旦夕。最后，苏秦由“阴”转“阳”：建议燕王与赵国结盟，则可安枕无忧。由此可见，苏秦在“捭”的内容上，有“阴”有“阳”，做到了“阴阳”结合；并且，先“阳”后“阴”，最后由“阴”转“阳”，做到了“阴阳”转换，符合“捭阖”的“阴阳”规则。另外，苏秦的主张与燕王渴望偏安一隅的诉求相契合，满足了“捭阖”中“同其情，则捭而出之”的要求。因此，苏秦此次说理实践取得成功，致使燕王说出“敬以国从”。苏秦在此说理实践中不仅使用了“捭阖”，而且还用到了其他的说理方式，比如苏秦所言的燕国地理、军事、农业等情况，均需提前对燕国国情有所了解，这种方法在《鬼谷子》中，被称为“量权”。
小结
“捭阖”是纵横家说理、游说的根本法则，我们可以从“捭阖”中看到纵横家说理方式的两大特点：其一，由“阴阳”而生的说理理论。其原因在于，纵横家说理的根本法则是“捭阖”，而据《捭阖》所言：“阴阳相求，由捭阖也。”可知“捭阖”体现出“阴阳相生”，并从“阴阳”演化而来的。而在说理实践中，也体现出“阴阳相生”。一方面，纵横家既是说话者又是听话者，时“捭”时“阖”，暗合于“阴阳”之间相互转化；另一方面，在“捭阖”对说理内容的要求上，要有“阴”有“阳”，与“阴阳相生”暗合。其二，纵横家非常重视“情”在说理中的主导作用，正如《捭阖》所言“同其情，则捭而出之”。在上例中，说理成功的关键在于苏秦与燕王“同其情”。故《内揵》篇云“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摩篇》云：“说者听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听。”因此，不同于墨家的“推类”方式，纵横家的说理方式重在由“情”入说，这就意味着，在说理实践中，把握对方的真实意图至关重要，故纵横家由此衍生出了“揣摩”“反应”“飞箝”等诸多方法，以此来探知对方的意图。
总之，《鬼谷子》拥有其独特的说理方式，绝非诡辩。在广义论证的视域下对其加以研究，既可以深入发掘纵横家特有的说理规则，并且思考能否用之于今，又可以扩充中国逻辑史的论域，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增砖添瓦。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广义逻辑的春秋政治论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6CZX053）
注释
萧登福：《鬼谷子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4年，第69页。
许富宏：《鬼谷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112页。
陈蒲清：《鬼谷子详解》，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150～164页。
李匡武：《中国逻辑史（先秦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页。
鞠实儿：《论逻辑的文化相对性——从民族志和历史学的观点看》，《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鞠实儿、何杨：《基于广义论证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以春秋赋诗论证为例》，《哲学研究》，2014年第1期。
责 编∕樊保玲
Abstract： Although Guiguzi is the only book of pre-Qin political lobbyists still existing today， the Chinese logical historians have conducted little research about i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related to the outlook on logic. The broad argument advanced by Ju Shier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 Chinese logical historians to study Guiguzi. On the basis of broad argument， this paper conducted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hapter of Manoeuvre of Guiguzi， and with a reference to the lobbying examples of Su Qin， demonstrated the lobbying techniques of the pre-Qin political lobbyists.
Keywords： Political lobbyists， Guiguzi， broad argument， lobb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