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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就业结构变化曾出现过异常，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起主导地位，并且，当期的消极作用大于其他时期的积极作用，导致综合结构效应为负数，中国的经济增长经验不支持“structural bonus”假说；随着就业结构变化的增大，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不断增强，综合结构效应的绝对值逐渐减小；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惯性，并且，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的惯性增强。
关键词：就业结构变化；经济增长；结构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1.5;F01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8-0004-03
一、引言
Lewis（1954）最早对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进行了初步探讨，他认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部门结构转变是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结构学派和世界银行的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化，提出了“structural bonus”和“structural burden”理论。前者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生产要素从劳动生产率低的行业不断向劳动生产率高的行业转移，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后者则认为，由于“progressive”行业生产率提高很快，大量劳动力被转移到“stagnant”行业（假设总需求不变）；在长期中，这种就业结构变化会削弱人均收入的增长趋势。
许多学者对上述两种假说的研究结果表明，结构效应具有显著时期差异性。Lakhwinder Singh（2002）采用SSA模型，对韩国的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投入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贡献近15%，结论支持“structural bonus”假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结构效应为负数，高达负30%，结论支持“structural burden”假说[1]。Pedro Lains （2003）对葡萄牙的研究表明，在全国范围内，1973年以前，结构变化对葡萄牙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很高（三产业划分法的测算值为28%，16产业划分法的测算值为40%），结论支持“structural bonus”假说，1973年以后，结构效应逐步下降，并最终消失；在制造业内部，1973年以前，实证结果支持“structural bonus”假说，1973年以后，实证结果支持“structural burden”假说[2]。袁晓虎（1998）运用SS分析模型对江苏省产业结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进行分析，结论表明，不同时期的结构效应不同[3]。
然而，以上研究要么只关注产业结构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要么研究方法仅限于SSA模型；本文拟采用计量分析模型，研究就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论证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显著的结构效应，以及结构效应是否存在显著的时期差异性，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为国内学术界提供更多的实证支持。
二、结构效应的理论假说
按照资源配置理论，单位资源的产出量在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有很大的差异。由于配置方式和各产业部门结构的不同，不同的生产部门单位产出效益的不同，在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将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益。当社会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时，如果社会能够充分满足产出效益高的部门对资源的需求，并将产出效益低的部门中滞留的过剩资源转移出去，则会使总体劳动生产率和GDP得到较快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会产生负面影响。
在一个大的经济体系中，由于各个产业面临的市场需求不同，技术条件也存在差异。对于一些劳动生产率或增加值份额比较高的产业，如果产品需求不断增长（绝对或相对），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就呈现上升趋势，劳动力向这些产业转移，或者劳动力向生产率或增加值份额上升的产业转移，这种就业结构变化对总体劳动生产率或GDP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反之，如果产品需求不断下降（绝对或相对），则会产生消极作用。如果结构效应显著大于零，则说明积极的就业结构变化起主导作用；如果结构效应显著小于零，则说明消极的就业结构变化起主导作用；如果结构效应不显著，则说明就业结构变化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基本抵消。由此，得到假说1：
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总体劳动生产率或GDP增长）的效应取决于其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影响的综合效果。
对于同一国家（或经济区域），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面临的市场需求不同，技术条件也存在差异。在一些时期，大部分产业劳动力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生产率高的产业吸纳了较多的劳动力，生产率低的产业吸纳较少的劳动力；且对于大部分生产率高的产业，当其劳动生产率上升时，其就业份额也不断攀升，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起主导作用，总体结构效应大于零。然而，在另外一些时期，需求结构已经改变，但是，由于就业结构调整的滞后性，大部分产业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起主导作用，总体结构效应小于零。
由此，得到假设2：
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总体劳动生产率或GDP增长）的效应，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形式，结构效应具有时期差异性。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介绍
1.模型介绍
已往的学者注重宏观经济的长期分析，大多依据C—D函数来构建多部门模型。J.H.LI.Dewhurst（2002）抛开这种分析框架，提出了新的思路。他认为，对于一个区域，观察它的一个产业，比较末期与基期的产业结构，其差值的绝对值就是这个产业的结构变化值；把各个产业的结构变化加总，就得到一个区域在某一时点的结构变化值；依次重复以上的工作，可以得到一个区域历年的结构变化值[4]。具体如下：
2.数据说明
本研究采用中国大陆29个省份的原始数据（1985—2005），不包括海南和重庆；数据主要包括：GDP（20世纪80年代为NI）、产业就业份额。总共涉及16个产业、1万多个数据点，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6），且所有数据均为可比。
经济增长指标最好采用GDP增长率，但是，在考察期内（1985—2005），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总量指标都是以NI数据为准，之后才开始采用GDP数据；因此，在经济增长指标GR选取上，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采用NI增长率，之后都采用GDP增长率。同时，NI增长率、GDP增长率（1986—2005）都是笔者根据原始数据计算整理得到。
结构变化指标可采用就业结构变化、投资结构变化等，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采用就业结构变化。在考察期内（1985—2005），1992年以前的产业被划分为12个，1993—2002年的产业被划分为16个，2003年以后的产业被划分为19个；因此，直接计算出来的结构变化指标SC存在逐步高估的趋势，由此得到的分析结果可能是逐步低估的结构效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统一采用16产业划分法，分别对1992年以前、2003年以后的结构变化指标SC进行加权处理，权重分别为16/12、16/19，使得各个时期的结构变化指标SC具有可比性。当然，这种加权处理方法比较粗糙，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另外，产业就业份额最好采用各产业就业人数计算出来的比重，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研究用产业职工人数份额代替产业就业人数，然后取其比重，产业职工人数统一采用年底统计数据。
四、结构效应的计量分析结果
为了说明结构效应的时期差异性，本文引入时期虚拟变量，对中国大陆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1987—2005）进行分析，所采用的分析软件是Eviews5.1，表中是对其分析结果的归纳与总结。
在下页表中，方程1是基础模型，没有考虑时期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方程2是时期效应模型，考虑了结构效应的时期差异性。
在基础模型中，所有系数的估计值都在1％水平上显著，模型通过参数检验。其中，系数β的估计值为-0.14，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结构变化弹性系数小于零，就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起主导作用，导致综合结构效应为负数。这表明，在考察期内（1987—2005年），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随着结构变化的增大，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步伐减缓，即综合结构效应减小（绝对值减小）。这可理解为，在考察期内（1987—2005年），由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出现异常，就业结构变化的消极影响起主导作用，且当期的消极影响大于其他时期就业结构变化的积极影响，导致综合结构效应为负数；同时，随着就业结构变化的增大，就业结构变化的积极影响逐渐增强，综合结构效应的绝对值逐渐减小。
另外，系数β的估计值为0.22，上期经济增长率与本期经济增长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在考察期内（1987—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惯性，并且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的惯性逐渐增强。这可理解为，由于投资、研发等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一定延续性和滞后性，因此，前期的经济增长往往会对当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五、结论
本文借鉴Dewhurst的思路，构建就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计量模型，选用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1987—2005年），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在考察期内（1987—2005年），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随着就业结构变化的增大，积极作用逐渐增强，综合结构效应绝对值递减。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在基本模型中，结构变化系数β的估计值为（-0.14），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综合结构效应为负数，中国经济增长经验不支持“structural bonus”假说；系数β小于零，说明随着就业结构变化的增大，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幅度逐渐减小，即综合结构效应逐渐减小（结构效应绝对值变小）。
2.在考察期内（1987—2005年），结构效应存在显著的时期差异性。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从4个时期划分来看，2001—2005年的结构效应最高，1987—1990年的结构效应最低，3个比较期与基准期（1987—1990年）的结构效应均存在显著差异。
参考文献：
[1]Lakhwinder Sing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Manufacturing Sector of South Korea,
2002.
[2]Pedro Lains, Explaining the Post-1973 Slowdown in Portugal, 2003.
[3]袁晓虎.江苏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江苏统计，1998，（12）.
[4]J.H.Ll.Dewhurs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the
ERSA Congress, Dortmund, August 2002.
[5]桑秀国.外资与经济增长——一个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及对中国数据的验证[J].理世界，2002，（9）.
关键词：就业结构变化；经济增长；结构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1.5;F01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8-0004-03
一、引言
Lewis（1954）最早对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进行了初步探讨，他认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部门结构转变是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结构学派和世界银行的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化，提出了“structural bonus”和“structural burden”理论。前者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生产要素从劳动生产率低的行业不断向劳动生产率高的行业转移，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后者则认为，由于“progressive”行业生产率提高很快，大量劳动力被转移到“stagnant”行业（假设总需求不变）；在长期中，这种就业结构变化会削弱人均收入的增长趋势。
许多学者对上述两种假说的研究结果表明，结构效应具有显著时期差异性。Lakhwinder Singh（2002）采用SSA模型，对韩国的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投入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贡献近15%，结论支持“structural bonus”假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结构效应为负数，高达负30%，结论支持“structural burden”假说[1]。Pedro Lains （2003）对葡萄牙的研究表明，在全国范围内，1973年以前，结构变化对葡萄牙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很高（三产业划分法的测算值为28%，16产业划分法的测算值为40%），结论支持“structural bonus”假说，1973年以后，结构效应逐步下降，并最终消失；在制造业内部，1973年以前，实证结果支持“structural bonus”假说，1973年以后，实证结果支持“structural burden”假说[2]。袁晓虎（1998）运用SS分析模型对江苏省产业结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进行分析，结论表明，不同时期的结构效应不同[3]。
然而，以上研究要么只关注产业结构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要么研究方法仅限于SSA模型；本文拟采用计量分析模型，研究就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论证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显著的结构效应，以及结构效应是否存在显著的时期差异性，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为国内学术界提供更多的实证支持。
二、结构效应的理论假说
按照资源配置理论，单位资源的产出量在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有很大的差异。由于配置方式和各产业部门结构的不同，不同的生产部门单位产出效益的不同，在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将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益。当社会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时，如果社会能够充分满足产出效益高的部门对资源的需求，并将产出效益低的部门中滞留的过剩资源转移出去，则会使总体劳动生产率和GDP得到较快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会产生负面影响。
在一个大的经济体系中，由于各个产业面临的市场需求不同，技术条件也存在差异。对于一些劳动生产率或增加值份额比较高的产业，如果产品需求不断增长（绝对或相对），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就呈现上升趋势，劳动力向这些产业转移，或者劳动力向生产率或增加值份额上升的产业转移，这种就业结构变化对总体劳动生产率或GDP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反之，如果产品需求不断下降（绝对或相对），则会产生消极作用。如果结构效应显著大于零，则说明积极的就业结构变化起主导作用；如果结构效应显著小于零，则说明消极的就业结构变化起主导作用；如果结构效应不显著，则说明就业结构变化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基本抵消。由此，得到假说1：
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总体劳动生产率或GDP增长）的效应取决于其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影响的综合效果。
对于同一国家（或经济区域），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面临的市场需求不同，技术条件也存在差异。在一些时期，大部分产业劳动力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生产率高的产业吸纳了较多的劳动力，生产率低的产业吸纳较少的劳动力；且对于大部分生产率高的产业，当其劳动生产率上升时，其就业份额也不断攀升，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起主导作用，总体结构效应大于零。然而，在另外一些时期，需求结构已经改变，但是，由于就业结构调整的滞后性，大部分产业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起主导作用，总体结构效应小于零。
由此，得到假设2：
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总体劳动生产率或GDP增长）的效应，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形式，结构效应具有时期差异性。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介绍
1.模型介绍
已往的学者注重宏观经济的长期分析，大多依据C—D函数来构建多部门模型。J.H.LI.Dewhurst（2002）抛开这种分析框架，提出了新的思路。他认为，对于一个区域，观察它的一个产业，比较末期与基期的产业结构，其差值的绝对值就是这个产业的结构变化值；把各个产业的结构变化加总，就得到一个区域在某一时点的结构变化值；依次重复以上的工作，可以得到一个区域历年的结构变化值[4]。具体如下：
2.数据说明
本研究采用中国大陆29个省份的原始数据（1985—2005），不包括海南和重庆；数据主要包括：GDP（20世纪80年代为NI）、产业就业份额。总共涉及16个产业、1万多个数据点，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6），且所有数据均为可比。
经济增长指标最好采用GDP增长率，但是，在考察期内（1985—2005），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总量指标都是以NI数据为准，之后才开始采用GDP数据；因此，在经济增长指标GR选取上，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采用NI增长率，之后都采用GDP增长率。同时，NI增长率、GDP增长率（1986—2005）都是笔者根据原始数据计算整理得到。
结构变化指标可采用就业结构变化、投资结构变化等，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采用就业结构变化。在考察期内（1985—2005），1992年以前的产业被划分为12个，1993—2002年的产业被划分为16个，2003年以后的产业被划分为19个；因此，直接计算出来的结构变化指标SC存在逐步高估的趋势，由此得到的分析结果可能是逐步低估的结构效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统一采用16产业划分法，分别对1992年以前、2003年以后的结构变化指标SC进行加权处理，权重分别为16/12、16/19，使得各个时期的结构变化指标SC具有可比性。当然，这种加权处理方法比较粗糙，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另外，产业就业份额最好采用各产业就业人数计算出来的比重，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研究用产业职工人数份额代替产业就业人数，然后取其比重，产业职工人数统一采用年底统计数据。
四、结构效应的计量分析结果
为了说明结构效应的时期差异性，本文引入时期虚拟变量，对中国大陆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1987—2005）进行分析，所采用的分析软件是Eviews5.1，表中是对其分析结果的归纳与总结。
在下页表中，方程1是基础模型，没有考虑时期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方程2是时期效应模型，考虑了结构效应的时期差异性。
在基础模型中，所有系数的估计值都在1％水平上显著，模型通过参数检验。其中，系数β的估计值为-0.14，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结构变化弹性系数小于零，就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起主导作用，导致综合结构效应为负数。这表明，在考察期内（1987—2005年），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随着结构变化的增大，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步伐减缓，即综合结构效应减小（绝对值减小）。这可理解为，在考察期内（1987—2005年），由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出现异常，就业结构变化的消极影响起主导作用，且当期的消极影响大于其他时期就业结构变化的积极影响，导致综合结构效应为负数；同时，随着就业结构变化的增大，就业结构变化的积极影响逐渐增强，综合结构效应的绝对值逐渐减小。
另外，系数β的估计值为0.22，上期经济增长率与本期经济增长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在考察期内（1987—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惯性，并且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的惯性逐渐增强。这可理解为，由于投资、研发等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一定延续性和滞后性，因此，前期的经济增长往往会对当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五、结论
本文借鉴Dewhurst的思路，构建就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计量模型，选用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1987—2005年），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在考察期内（1987—2005年），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随着就业结构变化的增大，积极作用逐渐增强，综合结构效应绝对值递减。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在基本模型中，结构变化系数β的估计值为（-0.14），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综合结构效应为负数，中国经济增长经验不支持“structural bonus”假说；系数β小于零，说明随着就业结构变化的增大，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幅度逐渐减小，即综合结构效应逐渐减小（结构效应绝对值变小）。
2.在考察期内（1987—2005年），结构效应存在显著的时期差异性。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从4个时期划分来看，2001—2005年的结构效应最高，1987—1990年的结构效应最低，3个比较期与基准期（1987—1990年）的结构效应均存在显著差异。
参考文献：
[1]Lakhwinder Sing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Manufacturing Sector of South Korea,
2002.
[2]Pedro Lains, Explaining the Post-1973 Slowdown in Portugal, 2003.
[3]袁晓虎.江苏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江苏统计，1998，（12）.
[4]J.H.Ll.Dewhurs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the
ERSA Congress, Dortmund, August 2002.
[5]桑秀国.外资与经济增长——一个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及对中国数据的验证[J].理世界，2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