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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教育革命持续纵深会聚，以信息与生命科技融合为主的科技创新已成为影响未来世界发展格局的关键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为国家发展基本方略中的重要内容，将“健康中国”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重要地位，加之“创新驱动”和“科技强国”战略，生物医学领域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知识快速更新迭代、科技交叉融合加速、推动生产及科学研究方式发生颠覆性变革，在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领域尤为明显。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肆虐等突发性事件也更加暴露了人类所面临的健康、能源、环境等危机，已经远远超越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范畴。“对于拿着锤子的人来讲，全世界都是钉子”，一种学科框架，在帮助我们分析认识世界的同时，也会限制我们从其他学科的角度去分析认识世界，单一学科的选择性认知与思维方式往往会造成认知上的偏见与偏颇。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许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重大发现多来源于学科之间的深入交叉与融合，也只有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产生的重大突破，才能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重大复杂性问题。
在医学发展过程中，医工学科的交叉融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过去的21世纪来看，医学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医学本身的突破，更得益于工程、数学、物理、化学、信息科学等在医学领域的应用与拓展。医工学科的交叉融合，不但能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能提升传统学科的层次和水平，催生新的学科发展领域，引领现代医学发展[1]。无论是集计算机、机械、电子、医学工程、物理等多学科于一体的CT与手术机器人，还是大数据时代的精准医疗与融合发育生物学、生物工程和临床创新的3D生物打印技术，无不彰显医学与工程学科相互交叉、融合、渗透在解决人类健康挑战方面的重要作用。目前，医工交叉的主流趋势是将工程、信息学科的知识、手段和工具运用到医学领域，实现医学学科的跨越式发展。未来，医学领域会面临更多重大挑战，如各类疑难杂症、移植器官、新型生物材料等，这些都有待医工交叉去攻克。因此，医工交叉不仅是医学学科发展的自身需求，也将成为推动未来医学发展的关键驱动要素。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各著名大学开始逐渐重视推动医工学科的交叉融合，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通过设立跨学科研究计划、跨学科研究机构、跨学院系等多种组织模式将生命科学、医学、工程学、信息学等领域力量整合起来，取得了众多突破性成果[2]。如创立于1970年，目前仍是美国最大的生物医学工程和医学科学家培训项目之一的哈佛-麻省理工卫生科学与技术（HST）项目，其研究领域涉及生物医学的造影、信息、整合、再生四方面，旨在将研究生训练成为对工程技术、物理科学、生物科学有深刻理解、具有临床经验的复合型人才，为全球其他高校医工交叉研究及人才培养带来诸多经验和启发。又如美国斯坦福大学于1998年设立了“生物交叉”研究项目（Bio-X计划），跨越医学、文、理、工程、计算机等多个学科，以解决生命科学中的重大问题为目标，资助了一系列生物科技前沿领域研究，通过整合斯坦福大学多学科资源，成功破译了人类遗传基因密码，在生物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已成为国际上以大型跨学科研究计划为核心推动跨学科研究和协同创新的典范。可以说，哪所学校能更早意识到医工交叉的重要性并投入力量推动其发展，该校就有可能抢占医学发展的制高点，进而在医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已经成为各个大学的共识[3]。
2020年7月，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宣布，新增交叉学科作为中国第 14 个学科门类，这既吸收了国际经验，也反映了国内大学这些年来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纵观国内，北京大学早在 2006 年就成立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现有十多个研究机构，涉及的主要学科包括数学、化学、生物医学等;上海交通大学于2007年成立了Med-X研究院，从事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国内其他诸多综合性大学也都相继建立了医学与工程、信息等多个不同方向的学科交叉平台。但因交叉研究方式在我国起步较晚，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国内医工交叉教育与研究正呈方兴未艾之势。
在知识模式产生变革，学科模式发生转变的背景下，研究生培养也逐渐由单一学科走向多学科交叉培养模式[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34号）明确指出：要加快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健全以职业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设置交叉学科，促进医工、医理、医文学科交叉融合。一方面，医工学科融合在产生创新性成果的同时也造就了大批创新性综合人才。另一方面，医工综合人才队伍的壮大，也极大加强了解决临床疑难问题的能力，推动医学学科自身的飞跃。因此，开展医工交叉研究，推进“医学+X”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创新拔尖人才培养，为医学事业发展提供稳定的后备人才保障，是当下医学高等教育的重中之重。
未来，增量建设已不適应当前资源紧俏、“双一流”建设任务急迫的时代特点，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建设和复合型人才培养要想再上新台阶，必须要转变思想，聚焦内涵式发展。积极响应国家鼓励加快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的号召，探索科学的医工交叉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尽最大可能地拓展各学科知识，填补独立学科之间的空白，形成全新理论体系，为医工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德秀.实践与探索[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748.
[2]原帅，黄宗英，贺飞.交叉与融合下学科建设的思考[J].中国高校科技，2019（12）：4-7.
[3]杜光玲，李军，赵燕燕.综合性大学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实验教学保障体系的构建m.医学研究与教育，2010（1）：93-98.
[4]吴伟，何秀，姜天悦，严晓莹.多学科交叉培养研究生的困境与出路[J].教育发展研究，2018（11）：12-17.
知识快速更新迭代、科技交叉融合加速、推动生产及科学研究方式发生颠覆性变革，在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领域尤为明显。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肆虐等突发性事件也更加暴露了人类所面临的健康、能源、环境等危机，已经远远超越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范畴。“对于拿着锤子的人来讲，全世界都是钉子”，一种学科框架，在帮助我们分析认识世界的同时，也会限制我们从其他学科的角度去分析认识世界，单一学科的选择性认知与思维方式往往会造成认知上的偏见与偏颇。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许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重大发现多来源于学科之间的深入交叉与融合，也只有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产生的重大突破，才能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重大复杂性问题。
在医学发展过程中，医工学科的交叉融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过去的21世纪来看，医学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医学本身的突破，更得益于工程、数学、物理、化学、信息科学等在医学领域的应用与拓展。医工学科的交叉融合，不但能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能提升传统学科的层次和水平，催生新的学科发展领域，引领现代医学发展[1]。无论是集计算机、机械、电子、医学工程、物理等多学科于一体的CT与手术机器人，还是大数据时代的精准医疗与融合发育生物学、生物工程和临床创新的3D生物打印技术，无不彰显医学与工程学科相互交叉、融合、渗透在解决人类健康挑战方面的重要作用。目前，医工交叉的主流趋势是将工程、信息学科的知识、手段和工具运用到医学领域，实现医学学科的跨越式发展。未来，医学领域会面临更多重大挑战，如各类疑难杂症、移植器官、新型生物材料等，这些都有待医工交叉去攻克。因此，医工交叉不仅是医学学科发展的自身需求，也将成为推动未来医学发展的关键驱动要素。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各著名大学开始逐渐重视推动医工学科的交叉融合，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通过设立跨学科研究计划、跨学科研究机构、跨学院系等多种组织模式将生命科学、医学、工程学、信息学等领域力量整合起来，取得了众多突破性成果[2]。如创立于1970年，目前仍是美国最大的生物医学工程和医学科学家培训项目之一的哈佛-麻省理工卫生科学与技术（HST）项目，其研究领域涉及生物医学的造影、信息、整合、再生四方面，旨在将研究生训练成为对工程技术、物理科学、生物科学有深刻理解、具有临床经验的复合型人才，为全球其他高校医工交叉研究及人才培养带来诸多经验和启发。又如美国斯坦福大学于1998年设立了“生物交叉”研究项目（Bio-X计划），跨越医学、文、理、工程、计算机等多个学科，以解决生命科学中的重大问题为目标，资助了一系列生物科技前沿领域研究，通过整合斯坦福大学多学科资源，成功破译了人类遗传基因密码，在生物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已成为国际上以大型跨学科研究计划为核心推动跨学科研究和协同创新的典范。可以说，哪所学校能更早意识到医工交叉的重要性并投入力量推动其发展，该校就有可能抢占医学发展的制高点，进而在医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已经成为各个大学的共识[3]。
2020年7月，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宣布，新增交叉学科作为中国第 14 个学科门类，这既吸收了国际经验，也反映了国内大学这些年来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纵观国内，北京大学早在 2006 年就成立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现有十多个研究机构，涉及的主要学科包括数学、化学、生物医学等;上海交通大学于2007年成立了Med-X研究院，从事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国内其他诸多综合性大学也都相继建立了医学与工程、信息等多个不同方向的学科交叉平台。但因交叉研究方式在我国起步较晚，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国内医工交叉教育与研究正呈方兴未艾之势。
在知识模式产生变革，学科模式发生转变的背景下，研究生培养也逐渐由单一学科走向多学科交叉培养模式[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34号）明确指出：要加快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健全以职业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设置交叉学科，促进医工、医理、医文学科交叉融合。一方面，医工学科融合在产生创新性成果的同时也造就了大批创新性综合人才。另一方面，医工综合人才队伍的壮大，也极大加强了解决临床疑难问题的能力，推动医学学科自身的飞跃。因此，开展医工交叉研究，推进“医学+X”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创新拔尖人才培养，为医学事业发展提供稳定的后备人才保障，是当下医学高等教育的重中之重。
未来，增量建设已不適应当前资源紧俏、“双一流”建设任务急迫的时代特点，我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建设和复合型人才培养要想再上新台阶，必须要转变思想，聚焦内涵式发展。积极响应国家鼓励加快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的号召，探索科学的医工交叉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尽最大可能地拓展各学科知识，填补独立学科之间的空白，形成全新理论体系，为医工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德秀.实践与探索[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748.
[2]原帅，黄宗英，贺飞.交叉与融合下学科建设的思考[J].中国高校科技，2019（12）：4-7.
[3]杜光玲，李军，赵燕燕.综合性大学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实验教学保障体系的构建m.医学研究与教育，2010（1）：93-98.
[4]吴伟，何秀，姜天悦，严晓莹.多学科交叉培养研究生的困境与出路[J].教育发展研究，2018（11）：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