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两次世界大战与它们催生的文学作品一样，2008年金融危机的产物还包括一系列畅销书和电影。这场距离我们最近的金融危机催生了一批对危机进行描述与反思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作品至少包括《纽约时报》记者索尔金的《大而不倒》、作家迈克尔·刘易斯的《大空头》、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与肯尼斯·罗格夫的《这次不一样》，布什政府财长亨利·保尔森的《峭壁边缘》。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最近的一部，并且同样精彩的是《压力测试》，由继任亨利·保尔森成为奥巴马政府财长的蒂莫西·盖特纳写就。
　　亨利·保尔森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当他离开白宫时，他很欣慰奥巴马选择了盖特纳作为他的继任者。在亨利·保尔森与本·伯南克应对金融危机的团队中，盖特纳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他当时是纽联储的主席。纽联储是美联储所有成员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电影《华尔街》中各大投资银行的巨头被召集到一起开会，商议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地点，就是纽联储的会议室。盖特纳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意味着美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可以保持一定的延续性。当然，这也让蒂莫西·盖特纳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财政部长。
　　“我与伯南克和拉瑞·萨默斯不同，他们都是学者。我也不是汉克·鲍尔森和鲁宾之类的华尔街大亨。我非常偶然地经历了这段历史。”盖特纳说。的确，尽管总是被指责为过于维护华尔街的利益，但盖特纳几乎一直服务于政府。在他做公务员的这段时间中，他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危机、互联网泡沫引发的经济危机，再到2008年由于次级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他因而被视为一名应对危机的专家，或者“消防员”，正如他赠送给中国副总理王岐山的称呼，“你在面对危机时要找的人”。
　　盖特纳说，他希望自己的这本书，虽然不是对金融危机的描述，但却可以回答如下问题：危机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政府没有让更多的银行倒闭而是选择救助它们？“如何在使左翼相信我们是华尔街的同伙的同时，让华尔街感觉我们是穿着西装的切·格瓦拉？”当然，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他也要讲述他当时的状态和不满。
　　对于第一个问题，危机如何发生，这是经济学的圣杯之一，不计其数的学者和作家都曾涉足这个命题。盖特纳对危机如何发生的理解，更多的是建立在他人论述的基础上，其中他几次引用的是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经典著作《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他用戏谑的口吻说：“历史表明，在一次金融危机的正式公告出来之前，大家都觉得金融危机是过去的事情。”
　　金融危机不可以仅仅归罪于衍生品。在衍生品诞生之前的几个世纪，就已经存在金融危机这种东西了。而且，衍生品的发明本身反而是为了增加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将风险分散—当然，另一个戏谑式的说法是，ATM自动取款机之后，金融业还没贡献出什么有用的发明。衍生品也的确带来了新的风险。一个原因是衍生品本身的杠杆，另一个原因是，“大部分衍生品市场均未经过危机考验。没人知道这些新产品，尤其是信贷衍生工具，在一个糟糕的市场情况下表现如何。”
　　借用金德尔伯格的描述，危机的轨迹是这样的：狂热，紧随其后的是恐慌，最终以崩溃结束。“金融危机不能被准确地预测，所以它们也不能被有效地阻止。它们就像是另一种地震，或者说它们就是地震，如果地震是由狂热、恐慌以及人们之间的互相影响而引发的话。”盖特纳写道：“对这场危机的最有力的理论其实很简单，它始于一种对过度自信的长期狂热，人们普遍认为房价不会下跌，经济衰退将是温和的，市场依旧会保持流动性。这种狂热助长了太多的借贷行为、太多的杠杆，以及太多随时逃离的短期融资，而且大多数都发生在传统的银行体系之外。”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应对危机，以及为何盖特纳，包括此前的亨利·保尔森，应对危机的行为，让他们看起来行迹可疑，更多像是在为华尔街大亨们埋单，而不是在为公众利益考虑。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盖特纳听到的抱怨最多。危机期间，盖特纳参加达沃斯经济论坛，在那里，他发现，“论坛上的大部分人认为我们软弱无能。他们认为，开始时，我们反应不足，令市场不安，然后我们又反应过度，令市场恐慌。”当然，他也有辩解：“恐慌往往使每个人看起来软弱无能，同样的，狂热的泡沫使每个人看起来都那么英明。”
　　每一个记者在发布会上都会重复他们听到的带有道德感的质疑。国会议员们也用这个问题诘问他们。盖特纳说：“之所以更为关注金融系统，是因为如果一家主要机构出现问题，将造成更为严重的系统风险”；“经济如此脆弱，而它们尾大不掉：如果我们不想重复大萧条—银行业毁灭，25%的失业率，企业倒闭—就必须确保它们不会拖垮整个金融系统，即使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在奖励那些鲁莽的野蛮人。”反对者当然会将之理解为这表明政府已经被大的金融机构所绑架。一句玩笑话是，只要一提到系统风险，所有人的智商马上就会下降50个点。
　　“应对危机，没有简单的公式可以套用。这比科学更具艺术感，相对黑与白，这属于灰色地带。它需要灵活性、创造力和谦卑之心，而非毫不动摇的原则。”盖特纳说。他的总体逻辑是：“在修复金融系统之前是不可能让主体经济恢复的，银行就像经济的循环系统，与电网一样对经济运行至关重要。”
　　在危机中，“我们需要的是避免恶性循环”，因此危机应对者无可避免地要采取一些有悖常理的措施，比如更多的私人信贷、更多的政府借贷、更多的信心，即使因为过度自信制造了混乱。“即使它看似助长了无能和贪污，即使它看似刺激产生了一个失控的、货币滥发、疯狂救助的大政府。”
　　“这就是悖论。在面临像我们这般无情的经济危机的时刻，那些看上去可靠的行为，让银行倒闭、强制让债权人遭遇损失、平衡政府开支和避免道德危机，只会让危机恶化……人们应对经济危机时，不愿面对的真相是，他们认为是对的行为，常常是错的。人们的自然本能就是在干预之前尽可能长时间地等待、尽可能地缓步升级、减少纳税人的损失。而在援助上实行严格的规定，给始作俑者上一堂课，解决危机的根源问题，让濒临破产的企业破产，让资助了狂欢的债权人付出代价……是让系统性危机更加糟糕的处方。”盖特纳说。他抱怨说，大部分媒体只是在重复那些陈词滥调的、非黑即白的批评，但却很少去解释真实情况。
　　“道德风险”这个经典概念所描述的状况，并非不存在，但有时你的确别无选择。而对这次危机盖特纳认为自己就别无选择。他宁肯制造出“道德风险”，也不能冒让整个经济滑入深渊的风险。回到他自己，他认为经济危机期间他的感受同《拆弹部队》中的男主角的感受相同：“过大的责任与对金融风险巨灾麻木的结合；无力控制局面的沮丧；对救助方法的不确定；对好的策略可能会南辕北辙的洞察；忽视家人的痛苦和内疚；孤独和麻木。”这是这本书的另一个迷人之处：盖特纳在书里面描述的人的境况。这种境况非常像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会为之着迷的题材：一个人身处巨大压力之下，如何选择他所认为的最明智与最合理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