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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记载了宋代地方官张咏的一则逸事。张咏任崇阳(今湖北崇阳县)县令时，一次手下小吏到府库办事出来，随手偷了一枚铜钱，藏在头巾下，正好被张咏撞见，张咏见他国库的钱都敢偷，非常愤怒，让人上刑，要打小吏的板子。谁知小吏却说：“一钱何足道，即能杖我，宁能斩我耶?”简直有恃无恐。然而，张咏是谁?那可是当时有名的侠客文人、铁面官员，他挥笔写下判词：“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立马将小吏斩于阶矶之下。
小吏偷了钱为什还么能理直气壮呢?或许一钱太小?或许当时在国库小偷小摸的行为，是司空见惯的潜规则?无独有偶，《宋史·苏舜钦传》也记载了苏舜钦卖废纸请客聚饮一事。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每年春秋两季都会举行“赛神会”，即拜神谒祖的活动。每当这天，衙门里的官吏常常把平日里拆开的信封、废旧的纸张集中卖掉，换点钱“打牙祭”。苏舜钦任职的进奏院，是一个信息沟通和公文传递的机构，废纸、废信封、旧资料成堆，庆历四年(1044年)秋，苏舜钦就把公家的废纸全部卖掉，请了一班同事朋友喝了个一醉方休。尽管这次公款请客后来被御史中丞王拱辰告发，但他告的理由不是苏舜钦盗卖国家财物，而是他们聚餐时召妓，诗作中又有对皇帝的不敬之词。这说明，当时占公家便宜是常见而普遍的行为，就像现在那些一官半职的，无论是饭也好、烟也好、酒也好都记在公家的帐上，甚至小到口香糖、卫生纸，都在办公经费中支出，屡见不鲜。
因此，小吏说“一钱何足道”，是有其现实依据的。一来按推算，宋代一文铜钱仅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3角钱，的确微不足道；二来有宋一代，不独小吏的小偷小摸和苏舜钦盗取国家财物吃喝玩乐的行为司空见惯，比这严重的更是多了去了。宋代李新在《上皇帝万言书》中说：“廉吏十一，贪吏十九”，可见贪者之多；《宋史·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可见数额之巨。大贪巨贪还无人问津，你县太爷张咏对我这根本不值一提的小事为何纠缠不放呢?所以，尽管小吏的行为属于监守自盗，但被发现后，不仅不羞愧，反而以“一钱何足道”来反问县太爷，甚至以“即能杖我，宁能斩我耶”来表达内心的不满。
这件事真正让人沉思的不是张咏斩小吏的故事，而是小吏违反了法律之后的嚣张气焰和跋扈态度，是他犯了错还振振有词的良好心态。俗话说：得理不饶人，人只有得了理他才可能态度不好，理亏的人要么因羞愧而沉默，要么因后悔而检讨，小吏的态度说明他有道德底气。然而，小吏的底气难道仅仅是因为贪污的人比他多、贪污的数额比他大吗?我看不尽然。有这些现实因素，但也有文化背景。
我国历史上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贪污竟然堪称一种文化，贪污文化甚至成了我国传统文化之一。古代买官卖官叫做“赀选”，“赀”是财货，向政府交纳一定的财货就能拜官授爵，“赀选”即是“卖官鬻爵”，而皇帝所代表的国家是最大的卖主。就个人来说，凡是通过货币交易得到的东西都是私产，是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东西当然自己支配。虽说当官要为民作主，但用买来的官职服务百姓，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托词而己，人性是贪婪的，他要服务的人只有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同时，处于权力顶峰的皇帝和他的家族，本身就是一个贪污群体，以下的王公大臣纷纷效仿，构成一个更大的贪污群体，即便是这看守国库的小吏，都能顺手牵羊捞取“一杯羹”，可见贪污已经漫延到了国家这个庞大躯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丝神经、每一根血管。加上中国官吏历来俸禄不高，在中国又历来唯有官吏与富商引领着高消费的潮流，月收入三五斗却要住别墅骑宝马，天天饮宴夜夜笙歌，而解决这捉襟见肘问题的办法唯有贪污，于是，大家都成了贪污这一免费午餐的VIP，努力从“一日一钱”向“千日一千”奋斗，上行下效，你追我赶，竞相狂欢，心安理得。
从小吏的角度来说，“一日一钱”本身就是为了“千日一千”，没有“一日一钱”，安有“千日一千”?没有“千日一千”，要那可怜的“一日一钱”有啥用?所以他才说“一钱何足道”，不够，远远不够，大大的不够。只是，小吏运气背，遇到了张咏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张飞”，转眼成了刀下之鬼。然则，普天之下，像他这样运气背的，毕竟九牛一毛，于是，宋朝最终“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在贪官污吏的蚕食与老百姓的极度贫困中走向了灭亡。
(文／晏建怀)
防微杜渐说防控 居安思危化风险
防微杜渐：防：提防，防止；微：事物的苗头；杜：杜绝，堵塞；渐：事物的起始、发展。意思是在不良事物刚露头时就加以防止，杜绝其发展。《康熙教子庭训格言》中，“训日：凡理大小事务，皆当一体留心。古人所谓防微杜渐者，以事虽小而不防之，则必渐大；渐而不止，必至于不可杜也”。就是说处理任何事情，都应当小心谨慎。古人所说的“防微杜渐”的含义，就是指无论任何事情，即使很小，如果在它劲露端倪或刚刚发生的时候不加以防范，小问题就一定会逐渐变成大问题；如果在它逐渐发展变化的时候，仍然不加以防范，那么，就必定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金融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农村信用社机构网点较多，法人实力较弱，客户层次较低，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较差，防控风险的任务更加艰巨。近几年，省联社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各项业务操作规程和内控制度，加强了稽核队伍建设，加大了稽核检查频率。但由于基层社在复合制向柜员制过度和传统观念上的认识偏差，以及人员较少等诸多原因，导致执行力较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违规不究等现象时有发生，致使大量风险隐患产生，成为农村信用社可持续发展的“顽症”。因此，抓好业务发展不断扩大经营规模是信用社发展壮大的关键，预防经营风险、操作风险和案件的发生才是根本。我觉得关于扁鹊的两个故事对信用社防控风险很有警示意义：
故事一：扁鹊进见蔡桓公，站着(看了)一会儿，说道：“您的皮肤纹理间有点小病，不医治恐怕要加重。”桓侯说：“我没有病。”扁鹊离开后，桓侯(对左右的人)说：“医生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把治好病作为自己的功劳。”过了十天，扁鹊又进见，他(对桓侯)说：“您的病已到了肌肉里，再不医治，会更加严重的。”桓侯不理睬，扁鹊(只好)走了，桓侯又很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又进见，他(对桓侯)说：“您的病己到了肠胃，再不医治，会更加严重的。”桓侯还是不理睬。(又)过了十天，扁鹊(在进见时)远远看了桓侯一眼，转身就跑。桓侯特意派人去问他(为什么跑)，扁鹊说：“皮肤纹理间的病，用热水焐、用药热敷，可以治好；肌肉里的病，可以用针灸治好；肠胃的病，可以用火剂治好；骨 髓里的病，那是司命神的事情了，(医生)是没有办法的。桓侯的病现在已到了骨髓，所以我不再过问了。”过了五天，桓侯浑身剧痛，派人去寻找扁鹊，(扁鹊)己逃到秦国去了。桓侯就死了。
蔡桓公从患小病开始而最终死去，似乎是很残酷的一件事，然而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它的警示意义也就格外深刻。
人们常讲：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赞同其中蕴涵的道理，但把道理变为行动却委实不易。许多人都是在经历过切肤之痛后才开始醒悟，亡羊补牢，这毕竟为时己晚了。由此可见，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不仅是一种社会警示，更是一种风险意识。作为一名合格信合人，应该也必须牢牢树立这种理念，真正懂得预防风险是整个业务工作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故事=：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医术最好呢?”扁鹊回答说：“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说：“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里的人才知道。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刚刚发作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只在我们的村子里才小有名气。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看见的都是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他们以为我的医术最高明，因此名气响遍全国。”文王连连点头称道：“你说得好极了。”
这个故事说明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可惜大多数农村信用社的高管经营者均未能体会到这一点，等到错误的决策和执行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才寻求弥补。但更多的时候是亡羊补牢，为时己晚。对农信社高管人员来说，最重要的才能莫过于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对员工来说要时时以合法、合规的行为标准办理好每一笔业务。
所以，风险控制是农信社的永恒课题，案件防控工作永远是“零起步”，成了我们抓好稳健经营管理的口头禅。首先，必须摒弃那种“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干起来不要”的麻痹思想，要明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道理，谨防“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教训，从案件的源头抓起，从一点一滴抓起，从一切小事抓起，堵塞漏洞，遏制不安全因素的发生，铲除滋生案件隐患的温床，让“预防”二字在头脑里根深蒂固，结出丰硕之果。其次，要牢固树立和践行“合规创造价值，违规就是风险，安全就是效益”的合规文化理念，大力培育合规文化理念，努力提高员工的合规经营意识，规范员工操作行为，使合规文化理念和内控合规制度在员工队伍中真正“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形”，在系统上下营造出“事事讲合规、处处讲合规、人人讲合规”的良好氛围。全体信合人用实际行动付诸于日常工作之中，使信用社逐步向农村商业银行迈进奠定坚实的基础。
(文／白文东 段正平)1
小吏偷了钱为什还么能理直气壮呢?或许一钱太小?或许当时在国库小偷小摸的行为，是司空见惯的潜规则?无独有偶，《宋史·苏舜钦传》也记载了苏舜钦卖废纸请客聚饮一事。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每年春秋两季都会举行“赛神会”，即拜神谒祖的活动。每当这天，衙门里的官吏常常把平日里拆开的信封、废旧的纸张集中卖掉，换点钱“打牙祭”。苏舜钦任职的进奏院，是一个信息沟通和公文传递的机构，废纸、废信封、旧资料成堆，庆历四年(1044年)秋，苏舜钦就把公家的废纸全部卖掉，请了一班同事朋友喝了个一醉方休。尽管这次公款请客后来被御史中丞王拱辰告发，但他告的理由不是苏舜钦盗卖国家财物，而是他们聚餐时召妓，诗作中又有对皇帝的不敬之词。这说明，当时占公家便宜是常见而普遍的行为，就像现在那些一官半职的，无论是饭也好、烟也好、酒也好都记在公家的帐上，甚至小到口香糖、卫生纸，都在办公经费中支出，屡见不鲜。
因此，小吏说“一钱何足道”，是有其现实依据的。一来按推算，宋代一文铜钱仅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3角钱，的确微不足道；二来有宋一代，不独小吏的小偷小摸和苏舜钦盗取国家财物吃喝玩乐的行为司空见惯，比这严重的更是多了去了。宋代李新在《上皇帝万言书》中说：“廉吏十一，贪吏十九”，可见贪者之多；《宋史·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可见数额之巨。大贪巨贪还无人问津，你县太爷张咏对我这根本不值一提的小事为何纠缠不放呢?所以，尽管小吏的行为属于监守自盗，但被发现后，不仅不羞愧，反而以“一钱何足道”来反问县太爷，甚至以“即能杖我，宁能斩我耶”来表达内心的不满。
这件事真正让人沉思的不是张咏斩小吏的故事，而是小吏违反了法律之后的嚣张气焰和跋扈态度，是他犯了错还振振有词的良好心态。俗话说：得理不饶人，人只有得了理他才可能态度不好，理亏的人要么因羞愧而沉默，要么因后悔而检讨，小吏的态度说明他有道德底气。然而，小吏的底气难道仅仅是因为贪污的人比他多、贪污的数额比他大吗?我看不尽然。有这些现实因素，但也有文化背景。
我国历史上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贪污竟然堪称一种文化，贪污文化甚至成了我国传统文化之一。古代买官卖官叫做“赀选”，“赀”是财货，向政府交纳一定的财货就能拜官授爵，“赀选”即是“卖官鬻爵”，而皇帝所代表的国家是最大的卖主。就个人来说，凡是通过货币交易得到的东西都是私产，是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东西当然自己支配。虽说当官要为民作主，但用买来的官职服务百姓，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托词而己，人性是贪婪的，他要服务的人只有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同时，处于权力顶峰的皇帝和他的家族，本身就是一个贪污群体，以下的王公大臣纷纷效仿，构成一个更大的贪污群体，即便是这看守国库的小吏，都能顺手牵羊捞取“一杯羹”，可见贪污已经漫延到了国家这个庞大躯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丝神经、每一根血管。加上中国官吏历来俸禄不高，在中国又历来唯有官吏与富商引领着高消费的潮流，月收入三五斗却要住别墅骑宝马，天天饮宴夜夜笙歌，而解决这捉襟见肘问题的办法唯有贪污，于是，大家都成了贪污这一免费午餐的VIP，努力从“一日一钱”向“千日一千”奋斗，上行下效，你追我赶，竞相狂欢，心安理得。
从小吏的角度来说，“一日一钱”本身就是为了“千日一千”，没有“一日一钱”，安有“千日一千”?没有“千日一千”，要那可怜的“一日一钱”有啥用?所以他才说“一钱何足道”，不够，远远不够，大大的不够。只是，小吏运气背，遇到了张咏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张飞”，转眼成了刀下之鬼。然则，普天之下，像他这样运气背的，毕竟九牛一毛，于是，宋朝最终“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在贪官污吏的蚕食与老百姓的极度贫困中走向了灭亡。
(文／晏建怀)
防微杜渐说防控 居安思危化风险
防微杜渐：防：提防，防止；微：事物的苗头；杜：杜绝，堵塞；渐：事物的起始、发展。意思是在不良事物刚露头时就加以防止，杜绝其发展。《康熙教子庭训格言》中，“训日：凡理大小事务，皆当一体留心。古人所谓防微杜渐者，以事虽小而不防之，则必渐大；渐而不止，必至于不可杜也”。就是说处理任何事情，都应当小心谨慎。古人所说的“防微杜渐”的含义，就是指无论任何事情，即使很小，如果在它劲露端倪或刚刚发生的时候不加以防范，小问题就一定会逐渐变成大问题；如果在它逐渐发展变化的时候，仍然不加以防范，那么，就必定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金融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农村信用社机构网点较多，法人实力较弱，客户层次较低，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较差，防控风险的任务更加艰巨。近几年，省联社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各项业务操作规程和内控制度，加强了稽核队伍建设，加大了稽核检查频率。但由于基层社在复合制向柜员制过度和传统观念上的认识偏差，以及人员较少等诸多原因，导致执行力较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违规不究等现象时有发生，致使大量风险隐患产生，成为农村信用社可持续发展的“顽症”。因此，抓好业务发展不断扩大经营规模是信用社发展壮大的关键，预防经营风险、操作风险和案件的发生才是根本。我觉得关于扁鹊的两个故事对信用社防控风险很有警示意义：
故事一：扁鹊进见蔡桓公，站着(看了)一会儿，说道：“您的皮肤纹理间有点小病，不医治恐怕要加重。”桓侯说：“我没有病。”扁鹊离开后，桓侯(对左右的人)说：“医生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把治好病作为自己的功劳。”过了十天，扁鹊又进见，他(对桓侯)说：“您的病已到了肌肉里，再不医治，会更加严重的。”桓侯不理睬，扁鹊(只好)走了，桓侯又很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又进见，他(对桓侯)说：“您的病己到了肠胃，再不医治，会更加严重的。”桓侯还是不理睬。(又)过了十天，扁鹊(在进见时)远远看了桓侯一眼，转身就跑。桓侯特意派人去问他(为什么跑)，扁鹊说：“皮肤纹理间的病，用热水焐、用药热敷，可以治好；肌肉里的病，可以用针灸治好；肠胃的病，可以用火剂治好；骨 髓里的病，那是司命神的事情了，(医生)是没有办法的。桓侯的病现在已到了骨髓，所以我不再过问了。”过了五天，桓侯浑身剧痛，派人去寻找扁鹊，(扁鹊)己逃到秦国去了。桓侯就死了。
蔡桓公从患小病开始而最终死去，似乎是很残酷的一件事，然而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它的警示意义也就格外深刻。
人们常讲：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赞同其中蕴涵的道理，但把道理变为行动却委实不易。许多人都是在经历过切肤之痛后才开始醒悟，亡羊补牢，这毕竟为时己晚了。由此可见，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不仅是一种社会警示，更是一种风险意识。作为一名合格信合人，应该也必须牢牢树立这种理念，真正懂得预防风险是整个业务工作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故事=：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医术最好呢?”扁鹊回答说：“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说：“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里的人才知道。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刚刚发作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只在我们的村子里才小有名气。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看见的都是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他们以为我的医术最高明，因此名气响遍全国。”文王连连点头称道：“你说得好极了。”
这个故事说明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可惜大多数农村信用社的高管经营者均未能体会到这一点，等到错误的决策和执行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才寻求弥补。但更多的时候是亡羊补牢，为时己晚。对农信社高管人员来说，最重要的才能莫过于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对员工来说要时时以合法、合规的行为标准办理好每一笔业务。
所以，风险控制是农信社的永恒课题，案件防控工作永远是“零起步”，成了我们抓好稳健经营管理的口头禅。首先，必须摒弃那种“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干起来不要”的麻痹思想，要明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道理，谨防“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教训，从案件的源头抓起，从一点一滴抓起，从一切小事抓起，堵塞漏洞，遏制不安全因素的发生，铲除滋生案件隐患的温床，让“预防”二字在头脑里根深蒂固，结出丰硕之果。其次，要牢固树立和践行“合规创造价值，违规就是风险，安全就是效益”的合规文化理念，大力培育合规文化理念，努力提高员工的合规经营意识，规范员工操作行为，使合规文化理念和内控合规制度在员工队伍中真正“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形”，在系统上下营造出“事事讲合规、处处讲合规、人人讲合规”的良好氛围。全体信合人用实际行动付诸于日常工作之中，使信用社逐步向农村商业银行迈进奠定坚实的基础。
(文／白文东 段正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