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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宦官拥立而获承丕构的唐昭宗，气质雄俊，好文重儒，即位之初希冀一改懿、僖两朝朝政之颓势，加强中央集权。通过对于唐昭宗乾宁元年省试《止戈为武赋》及相关史料的分析，可以一窥乾宁初年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唐昭宗;省试赋;现实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1-0-02
赋作为唐代科举考试中一种重要的应试文体，备受主考官和应试士人的重视，《旧唐书》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1]洪迈《容斋续笔》载：“唐以赋取士”。[2]唐代省试赋的题目多由“所司”所命，且试赋命题往往有所本，多出自儒经、史传以及道家经典。此外，试赋还经常限韵，而所限韵和赋题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对于赋题的概括与阐释。除去因故停贡举之年，唐代每年省试通常于正月举行，因此省试赋的命题有时会反映出国家前一年以及之前一段时期的重大社会现实，故“题目的设计不仅反映出命题者的学识，更关涉到命题旨趣，甚至还会折射出特定的时代精神”。[3]
唐朝国势在宣宗朝得到略微恢复，随之在懿、僖两朝陡然急下。懿宗本质平庸，又宠幸宦官、任用佞臣，遂因蛊惑侈言而乱骄淫方寸。史载：“上好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4]皇帝不亲庶政，游宴无度，遂委权于宦官、宰相，而宰相多为贪赃枉法之佞臣，宦官也因之权势日炙，使得宣宗时期较为有效的中枢行政体制遭到破坏。咸通九年爆发的“庞勋之乱”旷日持久，使得中原地区为之扫荡几尽，此后内乱频仍，国家动荡不安。
在此背景下，年幼的僖宗由宦官拥立入膺宝位，政事皆委左神策军中尉田令孜，而田令孜“知帝不足惮，则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赐绯紫不以闻。百度崩弛，内外垢玩。”[5]在宦官权力只手遮天的情况下，僖宗朝君臣离心，边患四起，藩镇相攻，以王仙芝、黄巢为首的农民军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
唐僖宗文德元年（888）三月，宦官首领、左右神策十军观军容使杨复恭拥立寿王即帝位，是为昭宗。昭宗是一位有着宏伟志向的皇帝，史载：“帝攻书好文，犹重儒术，神气雄俊，有会昌之遗风。以先朝威武不振，国命寖微，而尊礼大臣，详延道术，意在恢张旧业，号令天下。”[6]昭宗皇帝即位时已过加冠之年，并非童稚即位的僖宗;有英气、胸怀大志，不似懿宗醉心于享乐。故而昭宗能够深刻认识到宦官势力对于皇权的威胁，在藩时就素疾宦官。为了削弱宦官势力，昭宗在即位之后采取拔擢翰林学士为相并重用宰相的方式来提高相权，借文官集团之力与宦官相抗。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景福元年（892）借藩镇之力屠灭宦官首领杨复恭这一宦官集团，宦官的气焰得以稍抑。
据徐松《登科记考》及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所载，唐昭宗乾宁元年（894）所试《止戈为武赋》，此赋题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位之初，昭宗锐意进取，立志掌握杀伐决断之大权以重振国势。而乾宁元年（894）省试《止戈为武赋》之赋题正契合了昭宗执政初期欲削平强藩而遭失败的现实情况。唐代科举考试所试诗赋之题目多出自儒经、道家经典以及史传典籍，而乾宁元年（894）所试《止戈为武赋》即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7]通过分析史料可知，乾宁元年（894）所试《止戈为武赋》的赋题意义与当时的社会现实联系紧密。
在昭宗时期，深深威胁皇权的除了宦官势力，还有藩镇势力。而在黄巢起义之后，“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8]此后诸道的赋税收入、藩镇将吏的任免、军队的调动都不由朝廷，中央政府已然成为摆设。
在此背景下，昭宗在即位之初就意识到了藩镇的威胁，并致力于讨伐骄藩。文德元年（888）三月昭宗即位，六月即授权宰相韦昭度入川戡平内乱;大顺元年（890）昭宗于京师广募兵士至十万人，组建听命于皇帝本人的武装力量;同年五月，在宰相张濬与两河藩镇的请求下，以宰相张濬为帅发禁军及邠、宁、鄜、夏诸州军士共五万人讨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然而由于藩镇强势、朝廷实力不足以及藩镇之间、藩镇与宦官之间相勾结等原因，上述讨伐皆以失败告终，骄藩实力愈来愈强，逐渐开始凭陵王室。景福元年（892）正月，宦官逆贼杨复恭藏于兴元节度使杨守亮处，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以讨伐叛臣杨守亮为名联合邠州、华州、同州、秦州等藩镇上表朝廷，请求允许诸藩出兵，且授予李茂贞山南招讨使之衔。是时，李茂贞尽有长安西北的广大地区，而山南道则是位于长安以南的广大区域，得此地，则朝廷将更加受制于李茂贞。故内臣皆不同意李茂贞之奏，李茂贞闻之忿怒，遂与王行瑜自行发兵攻兴元，并致书宰相杜让能、中尉西门君遂，言辞诟詈，凌蔑王室，昭宗为之怒不可遏。景福二年（893）七月，昭宗下诏以李茂贞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而以宰相徐彦若为凤翔陇州节度使，以分其权，茂贞不奉召而上表自论，“昭宗以茂贞表辞不逊，不能忍”遂“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责让能治兵，而以覃王嗣周为京西招讨使”[9]，率扈驾五十四军讨伐李茂贞。九月，王师败绩，李茂贞兵临长安，昭宗趣登安福门斩两枢密使、贬宰相杜让能以求罢兵。
据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考证，乾元元年（894）省试《止戈为武赋》以“和众安人，是为武德”为韵，而“和众安人”同样出自上文所引《左传》，正是对于武德的解释。对于武德，楚庄王认为其义在禁止暴力、管制兵士、稳定王业、巩固功勋、安定百姓、协和万邦、增加财富。而“止戈为武”一词，历来有两种解释：一是指通过武力的方式来消除战争，二是指停止战争即为武。乾元元年（894）省试赋文目前仅存一篇，为此年进士及第的徐夤所作之赋。其赋文中有：“今我后洞穷经之旨，知为君之难，功不宰而八蛮自服，书同文而万国咸安。列圣摧凶，我则怀远而柔迩;前王伐罪，我则去杀而胜残。故得文物重新，妖氛自弭”等句。剖析上述赋文，则止战意味极其浓郁，其中“列圣摧凶，我则怀远而柔迩;前王伐罪，我则去杀而胜残”一句更是明显地表达出了停止使用武力、采用怀柔政策的思想。按此年省试之前一年，即景福二年（893），朝廷刚下诏于李茂贞使弭兵，而次年的省试赋题又以罢兵为旨，真实地反映出这一时期严峻的社会现实。以徐夤为代表的应考士子敏锐地察觉到有司释放停战信号这一命题意图，故而在赋中将“止戈为武”释为君王修德怀远、停止战争方能达到真正的武德境界，使得国家万象更新、国泰民安。这就与朝廷以及主考官的旨趣相符，因而得以一举中第。
综上所述，唐昭宗乾宁元年（894）省试以《止戈为武赋》为赋题与当时的社会现实联系密切。赋题中“止戈为武”的意义应为停止战争即为武德，表达了希望天下安宁、偃甲息兵的愿望，同时此赋题也体现了昭宗即位之初朝廷削藩失败、强藩愈加凭陵王室的社会现实。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440.
[2]（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15：375.
[3]王士祥.唐代試赋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22.
[4]（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8117.
[5]（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885.
[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735.
[7]左丘明撰，杜预集解.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590.
[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720.
[9]（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430.
关键词：唐昭宗;省试赋;现实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1-0-02
赋作为唐代科举考试中一种重要的应试文体，备受主考官和应试士人的重视，《旧唐书》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1]洪迈《容斋续笔》载：“唐以赋取士”。[2]唐代省试赋的题目多由“所司”所命，且试赋命题往往有所本，多出自儒经、史传以及道家经典。此外，试赋还经常限韵，而所限韵和赋题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对于赋题的概括与阐释。除去因故停贡举之年，唐代每年省试通常于正月举行，因此省试赋的命题有时会反映出国家前一年以及之前一段时期的重大社会现实，故“题目的设计不仅反映出命题者的学识，更关涉到命题旨趣，甚至还会折射出特定的时代精神”。[3]
唐朝国势在宣宗朝得到略微恢复，随之在懿、僖两朝陡然急下。懿宗本质平庸，又宠幸宦官、任用佞臣，遂因蛊惑侈言而乱骄淫方寸。史载：“上好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4]皇帝不亲庶政，游宴无度，遂委权于宦官、宰相，而宰相多为贪赃枉法之佞臣，宦官也因之权势日炙，使得宣宗时期较为有效的中枢行政体制遭到破坏。咸通九年爆发的“庞勋之乱”旷日持久，使得中原地区为之扫荡几尽，此后内乱频仍，国家动荡不安。
在此背景下，年幼的僖宗由宦官拥立入膺宝位，政事皆委左神策军中尉田令孜，而田令孜“知帝不足惮，则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赐绯紫不以闻。百度崩弛，内外垢玩。”[5]在宦官权力只手遮天的情况下，僖宗朝君臣离心，边患四起，藩镇相攻，以王仙芝、黄巢为首的农民军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
唐僖宗文德元年（888）三月，宦官首领、左右神策十军观军容使杨复恭拥立寿王即帝位，是为昭宗。昭宗是一位有着宏伟志向的皇帝，史载：“帝攻书好文，犹重儒术，神气雄俊，有会昌之遗风。以先朝威武不振，国命寖微，而尊礼大臣，详延道术，意在恢张旧业，号令天下。”[6]昭宗皇帝即位时已过加冠之年，并非童稚即位的僖宗;有英气、胸怀大志，不似懿宗醉心于享乐。故而昭宗能够深刻认识到宦官势力对于皇权的威胁，在藩时就素疾宦官。为了削弱宦官势力，昭宗在即位之后采取拔擢翰林学士为相并重用宰相的方式来提高相权，借文官集团之力与宦官相抗。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景福元年（892）借藩镇之力屠灭宦官首领杨复恭这一宦官集团，宦官的气焰得以稍抑。
据徐松《登科记考》及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所载，唐昭宗乾宁元年（894）所试《止戈为武赋》，此赋题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位之初，昭宗锐意进取，立志掌握杀伐决断之大权以重振国势。而乾宁元年（894）省试《止戈为武赋》之赋题正契合了昭宗执政初期欲削平强藩而遭失败的现实情况。唐代科举考试所试诗赋之题目多出自儒经、道家经典以及史传典籍，而乾宁元年（894）所试《止戈为武赋》即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7]通过分析史料可知，乾宁元年（894）所试《止戈为武赋》的赋题意义与当时的社会现实联系紧密。
在昭宗时期，深深威胁皇权的除了宦官势力，还有藩镇势力。而在黄巢起义之后，“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8]此后诸道的赋税收入、藩镇将吏的任免、军队的调动都不由朝廷，中央政府已然成为摆设。
在此背景下，昭宗在即位之初就意识到了藩镇的威胁，并致力于讨伐骄藩。文德元年（888）三月昭宗即位，六月即授权宰相韦昭度入川戡平内乱;大顺元年（890）昭宗于京师广募兵士至十万人，组建听命于皇帝本人的武装力量;同年五月，在宰相张濬与两河藩镇的请求下，以宰相张濬为帅发禁军及邠、宁、鄜、夏诸州军士共五万人讨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然而由于藩镇强势、朝廷实力不足以及藩镇之间、藩镇与宦官之间相勾结等原因，上述讨伐皆以失败告终，骄藩实力愈来愈强，逐渐开始凭陵王室。景福元年（892）正月，宦官逆贼杨复恭藏于兴元节度使杨守亮处，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以讨伐叛臣杨守亮为名联合邠州、华州、同州、秦州等藩镇上表朝廷，请求允许诸藩出兵，且授予李茂贞山南招讨使之衔。是时，李茂贞尽有长安西北的广大地区，而山南道则是位于长安以南的广大区域，得此地，则朝廷将更加受制于李茂贞。故内臣皆不同意李茂贞之奏，李茂贞闻之忿怒，遂与王行瑜自行发兵攻兴元，并致书宰相杜让能、中尉西门君遂，言辞诟詈，凌蔑王室，昭宗为之怒不可遏。景福二年（893）七月，昭宗下诏以李茂贞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而以宰相徐彦若为凤翔陇州节度使，以分其权，茂贞不奉召而上表自论，“昭宗以茂贞表辞不逊，不能忍”遂“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责让能治兵，而以覃王嗣周为京西招讨使”[9]，率扈驾五十四军讨伐李茂贞。九月，王师败绩，李茂贞兵临长安，昭宗趣登安福门斩两枢密使、贬宰相杜让能以求罢兵。
据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考证，乾元元年（894）省试《止戈为武赋》以“和众安人，是为武德”为韵，而“和众安人”同样出自上文所引《左传》，正是对于武德的解释。对于武德，楚庄王认为其义在禁止暴力、管制兵士、稳定王业、巩固功勋、安定百姓、协和万邦、增加财富。而“止戈为武”一词，历来有两种解释：一是指通过武力的方式来消除战争，二是指停止战争即为武。乾元元年（894）省试赋文目前仅存一篇，为此年进士及第的徐夤所作之赋。其赋文中有：“今我后洞穷经之旨，知为君之难，功不宰而八蛮自服，书同文而万国咸安。列圣摧凶，我则怀远而柔迩;前王伐罪，我则去杀而胜残。故得文物重新，妖氛自弭”等句。剖析上述赋文，则止战意味极其浓郁，其中“列圣摧凶，我则怀远而柔迩;前王伐罪，我则去杀而胜残”一句更是明显地表达出了停止使用武力、采用怀柔政策的思想。按此年省试之前一年，即景福二年（893），朝廷刚下诏于李茂贞使弭兵，而次年的省试赋题又以罢兵为旨，真实地反映出这一时期严峻的社会现实。以徐夤为代表的应考士子敏锐地察觉到有司释放停战信号这一命题意图，故而在赋中将“止戈为武”释为君王修德怀远、停止战争方能达到真正的武德境界，使得国家万象更新、国泰民安。这就与朝廷以及主考官的旨趣相符，因而得以一举中第。
综上所述，唐昭宗乾宁元年（894）省试以《止戈为武赋》为赋题与当时的社会现实联系密切。赋题中“止戈为武”的意义应为停止战争即为武德，表达了希望天下安宁、偃甲息兵的愿望，同时此赋题也体现了昭宗即位之初朝廷削藩失败、强藩愈加凭陵王室的社会现实。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440.
[2]（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15：375.
[3]王士祥.唐代試赋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22.
[4]（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8117.
[5]（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885.
[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735.
[7]左丘明撰，杜预集解.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590.
[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720.
[9]（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