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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外许多学者对语言任意说和像似说争论不断，本文拟对历史上这一争论的由来进行简要梳理和评介，为以期对以后任意说和象似说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语言；任意说；象似说
在西方哲学史上，自从古希腊学者提出形式和意义“二分法”后，哲学界、语言学、符号学界等领域的学者在这两者之间是否有理据问题上一直存在对立的观点，即自然论与规约论（王寅，2002）。自然论认为，词语和事物之间的联系是自然或外部语言特征赋予的，因而是自然的；规约论则认为词语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人们的习惯所约定的，因而是约定俗成的或任意的（张绍杰，2003：53）。到了中世纪，从自然论和规约论中派生出唯名论（ibid.：23）。其代表人物之一奥古斯丁以圣经中亚当给动物命名来佐证唯名论，即只承认普通意义的词，如“桌子”、“狗”而不承认抽象意义或想象中的事物（ibid.：24）。这种观点除了没有考虑到我们所使用的许多词语与其指称的对象没有对应的关系外，还没有看到语言在社会情境中用于交际的工具性，并且也忽视了说话主体或心智的作用。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人们主要争论的焦点还是客观存在的语言和外部世界。但与此同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开始关注语言的概念和形式。例如柏拉图提出“形式”和“概念”是知识和意义的终极来源，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语词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是间接的，是通过人类的心智联结在一起的（ibid.：21）。斯多葛学派更进一步，把符号定义为三元实体，包括物质的能指（符号本身）、所指（符号之表达）和外部对象，其中所指是能指与外部对象的媒介成分（ibid.：23）.斯多葛学派关于能指和所指的区分既影响了索绪尔，也影响了珀斯（ibid.：23）。他们一个提出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一个提出了符号的象似性，继续引领学界对语言本质特征的讨论。
总的说来，国外语言象似性与任意性争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两论相持时期（古希腊至19世纪末）、索绪尔时期（20世纪初至60年代）和后索绪尔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卢卫中，2011）。第一个时期基本上两种观点并存；在第二个时期，任意说占上风；而在第三个时期，象似说得到认可，重新出现两论相持局面（王寅，2007）.在第二时期，洪堡特和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与现实同构的观点，皮尔斯提出符号三分法，这些观点都被淹没在任意观的思潮之中（王寅，2002）。70年代认知语言学的异军突起使得象似性开始广受重视（ibid.）。其中体验哲学把认知科学分为第一代与第二代。第一代认知科学认为范畴、特征和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独立于人的意识，人类的心智只是对外部世界的内部表征（马春雨，2004）。第二代认知科学认为自然语言是人类心智的产物，其组织原则与其他认知的组织原则没有差别（ibid.）。认知语言学的基础是体验哲学，体验哲学认为人类通过认知结构和感知结构与客观世界互动，概念和意义就通过这些体验固定下来，反映在语言中（ibid.）。在体验哲学看来，任意说主要基于心智与身体相分离的二元论，势必得出意义与身体相脱离的结论，而意义一律与身体经验无关，也就与符号无关，致使符号丧失了理据性（ibid.）。
在中国哲学史上，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名实之争。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许国璋，1988）。东汉的《说文解字》正是这种努力的杰出成就。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图像文字是与天地并生的，因为人首先产生了对天体和地貌，即两仪的概念，而语言是天地之心本有的意图：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另外，有人曾把荀子的约定俗成说曲解成与索绪尔的任意说相媲美的一条公理，殊不知其约定俗成说是在王者制名论的前提下提出的，主张由王正名，再后推广到民间，用强权暴力迫使百姓接受（李葆嘉，1986）。所以它跟唯名论倒有点像，而跟任意说不沾边。由此可见，在中国哲学史和语言学史上，学者们多主张语言象似说，强调人的主观认知对造字，造词中的作用，这也是跟汉语的表意文字特点分不开。
围绕语言符号的任意说的争论已经由来已久，错综复杂，尚未有定论，本文仅简要梳理了该争论的历史由来，以期之后能多结合认知科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理据对任意说和象似说理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李葆嘉.荀子的王者制名论与约定俗成说[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4）.
[2]卢卫中.语言象似性研究综述[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43（6）.
[3]马春雨.体验哲学对西方传统语言学的挑战[J].外语学刊，2004（3）.
[4]王寅.象似说与任意说的哲学基础与辩证关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5（2）.
[5]王寅.认知語言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6]许国璋.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探索[J].外语教育与研究，1988（3）.
[7]张绍杰.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探索[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黄妍琪，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关键词：语言；任意说；象似说
在西方哲学史上，自从古希腊学者提出形式和意义“二分法”后，哲学界、语言学、符号学界等领域的学者在这两者之间是否有理据问题上一直存在对立的观点，即自然论与规约论（王寅，2002）。自然论认为，词语和事物之间的联系是自然或外部语言特征赋予的，因而是自然的；规约论则认为词语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人们的习惯所约定的，因而是约定俗成的或任意的（张绍杰，2003：53）。到了中世纪，从自然论和规约论中派生出唯名论（ibid.：23）。其代表人物之一奥古斯丁以圣经中亚当给动物命名来佐证唯名论，即只承认普通意义的词，如“桌子”、“狗”而不承认抽象意义或想象中的事物（ibid.：24）。这种观点除了没有考虑到我们所使用的许多词语与其指称的对象没有对应的关系外，还没有看到语言在社会情境中用于交际的工具性，并且也忽视了说话主体或心智的作用。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人们主要争论的焦点还是客观存在的语言和外部世界。但与此同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开始关注语言的概念和形式。例如柏拉图提出“形式”和“概念”是知识和意义的终极来源，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语词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是间接的，是通过人类的心智联结在一起的（ibid.：21）。斯多葛学派更进一步，把符号定义为三元实体，包括物质的能指（符号本身）、所指（符号之表达）和外部对象，其中所指是能指与外部对象的媒介成分（ibid.：23）.斯多葛学派关于能指和所指的区分既影响了索绪尔，也影响了珀斯（ibid.：23）。他们一个提出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一个提出了符号的象似性，继续引领学界对语言本质特征的讨论。
总的说来，国外语言象似性与任意性争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两论相持时期（古希腊至19世纪末）、索绪尔时期（20世纪初至60年代）和后索绪尔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卢卫中，2011）。第一个时期基本上两种观点并存；在第二个时期，任意说占上风；而在第三个时期，象似说得到认可，重新出现两论相持局面（王寅，2007）.在第二时期，洪堡特和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与现实同构的观点，皮尔斯提出符号三分法，这些观点都被淹没在任意观的思潮之中（王寅，2002）。70年代认知语言学的异军突起使得象似性开始广受重视（ibid.）。其中体验哲学把认知科学分为第一代与第二代。第一代认知科学认为范畴、特征和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独立于人的意识，人类的心智只是对外部世界的内部表征（马春雨，2004）。第二代认知科学认为自然语言是人类心智的产物，其组织原则与其他认知的组织原则没有差别（ibid.）。认知语言学的基础是体验哲学，体验哲学认为人类通过认知结构和感知结构与客观世界互动，概念和意义就通过这些体验固定下来，反映在语言中（ibid.）。在体验哲学看来，任意说主要基于心智与身体相分离的二元论，势必得出意义与身体相脱离的结论，而意义一律与身体经验无关，也就与符号无关，致使符号丧失了理据性（ibid.）。
在中国哲学史上，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名实之争。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许国璋，1988）。东汉的《说文解字》正是这种努力的杰出成就。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图像文字是与天地并生的，因为人首先产生了对天体和地貌，即两仪的概念，而语言是天地之心本有的意图：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另外，有人曾把荀子的约定俗成说曲解成与索绪尔的任意说相媲美的一条公理，殊不知其约定俗成说是在王者制名论的前提下提出的，主张由王正名，再后推广到民间，用强权暴力迫使百姓接受（李葆嘉，1986）。所以它跟唯名论倒有点像，而跟任意说不沾边。由此可见，在中国哲学史和语言学史上，学者们多主张语言象似说，强调人的主观认知对造字，造词中的作用，这也是跟汉语的表意文字特点分不开。
围绕语言符号的任意说的争论已经由来已久，错综复杂，尚未有定论，本文仅简要梳理了该争论的历史由来，以期之后能多结合认知科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理据对任意说和象似说理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李葆嘉.荀子的王者制名论与约定俗成说[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4）.
[2]卢卫中.语言象似性研究综述[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43（6）.
[3]马春雨.体验哲学对西方传统语言学的挑战[J].外语学刊，2004（3）.
[4]王寅.象似说与任意说的哲学基础与辩证关系[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5（2）.
[5]王寅.认知語言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6]许国璋.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探索[J].外语教育与研究，1988（3）.
[7]张绍杰.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探索[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黄妍琪，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