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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半个世纪前，我家住在水仙门，早晨跟随阿嫲越过车水马龙的谐街，到福南街共享两毛钱的明火白果灯芯粥和猪肠粉，顺便到振南街买菜。振南街尾靠近小坡大马路（桥北路），有一小段丰兴唂街（Hong Hin Court），阁楼建在马路上方，将街尾两旁店屋的二楼衔接起来。20世纪80年代，那一带集体重建后落成的福南中心已经翻新过两回。
新加坡河畔与大坡大马路（桥南路）的附近还有座丰兴货仓。午休时间，苦力聚集在货仓宽阔的骑楼底，或躺在纸皮上歇息，或围起圈圈玩四色牌，地面上散落着银角和四方的乔治六世铜钱。丰兴货仓拱门古色古香，跟周遭的店屋格局迥然不同。如今，20多层楼的河畔廊（The Riverwalk）综合大厦取代了原来的景观。
一日容易又黄昏，用过晚餐后我们最常去康乐亭吹海风。陈金声喷泉以精美的铸铁打造，典雅的希腊女神塑像随着泛黄的水波摇曳起舞，底座还有顽皮的洋小孩在大庭广众下小便呢！
若遇上大世界办商展或广东戏院放映五毛钱两场的电影，我们就干脆游世界，看戏后到展览场品尝免费小吃。大世界坐落在金声路的金声桥畔，童年时代大人称之为丰兴路和丰兴桥。
丰兴与巴西班让画上等号
丰兴是陈金声家族的商号，陈金声是19世纪中叶华社领袖，虽然听起来时代久远，在我成长的年代却似乎无处不在。他在新加坡和马六甲留下足迹，跟早年在南洋扎根不无关系。
俗话说“三代成峇”，陈金声刚好是第三代马六甲人，掌握中、英、巫三语，在各族群间左右逢源。新加坡开埠数年后，他从马六甲迁居至本地，搭上海峡殖民地的经济列车，拥有广大的丰兴江山。
1911年的新加坡地图标志着“Tan Kim Seng's Pasir Panjang”，将陈金声跟巴西班让画上等号。从前的巴西班让幅员辽阔，差不多涵盖今日的女皇镇、锦茂、金文泰路、新加坡理工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巴西班让。在何进福编制的1918年出版的《邮传指南》上，当时的“Pasir Panjang”被称为丰兴山。
“大港内”的丰兴界石
丰兴山的地名随着时代变化，譬如数年前我参与朱立新的女皇镇社区导览，会知道美景路（Mei Chin Road）是从前女皇镇丰兴山与芳林山之间开拓的双程道，种植果树与橡胶树的丰兴山是现在的女皇镇游泳池和体育场所在之地，甘榜和坟场共处的芳林山则兴建起多座组屋。
40多年前我在新加坡理工学院杜佛路的新校区读书，放学后跟同学换上短裤，从校园跑到班丹河畔，沿途经过已经荒芜的“大港内”。多年后，大港内的部分原址变成地铁站旁的杜佛森林（Dover Forest）。
我们跟随“寻根探秘逍遥游”队长郭永发走入林中，观赏深植泥土中刻着“TKS”（陈金声的缩写）和“丰兴山”的碑石，旁边尚有两口废弃的水井，印证这里曾经是大港内民居，亦是陈金声在巴西班让的版图。
沒有全球定位系统的古早年代，以界石划清领土的楚河汉界。数年前我们在南波那维斯达路，发现两块曾用来标志章芳林父子产业的苑生界石，还没被完全风化的丰兴山界石跟苑生界石异曲同工，让我们有机会还原前人的生活轨迹。
五毛钱买下昔日巴西班让
综合殖民地时代的文献，以及《南洋商报》和《海峡时报》的报道，还有年过古稀的老居民的反馈，“丰兴山河图”的故事是如此的：
早年的种植园主经常因“捞过界”发生争执，殖民地政府于1844年再度修改土地法，所有土地持有者必须拥有合法地契证书，并缴付常年地税。当时本地尚有2/3的土地尚未开发，山丘森林密布。政府通过出售划分地界的土地，让置产人为了快些归本积极开荒，创造比树林更有利可图的经济效益，可谓一箭双雕。
陈金声以五毛钱邮票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买下昔日巴西班让的土地权，总面积2038英亩（8.25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的大巴窑。他将土地开放给华人垦植，形成一个个务农的村庄，四五代人留在原地过活。
政府买回丰兴山
二战结束后，殖民地政府决定以350万元买下这片土地，安排上万户居民分阶段搬迁。乍听之下，一个世纪间五毛钱的土地竟然增值至几百万元，大家应该对这么庞大的天文数字感到开心才是，但实际上以人口计算，每户只得三几百元赔偿，迁徙与安家费都不够。
经过交涉后，政府修改赔偿模式，譬如大港内的村民自己掏腰包建桥梁，让孩子们到班丹河对岸的励群学校读书，因此可另外获得600元的公共措施赔偿。最后，女皇镇丰兴山居民争取到的赔偿费，每户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
1956年4月，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第一批女皇镇丰兴山居民须于四天内迁往蔡厝港13与14英里。当时工人正忙着开路，到处沙尘滚滚。居民从市区边缘搬到连间茅舍都没有的荒山野岭，来不及搭建房屋的只好风餐露宿，或者寄居在他人的屋檐下。
女皇镇丰兴山俗称“无尾涧”，潺潺涧水流过杜佛森林的大港内，经班丹河出海。流水带不走心灵深处那个永恒的故乡，一些前居民依然经常回到老家走动。建在前芳林山上第171座组屋旁的忠义庙，就是他们喝茶叙旧的情感联络站，白头故人共赏几度夕阳红。
来源：《联合早报》（原文有删减）
责任编辑：冯勤哲
新加坡河畔与大坡大马路（桥南路）的附近还有座丰兴货仓。午休时间，苦力聚集在货仓宽阔的骑楼底，或躺在纸皮上歇息，或围起圈圈玩四色牌，地面上散落着银角和四方的乔治六世铜钱。丰兴货仓拱门古色古香，跟周遭的店屋格局迥然不同。如今，20多层楼的河畔廊（The Riverwalk）综合大厦取代了原来的景观。
一日容易又黄昏，用过晚餐后我们最常去康乐亭吹海风。陈金声喷泉以精美的铸铁打造，典雅的希腊女神塑像随着泛黄的水波摇曳起舞，底座还有顽皮的洋小孩在大庭广众下小便呢！
若遇上大世界办商展或广东戏院放映五毛钱两场的电影，我们就干脆游世界，看戏后到展览场品尝免费小吃。大世界坐落在金声路的金声桥畔，童年时代大人称之为丰兴路和丰兴桥。
丰兴与巴西班让画上等号
丰兴是陈金声家族的商号，陈金声是19世纪中叶华社领袖，虽然听起来时代久远，在我成长的年代却似乎无处不在。他在新加坡和马六甲留下足迹，跟早年在南洋扎根不无关系。
俗话说“三代成峇”，陈金声刚好是第三代马六甲人，掌握中、英、巫三语，在各族群间左右逢源。新加坡开埠数年后，他从马六甲迁居至本地，搭上海峡殖民地的经济列车，拥有广大的丰兴江山。
1911年的新加坡地图标志着“Tan Kim Seng's Pasir Panjang”，将陈金声跟巴西班让画上等号。从前的巴西班让幅员辽阔，差不多涵盖今日的女皇镇、锦茂、金文泰路、新加坡理工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巴西班让。在何进福编制的1918年出版的《邮传指南》上，当时的“Pasir Panjang”被称为丰兴山。
“大港内”的丰兴界石
丰兴山的地名随着时代变化，譬如数年前我参与朱立新的女皇镇社区导览，会知道美景路（Mei Chin Road）是从前女皇镇丰兴山与芳林山之间开拓的双程道，种植果树与橡胶树的丰兴山是现在的女皇镇游泳池和体育场所在之地，甘榜和坟场共处的芳林山则兴建起多座组屋。
40多年前我在新加坡理工学院杜佛路的新校区读书，放学后跟同学换上短裤，从校园跑到班丹河畔，沿途经过已经荒芜的“大港内”。多年后，大港内的部分原址变成地铁站旁的杜佛森林（Dover Forest）。
我们跟随“寻根探秘逍遥游”队长郭永发走入林中，观赏深植泥土中刻着“TKS”（陈金声的缩写）和“丰兴山”的碑石，旁边尚有两口废弃的水井，印证这里曾经是大港内民居，亦是陈金声在巴西班让的版图。
沒有全球定位系统的古早年代，以界石划清领土的楚河汉界。数年前我们在南波那维斯达路，发现两块曾用来标志章芳林父子产业的苑生界石，还没被完全风化的丰兴山界石跟苑生界石异曲同工，让我们有机会还原前人的生活轨迹。
五毛钱买下昔日巴西班让
综合殖民地时代的文献，以及《南洋商报》和《海峡时报》的报道，还有年过古稀的老居民的反馈，“丰兴山河图”的故事是如此的：
早年的种植园主经常因“捞过界”发生争执，殖民地政府于1844年再度修改土地法，所有土地持有者必须拥有合法地契证书，并缴付常年地税。当时本地尚有2/3的土地尚未开发，山丘森林密布。政府通过出售划分地界的土地，让置产人为了快些归本积极开荒，创造比树林更有利可图的经济效益，可谓一箭双雕。
陈金声以五毛钱邮票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买下昔日巴西班让的土地权，总面积2038英亩（8.25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的大巴窑。他将土地开放给华人垦植，形成一个个务农的村庄，四五代人留在原地过活。
政府买回丰兴山
二战结束后，殖民地政府决定以350万元买下这片土地，安排上万户居民分阶段搬迁。乍听之下，一个世纪间五毛钱的土地竟然增值至几百万元，大家应该对这么庞大的天文数字感到开心才是，但实际上以人口计算，每户只得三几百元赔偿，迁徙与安家费都不够。
经过交涉后，政府修改赔偿模式，譬如大港内的村民自己掏腰包建桥梁，让孩子们到班丹河对岸的励群学校读书，因此可另外获得600元的公共措施赔偿。最后，女皇镇丰兴山居民争取到的赔偿费，每户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
1956年4月，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第一批女皇镇丰兴山居民须于四天内迁往蔡厝港13与14英里。当时工人正忙着开路，到处沙尘滚滚。居民从市区边缘搬到连间茅舍都没有的荒山野岭，来不及搭建房屋的只好风餐露宿，或者寄居在他人的屋檐下。
女皇镇丰兴山俗称“无尾涧”，潺潺涧水流过杜佛森林的大港内，经班丹河出海。流水带不走心灵深处那个永恒的故乡，一些前居民依然经常回到老家走动。建在前芳林山上第171座组屋旁的忠义庙，就是他们喝茶叙旧的情感联络站，白头故人共赏几度夕阳红。
来源：《联合早报》（原文有删减）
责任编辑：冯勤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