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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2年起，我每年夏天总会去拜罗伊特瓦格纳艺术节。前20年间，在绿山丘（拜罗伊特艺术节剧场的所在地）能遇上的东亚观众不是日本人就是韩国人，华人瓦格纳迷少之又少。约在1995年的夏天，我在一次幕间休息时忽见身边一对亚洲夫妇：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礼服革履、风度翩翩；她，灵秀清雅、风韵卓姿，淑质慧和、仪态万方——二人真是才子佳人、天作之合。女士身着清淡端庄的中华蓝旗袍，让我立即判断出他们是华人而非日韩。异国遇老乡，岂有错过之理。我们六目相对，彼此点头招呼后开始自我介绍，这便是我们间长达20多年忘年之交的开始。
当时，Danid乃学富五车的饱学之仕、誉满北美的莎翁专家、名震海峡两岸的戏剧导演；我则在等待论文答辩，还属校园中的学生。由于大学距拜罗伊特不过80公里，我连续多年在艺术节度过暑假。我们的阅历、背景差之千里，但自从上到绿山丘后都成了瓦格纳的“瘾君子”，一发不可收。共同的爱好，共同的江苏无锡祖籍，共同的孩提时代成长之地上海，将原本无论从何角度来说都八竿子打不着的我们联系在一起。
面对德高望重的长辈，我开始遇到的最大的尴尬是对他们的称呼。当初国内流行“老师”，但我们都长久生活在欧美社会，“老师”着实不是什么特别的尊称；称他们为杨先生、杨太太，则将这种被我视作亦师亦友的关系拉开了十万八千里。他们洞察入微，感觉到了我的尴尬，主动邀我称呼他们为大哥、大姐。我明白这是他们谦逊恭和，然而毕竟隔着辈分，何以如此放肆大胆、没大没小？中文的习俗有时太过复杂，倒不如西方人的直呼名字来得简单方便。于是乎我自作主张直呼其名Danid和Cecilia。Daniel平易近人，Cecilia热心真诚，我同他们交流向来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
Daniel和Cecilia有着大哥大姐的豪气。无论是演出结束的夜宵，还是我们利用“《指环》四联剧”的间隙去南部的法兰克尼亚小瑞士，东边的杉树林风景区乃至捷克温泉胜地的远足，他们都包揽买单，从不让我花一个铜板。在我捉襟见肘、囊中羞涩的学生时代订下的这个规矩，到了我工作以后，手头开始滋润有余，他们还是照旧不许我打破，甚至在他们到慕尼黑观摩歌剧节期间都不允我尽地主之谊。无论我怎么想坚持自己礼尚往来的原则，他们都不为所动。我的几次企图都徒劳而返，最后不得不“恭敬不如从命”。
对于瓦格纳乐剧的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研究争鸣、介绍普及的文献早已是堆积如山；可对于其作品内涵的深刻挖掘并在舞台上以戏剧展现，则远无止境。作曲家在世时曾经呐喊“孩子们，来点创新吧！”，可他去世后，他的妻子科西玛为了维护其正统，却对此听而不闻、阅而不化。拜罗伊特艺术节的营运沦入固步自封、僵化教条，舞台艺术的创作也是乏善可陈，毫无新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艺术节得以浴火重生。瓦格纳的大孙子维兰德（Wieland Wagner，1917-1966）开始推陈出新，主打抽象风格，引领了欧洲戏剧舞台制作的新潮流。此后“导演戏剧”（Regietheater）的崛起和发扬光大，赋予了瓦格纳作品以时代性、普世性。人们不再满足于故事情节的平铺直叙，开始对作品进行解剖伸展、诠释发挥、投射现实、发问社会；时间转换、空间移位等等艺术手段也是层出不穷。创新往往会产生争议，“导演戏剧”的质量也是干差万别，拜罗伊特艺术节长期处于争议的风口浪尖；这里的观众也是一年又一年地与时俱进，成长发展。Daniel、Cecilia与我共同亲历的海纳·穆勒（Heiner Mueller，1929-1995）以几何与电光为视觉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杰出制作，在其第一年首演時曾遭抗议一片，到了1999年最后一轮上演后，却得到了近80分钟的喝彩。这与法国导演帕特里斯·夏侯（Patrice Ch6reau，1944～2013）“百年指环”制作的命运真是殊途同归。笔者在绿山丘上观摩的所有“指环”制作，无不令人感觉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前民主德国导演库普夫（Harry Kupfer，1935-）的制作首演于冷战尾声，充斥着对原子武器毁灭世界的恐惧；柯西纳（Alfred Kirchner，1937-）的制作在冷战结束、两德统一后，舞台上呈现出一片歌舞升平的小资情调；弗里姆（Juergen Flimm，1941-）的千禧年制作恰是金融市场蒸蒸日上的全民炒股时代，于是对金融寡头的批判则成了主调；德国作家多斯特（TankredDorst，1925-）的制作则是将虚无的“神就在我们的身边”作为主题；最近的卡斯托夫（Frank Castorf，1951-）的解构主义制作，开始对工业革命至今的历史以及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反思。如果观众们在观摩中开动脑筋，一部出色的“导演戏剧”作品会让人欲罢不能、其乐无穷。挪威导演赫海姆（Stefan Herheim，1970-）划时代的《帕西法尔》制作便是这类杰作。它将德国的近代史梳理其中，尖锐地将拜罗伊特艺术节乃至艺术节观众放置于这个背景之中，让大家在批判历史的同时，反思自身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清新流畅、蕴含哲理的制作能让人百看不厌，回味无穷；那些艰涩费解、哗众取宠的制作却往往让人不知所云、沮丧无奈。要对其做出评论往往不是件易事。Daniel孜孜笔耕，创作不辍。他的行文平实、质朴无华、实如其质。翻阅《优雅的时光》一书中的篇篇美文，让我一幕幕地回味绿山丘四分之一世纪来的历史。不同的经历和背景造就了我们对作品的不同反应和解读，我们之间的观点常常不尽相同。Daniel以戏剧导演所特有的专业视角，点出普通观众所不明就里的内行手艺，让人受益匪浅。例如，将灯光与造型运用得炉火纯青的英国导演华纳（Keith Warner，1956～）制作的《罗恩格林》曾让我如痴如醉，然而鲜有人会去思考从一个四方平台上延伸出的巨大倾斜十字架“没有其他支点”这一视觉美感背后所隐含的高科技难题。Daniel言简意赅、鞭辟入里的评论，恰似灵犀一点、脉脉相通，更让人咀嚼再三。
谢谢你们，Daniel、Cecilia！
2017年5月28日于德国慕尼黑市郊
当时，Danid乃学富五车的饱学之仕、誉满北美的莎翁专家、名震海峡两岸的戏剧导演；我则在等待论文答辩，还属校园中的学生。由于大学距拜罗伊特不过80公里，我连续多年在艺术节度过暑假。我们的阅历、背景差之千里，但自从上到绿山丘后都成了瓦格纳的“瘾君子”，一发不可收。共同的爱好，共同的江苏无锡祖籍，共同的孩提时代成长之地上海，将原本无论从何角度来说都八竿子打不着的我们联系在一起。
面对德高望重的长辈，我开始遇到的最大的尴尬是对他们的称呼。当初国内流行“老师”，但我们都长久生活在欧美社会，“老师”着实不是什么特别的尊称；称他们为杨先生、杨太太，则将这种被我视作亦师亦友的关系拉开了十万八千里。他们洞察入微，感觉到了我的尴尬，主动邀我称呼他们为大哥、大姐。我明白这是他们谦逊恭和，然而毕竟隔着辈分，何以如此放肆大胆、没大没小？中文的习俗有时太过复杂，倒不如西方人的直呼名字来得简单方便。于是乎我自作主张直呼其名Danid和Cecilia。Daniel平易近人，Cecilia热心真诚，我同他们交流向来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
Daniel和Cecilia有着大哥大姐的豪气。无论是演出结束的夜宵，还是我们利用“《指环》四联剧”的间隙去南部的法兰克尼亚小瑞士，东边的杉树林风景区乃至捷克温泉胜地的远足，他们都包揽买单，从不让我花一个铜板。在我捉襟见肘、囊中羞涩的学生时代订下的这个规矩，到了我工作以后，手头开始滋润有余，他们还是照旧不许我打破，甚至在他们到慕尼黑观摩歌剧节期间都不允我尽地主之谊。无论我怎么想坚持自己礼尚往来的原则，他们都不为所动。我的几次企图都徒劳而返，最后不得不“恭敬不如从命”。
对于瓦格纳乐剧的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研究争鸣、介绍普及的文献早已是堆积如山；可对于其作品内涵的深刻挖掘并在舞台上以戏剧展现，则远无止境。作曲家在世时曾经呐喊“孩子们，来点创新吧！”，可他去世后，他的妻子科西玛为了维护其正统，却对此听而不闻、阅而不化。拜罗伊特艺术节的营运沦入固步自封、僵化教条，舞台艺术的创作也是乏善可陈，毫无新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艺术节得以浴火重生。瓦格纳的大孙子维兰德（Wieland Wagner，1917-1966）开始推陈出新，主打抽象风格，引领了欧洲戏剧舞台制作的新潮流。此后“导演戏剧”（Regietheater）的崛起和发扬光大，赋予了瓦格纳作品以时代性、普世性。人们不再满足于故事情节的平铺直叙，开始对作品进行解剖伸展、诠释发挥、投射现实、发问社会；时间转换、空间移位等等艺术手段也是层出不穷。创新往往会产生争议，“导演戏剧”的质量也是干差万别，拜罗伊特艺术节长期处于争议的风口浪尖；这里的观众也是一年又一年地与时俱进，成长发展。Daniel、Cecilia与我共同亲历的海纳·穆勒（Heiner Mueller，1929-1995）以几何与电光为视觉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杰出制作，在其第一年首演時曾遭抗议一片，到了1999年最后一轮上演后，却得到了近80分钟的喝彩。这与法国导演帕特里斯·夏侯（Patrice Ch6reau，1944～2013）“百年指环”制作的命运真是殊途同归。笔者在绿山丘上观摩的所有“指环”制作，无不令人感觉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前民主德国导演库普夫（Harry Kupfer，1935-）的制作首演于冷战尾声，充斥着对原子武器毁灭世界的恐惧；柯西纳（Alfred Kirchner，1937-）的制作在冷战结束、两德统一后，舞台上呈现出一片歌舞升平的小资情调；弗里姆（Juergen Flimm，1941-）的千禧年制作恰是金融市场蒸蒸日上的全民炒股时代，于是对金融寡头的批判则成了主调；德国作家多斯特（TankredDorst，1925-）的制作则是将虚无的“神就在我们的身边”作为主题；最近的卡斯托夫（Frank Castorf，1951-）的解构主义制作，开始对工业革命至今的历史以及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反思。如果观众们在观摩中开动脑筋，一部出色的“导演戏剧”作品会让人欲罢不能、其乐无穷。挪威导演赫海姆（Stefan Herheim，1970-）划时代的《帕西法尔》制作便是这类杰作。它将德国的近代史梳理其中，尖锐地将拜罗伊特艺术节乃至艺术节观众放置于这个背景之中，让大家在批判历史的同时，反思自身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清新流畅、蕴含哲理的制作能让人百看不厌，回味无穷；那些艰涩费解、哗众取宠的制作却往往让人不知所云、沮丧无奈。要对其做出评论往往不是件易事。Daniel孜孜笔耕，创作不辍。他的行文平实、质朴无华、实如其质。翻阅《优雅的时光》一书中的篇篇美文，让我一幕幕地回味绿山丘四分之一世纪来的历史。不同的经历和背景造就了我们对作品的不同反应和解读，我们之间的观点常常不尽相同。Daniel以戏剧导演所特有的专业视角，点出普通观众所不明就里的内行手艺，让人受益匪浅。例如，将灯光与造型运用得炉火纯青的英国导演华纳（Keith Warner，1956～）制作的《罗恩格林》曾让我如痴如醉，然而鲜有人会去思考从一个四方平台上延伸出的巨大倾斜十字架“没有其他支点”这一视觉美感背后所隐含的高科技难题。Daniel言简意赅、鞭辟入里的评论，恰似灵犀一点、脉脉相通，更让人咀嚼再三。
谢谢你们，Daniel、Cecilia！
2017年5月28日于德国慕尼黑市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