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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为例，探讨在新媒体背景下，馆藏革命文物数字化的必要性，并尝试提出革命文物数字化的基本路径，以实现文物管理更科学，利用更广泛，宣传更深入，让文物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 新媒体；革命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4-0018-03
2018年10月，两办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推动文物展示利用方式融合创新，推进“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1]。2020年11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支持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新媒体传播推广，支持文化文物单位与融媒体平台、数字文化企业合作，运用5G、VR/AR、人工智能、多媒体等数字技术开发馆藏资源。支持展品数字化采集、图像呈现、信息共享、按需传播、智慧服务等云展览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2]。新媒体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三者的有机结合，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源数字化，二是传播网络化，三是参与互动性[3]。将新媒体技术与革命文物保护相结合，以此推进革命文物资源的信息化和数据化，创新革命文物传播的平台和方式，深化文物保护利用改革，是革命类博物馆未来发展趋势。
相比于历史文物，革命文物数字化程度普遍较低。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根据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统计，馆藏文物1 845套，共计3 698件。按文物级别统计，珍贵文物439套（1 129件），占比23.9%，一般文物888套（1 771件），占比48.3%；未定级文物518套（798件），占比27.8%。除了珍贵文物采集了基本信息与数据外，大多数文物仍旧沉睡在文物库房内，鲜有机会与社会公众见面，博物馆自身的社会效益也得不到充分地发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物数字化采集还处于初始阶段，缺乏全面、深度的信息。受多重因素制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基础薄弱。虽然在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时，已对珍贵文物基本信息、照片影像资料进行了统一的采集与整理，包括文物名称和编号、级别和来源、质地和尺寸、完残程度等信息，但是在文物本体信息的深度采集，特别是在文物图像精细度、信息完整度方面还存在严重欠缺。比如馆藏一级文物“1927年共青团江西省委机关刊物《红灯》1至15期合订本”，目前采集的信息，还停留于表层。对于文物本体，如这本《红灯》刊登的具体文章、刊物背景等详细信息，尚未进行过全面、完善的数字化采集工作，难以为文物研究展示和博物馆社会教育提供有力支撑。
2）文物管理方式陈旧，没有建立文物数字化管理系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目前有两名保管员，主要负责文物藏品的登记、出入库等文物的征集和保管工作。文物管理模式还处于人工状态，从藏品信息管理、藏品保管业务管理、库房日常管理等方面，基本依赖于保管员。因人手紧缺，任务繁重，很多藏品预防性保护工作无暇顾及，更别提数字化的采集和管理。换言之，文物管理的手段，已经很难跟上脆弱文物的损毁风险和保护需求，亟待建立数字化管理系统，推动文物管理的现代化、便捷化。
3）文物数字化展示利用方式单一，无法满足观众日益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相较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敦煌研究院来说，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数字化建设相对滞后。从方式来看，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新媒体展示平台主要是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展厅还配备部分自助导览设备和文博一体机。从内容来看，主要以文物的图文介绍为主，缺乏文物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维立体的数字化展示，对文物背景信息和价值内涵的阐释没能深入拓展，缺乏趣味性和互动性，对公众吸引力和影响力不够。
文物资源的信息化和数据化，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尤其随着5G技术逐步推进，文物数字化不仅成为新时代发展要求，也成为推进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4]。通过搭建革命文物的数字平台，将有助于把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转化为能够有效保存、永续利用的数字资源，进而转化为社会共享的红色文化资源，构建红色文化基因库。
1）文物保护的需求。馆藏革命文物除了人工损耗外，还易受自然环境的腐蚀，并出现纸张酸化、酥脆断裂、卷曲褶皱、虫蛀霉变等病虫害现象，难以得到长久保存。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藏文物，按文物类别统计，其中文件、宣传品557件/套，占比30.20%；书法、绘画316件/套，占比17.13%；名人遗物：303件/套，占比16.43%；武器258件/套，占比14.00%；票据116件/套，占比6.30%；钱币112件/套，占比6.07%。按文物完残程度统计，其中残缺1 777件/套，占比96.37%；严重残缺67件/套，占3.63%。由此可见，馆藏文物大多以纸质为主，残缺文物占绝大部分，大量文物亟待保护修复。针对文物的这种情况，实施馆藏文物数字化，一方面能有效地减少实体文物的利用率，从而减低文物的损耗，另一方面能使得文物信息与细节以数字化的形式永久保存。一旦实体文物遭到损毁需要进行修复保护时，还可以采取“数字化修复”手段，利用文物三维数字化建模后的数据和完整信息，进行更为科学精准的辅助修复或“虚拟修复”，从而实现文物的科学保护。
2）文物数字化管理需求。国家文物局修订的《博物馆定级评估办法》《博物馆定级评估标准》《评分细则计分表》，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建设性的指导方向，其中数字化建设的分值占比20%以上。科学高效和统一规范的管理是文物数字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文物经扫描及后期的制作处理后，通过专业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可以实现文物资源的动态化管理。当然，文物的数字化不能停留于表面信息，仅对文物器型、尺寸、纹饰等单一指标的信息扫描，还应对涵盖文物的来源、年代、流传经过等科学、艺术、历史价值等各方面信息的多样化采集，甚至还需将文物日常保养、展览利用、保护修复、学术研究等背景信息进行数据化。这样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出现“信息孤岛”现象，切实有效地提高文物资源的管理效率。 3）文物展示利用的需求。随着虚拟现实走进游客生活，博物馆以往通过图片、文字等传统形式的展示，已经不能满足游客的观赏需求。此外，受博物馆展示空间等因素限制，馆藏文物无法全部对外展示，导致绝大多数文物没有发挥其应有价值。利用新媒体平台，采集加工和有效整合后的馆藏文物资源，可以极大突破时空的限制，提升文物展示传播的便捷程度。新媒体平台日渐成为文物传播的最大增量平台。云直播、云展示、短视频等文物传播新模式，以新颖独特的视角、沉浸互动的体验，为观众提供新鲜的文化体验，让文物蕴藏的丰富价值与内涵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
4）弘扬传承红色文化需求。革命文物凝聚着宝贵精神财富，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保护利用好革命文物，不仅要从文物中挖掘和汲取营养，更重要的是弘扬传承红色基因，增强文化自信[5]。正如《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所指出，要“不断增强馆藏文物数字化保存、数字化展示、数字化传播。创新文物价值传播推广体系，让文物成为民族、文化、国家认同的重要精神桥梁。”[1]
革命文物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留下的光辉印记，是宝贵、鲜活的精神文化资源。构建馆藏革命文物数字化资源管理和藏品管理系统是基础性工程，利于将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转化为数字化的文化资源。借助各种新媒体平台，建立文物的数字化综合展示系统，可以提高馆藏革命文物的传播力，让红色文物成为社会共享、全民可用的资源宝库。
1）构建文物数字化资源管理系统。文物信息的数字化采集、存储是博物馆数字化的第一步。具体流程包括文物扫描工作环境安全确认，样品试扫描，扫描精读确认，扫描数字采集等具体流程。针对革命文物保护的实际需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根据文物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的数字信息采集加工。具体包括，从细分文物类型入手，对于立体的文物，通过高清拍摄、三维扫描，环拍技术，获取文物环拍影像，涵盖文物外形、尺寸、色彩、表面纹理等信息内容，制作文物的三维模型，在视觉上实现与实体文物近似逼真的效果；对于平面的纸质文物，则主要通过高精度扫描，获取高清图像。针对革命文献或书籍，不仅对封面，还对书籍内页进行整体采集，尽最大可能保存文物信息量。在数据采集基础上，建立文物数字资源管理系统，支持数据资源修改、查看、編辑、统计、分析等功能，实现对文物档案、三维模型、图像音视频等资源的统一存储、规范管理。通过建立数据管理系统，将文物资源转化为通用活化的数据，打通“数据”的各项壁垒，全面提升纪念馆数字资源规范化、信息化管理[6]。
2）建立数字化藏品综合管理系统。数字化藏品综合管理系统是以藏品为中心，涉及藏品信息管理、藏品保管业务管理、库房日常管理、藏品管理利用等功能模块的综合性管理软件系统。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为例，数字化藏品信息管理模块，包含文物藏品的征集、编目、鉴定、登录、展览利用、出入库状态，日常保养、修复保护记录，检索统计分析等多重信息登记管理；库房日常管理模块包含库房柜架、定期盘点、库房文物管控、日志管理、恒温恒湿等设备管理、文物病虫害监测等功能。藏品管理利用模块，主要包括云对账、云点交、云查询等，使得藏品管理流程更规范，藏品利用更高效安全。与文物数字化资源管理系统区别的是，藏品综合管理系统使用主体以文物保管员为主，更侧重于文物与库房的日常业务管理、包括文物报表导出、查询统计和出入库管理等。
3）文物数字化综合展示系统。目前，博物馆在数字化建设进程中，虽逐步建立起一个以本馆文物为基础的数字资源体系，但存在文物所关联到的数据、知识、资源相对零散，在文物资源展示方面拓展延伸不足，难以给公众提供一体式的服务和交互体验的问题。基于这种现状，博物馆就需要依托文物综合展示系统，有机整合多形态的文物资源，打造面向公众的博物馆数字资源“云”展示系统。文物数字化综合展示系统主要采用仿生式设计，将藏品结合仿生动效，以乱序推展的方式呈现出来。博物馆根据需求，可以选择不同终端的UI效果进行使用，兼容手机和电脑大屏等不同屏幕尺寸。比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展厅中设置了“互动魔墙+触摸一体机展示系统”，通过360度全景式三维文物互动，将馆藏文物“原模原样”搬到触摸终端中，游客通过触摸屏可以对藏品直观细致的欣赏。从游客观感体验和传播力来看，文物的数字化综合展示系统不仅能实现文物的观赏、交互、讲解和知识延伸，还便于文物线上线下的立体式传播。
4）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云传播。文物数字化后最大的优势是基于互联网传播的便捷性和直观性。新媒体时代，合理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不仅可以充分发挥文物资源禀赋优势，激发文物内在活力，还可以使博物馆“观众”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成为可能。基于馆内已采集的文物数字化资源，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通过调取文物数据模型，从制作文物短视频、三维动画、开发互动游戏，到开展云直播、微博粉丝互动等多种方式，如根据馆藏文物资源，结合数字化形式，打造“云游八一”系列短视频，通过“文物故事讲述、革命情景再现”，增强文物的生动性和趣味性，提高文物的体验感和互动性，实现双向的信息交流，探索红色美育课程的新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为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革命文物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见证，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滋养民族精神的营养剂。运用新媒体思维，夯实文物数字化建设基础，将极大改善革命文化的保护与传播方式，展示革命文物跨越时空的魅力，优化博物馆对外服务和文物传播效能。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EB/OL].[2021-01-19].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0/08/ c_1123530260.htm.
[2]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EB/OL].[2021-01-19].http：//www.gov.cn/zhengce/ zhengceku/2020-11/27/content_5565316.htm.
[3]陈刚.新媒体与博物馆信息传播[J].中国博物馆，2012（1）：25-28.
[4]刘忠伟.文物资源“上云”之管见[N].中国文物报，2020-06-30（3）.
[5]陆建松.如何讲好中国文物的故事：论中国文物故事传播体系建设[J].东南文化，2018（6）：117-122.
[6]刘颖.博物馆数字化建设与文物管理特点分析[J].才智，2018（34）：203.
关键词 新媒体；革命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4-0018-03
2018年10月，两办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推动文物展示利用方式融合创新，推进“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1]。2020年11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支持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新媒体传播推广，支持文化文物单位与融媒体平台、数字文化企业合作，运用5G、VR/AR、人工智能、多媒体等数字技术开发馆藏资源。支持展品数字化采集、图像呈现、信息共享、按需传播、智慧服务等云展览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2]。新媒体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三者的有机结合，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源数字化，二是传播网络化，三是参与互动性[3]。将新媒体技术与革命文物保护相结合，以此推进革命文物资源的信息化和数据化，创新革命文物传播的平台和方式，深化文物保护利用改革，是革命类博物馆未来发展趋势。
1 馆藏革命文物数字化现状
相比于历史文物，革命文物数字化程度普遍较低。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根据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统计，馆藏文物1 845套，共计3 698件。按文物级别统计，珍贵文物439套（1 129件），占比23.9%，一般文物888套（1 771件），占比48.3%；未定级文物518套（798件），占比27.8%。除了珍贵文物采集了基本信息与数据外，大多数文物仍旧沉睡在文物库房内，鲜有机会与社会公众见面，博物馆自身的社会效益也得不到充分地发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物数字化采集还处于初始阶段，缺乏全面、深度的信息。受多重因素制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基础薄弱。虽然在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时，已对珍贵文物基本信息、照片影像资料进行了统一的采集与整理，包括文物名称和编号、级别和来源、质地和尺寸、完残程度等信息，但是在文物本体信息的深度采集，特别是在文物图像精细度、信息完整度方面还存在严重欠缺。比如馆藏一级文物“1927年共青团江西省委机关刊物《红灯》1至15期合订本”，目前采集的信息，还停留于表层。对于文物本体，如这本《红灯》刊登的具体文章、刊物背景等详细信息，尚未进行过全面、完善的数字化采集工作，难以为文物研究展示和博物馆社会教育提供有力支撑。
2）文物管理方式陈旧，没有建立文物数字化管理系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目前有两名保管员，主要负责文物藏品的登记、出入库等文物的征集和保管工作。文物管理模式还处于人工状态，从藏品信息管理、藏品保管业务管理、库房日常管理等方面，基本依赖于保管员。因人手紧缺，任务繁重，很多藏品预防性保护工作无暇顾及，更别提数字化的采集和管理。换言之，文物管理的手段，已经很难跟上脆弱文物的损毁风险和保护需求，亟待建立数字化管理系统，推动文物管理的现代化、便捷化。
3）文物数字化展示利用方式单一，无法满足观众日益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相较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敦煌研究院来说，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数字化建设相对滞后。从方式来看，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新媒体展示平台主要是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展厅还配备部分自助导览设备和文博一体机。从内容来看，主要以文物的图文介绍为主，缺乏文物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维立体的数字化展示，对文物背景信息和价值内涵的阐释没能深入拓展，缺乏趣味性和互动性，对公众吸引力和影响力不够。
2 馆藏革命文物数字化建设的必要性
文物资源的信息化和数据化，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尤其随着5G技术逐步推进，文物数字化不仅成为新时代发展要求，也成为推进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4]。通过搭建革命文物的数字平台，将有助于把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转化为能够有效保存、永续利用的数字资源，进而转化为社会共享的红色文化资源，构建红色文化基因库。
1）文物保护的需求。馆藏革命文物除了人工损耗外，还易受自然环境的腐蚀，并出现纸张酸化、酥脆断裂、卷曲褶皱、虫蛀霉变等病虫害现象，难以得到长久保存。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藏文物，按文物类别统计，其中文件、宣传品557件/套，占比30.20%；书法、绘画316件/套，占比17.13%；名人遗物：303件/套，占比16.43%；武器258件/套，占比14.00%；票据116件/套，占比6.30%；钱币112件/套，占比6.07%。按文物完残程度统计，其中残缺1 777件/套，占比96.37%；严重残缺67件/套，占3.63%。由此可见，馆藏文物大多以纸质为主，残缺文物占绝大部分，大量文物亟待保护修复。针对文物的这种情况，实施馆藏文物数字化，一方面能有效地减少实体文物的利用率，从而减低文物的损耗，另一方面能使得文物信息与细节以数字化的形式永久保存。一旦实体文物遭到损毁需要进行修复保护时，还可以采取“数字化修复”手段，利用文物三维数字化建模后的数据和完整信息，进行更为科学精准的辅助修复或“虚拟修复”，从而实现文物的科学保护。
2）文物数字化管理需求。国家文物局修订的《博物馆定级评估办法》《博物馆定级评估标准》《评分细则计分表》，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建设性的指导方向，其中数字化建设的分值占比20%以上。科学高效和统一规范的管理是文物数字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文物经扫描及后期的制作处理后，通过专业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可以实现文物资源的动态化管理。当然，文物的数字化不能停留于表面信息，仅对文物器型、尺寸、纹饰等单一指标的信息扫描，还应对涵盖文物的来源、年代、流传经过等科学、艺术、历史价值等各方面信息的多样化采集，甚至还需将文物日常保养、展览利用、保护修复、学术研究等背景信息进行数据化。这样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出现“信息孤岛”现象，切实有效地提高文物资源的管理效率。 3）文物展示利用的需求。随着虚拟现实走进游客生活，博物馆以往通过图片、文字等传统形式的展示，已经不能满足游客的观赏需求。此外，受博物馆展示空间等因素限制，馆藏文物无法全部对外展示，导致绝大多数文物没有发挥其应有价值。利用新媒体平台，采集加工和有效整合后的馆藏文物资源，可以极大突破时空的限制，提升文物展示传播的便捷程度。新媒体平台日渐成为文物传播的最大增量平台。云直播、云展示、短视频等文物传播新模式，以新颖独特的视角、沉浸互动的体验，为观众提供新鲜的文化体验，让文物蕴藏的丰富价值与内涵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
4）弘扬传承红色文化需求。革命文物凝聚着宝贵精神财富，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保护利用好革命文物，不仅要从文物中挖掘和汲取营养，更重要的是弘扬传承红色基因，增强文化自信[5]。正如《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所指出，要“不断增强馆藏文物数字化保存、数字化展示、数字化传播。创新文物价值传播推广体系，让文物成为民族、文化、国家认同的重要精神桥梁。”[1]
3 馆藏革命文物数字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革命文物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留下的光辉印记，是宝贵、鲜活的精神文化资源。构建馆藏革命文物数字化资源管理和藏品管理系统是基础性工程，利于将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转化为数字化的文化资源。借助各种新媒体平台，建立文物的数字化综合展示系统，可以提高馆藏革命文物的传播力，让红色文物成为社会共享、全民可用的资源宝库。
1）构建文物数字化资源管理系统。文物信息的数字化采集、存储是博物馆数字化的第一步。具体流程包括文物扫描工作环境安全确认，样品试扫描，扫描精读确认，扫描数字采集等具体流程。针对革命文物保护的实际需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根据文物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的数字信息采集加工。具体包括，从细分文物类型入手，对于立体的文物，通过高清拍摄、三维扫描，环拍技术，获取文物环拍影像，涵盖文物外形、尺寸、色彩、表面纹理等信息内容，制作文物的三维模型，在视觉上实现与实体文物近似逼真的效果；对于平面的纸质文物，则主要通过高精度扫描，获取高清图像。针对革命文献或书籍，不仅对封面，还对书籍内页进行整体采集，尽最大可能保存文物信息量。在数据采集基础上，建立文物数字资源管理系统，支持数据资源修改、查看、編辑、统计、分析等功能，实现对文物档案、三维模型、图像音视频等资源的统一存储、规范管理。通过建立数据管理系统，将文物资源转化为通用活化的数据，打通“数据”的各项壁垒，全面提升纪念馆数字资源规范化、信息化管理[6]。
2）建立数字化藏品综合管理系统。数字化藏品综合管理系统是以藏品为中心，涉及藏品信息管理、藏品保管业务管理、库房日常管理、藏品管理利用等功能模块的综合性管理软件系统。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为例，数字化藏品信息管理模块，包含文物藏品的征集、编目、鉴定、登录、展览利用、出入库状态，日常保养、修复保护记录，检索统计分析等多重信息登记管理；库房日常管理模块包含库房柜架、定期盘点、库房文物管控、日志管理、恒温恒湿等设备管理、文物病虫害监测等功能。藏品管理利用模块，主要包括云对账、云点交、云查询等，使得藏品管理流程更规范，藏品利用更高效安全。与文物数字化资源管理系统区别的是，藏品综合管理系统使用主体以文物保管员为主，更侧重于文物与库房的日常业务管理、包括文物报表导出、查询统计和出入库管理等。
3）文物数字化综合展示系统。目前，博物馆在数字化建设进程中，虽逐步建立起一个以本馆文物为基础的数字资源体系，但存在文物所关联到的数据、知识、资源相对零散，在文物资源展示方面拓展延伸不足，难以给公众提供一体式的服务和交互体验的问题。基于这种现状，博物馆就需要依托文物综合展示系统，有机整合多形态的文物资源，打造面向公众的博物馆数字资源“云”展示系统。文物数字化综合展示系统主要采用仿生式设计，将藏品结合仿生动效，以乱序推展的方式呈现出来。博物馆根据需求，可以选择不同终端的UI效果进行使用，兼容手机和电脑大屏等不同屏幕尺寸。比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展厅中设置了“互动魔墙+触摸一体机展示系统”，通过360度全景式三维文物互动，将馆藏文物“原模原样”搬到触摸终端中，游客通过触摸屏可以对藏品直观细致的欣赏。从游客观感体验和传播力来看，文物的数字化综合展示系统不仅能实现文物的观赏、交互、讲解和知识延伸，还便于文物线上线下的立体式传播。
4）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云传播。文物数字化后最大的优势是基于互联网传播的便捷性和直观性。新媒体时代，合理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不仅可以充分发挥文物资源禀赋优势，激发文物内在活力，还可以使博物馆“观众”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成为可能。基于馆内已采集的文物数字化资源，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通过调取文物数据模型，从制作文物短视频、三维动画、开发互动游戏，到开展云直播、微博粉丝互动等多种方式，如根据馆藏文物资源，结合数字化形式，打造“云游八一”系列短视频，通过“文物故事讲述、革命情景再现”，增强文物的生动性和趣味性，提高文物的体验感和互动性，实现双向的信息交流，探索红色美育课程的新模式。
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为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革命文物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见证，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滋养民族精神的营养剂。运用新媒体思维，夯实文物数字化建设基础，将极大改善革命文化的保护与传播方式，展示革命文物跨越时空的魅力，优化博物馆对外服务和文物传播效能。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EB/OL].[2021-01-19].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0/08/ c_1123530260.htm.
[2]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EB/OL].[2021-01-19].http：//www.gov.cn/zhengce/ zhengceku/2020-11/27/content_5565316.htm.
[3]陈刚.新媒体与博物馆信息传播[J].中国博物馆，2012（1）：25-28.
[4]刘忠伟.文物资源“上云”之管见[N].中国文物报，2020-06-30（3）.
[5]陆建松.如何讲好中国文物的故事：论中国文物故事传播体系建设[J].东南文化，2018（6）：117-122.
[6]刘颖.博物馆数字化建设与文物管理特点分析[J].才智，2018（34）：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