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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古老文明正肩负着重要的责任：构建一个更平等的世界，改善全球福祉。
过去两千余年，中印之间的交往在贸易、经济、文学、文化和哲学等领域绵延不绝。两大文明最早的互动可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连接广东和甘吉（现印度南部的甘吉布勒姆）的海运路线上，船只往来繁忙，中国的黄金和丝绸制品被运往印度，同时印度的宝石、水晶和玻璃制品被运往中国。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是两国文化交往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源自印度的佛塔建筑在中国演变出多种形式。此外，印度的天文、历法和医学也传入中国。
中印之间的政治互动和外交往来也大多经由海路发生。元朝时期（1271-1368），中国与诸多印度王朝互派使者。15世纪初期，中国进一步拓展航海路线，郑和（1371-1433）七下西洋，到访印度多地，进一步扩大了双方的互动。
然而，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深刻冲击了中印两大文明的联结，并且试图通过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为其在印度殖民以及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等恶行正名。帝国主义榨取了丽国的财富，让这两个曾经最富裕的国家陷入赤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规则使得国家之间的贸易、资本和技术相互依赖，多边机构的决策权则基本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然而，西方却开始“犯错”。正如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所说，美国把数十亿美元浪费在毫无意义的战争上，而中国却把资金用在了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港口和机场的建设上。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西方国家把资源重新投入金融领域，让银行家攫取了更高额的利润，但中国和印度却第一次展示了如何通过良好的投资应对一场全球性危机。
如今，新冠肺炎的大流行改写了各个国家的经济生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表示，“今年世界经济将陷入衰退，预计全球收入损失数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将面临严重困境，但中国很有可能是例外，印度也有可能是例外。”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古老文明正肩负着重要的责任：构建一个更平等的世界，改善全球福祉。
观念冲突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西方国家的结构性缺陷，尤其是早前的帝国主义国家。自2015年起，英国已削减逾10亿美元的卫生预算，在美国则有大约五分之一的成年人口遭遇了失业或工时削减。七国集团内部问题重重，其设置全球事务议程的能力也因此减弱。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截然不同又彼此相关的趋势：一是西方正在重新评估全球化，二是中国和印度正在重新思考亚洲的角色。中国和印度是仅有的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就实施了全面封锁的国家，两国都将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控制在了相对较低的水平。
借助专业化实现全球劳动分工的确提高了生产效率，但西方国家受益远多于中国和印度。尽管如此，中印两国依靠人民的辛勤劳动，仍然很快站稳了脚跟。但中印两国的快速发展也加剧了其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有分析人士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导致全球生产网络的重构，而这一进程早在中美贸易战时已经被触发。
西方发达经济体面对结构性和机制性问题的重压，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分歧和政治分裂频现，应对疫情不力更引发了对其治理能力和竞争力的质疑。当前，美国家庭债务已经突破14万亿美元，暴露出其经济结构的缺陷。受此次疫情影响，全球贫困人数或将出现近30年来的首次反弹。与此同时，国际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发现，尽管2019年有790亿美元的净投资流入中国、印度、南非、巴西等24个新兴国家，但仅在过去两个月里，这些国家就有700亿美元投资流出。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2020-2021年度将下降30%至40%。
摆在中国和印度面前的问题是：两国是否能合力构建一个更包容、更具可持续性的世界？首先，疫情封锁措施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人们对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诉求超越了对政治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诉求，这对联合国来说是一个重大变化。其次，全球性贸易正让位于区域化和双边贸易协定。比起签订多边协议，直接通电话更能保障必需物资的供应。再次，这是头一次所有人面临同样的威胁，应对疫情更有利的国家将有机会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第四，服务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数据这种“新能源”成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性资源。第五，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英美两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中等收入阶层发展停滞不前，因此，改善全球福祉需要一个全新的概念框架，一个不同于英美国家设定的框架。
共譜新篇章
正如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所提议，中国和印度应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协商，共同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中印两国应当就建立开放包容的全球秩序，充分交流能够代表两个古老文明的理念。
“亚洲世纪”追求的是和平共处，而不是分而治之、权力平衡或是贸易集团。美国的式微已经给出了重要教训——不要干预他国内政。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共同体，要在可比较的水平上提升人类福祉，也要反抗知识产权垄断。全球公共产品应当包括公共健康、农作物研究、可再生能源，甚至人工智能，因为数字经济的利润恰恰来自于数据共享。货币互换协议和“亚洲版”特殊提款权应当纳入贸易投资安排，成为“共同未来”的一部分。
“亚洲世纪”是一个非排他性概念。“亚洲世纪”预示的是一个共享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更加平等的世界，这样的文明价值观已充分证明其代表的新型社会关系的正当性。
本文作者Mukul Sanwal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资深顾问。
过去两千余年，中印之间的交往在贸易、经济、文学、文化和哲学等领域绵延不绝。两大文明最早的互动可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连接广东和甘吉（现印度南部的甘吉布勒姆）的海运路线上，船只往来繁忙，中国的黄金和丝绸制品被运往印度，同时印度的宝石、水晶和玻璃制品被运往中国。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是两国文化交往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源自印度的佛塔建筑在中国演变出多种形式。此外，印度的天文、历法和医学也传入中国。
中印之间的政治互动和外交往来也大多经由海路发生。元朝时期（1271-1368），中国与诸多印度王朝互派使者。15世纪初期，中国进一步拓展航海路线，郑和（1371-1433）七下西洋，到访印度多地，进一步扩大了双方的互动。
然而，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深刻冲击了中印两大文明的联结，并且试图通过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为其在印度殖民以及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等恶行正名。帝国主义榨取了丽国的财富，让这两个曾经最富裕的国家陷入赤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规则使得国家之间的贸易、资本和技术相互依赖，多边机构的决策权则基本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然而，西方却开始“犯错”。正如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所说，美国把数十亿美元浪费在毫无意义的战争上，而中国却把资金用在了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港口和机场的建设上。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西方国家把资源重新投入金融领域，让银行家攫取了更高额的利润，但中国和印度却第一次展示了如何通过良好的投资应对一场全球性危机。
如今，新冠肺炎的大流行改写了各个国家的经济生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表示，“今年世界经济将陷入衰退，预计全球收入损失数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将面临严重困境，但中国很有可能是例外，印度也有可能是例外。”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古老文明正肩负着重要的责任：构建一个更平等的世界，改善全球福祉。
观念冲突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西方国家的结构性缺陷，尤其是早前的帝国主义国家。自2015年起，英国已削减逾10亿美元的卫生预算，在美国则有大约五分之一的成年人口遭遇了失业或工时削减。七国集团内部问题重重，其设置全球事务议程的能力也因此减弱。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截然不同又彼此相关的趋势：一是西方正在重新评估全球化，二是中国和印度正在重新思考亚洲的角色。中国和印度是仅有的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就实施了全面封锁的国家，两国都将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控制在了相对较低的水平。
借助专业化实现全球劳动分工的确提高了生产效率，但西方国家受益远多于中国和印度。尽管如此，中印两国依靠人民的辛勤劳动，仍然很快站稳了脚跟。但中印两国的快速发展也加剧了其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有分析人士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导致全球生产网络的重构，而这一进程早在中美贸易战时已经被触发。
西方发达经济体面对结构性和机制性问题的重压，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分歧和政治分裂频现，应对疫情不力更引发了对其治理能力和竞争力的质疑。当前，美国家庭债务已经突破14万亿美元，暴露出其经济结构的缺陷。受此次疫情影响，全球贫困人数或将出现近30年来的首次反弹。与此同时，国际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发现，尽管2019年有790亿美元的净投资流入中国、印度、南非、巴西等24个新兴国家，但仅在过去两个月里，这些国家就有700亿美元投资流出。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2020-2021年度将下降30%至40%。
摆在中国和印度面前的问题是：两国是否能合力构建一个更包容、更具可持续性的世界？首先，疫情封锁措施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人们对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诉求超越了对政治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诉求，这对联合国来说是一个重大变化。其次，全球性贸易正让位于区域化和双边贸易协定。比起签订多边协议，直接通电话更能保障必需物资的供应。再次，这是头一次所有人面临同样的威胁，应对疫情更有利的国家将有机会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第四，服务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数据这种“新能源”成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性资源。第五，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英美两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中等收入阶层发展停滞不前，因此，改善全球福祉需要一个全新的概念框架，一个不同于英美国家设定的框架。
共譜新篇章
正如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所提议，中国和印度应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协商，共同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中印两国应当就建立开放包容的全球秩序，充分交流能够代表两个古老文明的理念。
“亚洲世纪”追求的是和平共处，而不是分而治之、权力平衡或是贸易集团。美国的式微已经给出了重要教训——不要干预他国内政。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共同体，要在可比较的水平上提升人类福祉，也要反抗知识产权垄断。全球公共产品应当包括公共健康、农作物研究、可再生能源，甚至人工智能，因为数字经济的利润恰恰来自于数据共享。货币互换协议和“亚洲版”特殊提款权应当纳入贸易投资安排，成为“共同未来”的一部分。
“亚洲世纪”是一个非排他性概念。“亚洲世纪”预示的是一个共享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更加平等的世界，这样的文明价值观已充分证明其代表的新型社会关系的正当性。
本文作者Mukul Sanwal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资深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