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时代的子贡、明清之际的晋商、徽商,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的崛起,儒家的“经世致用”哲学被成功地运用于经济领域,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文化。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的今天,弘扬“儒商”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儒商”文化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深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精髓。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确立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与儒家思想一脉相传,是对几千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植根于儒家思想沃土又融合当代经济发展经验形成的“儒商”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互相印证,可以说是《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商业版本。我们要把提倡“儒商”文化与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有机结合起来,重铸道德长城,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推动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
　　第二,“儒商”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补充。一般说来,市场经济体制是由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有失灵的时候,它不能彻底解决市场中的垄断、收入不公及盲目性、滞后性等问题。当前,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处在起步阶段,再加上长期的“斗争哲学”对传统道德的破坏,使得市场经济秩序极度混乱。从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成灾,到上市公司的集体造假,再到厦门远华走私、沈阳慕马的腐败大案等,无不昭示着重振道德“纲常”的必要。可以说,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是市场经济列车的铁轨。脱离了道德之轨,市场之车就会寸步难行。党和政府始终强调,必须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由此可见,我们提倡“儒商”文化可谓切中时弊、恰逢其时。
　　第三,“儒商”文化是加强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儒商”文化是经过历代“儒商”的成功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企业经营管理之道。“儒商”文化的诸多内容在今天的企业发展中仍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诸如:“诚信”,就是重视产品质量,信守合同,不逃废债务;“重义”,就是守法经营,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社会效益;“仁爱”,就是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实行人本管理;“人和”,就是对内铸造团队精神,对外树立“顾客至上”的观念,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事实上,西方的诸多管理法则也往往体现了这种管理中的道德诉求和人文关怀。如美国企业的创新精神、德国企业的质量标准、日本企业的团队意识等,与中国“儒商”的管理理念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在改革开放以后,孔孟之乡涌现出一大批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崭露头角的企业。这正是企业经营者充分汲取传统文化的丰厚营养,并根据企业实际不断进行创新的结果。如太阳纸业集团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的创新思想、山东矿山机械厂的“两本（即人本、成本）管理”法则、鲁抗集团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如意毛纺集团的“树立国际一流品牌、建立国际一流企业”的坚定信念、心声集团的“奉忠孝诚爱心,走人间真情路”的亲情管理理念等等,都深得儒家文化的精髓而又独具特色,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要素和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为孔孟之乡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四,弘扬“儒商”文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民族。五千年的古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最大财富,也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生存根基与振兴根基。中华民族的哲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是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从康有为借孔改制、实行维新变法开始,到上个世纪新儒家学说的兴起,历代儒家学者都抱定“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孜孜探索儒家文化的复兴之路。作为新儒家理论的代表,贺麟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是道德观念的现代化,而道德观念的现代化就是对儒学、礼教进行现代化改造,由此培养造就更多的有学问、有修养的“儒工”、“儒商”,使他们真正成为社会的栋梁和柱石。杨子彬教授则在《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中明确提出:“复兴儒学、振兴中华,要走子贡亦商亦政、既富且仁的道路。具体地说,就是联合学者、政治家和儒商,做集体的子贡。”中国社会科学学院章建刚在《儒家伦理、市场伦理和普遍伦理》中提出了儒学发展的“三条道路说”:第一条是政治化的儒学即礼教,儒学只是一种过分夸张的家族伦理,否认平等的权利、个体的自由和社会的公正,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打倒”的正是这样一种礼教;第二条是道德化的儒学,强调加强个人修养、回到道德之心的自觉行为,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它否认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无法满足今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需要,使儒学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个边缘化的位置,难以真正促成儒学的复兴;第三条道路即经济伦理化的儒学,是使个人道德修养与经济秩序、法制建设结合在一起的儒学。章建刚极力呼吁:“不要以为道德是在市场之外的,要看到市场内在的伦理学。如果有了这样的儒学,传统的儒学就可能对今日中国的社会转型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才有可能在普遍接受、普遍共识的意义上达到复兴。”我认为,儒学的第三条道路(即“经济伦理化的儒学”、“市场内在的伦理”)就是“儒”与“商”的有机结合,就是我们所倡导的“儒商”文化。“儒商”文化将担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重振儒家文化、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
　　第五,“儒商”文化是凝聚海内外华商、“儒商”的“磁石”。据资料显示,居住在海外的华人华侨达5500多万人,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华人资产高达2万亿美元。可以说,绝大多数海外华商、“儒商”都有一颗“中国心”。从康梁的改良运动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改革开放,都得到了海外华人华侨的鼎力支持。“儒商”文化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也是海内外华商、“儒商”恪守的经商做人之本。他们或心系桑梓、赤心报国,或认祖归宗、心有所依,或扬名立万、光耀门楣,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儒商”文化都会在海内外华商、“儒商”中产生强烈的共鸣,激发他们的故国情怀和道德归属感,从而产生在祖国大陆特别是孔孟之乡投资发展的愿望和信心。
　　第六,“儒商”文化是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孵化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继日本成功地实现现代化之后,“亚洲四小龙”接踵而行,随后东盟诸国、中国、越南也开始了这一经济腾飞的进程。到90年代中期,“亚洲的崛起”已成不争的事实,东亚现代化成为西方文明最强有力的挑战者。“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可以说,亚洲是当今世界经济与贸易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但在贸易自由化方面,亚洲却最为落后,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相对松散的经济组织状态,制度性障碍和交易成本太高,大大制约了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要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就需要拥有正式规则的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被视为一个超国家层次的制度建设,它有助于节约各国之间的交易成本,降低各国之间的市场风险,减少各国之间的贸易磨擦,以制度化方式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规则,处理贸易冲突和争端解决机制。从亚太经合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到APCE会议再到博鳌亚洲论坛,从政府到民间,都在探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道路。然而,由于亚洲国家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悬殊,民族矛盾根深蒂固,使得亚洲国家走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体化之路困难重重。我们认为,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儒商”文化可以在亚洲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是“儒商”文化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都能接受的文化,是亚洲少有的“共同点”。以此为纽带,可以通过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来推动经贸领域的合作和经济体制的融合。二是“儒商”文化是一种讲究“诚信”、“中庸”、“仁爱”、“立人”、“达人”的“双赢”、“多赢”哲学,能够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获得各方面的支持,从而真正担当起促进亚洲共同繁荣的发展重任。三是中国可以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目前,日本、中国、印度都在积极争夺亚洲盟主的地位,美国也想在亚洲谋求更大的利益。如果能以“儒商”文化来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那么,中国的作用和地位将无可替代。
　　第七,“儒商”文化是与世界文明合作与对话的平台。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正在迅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在这个无可避免的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以其经济、军事和科技上的优势,试图把他们的文化观念、价值标准、生活方式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面临着来自西方优势文化的冲击和挤压,面临着丧失自我、沦为发达国家附庸的危险。如果处置不当,最终将葬送自身的经济现代化。我们认为,儒家智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然有其现代价值。“儒商”文化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其中的一些观念与全球化伦理遥相呼应:
　　一是义利之辩。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义然后取”。孟子反对后义而先利,主张先义而后利。义利关系引申来说也是义务和权利的关系问题。义务高于权利,整体高于个体,这是儒家思想也是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发现强调个人权利、忽视社会义务的弊端,并力图加以纠正。美国已故的肯尼迪总统曾向美国青年呼吁:“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什么,而要想想你们能为国家做什么。”这也说明儒家思想中的义务原则更能适应当今全球化的需要。
　　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世界上许多不同的文化宗教中,都包含着与孔子上述说法大致相同的训条。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被称作全人类伦理的“黄金法则”。
　　三是诚信观念。孔子提出了“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口号,认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要讲信义,做到以诚相见、言而有信。西方“二十二条商规”中的第十一条就是“坦诚相见的法则”,认为诚实是最好的策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费里德曼把诚信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前提之一,认为“诚实可信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
　　四是宽容妥协。孔子做事总是留有余地,从不过头。当他的学生问他有没有可以终生信守不渝的一句话时,孔子回答:“那大概就是宽恕罢。”彼此宽容和相互妥协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美德,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世界人类义务宣言》把诚实与宽恕列为人类最重要的义务和责任,指出“应当促进人类之间的宽容和尊重,而不应当煽动仇恨”。
　　在继承儒家道德准则的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儒家思想中汲取方法论的智慧,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一是中庸之道。就是恰到好处地掌握分寸和火候,既不太过也无不及。孔孟都反对走极端,主张在对立的两极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在对待全球化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全盘接受,完全认同的观点,也要防止根本否定、完全拒绝的观点,而应该积极学习、为我所用。
　　二是和而不同。“和”是求同存异,“同”则是为同而灭异。“和而不同”就是在保持差别和个性的前提下达到和谐一致,是多样性的统一。“和而不同”承认多元化,认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有不同的路径选择。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也是同样的道理。
　　三是通权达变。就是强调灵活性。孔子说过:“可以立,未可与权。”（《子罕》）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更是一种人生智慧。善于通权达变的人往往能走出“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绝境,开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
　　第八,“儒商”文化也是济宁经济与世界接轨的桥梁。济宁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衰,运河文化已经成为济宁这一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但运河纵贯千里,运河文化也因地而异、各有千秋:聊城的运河文化是敬奉关公、嘲笑鲁儒的山陕豪侠;枣庄的运河文化是日寇铁蹄蹂躏下的抗日英雄故事;江南苏州、杭州的运河文化是暖风曛人、商女浅唱的纸醉金迷;北京、天津的运河文化是重官轻商、官商一体;至于济宁则因在“孔府门前圣人多”而体现出底蕴深厚、义利兼得的“儒商”风骨。
　　我们认为,“儒商”文化既是我们加强道德修养、改善企业管理、完善市场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加强同海内外华商、“儒商”以及亚洲各国的联系和交流、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的渠道。我们今天研究和传播“儒商”文化,倡导和实践“儒商”精神,并不是要用传统道德来束缚我们的手脚,而是要从2550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去找回人类最初的良知,发现开启未来发展之门的钥匙,以孔孟家乡人的身份,盛邀海内外华商、“儒商”以及信仰儒家文化的东亚各国的企业家到孔子家乡来祭拜孔子,发思古之幽,议发展之道,并进行投资贸易,帮助孔子家乡加快发展。欢迎世界各国人民到孔子家乡来进行东西方经济、文化的比较、研究和交流,探讨以中庸和忠恕之道解决政治、经济领域的各种矛盾与危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出路。也希望孔孟之乡的企业家们不要闭门修炼,而应当积极走出去,打“儒商”牌,走开放路,以儒会友,以诚合作,以信招商,广开思路,广结善缘,开展国际化经营,建设国际一流企业。果真如此,济宁必将由偏居鲁西南的“小三线”地区一跃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实现新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