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多日之力，我匆匆地读了来新夏先生的新作《清人笔记随录》，它将我引进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知识境界，大则国计民生，军政要事，典章制度以及经史议论，科场掌故，风土人情，园林佳胜，里巷习俗，世态炎凉，直到谈狐说鬼，脂粉灵怪，因果报应。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生活中的众生相，毕呈于眼前，绘声绘色，光怪陆离，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我以前也读过不少笔记，但从来没有这样一下子集中接触到如此巨大的数量。来新夏先生此书著录的笔记作者有一百四十余人，有的作者所写笔记有两三种，甚至五六种之多，因此全书谈到的笔记总数将近二百种。清代笔记数量很多，二百种远未囊括清代所有的笔记，但数量已是洋洋大观，可称是清代笔记的渊海。
　　笔记在我国古代著作中是一种特殊的体裁，传统书籍的分类中并五笔记一类，因其内容庞杂，界划不清，经史子集，不知分属何类。有的笔记入杂史类，如冯更《见闻随笔》、杨捷《平闽记》，《四库全书》皆入于史部杂史类；有的笔记可入地理类，如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吴绮《岭南风物记》、方式济《龙沙纪略》、厉鹗《东城杂记》，《四库全书》皆人于史部地理类；有的笔记可人儒家类，如程大纯《笔记》、范尔梅《读书小纪》，《四库全书》人于子部儒家类；有的可人小说家类，如王啤《新世说》、钮绣《觚媵》、吴陈琬《旷园杂志》，《四库全书》皆人子部小说家类。更多的笔记则归于杂家类。笔记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内容杂，大干世界，芸芸众生，兼收并蓄，无所不包，凡无法按内容界划分类的，都可以归进子部杂家类。因此，我们在《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笔记”，如：顾炎武《日知录》、姜宸英《湛园札记》、王士祯《居易录》、《分甘余话》、张贞生《唾余随录》、张文炳《公余笔记》、高士奇《天禄识余》、徐昂发《畏垒笔记》、谈迁《枣林杂俎》、张尔岐《蒿庵闲话》、宋荦《筠廊偶笔》、陆廷灿《南村随笔》、魏裔介《佳言玉屑》、赵吉士《寄园寄所寄》、黄叔琳《砚北杂录》等等。这些笔记，体例不一致，价值有高下，有论有叙，或庄或谐，《四库全书》都把它们纳入子部杂家类；并且，条分缕析，谓：“杂之义广，无所不包……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纤者谓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 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凡六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某种笔记，如果按照传统的分类法去寻找，真不知道该在何部何类中去搜检。
　　大多数笔记篇幅短小精悍，每则记叙，长则数百字。少则几十字，简单明快，很少千字的文章，更无万言书。史梦兰叙述自己写作《止园笔读》的情形：
　　园居无事，惟以卷帙破寂，偶有所
　　触，辄赫厩记之，以备遗忘。客至则藉
　　为谈柄，读书快意，则相呼浮一大白。
　　遇有以杂事、异词、琐语相告，可以资
　　劝惩、广见闻者，亦收拾缀辑，付之毛
　　生，积久成帙，遂亦忘其为我谈、为客
　　谈、为今人之谈、古人之谈，而概之为
　　笔谈云。(见本书第372页)
　　大多数笔记都是在这种环境、心态中，兴之所至，随笔书写，情意率真，较少做作，故多清新可读。读笔记，就像是听讲有趣的故事，展现情节，生动曲折，跌宕起伏，描写人物，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可以增加历史和生活的知识，又可以得到艺术的享受，许多笔记都是上佳的文学作品，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张潮的《虞初新志》、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等。
　　笔记中所记保持较多的真实性，因为作者或闲居自娱，或消愁解闷而作笔记，无心沽名传世，亦非刻意著作，故无所避讳，无所顾忌，无所掩饰，能透露某些真实情况和真实思想，比起官方史书更加可信。如嘉庆十八年，河南滑县天理教抗清起事，史载滑县知县强克捷死难，清廷优礼褒恤，赐谥立祠，但在张昀的笔记《琐事闲录》中却有不同记载：
　　封丘邑侯全大令福与强公(指强
　　克捷)戊辰通谱。强公逃至封署，拟为
　　恢复计，比闻滑邑既失，公之眷属已阖
　　门遇难，即欲自尽。全大令再四阻之，
　　且百计防范，所以潜居二十余日迄无
　　知。及恤典既下，全不得已，始具宴邀
　　强公痛饮。二更后，延至花厅，将衣裳
　　棺椁妥为料理，握手拜别，强公乃从容
　　捐躯。吁!亦悲矣。(见本书第381页)
　　尽管张昀对强克捷充满了同情，但毕竟写出了事情真相。原来强克捷并未慷慨殉节，而是逃到封丘县，躲藏二十多天。等到朝廷封恤令下，他无法再在人世露面了，才不得已自尽。当然，笔记中所记内容，因为信笔所写，作者或未能核实，或有传闻失实或记忆有误的地方，甚至还有故意造作赝品的笔记，如记载太平天国的《江南春梦庵随笔》与《膦血丛钞》二书，是并不了解太平天国内部情形者所写的做伪之书，已由罗尔纲和祁龙威两位先生考证阐明，来新夏先生也将此两部伪书剔除，没有放在本书之内。
　　笔记最重要的功能是补正史之不足，历史上很多大事为正史所不记或少记，笔记作者常能据其闻见，透露更多的信息。如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记载清兵下江南，三屠嘉定城，“直书北兵淫掠屠戮之惨状，无所忌惮”(跋文，见本书第115页)，城内外死者二万余人；王家桢《研堂见闻杂录》记载清初科场、哭庙、奏销、通海、庄氏史案几次大狱，惩治严酷，罗织极广；萧爽《永宪录》记雍正朝史事，详于雍正杀弟和年羹尧、隆科多事件。邓之诚先生赞其为信史，说：“使多得类此之作，史之征信，为不难矣，而惜其不可得也。”(邓之诚跋文，见本书第242页)陈昙《邝斋杂记》、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抄没和坤之家产，可比较其详略异同。叶梦珠的《阅世篇》、钱泳的《履园丛话》记载田价、米价、银价以及其他物价之涨落，可以了解清代的经济和市场情况；王韬《瀛孺杂志》、畹香留梦室主《淞南梦影录》记载鸦片战争上海开埠后之经 济繁华、风俗奢靡；李斗《扬州画舫录》、顾禄《清嘉录》、陈作霖《凤麓小志》记载扬州、苏州、南京的风土人情、园林胜地；张祥河的《关陇舆中偶记编》叙述北京宣南诗社结社的始末；昭裢的《啸亭杂录》对朝政国事，耳熟能详，娓娓而谈，如数家珍，可当作康雍乾盛世的别史阅读，其中所谈的很重要历史情况是官书和正史难以见到的。
　　来新夏先生是史学大家，勤奋治学，见闻广博，识断精审。他写作此书，有长期的积累，平日读书，时有所得，笔录整理，已积稿成帙，不意十年浩劫中，投之祝融，悉遭焚毁，痛心饮恨，情难自己。但来先生壮志不灰，理念常青，深自激励，愈挫愈奋，重理故业，几乎从头做起，使我想起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稿件被窃，重新写作的故事，其执着追求之心志，令人感佩。“文革”以后，来先生的作品更加成熟、更加繁富，《清人笔记随录》即是其中的一种。他研究清人的笔记，大力考证其作者，详尽介绍其内容，精心甄别其版本，还有许多别具新见的评说议论，足以窥见作者的功力与识断。例如，李慈铭诋刘献廷的《广阳杂记》，“糅杂无序，大率浅谬”，来先生不以为然，为刘献廷辩护，称此书“识见甚新颖可喜，他的厚今求实之说是当时不可多得的高论”(见本书第156页)。而李慈铭为人狂傲怪僻，他所写《越缦堂日记》，读书甚广，多有新论，亦为人诟病，鲁迅先生即评其“做作”，而来新夏先生对李慈铭的《梦庵游赏小志》评价颇好，称其“文笔优美，清新细腻，可当游记美文读”(见本书第413页)。可见，他评论作品，能够分别对待、客观地做出评价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一笔抹煞。他对上乘的笔记，评价甚高，如顾炎武《昌平山水记》“精于考证”；王庆云《石渠余记》“信而有征”；薛福成《庸庵笔记》“涉笔谨严”；方式济《龙沙纪略》为“舆地不可少之本”；李斗《扬州画舫录》“远胜他书”；姚莹《康鞘纪行》为“近代探求新知者”；刘玉书《常谈》“剖析事理，独具一格……不得以其无所知名而忽其论述”。寥寥几个字多能洞中肯綮，令人信服。
　　对于一些名人所写的名作，来新夏先生也不是盲目推崇，而是实事求是指出其缺点，如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是清代畅销海内的著名笔记，读者甚众。来先生虽然也推重此书采择广博，雅善诗文，但批评它“格调不高，内容芜杂”(见本书第314页)；焦循是清代中叶著名学者，但所写笔记《忆书》也受到了来先生的批评，说其书帖部分“尚可资考证”，“其他各卷类多怪诞不经之事，或语涉因果报应，似不足以与焦氏著作之林”(见本书第273页)。又如高士奇的《天禄识余》也是一部著名的笔记，来先生评其掇拾前人牙慧，并无新见。
　　来新夏先生对笔记作者的考证，版本的介绍，钩沉索隐，甚见功力。如《阅世编》的作者叶梦珠，本不知其生卒年，来先生从《阅世篇》的《金伯固先生》一文中获知明崇祯七年(1634年)金伯固设塾于上海城南，叶梦珠前往就读，叶时年十四岁，因考见叶梦珠当生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阅世篇》中又记载了康熙三十年以后事，因推知叶梦珠活到十七世纪九十年代，享年七十多岁。又笔记《溃痈流毒》辑集有关鸦片战争之文献，本不知辑者为谁，书中有鹤间评语，或称鹤间居士，亦不知何许人。来先生在读道光后华亭王氏族谱时发现附有王清瑞《鹤间草堂主人自述苦状》，又从此文中见“余辑《溃痈流毒》一书，详载始末”及题诗内称“《溃痈流毒》谁所为，嗟尔载编空激切”，这才考定此书辑者是王清瑞。又查到王清瑞后改名王清亮，字慕筠，乾隆五十三年生，江苏青浦人，一生以游幕为业。由此可见，来新夏先生读书甚广，且细心用功， 故能触类旁通，找到解决疑难的佐证。
　　来新夏先生对书籍的版本流传也十分看重，许多笔记多寻根溯源，访查各种版本，如查慎行的《人海记》，咸丰年间，张士宽得其稿本“断烂丛杂”，张士宽为之校刊，认真精细。据张士宽说：“此书向未刊行”。但来新夏先生查找到道光《昭代丛书》壬集补编及沈氏世楷堂刊本等数种书籍，均在张士宽之前所刊，可见张氏之说不确。又如褚华的《沪城备考》，纠正上海县志之缺失，极为有用。该书在褚华生前并未刊刻，褚殁后，书归杨藻江家所有。至嘉庆时上海藏书家梅益征借得其原本，但已错乱缺失，且删改甚多。梅益征“细寻涂改之迹，融会参订，悉依原本足成之，得五门六卷。是《沪城备考》之成书，梅氏与有功焉”(见本书第351页)。但梅氏亦未能刻印此书，故叹曰：“噫!录之者尚有人，刻之者谁乎?”至光绪初，始由上海申报馆以活字本问世，但脱讹较多，未为善本。1935年上海通社又取旧家钞本，校其讹误，录其未刻，收入《上海掌故丛书》中，始得窥其书之全貌。由于来先生之求索考证，《沪城备考》之成书和传刻之曲折始末，方为世人所知。
　　清代笔记为研究清史极重要之资料，前辈谢国桢、张舜徽先生均有著作，创开辟蹊径之功。来新夏先生继谢、张之后尘，裒辑之广，用力之勤，心得之多，蔚为大观。
　　此书之后附《清人笔记中社会经济史料辑录》，广征博引，收集了许多重要史料，可供阅览引用，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总之，来新夏先生《清人笔记随录》一书不仅是清史研究者所必备，即使业余爱好，工作之暇，消遣翻阅，其中朝章国故、风土人情、奇人文士、隽语逸事，亦可以增长见识，以资谈助。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