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叫作“赵树理的幽灵”？非山西人可能难以明白赵树理在山西作家心中的分量，也难以理解山西籍作家对赵树理的情感。对此，赵勇这样说道：“山西这些年轻和不怎么年轻的作家，稍一拐弯抹角，就会与赵树理沾亲带故。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我会说，赵树理的幽灵在三晋大地游荡。德里达说，无论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幽灵。要我说，无论是否继承‘山药蛋派’传统，山西作家都是赵树理的幽灵，是赵树理幽灵谱系学大家庭中的成员。”如果说“幽灵”是赵树理留给山西作家或三晋大地比其他地域的人更深刻而持久的记忆，那么“疙瘩”则是赵树理给予山西籍学者赵勇个人的一份难舍“情怀”。赵勇不用“情结”这个词：“用‘情结’拽大蛋做甚？分明是赵树理‘疙瘩’嘛！说成心里长了颗‘疙瘩’，才符合赵树理式的表达，才算是接上了晋城、沁水的山药蛋地气。记得尘元（陈原）先生说过，把‘com.plex’译成‘疙瘩’，简直妙不可言！”姑且不论将“complex”译成“疙瘩”是否妥当，但“赵树理疙瘩”这个说法，的确有山药蛋式的味道，估计应该是赵树理先生所喜欢的表达方式。
　　而正是这一块“赵树理疙瘩”，成为赵勇研究赵树理这数十年学术生涯的一道灵光，它让人看到了学者与学术研究对象之间，那种“久别重逢”和“惺惺相惜”（我相信赵树理也在另一个世界等待能走近他灵魂的人）之情。真正的学者应该是深情的，它本质上是指用我之生命体验，去感受万物的生命，因其欣欣向荣而喜悦，因其遭遇不幸而同悲。这就是我所说的情怀，它应该发端于中国人主体意识第一次自觉的时代，即魏晋时期，如宗白华所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它赋予学术光晕。正是这一情怀，让赵勇穿越层层迷雾，从感性、直觉出发，踏上了研究赵树理的探险之旅。正如他少时读赵树理的《灵泉洞》一样，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在敌人的追击下，往洞的深处走，往高处爬，“忽遇一条水桶粗的蟒蛇，白花花的，动静还挺大，两人吓得够呛，缓过神来才意识到是一股泉水”。“白蛇变灵泉”，仿佛是赵勇学术的一个隐喻。读赵勇研究赵树理的论文，我与董大中有相似的感受：“我读赵勇的赵树理研究论文，总的感觉是，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所描绘的赵树理是大众文学家，他的形象是浅的，明白如画的，一眼可以看透，清澈见底。而在赵勇笔下，赵树理不同了，复杂了，深厚了，赵树理像山间一潭深水，你必须穿上潜水服或游泳衣，钻进水里去，仔细摸索，才能够大体看清他的面目。”
　　从“赵树理疙瘩”开始的赵树理研究与批评之路，符合文学阐释从感性到理性、又再次回归感性的批评策略，至少它不会被当成最近学界狠批的“强制阐释”“强制阐释”这个词，是张江发明的。但赵勇对赵树理及其他山西作家作品的解读，既注意到了研究对象彼时彼地的复杂性以及无法被西方理论框定的中国特色，又能很好借用西方文艺理论这架“探照镜”，从研究对象身上获取新发现和新理解，这种批评实践实际上已经在当下的学术界建立了一种新的学术研究规范。
　　这学期，赵勇与李春青联合给博士们上了一门课，叫“文艺学方法论”。李春青上完前面几周之后，赵勇接着上后面几周。他第一次课，就专门讲了“童庆炳先生的治学之道’’。在赵勇的讲述下，童庆炳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时刻，就像电影一样，生动、直观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中间还穿插其他几个重要学者例如黄药眠、钟敬文、陈炎等人的相关片段。赵勇既是导演，又是扛“摄影机”的人，同时还是放映员兼画外音叙述者，而且还是故事中的人物。这次课，真实展现了赵勇讲课的风格，也是他治学的风格，即用平实的语言、朴素的叙述方式，在边缘与中心、文学与政治、学术与创作、成功与失败、圆满与遗憾、伟大与渺小、充实与空虚、场内与场外等多种力的冲突中，检验、透视和阐释复杂而多面的人性，留给人诸多思考;而越是有人生经历的人，越能在赵勇的叙述中受到启发，找到共鸣。在赵勇的课与他的学术里，传承了一种精神，叫实诚，而用赵树理喜欢的方式，估计应该叫实受。“实受”是山西方言，“实受应该是实在、实诚的升级版。说一个人实受，就意味着此人绝不会偷奸耍滑，偷工减料，能喝一斤喝八两，而是能塌得下身，受得了累，干活肯卖力，说话无妄语。”具体到赵树理，这实受就应该是“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是不吐不快有甚说甚的仗义之言，是小胡同赶猪般的直来直去。”毫无疑问，赵树理的“实受”是深受赵勇欣赏的，而从赵勇的治学方法中，不难看出，他也是一个实受的人。
　　实受首先表现在他的故土情怀。与一部分乡土作家对故乡的热爱不同的是，他热爱的是历史现实中的故乡。他的“赵树理疙瘩”说白了就是一份天然的故土情结。在这本书的扉页、前言乃至后记，赵勇都难以抑制这份情感，尤其后记最后一段，作者写道：“我生在晋城，长在山西，后来负笈北上，如今心已沧桑。于是小草恋山，野人怀土，想为家乡做点事情。但我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只能写几篇文章，欺人自欺。而且，即便是文章，也因为‘职业搞理论，业余写评论’，常常写得‘糊涂涂’‘小腿疼’。所以目前，我只能拎着这兜农副产品‘瓜菜代’，请你们收下了。我想，虽然单薄，尽管寒碜，有点拿不出手，但也算是尽一份孝心吧。”这样的话，我相信80后、90后的学子们，是难以说出口的，但赵勇说了出来，而且还在课堂上念了一遍，这看似有些“肉麻”的话语，其实正包含了他的赤子之心。
　　纵观赵勇的学术研究，可以发现他与周围环境处于有机生长的关系中：他在自己生长的世界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而他的生活世界又反过来给予他力量。因此，他不断从自己的生活世界汲取营养和前进动力，终于成为土生土长的优秀批评家、学者。这不禁令人想起布鲁斯·罗宾斯的观点：“没有人会因为无所归属而成为世界主义者。”反过来看，一个学者，首先要有精神、文化的归属，他的路才能越走越广，直到被世界所承认。赵勇的学术之路，就是这样一个有机生长的过程，它来自感性的生命体验，又回归到生活世界，因此，他充满强大的力量。某种意义上说，他发现、找到或回归到了他的生活世界，而这就是他的底气。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土”。除了赵树理，他也研究本雅明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但他坦言，與本雅明没能心心相印，却与赵树理“异质同构”了一把。 　　赵勇的实受精神还表现在，他做研究，喜欢正面强攻，即在尽可能广泛占有资料并仔细研读的前提下，才会得出结论。这一点，还得到了汪民安的极力认可，他说：“赵勇绝对不进行想当然的大胆假设，他严格地信奉材料的支撑，因此，在做出任何一种论断之前，他要尽可能地网罗充分的材料……因为所有的论断都以严格的材料为根基，赵勇的结论独到而难以辩驳。”这种“正面强攻”“迎难而上”的精神，实乃学术界最重要的学术品格，犹如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少林功夫，讲究纯正，勤学苦练，从基本功做起。
　　实受的第三个方面，对于赵勇而言，那就是不管他是讲课还是做研究，他都能贴着真实的生命体验，不浮夸，不空洞，不横空出世，不剑走偏锋，而是有章可依、有迹可循，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窃以为，这种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学风，适合大多数普通学子。武侠中的“奇遇”只出现在电影和小说里，在真实生活中，几乎是不现实的。
　　赵勇教导学生治学的一个方法，叫作“贴着人物写”，这本来是从沈从文那来的，用在创作上，赵勇老师认为把它拿来用到做论文上，同样也是可以成立的。“贴着人物写”的精神是什么？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对它进行了解释：“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所以，“贴着人物写”的本质还是在于一个“诚”字。赵勇的课，从来也都是贴着学术和人生讲，言之有物，从不放空。这就是他所谓的“贴着说”：“如果贴不住人物所言所思所想，就忙着发议论、跑野马、塞私活，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贴着说”，就是要尽量真实，不要夸大其词，或故弄玄虚，就像现在的影视剧，喜欢夸大矛盾，却在人物性格和心理上又不够仔细和用力。
　　与之相近的一个方法，叫作“轻轻地说”这是童庆炳在创作美学课上提出的一条写作原则，莫言对此还有过记录，当时童庆炳曾经以俄罗斯作家蒲宁的小说《轻轻的呼吸》为例，来说明写作的秘诀。赵勇认为这也适用做学问，其本质还是为了贴近人物，突出研究对象，追求真实，反对浮夸、喧哗。
　　赵勇还提倡“照着讲”与“接着讲”。“照着讲”，源自冯友兰的说法，他认为哲学史家是“照着讲”，目的是客观呈现;但哲学家不同，哲学家不能仅限于“照着讲”，他要反映新的时代精神，要有所发展、创新，就叫作“接着讲”。那么做学问，既要“照着讲”，又要“接着讲”。看似简单的道理，要真正做好，还得下一番功夫不可。
　　除此之外，赵勇还重点提到孟子的“知人论世”：“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是中国传统的阐释学精神：“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两种方法的结合，在互为前提和预设的情况下，为正确进人（理解）循环、实现完美的理解提供了一种可能”，它们为赵勇的“赵树理研究”提供了文本阐释的充分有效性;当然，赵勇还特别使用了现象学还原和童庆炳所说的“结合历史语境”的方法，对赵树理的研究做了一定的推进。
　　对赵树理身份问题的探寻，戴光中曾经这样写道：“在他（赵树理）以前，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曾经像他那样同农民保持最亲密的关系，对农村怀有最深厚的感情。就其本质而言，他不是一个小说家，而是一个老杨式的好干部、潘永福式的实干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革命干部，强烈的责任感使他比农民自身还要迫切地改变农村落后、贫穷、愚昧的状况。”
　　这个评价，对赵树理而言，是很高的。赵树理自己，也把自己的农民身份看得比作家身份还要重要。福柯在其生前最后一次课程（其演讲内容被结集成《说真话的勇气》出版）中从“直言”人手，提出了“说真话”的伦理向度，并以此为契机，挖掘欧洲被埋没的实践哲学传统，提出“生命美学”的主张，为“理想自我”的建构注人新的生命内涵。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福柯对欧洲古代的犬儒主义者表达了深情赞赏。犬儒主义者没有哲学体系，也很少著书立说，但他们用行为方式和生活美学，实践了真知，把生命活成了真的艺术，这在福柯看来，远比那些高高在上的形而上理论，更有意义，也更值得钦佩。“说真话”需要勇气，有时候还要冒生命危险。而赵树理就是这样一个哪怕不写小说，也要“说真话”的人。而赵勇在戴光中等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接着说”，并在两种历史文化语境中，重新定义赵树理的身份：一方面，“他虽然也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但他与鲁迅那代人的知识分子性相比，已处在一种弱化的状态。”另一方面，“又因其农民出身，他似乎也不在毛泽东所反复批判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之内。”赵勇认为赵树理的身份，更符合书生的定位。“而作为一介书生，赵树理更多接通的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与士人传统”，这种传统已深深植人他的记忆之中，成为他后来建构人格结构模式和为人处世的重要参照。这样，赵树理的“直言”与福柯晚期所思考并尝试建构的“理想自我”就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呼应。然而，赵树理的“直言”又不完全与福柯所说的“parresia”一致，因为赵树理虽然在人格上是勇敢的，但在小说创作中，却依然充当着宣传员的角色。而这种植根于赵树理文化身份内部的矛盾冲突，正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国特色，在赵勇看来，这也正是“赵树理及其小说的迷人之处和失败之处”。类似的结论，在赵勇的论文中，还有很多，充分体现了赵勇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那就是善于从层层矛盾、纠结的问题中，发现一个又一个新的矛盾;同时，能一步步深入问题的层层矛盾和纠结当中去，也需要较强的生命力和穿透力。赵勇是能够越战越勇的人，有其师童庆炳先生的“四个印象”为证，我摘录其中的两个印象：“第一印象：坚持，再坚持，绝不放弃”;“第三印象是他勇于接受各种各样的挑战”。童庆炳先生是圈内公认的调教徒弟的高手，因此他对人的评价也应当是相当准确和可信的。
　　我从这本书还有赵勇的课中，感悟和收获的还不止上述这些。例如，就论文写作而言，“论文写作，也是表达自己生命体验的一种形式”;研究理论要考察“生命体验是如何曲折地进入理论当中的”;“写论文的过程是养气和运气的过程”，运气，就是要“长期沉浸在一种特定的情景之中，让那种气场包围你”，要“边读边写”，要“让写作成为自己的本能”。总之，赵勇的课，于学习者而言，不光是知识和信息的传递和接收，而且还是一个撒播生命能量、让学习者“养气”的过程，在当下信息泛滥、知识过剩的时代，如何“养气”、修身以及感知、發现和培育生命能量，应该是教育最应该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