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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法战争结束后，两国划分滇越边界。清政府勘界官员充分准备，在划界谈判中占据主动地位，通过按图划界和力争边防战略要地，努力构筑滇南边防的战略优势。滇军充分利用优势地形进行军事布防，建立起稳固的滇南边防长城，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作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晚清;滇越划界;滇军;滇南边防
[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1）03-0135-08
[收稿日期]2021-03-16
[基金项目]2017年云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晚清划界与云南边疆治理研究”（YB201759）;2018年云南省社科院项目“晚清中法滇越划界与云南边疆治理研究”（SKYJ42）;2019年国家民委项目“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云南民族地区的文化治理与固边政策研究”（2019-GMB-051）;2020年国家社科西部项目“晚清川滇夫马制度改革与西南连贯治理研究”（20XZS030）
[作者简介]梁初阳，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史学博士，研究方向：西南边疆民族史;李永芳，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史学博士，研究方向：西南边疆民族史。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越南彻底沦为法国殖民地，两国代表于当年6月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规定：此约签字后六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在滇越划界谈判前，清政府勘界官员除搜集相关文献外，还深入滇越边境地区实地调查，获取大量情报资料，在谈判中赢得主动地位。划界过程中，中方代表按图划界，力争边防战略要地，并精心布防，为近代滇南边防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有重要贡献，是近代中国边防建设和边疆治理的重大事件。此事件不仅在中方文献中有较为完整记录，在法方档案中亦有所反映，目前关于滇越划界与滇南边防建设之关系研究，学界鲜有关注，本文结合中外文献深入探讨，向专家学者请教。
一、勘界前充分准备
关于滇越划界研究，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中越关系史。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岭南设置郡县到公元10世纪，越南中北部一直是中国统治的一部分，这段长达千年的历史被称为“郡县时代”或“北属时期”，此时期中越间不存在边界问题。唐后期至五代十国，面对中央专制集权衰弱及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越南据地称雄、自立为王的意识不断增强。北宋时期，丁部领于968年建立“大瞿越”，成为自主王权国家。此后越南经历多次政权更替，都与中国的中央王朝确立和维持着宗藩关系。在宗藩体系下，双方开始处理边界问题，1083年，北宋王朝与越南（时称交趾）在今桂越边境地区联合勘查，次年划分疆界，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一条陆路传统习惯线。当时云南为“大理国”地方政权控制，并未涉及此次勘界行动，但滇越边境地区也有传统边界线，大致沿今云南文山和越南的河江、莱州省一带划分。[1]（P98，100）这条习惯线一直存续至近代中法勘分滇越边界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传统宗藩体系内，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与周边的藩属国之间的关系，并不与今天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等同;同样，在传统宗藩体系内，中越间的疆界也不似今天这样有清晰的划分。清代中越间界疆模糊的情况，在当时的文献记录中是有所反映的，比如乾隆年间，两广总督策楞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就说：“安南列在藩服，不敢设险自固。”[2]（P348）光绪年间越南国王所上文书中谈及中越边界情况亦声称：“从前中外一家，人民往来居行相惯，习以为常，何曾防禁！”[3]（P136）云贵总督岑毓英也认为：“夫越南久列藩封，尺地一民，无不仰邀覆帱，又何庸更分疆界？”[4]（P261）故有学者论述说：“中越两国山水相连，犬牙交错，许多民族又都跨境而居，历史上又有着特殊的‘宗藩关系’，所以两国的国界虽有传统的习惯线，但长期以来并未有过明确的划分。”[5]（P61）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当法国帝国主义意图吞并越南时，清政府以“越南久列藩封，素称恭顺，虽在邦域之外，同是社稷之臣，且与滇粤毗连，深资屏障，倘为他族夺据，必致唇亡齿寒。”[6]（P11）将中国的传统藩属越南视为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一道屏障，同时清政府也应该为越南政权的安危负责，双方应唇齿相依，共同抵御西方列强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中国西南边防形势发生根本变化：“越为中国外藩要地……现在越几不能自存，何能为我守险？”[4]（P353）清政府遂决心在滇越划界中力保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建立起稳固的西南边防。清廷指示前往中越边境地区勘界的大臣说：“越南北圻与两广、云南三省毗连，其间山林川泽，华离交错，未易分明。此次既与法国勘定中越边界，中外之限，即自此而分。凡我旧疆，固应剖析详明，即约内所云，或现在之界稍有改正，亦不得略涉迁就”。[7]并进一步要求勘界官员在划界谈判过程中，本着“分界一事，有关大局，……多争一分，即多得一分之利益”[8]之原則，据理力争，保我领土，护我主权。
滇越习惯分界线主要以沿边关隘、河流和山峰等为标志，对于分界线的具体方位及走向，相关文献记载比较模糊，往往用简单的“四至八到”来表述，如道光《云南通志》中关于开化府（今云南文山）与越南接壤情况，仅简单记述为：开化府“东至交趾界四百六十里……南至交趾界二百四十里，‘（旧志）南至赌咒河与交趾界’，……东南至交趾二百三十里……西南至交趾界四百一十里。” [9]（P21）清政府勘界大臣依据“南至赌咒河与交趾界”的记述，大致确定了开化府南部滇越分界之处，但对于边界线的具体走向等问题仍缺乏了解。
掌握滇越边境地区详细情况，是在划界谈判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条件，为此清云南地方政府委派人员搜集有关中越关系及滇越边境地区情况的档案文献，了解中越边界的历史变迁及滇南边境地区的建制沿革、族群分布等情况。同时还派人员到滇越边境地区实地考察，以龙膊河（位于今云南省金平县东）为界，其西南的十洲三猛（位于今中国云南金平、绿春县与越南莱州之间）之地，早在1884中法战争进行期间，清政府就派知县徐凤池和附生罗金瑞等到当地动员百姓参加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武装斗争，战争结束继续在当地勘查疆界;其东南则由“于沿边地方尚称熟习”的道员岑毓宝负责，于1885年下半年率领专业测绘人员沿红河以东，循河口汛、马白关外、普梅河等处直至广西交界等处，进行实地勘查，编写图册。当年底勘界大臣周德润到达云南开化府时，地方政府人员已完成大量划界准备工作，周德润对此赞赏不已，上奏清廷说：“记名道员岑毓宝踏看沿边一带，均绘图贴说，粗具规模，足备临时考证。……岑毓英熟谙边徼，为口讲指画，备极分明。”[3]（P3321-3322）并说：“岑毓英前呈滇越图说，于山川向背、道路险夷及犬牙交错之处，固已剖析分明。”[10]（P36）划界前期准备工作给予高度肯定。 周德润等人抵达滇越边境地区后，一边关注法国勘界代表的行踪，询问他们由何路至滇越边境地区及已行至何处;同时与福建台湾道唐景崧等率领专业人员在马白关一带继续勘察，向南深入至都竜、南丹一带，实地勘测并绘制地图。通过考察，他们发现慢美有河名南灯河，再六十里为黄树皮，有河名黑河，二水往西合流并转而南行，此外别无河道。对照府志所记的方位里数，南灯河就是志书中记载的大赌咒河，为原来中越的分界线，为都竜等边防险要属于中国领土寻找到有力证据。大量的档案文献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情报资料，为中方代表在滇越划界谈判赢得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按图划分疆界
法国勘界代表团至1886年6月才抵达滇越边界，距原定时间晚了半年，清政府勘界官员为了滇越划界谈判，已进行了近一年的准备工作。经实地调查，中方勘界官员已大致确定滇越传统分界线的具体走向，岑毓英和周德润认为中法划分滇越边界，最好的办法就是依据调查所得的图文资料确定。
法国殖民政府的勘界代表进入滇越边境地区后，一度也打算进行实地勘查并搜集地方资料，企图在谈判中占领更多的殖民地，“我们也利用我们在工作上拖延的时间，去更仔细地研究勘察的工作地点”。[11]（P937）但由于当地民众持续而激烈的抵抗，使法方代表陷于困境：“在老街周围，整个地方都被鼓动起来和外国人对抗。武装的匪徒自由流窜，好像他们是得到云南当局的准许和支持的一样。在此情形下，法方委员们的使命充满了困难和危险。从8月19日起，发生的一起小事件使得勘察和划界工作不可能在现场进行，被困在老街的委员会只好借助地图来划界了。”[11]（P499）法国人所说的“小事件”，是发生在越南者兰的截杀法国勘界代表事件，法国档案中详细记录了事件过程：1886年“8月19日晨9时，在离仙蜂不远处，我们的帆船所处位置在三条相继涌来的急流上游，急流间距相隔不到100米，根据惯有的经验，为首的那艘帆船奉命停泊在第一条急流的上游，并派出船上的苦力去支援其它航行结构不甚理想的船舶上的船员。它很快锚泊在离船队其余船舶400米的地方，靠在一个小海峡后面，当排枪向它开火时。这一海峡成了它的掩蔽地。转瞬间，此船着火了。达吕少校带数名士兵纵身跳入水中，正当他发现自己无法营救前方时，却受到沿河射来的排枪火力的袭击，火力线拉得相当长，足可包抄船队的末尾。……19日晚6时，我们的小分遣队返回老街。”法国方面怀疑是清政府官员在暗中阻止其扩张殖民势力范围的行动，“中国官员在此事上即便不算是不打自招的同谋者。至少也负有重大的责任。”[11]（P916-917）当法国方面提出会勘龙膊河边界时，岑毓英或许听到一点风声，在他给周德润的信中说到：“风闻阮光碧之众欲在南岸一带埋伏，邀截该酋，不能无恐。或能并龙膊亦不会勘，就图指画结束收场，大为妙事。”[12]（P229）岑毓英通过信件向周德润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是越南爱国志士可能会伏击法国侵略者，二是如能因此按图定界最好。至于越南民众为什么要这样做，岑毓英解释说：“风闻越南官民深忌中法和局，恐将界务勘明，中法分兵驻守，则该国更无立足之区，因趁此号召越中各处义民，揭竿分起，欲将中法和局败坏。”[12]（P231-232）遭到伏击后，法国方面虽对岑毓英等清政府官员充满怀疑，但苦于没有证据。至于岑毓英为什么希望法方能够按图定界？也是他自己道破谜底：“若待其驱散越民之后，领兵抵境，则兵力所及之地，岂肯尺寸让人？”[4]（P353）正是对法国殖民者的侵略本质有清醒认识，他才以军事斗争中兵不厌诈的手法，与强大的法国殖民势力斗智斗勇。
最终法国代表决定让步，“法方界务委员会手头有的只有几份界图，因此，我们只能是：或者根据这些文件工作，或是立即撤退，但一事无成。因为援军须待相当长时间以后才能到达。上述两种方案中，第一方案从各方面看似乎较为有利，于是我们在周提出动议时，趁势请帝国政府界务委员会采取界图对比法研究勘界问题。”[11]（P919）按图定界对于事前有充分准备的中方代表来说，自然具有一定的主动性。法国代表在谈判中拿不出像样的材料，而清“帝国界务委员却声称：它拥有全面正确的一套文献。他们说，在他们逗留开化期间，已派人踏勘了整个边界并测绘了边界图。唐钦差还亲自赴河安专门踏勘了明江水域。他说，他向我们出示的边界线系经过详细勘察的现场测绘结果，也是向当地居民问询后得出的综合结论。在他看来，这一论据是天衣无缝的，我们当时似乎只能诺诺称是，因为我们提不出任何证据，我们没有亲眼所见，而别人却是亲眼目睹。”[11]（P920）而在中方划界委员眼中的法国勘界官员的表现却是这样的：“今法使贸然来滇。适北圻梗阻，未能踏看一步，日执市肆之图与滇图比较，鲜有不背而驰者，虽反复辨证，舌敝唇焦，几同凿柄之不入。嗣检开化、广南、临安等府志书示之，彼似稍悟，渐就我图，不敢自出其图，因而权其缓急，相机操纵，卒化龌龊，而相与有成。”[3]（P3657）在按图定界过程中，为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岑毓英还将龙膊河一带“外八庄及猛坪等处头人业经传到，查猛坪即石头汛，其地又在八庄以外，四至接与越南接界，其自北而东则与龙膊毗连，现已饬其逐细开明，并饬八庄照开，分别抄单呈送台览。并派弁将该头人等送至河口，即希按图单询问各界，当易分明，并可饬令具结备案。”[12]（P239-240）以当地头人最了解边境地区情况，派员将他们护送至河口划界谈判现场，供中法勘界代表询问以确定边界。
中法勘界代表商定将滇越边界分为五段：第一段自龙膊河入红河处起，至云南新店与越南狗头寨交界处止，主要为今云南河口县与越南交界段。此段以红河、南溪河、坝吉河为标志，以河中为界，按圖指划，线索较为清楚，六日即定。第二段自新店起，至老隘坎止，主要为今云南马关县、麻栗坡县与越南交界段。因为涉及到雍正时期滇越界务遗留问题，双方争议较大，决定留待下一步协商解决。第三段自云南三文冲、越南高马白相对处起，至云南澜泥沟、越南竜古寨之间止，主要为今云南麻栗坡县与越南交界段。第四段自云南澜泥沟起，至徭人寨止，主要为今云南富宁县与越南交界段。此段在三蓬一带有争议，后经过谈判，将田蓬等部分区域划为中国领土，此史实后面还将深入探讨。第五段，自龙膊河向西南沿黑江至木戛，主要为今云南金平县、绿春县与越南交界段。此段因争议甚大，双方决定暂时搁置边界划分工作。[13]（P552-553） 滇越传统边界大多以山峰河流为标志，然而具体的走向“既无一定之说，又无可考之书，应饬会勘各员询问土著头人，求一谛当。即或说有参差，似宜就其有利于疆土者断定”。[11]（P231）其中“有利于疆土”是中方勘界代表在按图定界过程中遵循的重要原则，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前提下，清政府勘界代表利用对滇南边境山川地势熟悉的优势条件，在划界过程中努力争取有利于军事防御的地形，使清军在沿边布防时具备战略上的优势。中方勘界代表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使滇越边界龙膊河以东各段按传统分界线大致划定。对于是方代表在按图定界中争取边防战略优势的努力，法国殖民者也有所觉察，1889年法国印支总督在给法国中越边界划界委员会主任的指示中这样说：“1886年时的双方委员会和1887年6月26日北京协定所指定的边界线，从防卫观点看，弊端是很多的。中国委员们因为利用他们对我们从未深入的地区的了解，所以能够轻易地让我们的代表接受一些走向，但假如我们的代表们当时拥有有价值的地形测绘资料，就永远不会同意了，结果是连接我们各地界哨所的，所有直接的路几乎总有段在中国境内。我们位于第一界线上的多个地方就这样被天朝的委员们巧妙地分隔孤立了。受到进攻时，连接地方就不能够相互支援了。”[11]（P507-508）这段话表明中方代表为争取滇南边防的战略优势，在按图定界过程中力争有利地形，是卓有成效的工作。
三、力争边防战略要地
关于争取滇南边境地区国防战略要地的重要性，岑毓英在给署广西巡抚李秉衡的信函里说得很清楚：“查中越边境犬牙交错，往日越在守下，尚可任其通融，现在法既据越，边防正当吃紧，所有越地之在华郊者，滇境尤多，若仍划归越境，则兵在外而敌在内，防务几同虚设”。[14]（P35-36）可知要维护滇南边防安全，就必须争取各边防战略要地。前已提及，中法在滇越划界过程中第二和第五段界线存在争议，分别为开化府南的都竜、南丹和临安府南的十洲三猛等地，另还有第四段广南府（今云南文山）南的三蓬地区，只有争取到这些边防战略要地，才能保障滇边安全。
首先是有争议的滇越第二段分界线。此地历史沿革及在边防上的重要性，中方勘界官员调查得十分清楚：“都竜、新街险峻异常，实为徼外之要隘，本在大赌咒河内，为云南旧境，失于明季。国朝雍正年间，督臣高其倬奏请查勘，奉旨撤回内地。后因越藩陈诉，奉谕以马白汛外四十里地赐之，而都竜遂仍归越南，云南即以小赌咒河为界。臣伏思越为中国外藩要地，归藩原系守在四夷之义，不必拘定撤回。现在越几不能自存，何能为我守险？应否俟勘界时，将都竜、南丹各地酌议撤回，仍以大赌咒河为界，以固疆圉而资扼守之处。”[4]（P349）开化府马白关至大赌咒河之间的领土在明末清初为越方侵占，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高其倬曾奏请收回失地，雍正皇帝以越南累世恭顺，谕以马白关城边的小赌咒河为界。如果以此为界，马白关城枪弹可及，清军难以防守。中法战争期间，清军以马白关为入越要路，地面平敞，四路通达，无险可守，而都竜、新街地势险要，岑毓英遂命防营总兵何雄辉分兵驻守此区域，并以“慢美为都竜所辖，自应以慢美为界，当如来示转饬蔡、何两镇军，派员前往慢美及船头、南宴各地，竖立界牌也。”[12]（P222）用实际行动宣示中国在此区域的领土主权。法国档案中也有记录了岑毓英在开化府边境地区的经营：“在明江一侧，他派正规军驻扎河阳，以便在安南境内的谭水（Tan-Thuy）河处安置界石，上面刻有‘云南境界始于此’字样”。[11]（P498）
但在划界谈判过程中，法方不承认我国在此区域的领土主权，提出不同的划界方案，双方争执不下。当地民众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主动起来抗争，“光绪十四年（1888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续议界务专条》下发红线界图。但归仁里8甲地方，只划入6甲，尚有奋武甲和聚仁甲在国界外，奋武甲和聚仁甲人民不愿入外域，扶老携幼到官府衙门请愿，要求回归祖国。……奋武甲在当地苗族头人项从周领导下，多次击退法国侵略军，法军不敢接管猛硐地区，只好向清政府另要其他地方。”[15]（P753）法国侵略者解释他们图谋此地失败的原因说：“漫美和猛峒两地由中国统治已很久了，居民们甘心做中国人。如果我们让中国占有这两处，我们就不需要耽心在这个新边境制造动乱了。”[11]（P909）中法双方最终划定的边界线，“既非清朝初年的大赌咒河界，也不是雍正六年以后的小赌咒河界。而是大赌咒河与小赌咒河之间的一条妥协界线。”[1]（P207）虽然没有恢复历史上开化府南全部领土，但收回了都竜、南丹、猛硐等战略要地，为滇南边防建设奠定坚实基础，这是清政府划界官员和边地军民共同斗争的结果。
其次是广南府的三蓬问题。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广南府宝宁县侬氏土司嫁女于交趾州保乐土官，私下将三蓬村寨作为陪嫁。[16]（P802）“从领土主权的原则来说，国家的中央政府才能决定领土主权，而地方官吏不能决定国家领土。广南土司只是地方官吏，无权处理国家领土，私相授受，而把国家领士送与外国，这是原则问题。至于广南土司送地索还长期争议，悬案未决，保乐州土司据有三蓬地已造成之事实，并不能承认是有合法依据的。”[17]（P1308）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以广南三蓬的田棚一带“僻处一隅，大小船均不能行，未必在所必争也，然广南防务不容稍懈，刻拟在招挑万人内分拨兵四百名，夫四十名，交参将马应麟、守备王泽宽前往普梅、田棚等处扼要驻守，以备不虞。”[12]（P300）事实证明中方对三蓬的战略价值认识不足，法国侵占越南后，声称三蓬为越方领土而出兵占领。法国界务代表对三蓬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有争议的领土乃是位于一条高耸的石山山脉和玉溪河之间的一块东南——西北走向、长50至60公里、宽约20公里的区域。可以说这是一个宽大的高台，高出玉溪河约400米，靠河一侧的许多处乃是无法攀越的悬崖峭壁。……这是边界前的一个相当好的阵地。”[11]（P959-960）虽未充分认识到三蓬的战略价值，清政府及时派遣军队驻扎，还是为中方争取边防战略要地赢得先机。中方勘界官员调查后发现，由于三蓬均据河之北岸，若为法国人占领，则普梅河全失其险，滇边将无险要可守，因此在划界谈判中与法方交涉，要求收回三蓬。谈判时因我方出示地图所标普梅河流向偏东，法国所持地图中普梅河流向偏南，形势不同，界线因之迥异，谈判陷入僵局。为争取主动，岑毓英决定彻底弄清广南府与越南的边界特别是三蓬的情况，他命令广南知府陈之梅等官员认真调查，并强调：“务将某处至某处若干里数，及形势险夷、户口多寡，详细开载，只要真的，不在画好，事关奏报，毋得潦草塞责，切切！”陈之梅召集当地官员，将档案图册与實际情况比对，“中有不合之处，立即更正另绘，如是数次，始得现呈之图本”。陈之梅等人还查明三蓬的历史沿革，认定此地原属广南府管辖，后因当地土司为女陪嫁而沦入越地，官员们经过慎重权衡后建议：“审形度势，指定同文大河（笔者注：即普梅河）分界，立说既非强勉，界限又极分明，虽一时之举，实万世之休。”[1]（P168-169）岑毓英还密饬地方官绅，告知田棚地区不愿接受法国殖民统治的各族百姓改易服装，并沿河树立界牌，严密布防，以实际行动支持中方划界主张。双方僵持40余日后，法方代表“狄隆等出座密商，复入座定议部分归还，狄塞尔遂亲笔将北圻之苗塘子、龙潭、龙膊、田蓬街、沙人寨五处划入中界，计拓地纵横约三十里。”[18]面对强大的法国殖民政府，中方的斗争终于获得回报，在田蓬一带争取到有利的军事防御战略要地。 第三是争取滇南的三猛十洲之地。“三猛十洲之地延袤五百余里，北接滇边临安府蒙自县、建水县界，西接元江、他郎、思茅、普洱各府、厅界，又西南达车里、南掌地方，其间设州治十四、县治四，实越地之要隘，滇疆之门户，”[4]（P331）1323年，元朝即在此置宁远州，延至明初。后安南亦在此地经营，设莱州（复礼州），宁远州因“其境域较广，因与安南接壤，且多受其侵凌也”。然虽有领土争端，但此地明代属沐氏勋庄，清朝隶建水州，政府设有掌寨土职统领，相关史实记录见诸历代史籍，斑斑可考，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容置疑。[17]（P1266-1283）当法国殖民势力在越南北圻积极扩张，危及滇南边疆安全时，清政府筹划以三猛十洲之地为滇南边防战略纵深，以抵御法国殖民势力入侵。
在滇越第五段边界划分过程中，中法代表就三猛十洲的领土归属问题僵持不下。因谈判期间法军已逐步控制三猛十洲，鉴于此形势，周德润同岑毓英商议后奏报清廷：“猛梭、猛赖一段，荒远瘴疠，弃之不足惜，岑毓英所见相同。至我所必争者南丹山以北、马白关以南，其中山川险峻，田畴沃美，如能划归中国，即可固我疆圉，亦可兼收地利。”[19]（P11）决定放弃猛梭、猛赖部分区域，以解决滇越边界第二段都竜、南丹等地的归属问题。1887年6月，中法双方签订《中法续议界务专条》五款，对已经勘定的边界线进行确认，而尚有分歧三猛十洲之地“应待另行会勘定线”。有研究者认为滇越边界划分过程中“中国虽然没有完全收回大赌咒河的旧界，并以较大的代价，用猛梭换回了猛峒，但却使滇南得到了一条稳固的、可靠的边防。”[5]（P71）无疑是一个富有见地的评论。
四、军民共筑滇南长城
在滇越划界过程是努力构筑滇南边防战略优势，与清政府勘界官员和云南军民的贡献分不开。
首先是勘界官员的不懈努力。清代滇越边境地区多为严重的瘴区，在划界过程中由于医疗卫生等条件的限制，勘界工作人员及兵士们时时面临死亡的威胁，勘界大臣周德润在河口进行界务谈判过程中，因护卫的兵士多来自内地，不能适应当地恶劣环境，接连病亡，周德润于心不忍，将他们调回开化府避瘴厉，自己却坚持在河口与法国代表交涉。岑毓英为他的精神所感动，遂“饬弁招呼”，又以“台从护卫，出入必不可少，亦饬河口营拨兵伺候。”[12]（P228）由驻守河口的滇军官兵负责周德润生活起居及安全。当时在河口南溪负责边防与界务的岑毓英，亦遭受病痛的折磨，“英泄痢尚未全愈，据医者云受瘴已深，非旦夕所能复元，现仍力疾办事，不敢稍存推诿。”[12]（P235）岑毓英在中法战争中已病得元气大伤，在划界过程中又极力坚持，工作结束后第3年便离开人世。此外还有许多官员和士兵为滇越划界工作献出生命，他们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作出的牺牲，值得世人铭记。
其次为滇军强有力的支持。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大力改善滇军装备，“乃由外国购办各种毛瑟快枪及克虏伯炮、瓦瓦士炮，以济军用。”[20]（P458）同时还拥有钉子雷、水雷等先进武器。战斗中滇军努力改进战略战术，构筑地营等军事工事与强大的法军对垒，在越南宣光城围困法军40余日，后又在临洮大败法军，扬威域外。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又对滇军大力改革，此时的滇军“虽仍有绿营之名，但从其集中防守、使用新式枪炮、以营、哨、队递相编制等方面情况看，已非昔日绿营兵，故《清史稿》卷一百零七《兵志三》已将其归入防军范畴。”[21]（P72）经过战争洗礼和军事改革，滇军已成长为一支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近代化军队，是维护国家安全及东南亚地区形势稳定的重要军事力量。在中法划分滇越边界过程中，滇军在滇南边境地区“严兵以备不虞。法使不敢要挟，按图画界。”[4]（P7）为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和爭取滇南边防有利条件做出重要贡献。
第三是团练等民众武装坚决抵御法国殖民势力入侵。清中期起，云南即有招募民间力量组建乡勇、土练，以应付地方防务之举。晚清时期，云南所办团练，主要目的是巩固国家边防，“滇省界连缅、越，敌人窥伺，自应精练民团，以辅兵力之不足。”[22]自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民众代表，是活跃于开化府南的团练首领项从周。项从周在滇南猛硐等地坚决打击法侵略者，清朝政府为嘉奖他保卫领土主权的爱国行动，特授予“怀远前营管带”之职，并“着从周认真管辖归仁里（猛硐），保卫边关，若有法寇与游勇闯我边关，准其痛剿。”[23]最终迫使法国侵略者放弃占领开化府南边防战略要地之企图，为建设稳固的滇南边防线做出重要贡献。
滇越划界工作完成后，清政府充分利用沿边地形优势，进行军事布防。滇越边境地区中方一侧的地理形势，可以今天云南河口县城为中点，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主要为滇东高原地区，西部则为横断山系南部的哀牢山和无量山区。河口县城位于南溪河与红河交汇处，海拔76.4米，为云贵川三省最低处，从此沿滇越边界东西两个方向，中方一侧的地形都呈陡然上升之势：向东北经桥头至马白关，海拔在1340米左右。从马白关向南至都竜，沿途主要为山地丘陵，从都竜再向南至滇越边界，海拔逐渐降低，最低处海拔仅有530多米。从都竜沿边境线向东至麻栗坡的船头（今麻栗坡县天保镇境内），与越南交界处海拔仅有107米，为滇越边界东线地势最低处。此区域山势陡峭，其中老山、者阴山、扣林山等皆以险峻著称，有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之特点，为滇东南边防的战略要地。向西北溯红河而上，至新街（位于今云南河口县莲花滩乡）海拔在100米左右，向北至蒙自，海拔陡升至1300米，落差极大，同样具有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之势。总体来说，滇南边境的地区对越南相邻区域均形成居高临下的建瓴之势。
清政府在滇南的军事布防，充分考虑到滇越边境中方一侧中间低两边高的地势特点，河口县城紧邻越南老街、姑柳，分别以南溪河、红河为界，为建设滇南边防重要基点。1886年，清政府以滇南“沿边要隘亟须建碉，现拟饬令各营将弁督饬兵卒就地兴筑，一面檄饬开、蒙两属预备木石、工料、匠人，盖兵丁只能负畚锸运土石，一切椎凿结构，仍非匠人不为功也。”[12]（P293）其中以在河口县城东南南溪河与红河汇流处修筑的炮台最为重要，炮台距南溪界河仅50余米，高约12米，分上下两层，入门两道，炮台上层为观察与嘹望之用，下层为炮位与弹药库，为砖石混筑，坚实牢固。炮台有炮位3个，所使用的铁炮上分别铸有皇冠图案和英文字母等标记，属英制铁炮。几门铁炮中，最大一门长230厘米，前端口径有11.8厘米，重约千斤。[24]（P627;p144-145）炮台海拔高度126米，座北朝南、居高临下，彼岸尽在炮台火力控制范围之内，对法国侵略势力起到有力的震慑作用：“面临建立南西河桩顶处的中国炮台居高临下的威胁，老街阵地难以守住。然而保护国政府必须守住这一哨所，其目的是为了行使税收权并监守河流上游。占据老街上游、红河与南西河之间的呷角将为我们驻守这一带打下牢固的基础，迄今我们尚未拥有这一基础。”[11]（P927）法国档案文献充分揭露法国侵略者试图入侵中国的野心，但迫于河口炮台险要及滇军强大的军事防御能力不敢轻举妄动。 河口城东西的马白关和蒙自，为滇越交通往来冲要，是滇南军事防御建设的重点地区。中法战争结束后，滇军便在滇越边境沿线点布防，具体为：开化府，留定远十营驻扎;马白关，平远七营驻扎;临安府蒙自，良字八营，启字一营，定字三营，以绥远七营并作怀远十营、诚字二营驻扎;从南溪河至红河沿岸，南溪、河口、南屏、新街、坝洒、石头各汛地，德字三营，田字三营，保字四营，忠字四营，元字十二营驻扎;天堡、交趾城（今云南麻栗坡县天保镇），安边十营驻扎。以上各营，官兵总计16000余人。[25]（P340-341）岑毓英向清廷解释他在滇南边防军事布置的意图说：“马白为入越之捷径，蒙自则为通商之要津，两路均应设立重防。一旦有警，敌出红江一路，则兵由马白出越之安平、安隆，扼馆司关、大滩、文盘以断其尾;敌向马白，则兵出红江，顺流而下，或由三猛出昭晋州，或由古林篝出龙鲁，皆可抵清波、夏和，以截其后路。是蒙自与马白两路奇正相生，有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臣入关布防，即于两路密置重兵。”[4]（P348）也就是说清政府充分利用了滇越边境中方一侧的地形优势，除在河口城建炮台以加强军事防御外，布重兵于河口的东西两侧，法军如有侵犯云南的野心，则无论向东向西，均处于仰攻险要的不利形势;且其主攻方向无论在东西那一方，均有被滇军包抄后路这危险。滇南边防优势的构筑，充分显示了云贵总督岑毓英在军事方面的优秀才能。
为使滇军对法国殖民势力军事防御上的优势长期存在，清政府还对滇南原有的军事建置进行调整：“开化一镇，距马白不及二百里;临元一镇，距蒙自亦仅一百四十里，拟请每年于秋、冬二季，令开化镇出驻马白关，临元镇出驻蒙自县，督饬操防;春、夏两季烟瘴正深，边境无虞，即各回驻临安、开化府城。而移开化中营游击常驻马白关，添设后营游击一员，常驻开化府。以开化左营都司分防交趾城，右营都司分防古林篝。石榴红汛原设都司改为守备，并移一守备于长岭冈。其蒙自一面，则添设前营游击一员，常驻蒙自县。移驻蒙自之右营都司分防窑头水田，右营守备分防蒿枝地。”[4]（P348）使滇军对法国殖民势力在军事防御上的压力常态化。
滇南边防建设的效果如何？我们可以从稍后的一件史事中看出，1903年，云南个旧发生周云祥起义，法国殖民政府在越南保胜一带（今越南老街、谷柳）集结法军3000余人，安南兵3000余人，驮马2000余匹，欲寻机会占领觊觎已久的云南个旧矿山。在此过程中法国侵略者数次寻找入侵滇南的借口：第一次法国总督电告河口副督办黄河源，借口越南边民蒙大、王二在河口马鞍底被中国边民黄少和等人杀害，向清政府提出限期捉拿凶手的要求，并声称“如我军不能如限办到，法军即自围缉”，云南蒙自道尹贺宗章迅速派人捉拿黄少和及党羽十多人，并公开处决，法方派蛮耗经理博劳当现场核实后无话可说;第二次则声称“因内乱，河口无粮，彼增军队数千名防边，无从购办，要至蒙自就食”。贺宗章又迅速组织省内各商号，从蒙自经蛮耗水路运去十余船粮食供应，法军又无机可寻;第三次法国五圈军官照会黄河源，直言不讳地说：“保胜烟瘴过甚，所部军队，死亡过多，欲到蒙自暂行避瘴，特先知照，并无他意，幸勿惊疑”，终于暴露出侵略者的凶恶面目。贺宗章亦不示弱，命驻防边境的滇军严阵以待，河口炮台亦做好战斗准备，然后义正词严地电告法军：“我蒙自非避瘴之地，贵军队岂避瘴之人？迭次来电，幸未辱命，今所言直欲启衅，敝处惟守条约，他非所知，虽能力薄弱，然责任所在，无所逃命，业已下令戒严，如有外兵闯越界桥，勉尽所能捍御矣！”此时清政府已将周云祥起义平定，贺宗章亦清除红河沿岸的反清武装及匪患，滇南边防形势稳定。法军虽在滇边集结重兵，无奈慑于河口炮台的强大威力，更有东西两线滇军的严阵以待，虽然野心勃勃，终不敢越雷池一步，最后不得不将军队回撤至越南河内、海防。[26]（P111）这段史事证明滇军的强大及滇南边防体系的稳固，终使法国侵略者妄图入侵我滇南地区图谋破灭。
清政府对晚清滇越划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滇南边防，不断加强建设，在滇南边境地区先后设置南防练军、云南防军及云南巡防队之开广边防和铁路巡防等军事力量，除在蒙自设立临安开广道管理滇南边防、政治、经济、外交等事务外，还沿滇越边境线设置对汛督办及其下属各对汛等边防机构，进一步巩固滇南邊防。随着时代的变迁，滇南边防经受住了法国殖民势力扩张、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入侵等考验，成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稳固长城。有研究者认为云南具有传统的陆权优势，加上强大的滇军，使中法战争后“50年（1885 - 1937） 法国和英国不敢再从西南陆地进兵。”[27]此结论并没有关注到中法滇越划界过程中，清政府与云南军民共同构筑滇南边防优势的努力，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这也是本文探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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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兰瑛]
[关键词]晚清;滇越划界;滇军;滇南边防
[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1）03-0135-08
[收稿日期]2021-03-16
[基金项目]2017年云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晚清划界与云南边疆治理研究”（YB201759）;2018年云南省社科院项目“晚清中法滇越划界与云南边疆治理研究”（SKYJ42）;2019年国家民委项目“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云南民族地区的文化治理与固边政策研究”（2019-GMB-051）;2020年国家社科西部项目“晚清川滇夫马制度改革与西南连贯治理研究”（20XZS030）
[作者简介]梁初阳，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史学博士，研究方向：西南边疆民族史;李永芳，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史学博士，研究方向：西南边疆民族史。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越南彻底沦为法国殖民地，两国代表于当年6月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规定：此约签字后六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在滇越划界谈判前，清政府勘界官员除搜集相关文献外，还深入滇越边境地区实地调查，获取大量情报资料，在谈判中赢得主动地位。划界过程中，中方代表按图划界，力争边防战略要地，并精心布防，为近代滇南边防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有重要贡献，是近代中国边防建设和边疆治理的重大事件。此事件不仅在中方文献中有较为完整记录，在法方档案中亦有所反映，目前关于滇越划界与滇南边防建设之关系研究，学界鲜有关注，本文结合中外文献深入探讨，向专家学者请教。
一、勘界前充分准备
关于滇越划界研究，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中越关系史。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岭南设置郡县到公元10世纪，越南中北部一直是中国统治的一部分，这段长达千年的历史被称为“郡县时代”或“北属时期”，此时期中越间不存在边界问题。唐后期至五代十国，面对中央专制集权衰弱及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越南据地称雄、自立为王的意识不断增强。北宋时期，丁部领于968年建立“大瞿越”，成为自主王权国家。此后越南经历多次政权更替，都与中国的中央王朝确立和维持着宗藩关系。在宗藩体系下，双方开始处理边界问题，1083年，北宋王朝与越南（时称交趾）在今桂越边境地区联合勘查，次年划分疆界，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一条陆路传统习惯线。当时云南为“大理国”地方政权控制，并未涉及此次勘界行动，但滇越边境地区也有传统边界线，大致沿今云南文山和越南的河江、莱州省一带划分。[1]（P98，100）这条习惯线一直存续至近代中法勘分滇越边界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传统宗藩体系内，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与周边的藩属国之间的关系，并不与今天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等同;同样，在传统宗藩体系内，中越间的疆界也不似今天这样有清晰的划分。清代中越间界疆模糊的情况，在当时的文献记录中是有所反映的，比如乾隆年间，两广总督策楞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就说：“安南列在藩服，不敢设险自固。”[2]（P348）光绪年间越南国王所上文书中谈及中越边界情况亦声称：“从前中外一家，人民往来居行相惯，习以为常，何曾防禁！”[3]（P136）云贵总督岑毓英也认为：“夫越南久列藩封，尺地一民，无不仰邀覆帱，又何庸更分疆界？”[4]（P261）故有学者论述说：“中越两国山水相连，犬牙交错，许多民族又都跨境而居，历史上又有着特殊的‘宗藩关系’，所以两国的国界虽有传统的习惯线，但长期以来并未有过明确的划分。”[5]（P61）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当法国帝国主义意图吞并越南时，清政府以“越南久列藩封，素称恭顺，虽在邦域之外，同是社稷之臣，且与滇粤毗连，深资屏障，倘为他族夺据，必致唇亡齿寒。”[6]（P11）将中国的传统藩属越南视为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一道屏障，同时清政府也应该为越南政权的安危负责，双方应唇齿相依，共同抵御西方列强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中国西南边防形势发生根本变化：“越为中国外藩要地……现在越几不能自存，何能为我守险？”[4]（P353）清政府遂决心在滇越划界中力保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建立起稳固的西南边防。清廷指示前往中越边境地区勘界的大臣说：“越南北圻与两广、云南三省毗连，其间山林川泽，华离交错，未易分明。此次既与法国勘定中越边界，中外之限，即自此而分。凡我旧疆，固应剖析详明，即约内所云，或现在之界稍有改正，亦不得略涉迁就”。[7]并进一步要求勘界官员在划界谈判过程中，本着“分界一事，有关大局，……多争一分，即多得一分之利益”[8]之原則，据理力争，保我领土，护我主权。
滇越习惯分界线主要以沿边关隘、河流和山峰等为标志，对于分界线的具体方位及走向，相关文献记载比较模糊，往往用简单的“四至八到”来表述，如道光《云南通志》中关于开化府（今云南文山）与越南接壤情况，仅简单记述为：开化府“东至交趾界四百六十里……南至交趾界二百四十里，‘（旧志）南至赌咒河与交趾界’，……东南至交趾二百三十里……西南至交趾界四百一十里。” [9]（P21）清政府勘界大臣依据“南至赌咒河与交趾界”的记述，大致确定了开化府南部滇越分界之处，但对于边界线的具体走向等问题仍缺乏了解。
掌握滇越边境地区详细情况，是在划界谈判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条件，为此清云南地方政府委派人员搜集有关中越关系及滇越边境地区情况的档案文献，了解中越边界的历史变迁及滇南边境地区的建制沿革、族群分布等情况。同时还派人员到滇越边境地区实地考察，以龙膊河（位于今云南省金平县东）为界，其西南的十洲三猛（位于今中国云南金平、绿春县与越南莱州之间）之地，早在1884中法战争进行期间，清政府就派知县徐凤池和附生罗金瑞等到当地动员百姓参加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武装斗争，战争结束继续在当地勘查疆界;其东南则由“于沿边地方尚称熟习”的道员岑毓宝负责，于1885年下半年率领专业测绘人员沿红河以东，循河口汛、马白关外、普梅河等处直至广西交界等处，进行实地勘查，编写图册。当年底勘界大臣周德润到达云南开化府时，地方政府人员已完成大量划界准备工作，周德润对此赞赏不已，上奏清廷说：“记名道员岑毓宝踏看沿边一带，均绘图贴说，粗具规模，足备临时考证。……岑毓英熟谙边徼，为口讲指画，备极分明。”[3]（P3321-3322）并说：“岑毓英前呈滇越图说，于山川向背、道路险夷及犬牙交错之处，固已剖析分明。”[10]（P36）划界前期准备工作给予高度肯定。 周德润等人抵达滇越边境地区后，一边关注法国勘界代表的行踪，询问他们由何路至滇越边境地区及已行至何处;同时与福建台湾道唐景崧等率领专业人员在马白关一带继续勘察，向南深入至都竜、南丹一带，实地勘测并绘制地图。通过考察，他们发现慢美有河名南灯河，再六十里为黄树皮，有河名黑河，二水往西合流并转而南行，此外别无河道。对照府志所记的方位里数，南灯河就是志书中记载的大赌咒河，为原来中越的分界线，为都竜等边防险要属于中国领土寻找到有力证据。大量的档案文献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情报资料，为中方代表在滇越划界谈判赢得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按图划分疆界
法国勘界代表团至1886年6月才抵达滇越边界，距原定时间晚了半年，清政府勘界官员为了滇越划界谈判，已进行了近一年的准备工作。经实地调查，中方勘界官员已大致确定滇越传统分界线的具体走向，岑毓英和周德润认为中法划分滇越边界，最好的办法就是依据调查所得的图文资料确定。
法国殖民政府的勘界代表进入滇越边境地区后，一度也打算进行实地勘查并搜集地方资料，企图在谈判中占领更多的殖民地，“我们也利用我们在工作上拖延的时间，去更仔细地研究勘察的工作地点”。[11]（P937）但由于当地民众持续而激烈的抵抗，使法方代表陷于困境：“在老街周围，整个地方都被鼓动起来和外国人对抗。武装的匪徒自由流窜，好像他们是得到云南当局的准许和支持的一样。在此情形下，法方委员们的使命充满了困难和危险。从8月19日起，发生的一起小事件使得勘察和划界工作不可能在现场进行，被困在老街的委员会只好借助地图来划界了。”[11]（P499）法国人所说的“小事件”，是发生在越南者兰的截杀法国勘界代表事件，法国档案中详细记录了事件过程：1886年“8月19日晨9时，在离仙蜂不远处，我们的帆船所处位置在三条相继涌来的急流上游，急流间距相隔不到100米，根据惯有的经验，为首的那艘帆船奉命停泊在第一条急流的上游，并派出船上的苦力去支援其它航行结构不甚理想的船舶上的船员。它很快锚泊在离船队其余船舶400米的地方，靠在一个小海峡后面，当排枪向它开火时。这一海峡成了它的掩蔽地。转瞬间，此船着火了。达吕少校带数名士兵纵身跳入水中，正当他发现自己无法营救前方时，却受到沿河射来的排枪火力的袭击，火力线拉得相当长，足可包抄船队的末尾。……19日晚6时，我们的小分遣队返回老街。”法国方面怀疑是清政府官员在暗中阻止其扩张殖民势力范围的行动，“中国官员在此事上即便不算是不打自招的同谋者。至少也负有重大的责任。”[11]（P916-917）当法国方面提出会勘龙膊河边界时，岑毓英或许听到一点风声，在他给周德润的信中说到：“风闻阮光碧之众欲在南岸一带埋伏，邀截该酋，不能无恐。或能并龙膊亦不会勘，就图指画结束收场，大为妙事。”[12]（P229）岑毓英通过信件向周德润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是越南爱国志士可能会伏击法国侵略者，二是如能因此按图定界最好。至于越南民众为什么要这样做，岑毓英解释说：“风闻越南官民深忌中法和局，恐将界务勘明，中法分兵驻守，则该国更无立足之区，因趁此号召越中各处义民，揭竿分起，欲将中法和局败坏。”[12]（P231-232）遭到伏击后，法国方面虽对岑毓英等清政府官员充满怀疑，但苦于没有证据。至于岑毓英为什么希望法方能够按图定界？也是他自己道破谜底：“若待其驱散越民之后，领兵抵境，则兵力所及之地，岂肯尺寸让人？”[4]（P353）正是对法国殖民者的侵略本质有清醒认识，他才以军事斗争中兵不厌诈的手法，与强大的法国殖民势力斗智斗勇。
最终法国代表决定让步，“法方界务委员会手头有的只有几份界图，因此，我们只能是：或者根据这些文件工作，或是立即撤退，但一事无成。因为援军须待相当长时间以后才能到达。上述两种方案中，第一方案从各方面看似乎较为有利，于是我们在周提出动议时，趁势请帝国政府界务委员会采取界图对比法研究勘界问题。”[11]（P919）按图定界对于事前有充分准备的中方代表来说，自然具有一定的主动性。法国代表在谈判中拿不出像样的材料，而清“帝国界务委员却声称：它拥有全面正确的一套文献。他们说，在他们逗留开化期间，已派人踏勘了整个边界并测绘了边界图。唐钦差还亲自赴河安专门踏勘了明江水域。他说，他向我们出示的边界线系经过详细勘察的现场测绘结果，也是向当地居民问询后得出的综合结论。在他看来，这一论据是天衣无缝的，我们当时似乎只能诺诺称是，因为我们提不出任何证据，我们没有亲眼所见，而别人却是亲眼目睹。”[11]（P920）而在中方划界委员眼中的法国勘界官员的表现却是这样的：“今法使贸然来滇。适北圻梗阻，未能踏看一步，日执市肆之图与滇图比较，鲜有不背而驰者，虽反复辨证，舌敝唇焦，几同凿柄之不入。嗣检开化、广南、临安等府志书示之，彼似稍悟，渐就我图，不敢自出其图，因而权其缓急，相机操纵，卒化龌龊，而相与有成。”[3]（P3657）在按图定界过程中，为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岑毓英还将龙膊河一带“外八庄及猛坪等处头人业经传到，查猛坪即石头汛，其地又在八庄以外，四至接与越南接界，其自北而东则与龙膊毗连，现已饬其逐细开明，并饬八庄照开，分别抄单呈送台览。并派弁将该头人等送至河口，即希按图单询问各界，当易分明，并可饬令具结备案。”[12]（P239-240）以当地头人最了解边境地区情况，派员将他们护送至河口划界谈判现场，供中法勘界代表询问以确定边界。
中法勘界代表商定将滇越边界分为五段：第一段自龙膊河入红河处起，至云南新店与越南狗头寨交界处止，主要为今云南河口县与越南交界段。此段以红河、南溪河、坝吉河为标志，以河中为界，按圖指划，线索较为清楚，六日即定。第二段自新店起，至老隘坎止，主要为今云南马关县、麻栗坡县与越南交界段。因为涉及到雍正时期滇越界务遗留问题，双方争议较大，决定留待下一步协商解决。第三段自云南三文冲、越南高马白相对处起，至云南澜泥沟、越南竜古寨之间止，主要为今云南麻栗坡县与越南交界段。第四段自云南澜泥沟起，至徭人寨止，主要为今云南富宁县与越南交界段。此段在三蓬一带有争议，后经过谈判，将田蓬等部分区域划为中国领土，此史实后面还将深入探讨。第五段，自龙膊河向西南沿黑江至木戛，主要为今云南金平县、绿春县与越南交界段。此段因争议甚大，双方决定暂时搁置边界划分工作。[13]（P552-553） 滇越传统边界大多以山峰河流为标志，然而具体的走向“既无一定之说，又无可考之书，应饬会勘各员询问土著头人，求一谛当。即或说有参差，似宜就其有利于疆土者断定”。[11]（P231）其中“有利于疆土”是中方勘界代表在按图定界过程中遵循的重要原则，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前提下，清政府勘界代表利用对滇南边境山川地势熟悉的优势条件，在划界过程中努力争取有利于军事防御的地形，使清军在沿边布防时具备战略上的优势。中方勘界代表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使滇越边界龙膊河以东各段按传统分界线大致划定。对于是方代表在按图定界中争取边防战略优势的努力，法国殖民者也有所觉察，1889年法国印支总督在给法国中越边界划界委员会主任的指示中这样说：“1886年时的双方委员会和1887年6月26日北京协定所指定的边界线，从防卫观点看，弊端是很多的。中国委员们因为利用他们对我们从未深入的地区的了解，所以能够轻易地让我们的代表接受一些走向，但假如我们的代表们当时拥有有价值的地形测绘资料，就永远不会同意了，结果是连接我们各地界哨所的，所有直接的路几乎总有段在中国境内。我们位于第一界线上的多个地方就这样被天朝的委员们巧妙地分隔孤立了。受到进攻时，连接地方就不能够相互支援了。”[11]（P507-508）这段话表明中方代表为争取滇南边防的战略优势，在按图定界过程中力争有利地形，是卓有成效的工作。
三、力争边防战略要地
关于争取滇南边境地区国防战略要地的重要性，岑毓英在给署广西巡抚李秉衡的信函里说得很清楚：“查中越边境犬牙交错，往日越在守下，尚可任其通融，现在法既据越，边防正当吃紧，所有越地之在华郊者，滇境尤多，若仍划归越境，则兵在外而敌在内，防务几同虚设”。[14]（P35-36）可知要维护滇南边防安全，就必须争取各边防战略要地。前已提及，中法在滇越划界过程中第二和第五段界线存在争议，分别为开化府南的都竜、南丹和临安府南的十洲三猛等地，另还有第四段广南府（今云南文山）南的三蓬地区，只有争取到这些边防战略要地，才能保障滇边安全。
首先是有争议的滇越第二段分界线。此地历史沿革及在边防上的重要性，中方勘界官员调查得十分清楚：“都竜、新街险峻异常，实为徼外之要隘，本在大赌咒河内，为云南旧境，失于明季。国朝雍正年间，督臣高其倬奏请查勘，奉旨撤回内地。后因越藩陈诉，奉谕以马白汛外四十里地赐之，而都竜遂仍归越南，云南即以小赌咒河为界。臣伏思越为中国外藩要地，归藩原系守在四夷之义，不必拘定撤回。现在越几不能自存，何能为我守险？应否俟勘界时，将都竜、南丹各地酌议撤回，仍以大赌咒河为界，以固疆圉而资扼守之处。”[4]（P349）开化府马白关至大赌咒河之间的领土在明末清初为越方侵占，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高其倬曾奏请收回失地，雍正皇帝以越南累世恭顺，谕以马白关城边的小赌咒河为界。如果以此为界，马白关城枪弹可及，清军难以防守。中法战争期间，清军以马白关为入越要路，地面平敞，四路通达，无险可守，而都竜、新街地势险要，岑毓英遂命防营总兵何雄辉分兵驻守此区域，并以“慢美为都竜所辖，自应以慢美为界，当如来示转饬蔡、何两镇军，派员前往慢美及船头、南宴各地，竖立界牌也。”[12]（P222）用实际行动宣示中国在此区域的领土主权。法国档案中也有记录了岑毓英在开化府边境地区的经营：“在明江一侧，他派正规军驻扎河阳，以便在安南境内的谭水（Tan-Thuy）河处安置界石，上面刻有‘云南境界始于此’字样”。[11]（P498）
但在划界谈判过程中，法方不承认我国在此区域的领土主权，提出不同的划界方案，双方争执不下。当地民众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主动起来抗争，“光绪十四年（1888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续议界务专条》下发红线界图。但归仁里8甲地方，只划入6甲，尚有奋武甲和聚仁甲在国界外，奋武甲和聚仁甲人民不愿入外域，扶老携幼到官府衙门请愿，要求回归祖国。……奋武甲在当地苗族头人项从周领导下，多次击退法国侵略军，法军不敢接管猛硐地区，只好向清政府另要其他地方。”[15]（P753）法国侵略者解释他们图谋此地失败的原因说：“漫美和猛峒两地由中国统治已很久了，居民们甘心做中国人。如果我们让中国占有这两处，我们就不需要耽心在这个新边境制造动乱了。”[11]（P909）中法双方最终划定的边界线，“既非清朝初年的大赌咒河界，也不是雍正六年以后的小赌咒河界。而是大赌咒河与小赌咒河之间的一条妥协界线。”[1]（P207）虽然没有恢复历史上开化府南全部领土，但收回了都竜、南丹、猛硐等战略要地，为滇南边防建设奠定坚实基础，这是清政府划界官员和边地军民共同斗争的结果。
其次是广南府的三蓬问题。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广南府宝宁县侬氏土司嫁女于交趾州保乐土官，私下将三蓬村寨作为陪嫁。[16]（P802）“从领土主权的原则来说，国家的中央政府才能决定领土主权，而地方官吏不能决定国家领土。广南土司只是地方官吏，无权处理国家领土，私相授受，而把国家领士送与外国，这是原则问题。至于广南土司送地索还长期争议，悬案未决，保乐州土司据有三蓬地已造成之事实，并不能承认是有合法依据的。”[17]（P1308）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以广南三蓬的田棚一带“僻处一隅，大小船均不能行，未必在所必争也，然广南防务不容稍懈，刻拟在招挑万人内分拨兵四百名，夫四十名，交参将马应麟、守备王泽宽前往普梅、田棚等处扼要驻守，以备不虞。”[12]（P300）事实证明中方对三蓬的战略价值认识不足，法国侵占越南后，声称三蓬为越方领土而出兵占领。法国界务代表对三蓬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有争议的领土乃是位于一条高耸的石山山脉和玉溪河之间的一块东南——西北走向、长50至60公里、宽约20公里的区域。可以说这是一个宽大的高台，高出玉溪河约400米，靠河一侧的许多处乃是无法攀越的悬崖峭壁。……这是边界前的一个相当好的阵地。”[11]（P959-960）虽未充分认识到三蓬的战略价值，清政府及时派遣军队驻扎，还是为中方争取边防战略要地赢得先机。中方勘界官员调查后发现，由于三蓬均据河之北岸，若为法国人占领，则普梅河全失其险，滇边将无险要可守，因此在划界谈判中与法方交涉，要求收回三蓬。谈判时因我方出示地图所标普梅河流向偏东，法国所持地图中普梅河流向偏南，形势不同，界线因之迥异，谈判陷入僵局。为争取主动，岑毓英决定彻底弄清广南府与越南的边界特别是三蓬的情况，他命令广南知府陈之梅等官员认真调查，并强调：“务将某处至某处若干里数，及形势险夷、户口多寡，详细开载，只要真的，不在画好，事关奏报，毋得潦草塞责，切切！”陈之梅召集当地官员，将档案图册与實际情况比对，“中有不合之处，立即更正另绘，如是数次，始得现呈之图本”。陈之梅等人还查明三蓬的历史沿革，认定此地原属广南府管辖，后因当地土司为女陪嫁而沦入越地，官员们经过慎重权衡后建议：“审形度势，指定同文大河（笔者注：即普梅河）分界，立说既非强勉，界限又极分明，虽一时之举，实万世之休。”[1]（P168-169）岑毓英还密饬地方官绅，告知田棚地区不愿接受法国殖民统治的各族百姓改易服装，并沿河树立界牌，严密布防，以实际行动支持中方划界主张。双方僵持40余日后，法方代表“狄隆等出座密商，复入座定议部分归还，狄塞尔遂亲笔将北圻之苗塘子、龙潭、龙膊、田蓬街、沙人寨五处划入中界，计拓地纵横约三十里。”[18]面对强大的法国殖民政府，中方的斗争终于获得回报，在田蓬一带争取到有利的军事防御战略要地。 第三是争取滇南的三猛十洲之地。“三猛十洲之地延袤五百余里，北接滇边临安府蒙自县、建水县界，西接元江、他郎、思茅、普洱各府、厅界，又西南达车里、南掌地方，其间设州治十四、县治四，实越地之要隘，滇疆之门户，”[4]（P331）1323年，元朝即在此置宁远州，延至明初。后安南亦在此地经营，设莱州（复礼州），宁远州因“其境域较广，因与安南接壤，且多受其侵凌也”。然虽有领土争端，但此地明代属沐氏勋庄，清朝隶建水州，政府设有掌寨土职统领，相关史实记录见诸历代史籍，斑斑可考，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容置疑。[17]（P1266-1283）当法国殖民势力在越南北圻积极扩张，危及滇南边疆安全时，清政府筹划以三猛十洲之地为滇南边防战略纵深，以抵御法国殖民势力入侵。
在滇越第五段边界划分过程中，中法代表就三猛十洲的领土归属问题僵持不下。因谈判期间法军已逐步控制三猛十洲，鉴于此形势，周德润同岑毓英商议后奏报清廷：“猛梭、猛赖一段，荒远瘴疠，弃之不足惜，岑毓英所见相同。至我所必争者南丹山以北、马白关以南，其中山川险峻，田畴沃美，如能划归中国，即可固我疆圉，亦可兼收地利。”[19]（P11）决定放弃猛梭、猛赖部分区域，以解决滇越边界第二段都竜、南丹等地的归属问题。1887年6月，中法双方签订《中法续议界务专条》五款，对已经勘定的边界线进行确认，而尚有分歧三猛十洲之地“应待另行会勘定线”。有研究者认为滇越边界划分过程中“中国虽然没有完全收回大赌咒河的旧界，并以较大的代价，用猛梭换回了猛峒，但却使滇南得到了一条稳固的、可靠的边防。”[5]（P71）无疑是一个富有见地的评论。
四、军民共筑滇南长城
在滇越划界过程是努力构筑滇南边防战略优势，与清政府勘界官员和云南军民的贡献分不开。
首先是勘界官员的不懈努力。清代滇越边境地区多为严重的瘴区，在划界过程中由于医疗卫生等条件的限制，勘界工作人员及兵士们时时面临死亡的威胁，勘界大臣周德润在河口进行界务谈判过程中，因护卫的兵士多来自内地，不能适应当地恶劣环境，接连病亡，周德润于心不忍，将他们调回开化府避瘴厉，自己却坚持在河口与法国代表交涉。岑毓英为他的精神所感动，遂“饬弁招呼”，又以“台从护卫，出入必不可少，亦饬河口营拨兵伺候。”[12]（P228）由驻守河口的滇军官兵负责周德润生活起居及安全。当时在河口南溪负责边防与界务的岑毓英，亦遭受病痛的折磨，“英泄痢尚未全愈，据医者云受瘴已深，非旦夕所能复元，现仍力疾办事，不敢稍存推诿。”[12]（P235）岑毓英在中法战争中已病得元气大伤，在划界过程中又极力坚持，工作结束后第3年便离开人世。此外还有许多官员和士兵为滇越划界工作献出生命，他们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作出的牺牲，值得世人铭记。
其次为滇军强有力的支持。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大力改善滇军装备，“乃由外国购办各种毛瑟快枪及克虏伯炮、瓦瓦士炮，以济军用。”[20]（P458）同时还拥有钉子雷、水雷等先进武器。战斗中滇军努力改进战略战术，构筑地营等军事工事与强大的法军对垒，在越南宣光城围困法军40余日，后又在临洮大败法军，扬威域外。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又对滇军大力改革，此时的滇军“虽仍有绿营之名，但从其集中防守、使用新式枪炮、以营、哨、队递相编制等方面情况看，已非昔日绿营兵，故《清史稿》卷一百零七《兵志三》已将其归入防军范畴。”[21]（P72）经过战争洗礼和军事改革，滇军已成长为一支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近代化军队，是维护国家安全及东南亚地区形势稳定的重要军事力量。在中法划分滇越边界过程中，滇军在滇南边境地区“严兵以备不虞。法使不敢要挟，按图画界。”[4]（P7）为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和爭取滇南边防有利条件做出重要贡献。
第三是团练等民众武装坚决抵御法国殖民势力入侵。清中期起，云南即有招募民间力量组建乡勇、土练，以应付地方防务之举。晚清时期，云南所办团练，主要目的是巩固国家边防，“滇省界连缅、越，敌人窥伺，自应精练民团，以辅兵力之不足。”[22]自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民众代表，是活跃于开化府南的团练首领项从周。项从周在滇南猛硐等地坚决打击法侵略者，清朝政府为嘉奖他保卫领土主权的爱国行动，特授予“怀远前营管带”之职，并“着从周认真管辖归仁里（猛硐），保卫边关，若有法寇与游勇闯我边关，准其痛剿。”[23]最终迫使法国侵略者放弃占领开化府南边防战略要地之企图，为建设稳固的滇南边防线做出重要贡献。
滇越划界工作完成后，清政府充分利用沿边地形优势，进行军事布防。滇越边境地区中方一侧的地理形势，可以今天云南河口县城为中点，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主要为滇东高原地区，西部则为横断山系南部的哀牢山和无量山区。河口县城位于南溪河与红河交汇处，海拔76.4米，为云贵川三省最低处，从此沿滇越边界东西两个方向，中方一侧的地形都呈陡然上升之势：向东北经桥头至马白关，海拔在1340米左右。从马白关向南至都竜，沿途主要为山地丘陵，从都竜再向南至滇越边界，海拔逐渐降低，最低处海拔仅有530多米。从都竜沿边境线向东至麻栗坡的船头（今麻栗坡县天保镇境内），与越南交界处海拔仅有107米，为滇越边界东线地势最低处。此区域山势陡峭，其中老山、者阴山、扣林山等皆以险峻著称，有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之特点，为滇东南边防的战略要地。向西北溯红河而上，至新街（位于今云南河口县莲花滩乡）海拔在100米左右，向北至蒙自，海拔陡升至1300米，落差极大，同样具有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之势。总体来说，滇南边境的地区对越南相邻区域均形成居高临下的建瓴之势。
清政府在滇南的军事布防，充分考虑到滇越边境中方一侧中间低两边高的地势特点，河口县城紧邻越南老街、姑柳，分别以南溪河、红河为界，为建设滇南边防重要基点。1886年，清政府以滇南“沿边要隘亟须建碉，现拟饬令各营将弁督饬兵卒就地兴筑，一面檄饬开、蒙两属预备木石、工料、匠人，盖兵丁只能负畚锸运土石，一切椎凿结构，仍非匠人不为功也。”[12]（P293）其中以在河口县城东南南溪河与红河汇流处修筑的炮台最为重要，炮台距南溪界河仅50余米，高约12米，分上下两层，入门两道，炮台上层为观察与嘹望之用，下层为炮位与弹药库，为砖石混筑，坚实牢固。炮台有炮位3个，所使用的铁炮上分别铸有皇冠图案和英文字母等标记，属英制铁炮。几门铁炮中，最大一门长230厘米，前端口径有11.8厘米，重约千斤。[24]（P627;p144-145）炮台海拔高度126米，座北朝南、居高临下，彼岸尽在炮台火力控制范围之内，对法国侵略势力起到有力的震慑作用：“面临建立南西河桩顶处的中国炮台居高临下的威胁，老街阵地难以守住。然而保护国政府必须守住这一哨所，其目的是为了行使税收权并监守河流上游。占据老街上游、红河与南西河之间的呷角将为我们驻守这一带打下牢固的基础，迄今我们尚未拥有这一基础。”[11]（P927）法国档案文献充分揭露法国侵略者试图入侵中国的野心，但迫于河口炮台险要及滇军强大的军事防御能力不敢轻举妄动。 河口城东西的马白关和蒙自，为滇越交通往来冲要，是滇南军事防御建设的重点地区。中法战争结束后，滇军便在滇越边境沿线点布防，具体为：开化府，留定远十营驻扎;马白关，平远七营驻扎;临安府蒙自，良字八营，启字一营，定字三营，以绥远七营并作怀远十营、诚字二营驻扎;从南溪河至红河沿岸，南溪、河口、南屏、新街、坝洒、石头各汛地，德字三营，田字三营，保字四营，忠字四营，元字十二营驻扎;天堡、交趾城（今云南麻栗坡县天保镇），安边十营驻扎。以上各营，官兵总计16000余人。[25]（P340-341）岑毓英向清廷解释他在滇南边防军事布置的意图说：“马白为入越之捷径，蒙自则为通商之要津，两路均应设立重防。一旦有警，敌出红江一路，则兵由马白出越之安平、安隆，扼馆司关、大滩、文盘以断其尾;敌向马白，则兵出红江，顺流而下，或由三猛出昭晋州，或由古林篝出龙鲁，皆可抵清波、夏和，以截其后路。是蒙自与马白两路奇正相生，有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臣入关布防，即于两路密置重兵。”[4]（P348）也就是说清政府充分利用了滇越边境中方一侧的地形优势，除在河口城建炮台以加强军事防御外，布重兵于河口的东西两侧，法军如有侵犯云南的野心，则无论向东向西，均处于仰攻险要的不利形势;且其主攻方向无论在东西那一方，均有被滇军包抄后路这危险。滇南边防优势的构筑，充分显示了云贵总督岑毓英在军事方面的优秀才能。
为使滇军对法国殖民势力军事防御上的优势长期存在，清政府还对滇南原有的军事建置进行调整：“开化一镇，距马白不及二百里;临元一镇，距蒙自亦仅一百四十里，拟请每年于秋、冬二季，令开化镇出驻马白关，临元镇出驻蒙自县，督饬操防;春、夏两季烟瘴正深，边境无虞，即各回驻临安、开化府城。而移开化中营游击常驻马白关，添设后营游击一员，常驻开化府。以开化左营都司分防交趾城，右营都司分防古林篝。石榴红汛原设都司改为守备，并移一守备于长岭冈。其蒙自一面，则添设前营游击一员，常驻蒙自县。移驻蒙自之右营都司分防窑头水田，右营守备分防蒿枝地。”[4]（P348）使滇军对法国殖民势力在军事防御上的压力常态化。
滇南边防建设的效果如何？我们可以从稍后的一件史事中看出，1903年，云南个旧发生周云祥起义，法国殖民政府在越南保胜一带（今越南老街、谷柳）集结法军3000余人，安南兵3000余人，驮马2000余匹，欲寻机会占领觊觎已久的云南个旧矿山。在此过程中法国侵略者数次寻找入侵滇南的借口：第一次法国总督电告河口副督办黄河源，借口越南边民蒙大、王二在河口马鞍底被中国边民黄少和等人杀害，向清政府提出限期捉拿凶手的要求，并声称“如我军不能如限办到，法军即自围缉”，云南蒙自道尹贺宗章迅速派人捉拿黄少和及党羽十多人，并公开处决，法方派蛮耗经理博劳当现场核实后无话可说;第二次则声称“因内乱，河口无粮，彼增军队数千名防边，无从购办，要至蒙自就食”。贺宗章又迅速组织省内各商号，从蒙自经蛮耗水路运去十余船粮食供应，法军又无机可寻;第三次法国五圈军官照会黄河源，直言不讳地说：“保胜烟瘴过甚，所部军队，死亡过多，欲到蒙自暂行避瘴，特先知照，并无他意，幸勿惊疑”，终于暴露出侵略者的凶恶面目。贺宗章亦不示弱，命驻防边境的滇军严阵以待，河口炮台亦做好战斗准备，然后义正词严地电告法军：“我蒙自非避瘴之地，贵军队岂避瘴之人？迭次来电，幸未辱命，今所言直欲启衅，敝处惟守条约，他非所知，虽能力薄弱，然责任所在，无所逃命，业已下令戒严，如有外兵闯越界桥，勉尽所能捍御矣！”此时清政府已将周云祥起义平定，贺宗章亦清除红河沿岸的反清武装及匪患，滇南边防形势稳定。法军虽在滇边集结重兵，无奈慑于河口炮台的强大威力，更有东西两线滇军的严阵以待，虽然野心勃勃，终不敢越雷池一步，最后不得不将军队回撤至越南河内、海防。[26]（P111）这段史事证明滇军的强大及滇南边防体系的稳固，终使法国侵略者妄图入侵我滇南地区图谋破灭。
清政府对晚清滇越划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滇南边防，不断加强建设，在滇南边境地区先后设置南防练军、云南防军及云南巡防队之开广边防和铁路巡防等军事力量，除在蒙自设立临安开广道管理滇南边防、政治、经济、外交等事务外，还沿滇越边境线设置对汛督办及其下属各对汛等边防机构，进一步巩固滇南邊防。随着时代的变迁，滇南边防经受住了法国殖民势力扩张、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入侵等考验，成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稳固长城。有研究者认为云南具有传统的陆权优势，加上强大的滇军，使中法战争后“50年（1885 - 1937） 法国和英国不敢再从西南陆地进兵。”[27]此结论并没有关注到中法滇越划界过程中，清政府与云南军民共同构筑滇南边防优势的努力，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这也是本文探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所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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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