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其塑造的人物不胜其数，个性复杂多维。本文试图从性别政治的内涵阐释《红楼梦》中的性别意识，立足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围绕以林黛玉、薛宝钗和王熙凤为代表的女性人物，考察其在生理性别上的女性特点，挖掘其在性别身份建构过程中的社会性别的文化动因，探究她们的社会性别在父权身份的缺席、生理性别的隐匿下的操演路径，并以此解读文本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叛。同时，超越朱迪斯·巴特勒的女性主义立场，将性别操演理论延伸至以贾宝玉为代表的男性形象中，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强烈女性化倾向出发，探寻个体的理想追求在性别意识中的实现模式，进而用以说明小说对当时伪儒文化的批判意旨。
关键词：《红楼梦》 性别操演 文化反思
一、 性别政治视域下的性别操演理论
英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科拉·卡普兰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三个层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分析文学中建构的主体性的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集体”的成员，她认为性别差异“总是已经通过其他社会和文化形式，通过其他差异范畴而被编排和打破……从反面来看，阶级和种族的意识形态也浸透着性差异的语言”a，性别不是社会关系中的孤立存在，也不能作为理解身份政治的唯一范畴，而是与其他文化政治结构中的身份相互联系。其次，她认为主体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心理体验过程，女性特质并不是统一稳定的。
在性别政治的视域下，针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20世纪90年代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烦恼：女性主义与认同的颠覆》中提出了“性别操演理论”（Genderperformativity）。朱迪斯·巴特勒从福柯的系谱学研究方法中汲取营养，吸纳了其“系谱学真正探究的是，将那些有着多元性、分散性的起源，而实际上却是制度、实践、话语的产物的身份范畴，指定为某一种起源或原因，这样做的政治着眼点是什么”b的观点，认为“主体”和“性别身份”的性质和特征都不是由生理因素所决定，而是受到“话语”“权力”和“实践”的建构和影响。在这里，朱迪斯·巴特勒援引福柯的理论，论述了其性别操演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话语对性别形成的建构。此外，朱迪斯·巴特勒对性别主体的先在性提出质疑，认为主体的性别身份具有操演的特质，而正是由于具有这种操演的特性，主体通过对社会性别规则的反复操演，从而暂时获得一种性别身份。但与此同时，话语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又会导致这种操演而形成的性别身份无法形成固定和完整的性别身份。因此，在朱迪斯·巴特勒看来，性别由于在社会文化制度中不断被操演而具有了不稳定性。由于“性别操演理论”的提出，打破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暗示了生理上性别化的身体和文化建构的性别之间的一个根本的断裂”c。朱迪斯·巴特勒认为传统女性主义理论过于强调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区别，便会造成女性主体身份的分裂。对此，她强调社会性别不是生理性別的必然结果，也不存在与生理性别绝对对立的二元关系。这一观点消解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鸿沟，为性别身份的解读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以个体的差异代替了性别的差异，在人的价值维度下完成了对性别身份的体认。
尽管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与《红楼梦》的创作在时空上相隔甚远，但二者在女性主体，乃至人的价值上都给予了热切的关注，试图在模糊性别分殊的过程中彰显人的主体追求。在《红楼梦》中，小说围绕四大家族展开叙述，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其中，在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和贾宝玉的人物刻画上，作者赋予了其与其生理性别截然相反的精神气质，使人物突破了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之下的男女形象的桎梏，以社会性别的外在彰显构成了对儒家入世文化的决然反叛，以社会性别的建构，解构了生理性别所与生俱来的政治使命，借助性别的张力宣扬人物主体的自我追求。与此同时，小说还暗示了作者对传统儒家文化精义的推崇，流露了作者对清朝伪儒文化现象的强烈批判，寄寓着深刻的文化反思。
二、女性身份的男性操演：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叛
《红楼梦》被认为是一首“中国古典小说最热情、最有才情的妇女颂”d，其最突出的特点便是聚焦了贾府一众女性的生活状态，体察了女性真实的内心世界，挖掘了她们迥然相异的个性色彩。其中，在林黛玉、薛宝钗和王熙凤等人物的书写上，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游离于其女性性别身份之外的男性特质，使得人物背离了儒家文化倡导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初衷，抑或是使她们被赋予了男性具有的权力。女性人物社会性别层面的文化特征在小说中不断被“操演”、强化，其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界限随之模糊，继而突出了女性作为人这一主体的价值和尊严，折射了作者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性别省思。
林黛玉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中极具文采，她才思泉涌，倚马可待，从一开始便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相背离，加之她张扬好强的个性，更流露了她巾帼不让须眉的男子气质。作为闺中少女，林黛玉却在寻常赋诗中都想要“将众人压倒”，她锋芒毕露的行为不仅体现了她争强好胜的个性，而且与儒家文化传统要求女子的内敛矜重背道而驰，流露了林黛玉女性生理性别之外的社会性别的男性化倾向。如果溯源林黛玉男性气质的“操演”过程，一方面，源自林黛玉自身有别于其他女子的独特个性追求，另一方面，则源于林黛玉父亲的缺席。在儒家传统文化的维度下，三纲五常成为女子克己复礼的重要标准。林黛玉丧母之后，本可以遵循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训，安于闺阁，与父亲相依为命。然而，当林黛玉被送入贾府后，她的父亲林如海便处于悬置的缺席状态，这为林黛玉融入大观园的女儿世界、挣脱父权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营造了女性身份言说的空间，也为林黛玉打破女性生理身份的限制提供了可能。小说寥寥几笔便勾勒了林如海的一生，将林如海这个父权文化的代表从林黛玉的成长历程中逐渐淡化，乃至搁置于缺席的位置，从而为林黛玉在贾府中的种种男性化气质的操演奠定了伦理的基础，同时也暗示了作者对儒家传统文化中压抑女性个性的反思与批判。
与林黛玉相似的，还有薛宝钗，同样是幼年丧父，父权话语的缺失率先为薛宝钗女性身份的个性确认提供了自由的空间，使她的言谈举止中“操演”出异于她自身生理性别的男性化色彩，充斥着对当时儒家传统文化的反叛精神。虽然薛宝钗被认为是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大家闺秀典范，但她的个性与诗性却流露出传统儒士的高洁品格，与清朝日渐衰微之后的伪儒文化有着天壤之别。薛宝钗的博闻强识同样违背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儒家礼教传统。无论是作诗，还是对诗歌理论的思考，薛宝钗都能信手拈来。诗歌打开了薛宝钗抒情言志的闸门，塑造了其不同于传统女子“无德”的博学多才形象，赋予了薛宝钗这一闺阁女子以传统儒士的风雅气韵，正是在“诗言志”的传统中，宝钗在生理上的女性身份汇入了儒家文化中的男子气质，并通过诗歌的题旨意蕴，在承衍传统儒家文化提倡高士的基础上外化、操演成新的社会性别。薛宝钗的诗不仅寄寓了托物言志的文人情怀，而且深蕴了借古讽今的济世胸襟。在儒家传统文化中，朝堂政治向来由男性话语主导，女性则作为男性的附属隔绝在庙堂之外，更鲜少发表讽谏之言。而在《红楼梦》第三十八回，薛宝钗通过所作的《螃蟹咏》一诗，讽刺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流露了深切的政治关怀。在这个过程中，薛宝钗以借古讽今的气魄，针砭时弊，透过带有男性色彩的文人视角，挣脱了原始生理性别的藩篱，主动介入了朝野政治的社会现实中，在人这一主体身份的自我确认下建构起新的社会性别，完成了女性的生理性别到男性气质的社会性别的操演过程。 与林黛玉、薛宝钗鲜明的外在女性形象不同，王熙凤的泼辣性格完全颠覆了传统女性的柔弱特性，超越了儒家道德规范下对女子的约束。王熙凤尽管出身于金陵贵族王家，但却未像寻常贵族少女一样受到当时儒家文化的熏陶，她未读过《烈女传》《女孝经》等宣扬女德的作品，甚至连字也不认识几个。如果说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生理性别受到父权教养的缺失而趋向男性化的社会性别操演，那么王熙凤在自小被当作男儿教养的教育模式下，其生理性别从一开始便处于隐匿的模糊地带，因而王熙凤的女性身份意识从一开始便以缺席的姿态被文化塑造。无生理性别意识的王熙凤从小便以男性的身份特征为尺度，喜欢穿男装，喜欢与男子为伍，从而逐渐被赋予了儒家道德规范之外的男性化的社会性别，为其成年之后的男性化行为举止提供了操演的路径。在男性权力支配的封建社会，女性在经济上往往沦为男性的附庸，但王熙凤的形象一改往日传统女性的处境，不仅掌握贾府的经济动向，而且对权力的追求趋之若鹜。第三十六回中，王熙凤不仅收了几家仆人送来的东西，而且想着“等那些人把东西送足了，然后乘空方回王夫人” e。不仅如此，王熙凤还把月钱拿去放高利贷，久而久之仗财欺人，仗着贾母和王夫人的看重随意责骂下人，其强势的男性化社会性别在贾府这一文化氛围中愈演愈烈，最终将她推至万劫不复。另一方面，王熙凤作为金陵贵妇，并未安于传统儒家文化礼教之下的端方持家思想，而是在自我的主体追求中向男权话语体系发出激烈的反抗，甚至在意圖唆使张华告发丈夫的事件中完成对夫权的彻底颠覆。这张扬了凌驾于男权之上的女性人权，使得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摆脱了生理性别的制约，投射了突破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二元对立思维为旨归的性别操演理论，暗示了作者对女性真实内心欲望的正视和对人的尊严的体认，更是在女性形象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叛中传达了作者对儒家传统思想塑造女性的文化思考。
此外，在《红楼梦》的其他女性人物身上，亦饱蘸了作者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关怀，蕴含着背离儒家文化传统的性别操演轨迹。小说聚焦了贾探春高雅志士般的情怀、史湘云的女扮男装、平儿不拘小节的男性吃相等男性化的举止习惯，较为全面地刻画了无论地位尊卑皆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形象，展现了超越女性生理性别之外的社会性别上的人格追求，流露了男权中心话语下的对传统儒家文化女德的集体反叛。
三、男性身份的女性转向：对伪儒文化的批判
虽然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但其理论的内核却始终萦怀于全人类的无生理性别差异下的社会性别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在从社会性别层面挖掘人的主体价值的过程中，生理性别上的男女都被赋予了同等的权力，即男女在性别倾向、情感、欲望上皆具有自由选择和表达的权力。
作为《红楼梦》中众星捧月式的男主人公，贾宝玉的形象从一出场便是在大观园的众女性视域中被建构的，因而贾宝玉身上流露的女性气质正是人物自身个性与外在文化双重作用的结果，尽管其生理性别曾被贾府传递的现实儒家文化一度纠正，要求贾宝玉身为男子应入仕为官，但其社会性别并未屈从于生理性别文化的规范，反而忠于自己内心的追求，渴望成为贾府女儿们不离不弃的姐妹。贾宝玉的生理性别受到早期儒家文化的仁义教化，因而当他洞察了清朝日渐衰微的伪儒文化后，便会对伪儒文化进行主体的反抗，将真正的儒家品格寄托在女儿身的高洁不染上，进一步在性别身份的认同上流露出女性化的社会性别，并以此展现性别操演过程中的男性向女性的转向。
除了贾宝玉之外，《红楼梦》中的诸多男子形象皆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层面上具有强烈的女性化特质。小说既刻画了贾蔷的风流俊俏、北静王的俊美、蒋玉菡的妩媚等女性化的容貌性格，又展现了贾琏惧怕父亲、贾环受气等一系列缺乏男子阳刚气概的情节。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人物复杂性格的敏锐捕捉，而且体现了作者立足人的个性与尊严角度，在创作中给予人物强烈的性别关怀，并从传统儒家文化的立场对人物性别操演的深层文化原因展开剖析，揭示了清朝儒文化盛行下人的生存困境。
四、结语
通览《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才华与美貌并重，女性特征与男性气质兼备。在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的观照下，以林黛玉、薛宝钗和王熙凤为代表的女性人物，尽管其在生理性别上呈现出女性柔美、秀妍的外貌特点，但在其性别身份的建构过程中，她们的社会性别逐渐在父权身份的缺席、生理性别的模糊界定中被重新赋予新的性别身份，并以此作为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叛纳入社会政治话语的阐释中。而以贾宝玉为代表的男性形象，则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层面均流露出强烈的女性化倾向，尤其在真儒的抱负破灭后，试图将个体的理想追求寄寓在性别身份的社会建构中加以实现，从而折射了对当时伪儒文化的强烈批判。从性别政治的意义而言，《红楼梦》借助人物形象的多维塑造，映射了作者对人突破生理性别桎梏的深刻思考，进而层递了人这一主体的个性追求和欲望表达，体察了人丰富多思的内心世界，流露了横跨古今的现代性别意识的自觉。
a 〔英〕科拉·卡普兰：《潘多拉的盒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主体性、阶级和性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bc〔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5页，第8页。
d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1页。
e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06页。
参考文献：
[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3] 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 冯宪光.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作 者： 刘璇，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红楼梦》 性别操演 文化反思
一、 性别政治视域下的性别操演理论
英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科拉·卡普兰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三个层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分析文学中建构的主体性的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集体”的成员，她认为性别差异“总是已经通过其他社会和文化形式，通过其他差异范畴而被编排和打破……从反面来看，阶级和种族的意识形态也浸透着性差异的语言”a，性别不是社会关系中的孤立存在，也不能作为理解身份政治的唯一范畴，而是与其他文化政治结构中的身份相互联系。其次，她认为主体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心理体验过程，女性特质并不是统一稳定的。
在性别政治的视域下，针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20世纪90年代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烦恼：女性主义与认同的颠覆》中提出了“性别操演理论”（Genderperformativity）。朱迪斯·巴特勒从福柯的系谱学研究方法中汲取营养，吸纳了其“系谱学真正探究的是，将那些有着多元性、分散性的起源，而实际上却是制度、实践、话语的产物的身份范畴，指定为某一种起源或原因，这样做的政治着眼点是什么”b的观点，认为“主体”和“性别身份”的性质和特征都不是由生理因素所决定，而是受到“话语”“权力”和“实践”的建构和影响。在这里，朱迪斯·巴特勒援引福柯的理论，论述了其性别操演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话语对性别形成的建构。此外，朱迪斯·巴特勒对性别主体的先在性提出质疑，认为主体的性别身份具有操演的特质，而正是由于具有这种操演的特性，主体通过对社会性别规则的反复操演，从而暂时获得一种性别身份。但与此同时，话语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又会导致这种操演而形成的性别身份无法形成固定和完整的性别身份。因此，在朱迪斯·巴特勒看来，性别由于在社会文化制度中不断被操演而具有了不稳定性。由于“性别操演理论”的提出，打破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暗示了生理上性别化的身体和文化建构的性别之间的一个根本的断裂”c。朱迪斯·巴特勒认为传统女性主义理论过于强调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区别，便会造成女性主体身份的分裂。对此，她强调社会性别不是生理性別的必然结果，也不存在与生理性别绝对对立的二元关系。这一观点消解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鸿沟，为性别身份的解读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以个体的差异代替了性别的差异，在人的价值维度下完成了对性别身份的体认。
尽管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与《红楼梦》的创作在时空上相隔甚远，但二者在女性主体，乃至人的价值上都给予了热切的关注，试图在模糊性别分殊的过程中彰显人的主体追求。在《红楼梦》中，小说围绕四大家族展开叙述，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其中，在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和贾宝玉的人物刻画上，作者赋予了其与其生理性别截然相反的精神气质，使人物突破了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之下的男女形象的桎梏，以社会性别的外在彰显构成了对儒家入世文化的决然反叛，以社会性别的建构，解构了生理性别所与生俱来的政治使命，借助性别的张力宣扬人物主体的自我追求。与此同时，小说还暗示了作者对传统儒家文化精义的推崇，流露了作者对清朝伪儒文化现象的强烈批判，寄寓着深刻的文化反思。
二、女性身份的男性操演：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叛
《红楼梦》被认为是一首“中国古典小说最热情、最有才情的妇女颂”d，其最突出的特点便是聚焦了贾府一众女性的生活状态，体察了女性真实的内心世界，挖掘了她们迥然相异的个性色彩。其中，在林黛玉、薛宝钗和王熙凤等人物的书写上，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游离于其女性性别身份之外的男性特质，使得人物背离了儒家文化倡导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初衷，抑或是使她们被赋予了男性具有的权力。女性人物社会性别层面的文化特征在小说中不断被“操演”、强化，其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界限随之模糊，继而突出了女性作为人这一主体的价值和尊严，折射了作者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性别省思。
林黛玉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中极具文采，她才思泉涌，倚马可待，从一开始便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相背离，加之她张扬好强的个性，更流露了她巾帼不让须眉的男子气质。作为闺中少女，林黛玉却在寻常赋诗中都想要“将众人压倒”，她锋芒毕露的行为不仅体现了她争强好胜的个性，而且与儒家文化传统要求女子的内敛矜重背道而驰，流露了林黛玉女性生理性别之外的社会性别的男性化倾向。如果溯源林黛玉男性气质的“操演”过程，一方面，源自林黛玉自身有别于其他女子的独特个性追求，另一方面，则源于林黛玉父亲的缺席。在儒家传统文化的维度下，三纲五常成为女子克己复礼的重要标准。林黛玉丧母之后，本可以遵循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训，安于闺阁，与父亲相依为命。然而，当林黛玉被送入贾府后，她的父亲林如海便处于悬置的缺席状态，这为林黛玉融入大观园的女儿世界、挣脱父权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营造了女性身份言说的空间，也为林黛玉打破女性生理身份的限制提供了可能。小说寥寥几笔便勾勒了林如海的一生，将林如海这个父权文化的代表从林黛玉的成长历程中逐渐淡化，乃至搁置于缺席的位置，从而为林黛玉在贾府中的种种男性化气质的操演奠定了伦理的基础，同时也暗示了作者对儒家传统文化中压抑女性个性的反思与批判。
与林黛玉相似的，还有薛宝钗，同样是幼年丧父，父权话语的缺失率先为薛宝钗女性身份的个性确认提供了自由的空间，使她的言谈举止中“操演”出异于她自身生理性别的男性化色彩，充斥着对当时儒家传统文化的反叛精神。虽然薛宝钗被认为是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大家闺秀典范，但她的个性与诗性却流露出传统儒士的高洁品格，与清朝日渐衰微之后的伪儒文化有着天壤之别。薛宝钗的博闻强识同样违背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儒家礼教传统。无论是作诗，还是对诗歌理论的思考，薛宝钗都能信手拈来。诗歌打开了薛宝钗抒情言志的闸门，塑造了其不同于传统女子“无德”的博学多才形象，赋予了薛宝钗这一闺阁女子以传统儒士的风雅气韵，正是在“诗言志”的传统中，宝钗在生理上的女性身份汇入了儒家文化中的男子气质，并通过诗歌的题旨意蕴，在承衍传统儒家文化提倡高士的基础上外化、操演成新的社会性别。薛宝钗的诗不仅寄寓了托物言志的文人情怀，而且深蕴了借古讽今的济世胸襟。在儒家传统文化中，朝堂政治向来由男性话语主导，女性则作为男性的附属隔绝在庙堂之外，更鲜少发表讽谏之言。而在《红楼梦》第三十八回，薛宝钗通过所作的《螃蟹咏》一诗，讽刺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流露了深切的政治关怀。在这个过程中，薛宝钗以借古讽今的气魄，针砭时弊，透过带有男性色彩的文人视角，挣脱了原始生理性别的藩篱，主动介入了朝野政治的社会现实中，在人这一主体身份的自我确认下建构起新的社会性别，完成了女性的生理性别到男性气质的社会性别的操演过程。 与林黛玉、薛宝钗鲜明的外在女性形象不同，王熙凤的泼辣性格完全颠覆了传统女性的柔弱特性，超越了儒家道德规范下对女子的约束。王熙凤尽管出身于金陵贵族王家，但却未像寻常贵族少女一样受到当时儒家文化的熏陶，她未读过《烈女传》《女孝经》等宣扬女德的作品，甚至连字也不认识几个。如果说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生理性别受到父权教养的缺失而趋向男性化的社会性别操演，那么王熙凤在自小被当作男儿教养的教育模式下，其生理性别从一开始便处于隐匿的模糊地带，因而王熙凤的女性身份意识从一开始便以缺席的姿态被文化塑造。无生理性别意识的王熙凤从小便以男性的身份特征为尺度，喜欢穿男装，喜欢与男子为伍，从而逐渐被赋予了儒家道德规范之外的男性化的社会性别，为其成年之后的男性化行为举止提供了操演的路径。在男性权力支配的封建社会，女性在经济上往往沦为男性的附庸，但王熙凤的形象一改往日传统女性的处境，不仅掌握贾府的经济动向，而且对权力的追求趋之若鹜。第三十六回中，王熙凤不仅收了几家仆人送来的东西，而且想着“等那些人把东西送足了，然后乘空方回王夫人” e。不仅如此，王熙凤还把月钱拿去放高利贷，久而久之仗财欺人，仗着贾母和王夫人的看重随意责骂下人，其强势的男性化社会性别在贾府这一文化氛围中愈演愈烈，最终将她推至万劫不复。另一方面，王熙凤作为金陵贵妇，并未安于传统儒家文化礼教之下的端方持家思想，而是在自我的主体追求中向男权话语体系发出激烈的反抗，甚至在意圖唆使张华告发丈夫的事件中完成对夫权的彻底颠覆。这张扬了凌驾于男权之上的女性人权，使得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摆脱了生理性别的制约，投射了突破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二元对立思维为旨归的性别操演理论，暗示了作者对女性真实内心欲望的正视和对人的尊严的体认，更是在女性形象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叛中传达了作者对儒家传统思想塑造女性的文化思考。
此外，在《红楼梦》的其他女性人物身上，亦饱蘸了作者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关怀，蕴含着背离儒家文化传统的性别操演轨迹。小说聚焦了贾探春高雅志士般的情怀、史湘云的女扮男装、平儿不拘小节的男性吃相等男性化的举止习惯，较为全面地刻画了无论地位尊卑皆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形象，展现了超越女性生理性别之外的社会性别上的人格追求，流露了男权中心话语下的对传统儒家文化女德的集体反叛。
三、男性身份的女性转向：对伪儒文化的批判
虽然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但其理论的内核却始终萦怀于全人类的无生理性别差异下的社会性别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在从社会性别层面挖掘人的主体价值的过程中，生理性别上的男女都被赋予了同等的权力，即男女在性别倾向、情感、欲望上皆具有自由选择和表达的权力。
作为《红楼梦》中众星捧月式的男主人公，贾宝玉的形象从一出场便是在大观园的众女性视域中被建构的，因而贾宝玉身上流露的女性气质正是人物自身个性与外在文化双重作用的结果，尽管其生理性别曾被贾府传递的现实儒家文化一度纠正，要求贾宝玉身为男子应入仕为官，但其社会性别并未屈从于生理性别文化的规范，反而忠于自己内心的追求，渴望成为贾府女儿们不离不弃的姐妹。贾宝玉的生理性别受到早期儒家文化的仁义教化，因而当他洞察了清朝日渐衰微的伪儒文化后，便会对伪儒文化进行主体的反抗，将真正的儒家品格寄托在女儿身的高洁不染上，进一步在性别身份的认同上流露出女性化的社会性别，并以此展现性别操演过程中的男性向女性的转向。
除了贾宝玉之外，《红楼梦》中的诸多男子形象皆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层面上具有强烈的女性化特质。小说既刻画了贾蔷的风流俊俏、北静王的俊美、蒋玉菡的妩媚等女性化的容貌性格，又展现了贾琏惧怕父亲、贾环受气等一系列缺乏男子阳刚气概的情节。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人物复杂性格的敏锐捕捉，而且体现了作者立足人的个性与尊严角度，在创作中给予人物强烈的性别关怀，并从传统儒家文化的立场对人物性别操演的深层文化原因展开剖析，揭示了清朝儒文化盛行下人的生存困境。
四、结语
通览《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才华与美貌并重，女性特征与男性气质兼备。在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的观照下，以林黛玉、薛宝钗和王熙凤为代表的女性人物，尽管其在生理性别上呈现出女性柔美、秀妍的外貌特点，但在其性别身份的建构过程中，她们的社会性别逐渐在父权身份的缺席、生理性别的模糊界定中被重新赋予新的性别身份，并以此作为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叛纳入社会政治话语的阐释中。而以贾宝玉为代表的男性形象，则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层面均流露出强烈的女性化倾向，尤其在真儒的抱负破灭后，试图将个体的理想追求寄寓在性别身份的社会建构中加以实现，从而折射了对当时伪儒文化的强烈批判。从性别政治的意义而言，《红楼梦》借助人物形象的多维塑造，映射了作者对人突破生理性别桎梏的深刻思考，进而层递了人这一主体的个性追求和欲望表达，体察了人丰富多思的内心世界，流露了横跨古今的现代性别意识的自觉。
a 〔英〕科拉·卡普兰：《潘多拉的盒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主体性、阶级和性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bc〔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5页，第8页。
d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1页。
e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06页。
参考文献：
[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3] 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 冯宪光.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作 者： 刘璇，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