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自己称为“接石者”，他说：“你不可能与权力滥用、贫穷、不平等、疾病、压迫或不公平真刀实枪地战斗而不为他们所伤害”。
　　2014年初夏的一天，出版界前辈曹元勇老师请我喝咖啡，他想和我聊聊的原因是，我参与翻译了《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他问：“除了玛雅·安吉洛，你还会做其他黑人作家的书吗？”我实话实说：“不会，做玛雅的书有个人情结在里头，对其他黑人作家、黑人文学的发展脉络则谈不上了解。”
　　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时隔一年半，竟完成了《正义的慈悲》的出版，还购买了2004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已知的世界》、2015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在世界与我之间》的版权，而黑人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的自传《我外祖父的儿子》也在翻译中。
　　黑人律师史蒂文森来自特拉华州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在他十几岁时，外祖父被试图盗窃一台黑白电视机的混混杀死。他不确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只是知道那一定与穷苦人的生活、美国种族不平等的历史，以及人与人之间平等公平的竞争有某种关联。
　　史蒂文森的选择是不同寻常的。哈佛法学院的学位通常被视为进入华尔街律所的通行证。也有一些人，比如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哈佛法学院1906届）、阿奇博尔德·考克斯（1937届）、奥巴马（1991届）、约翰·罗伯茨（1979届），他们从政或做法官，对所处时代的政策发挥了重要影响。当然，哈佛法学院也走出了杰弗里·图宾（1986届）这样的《纽约客》作家。而本已和他们一样跻身精英阶层的史蒂文森（1985届）却选择去做一名公益律师，像圣徒一样工作。他迄今单身，甚至将自己得到的各种奖金全都捐献给了平等司法倡议组织。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去见一个罪犯。”这是黑人律师史蒂文森《正义的慈悲：美国司法中的苦难与救赎》一书的第一句话。去见这个罪犯的时候，史蒂文森23岁，正在哈佛法学院就读。史蒂文森驱车前往乔治亚州偏远小镇杰克逊的一所监狱，去见那个名叫亨利的黑人囚犯，他一路都在排练见到对方时要说的台词。他想，亨利一定会失望之极，因为他甚至不是一名真正的律师，他能带给这名囚犯的只是一个简短的讯息：“你在未来一年之内不会被执行死刑。”真正会见时，情绪紧张之下，精心排练的话全都不见了踪影，史蒂文森不停地道歉，而亨利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却满心欢喜，因为他可以放心地让自己的妻儿前来探视自己了。
　　他们放松地聊起了家常，从音乐、监狱到家人、成长经历，不知不觉三个小时过去了。因为超出了探视时间，狱警非常生气，出于报复心理，他粗暴地给亨利上手铐和脚镣。史蒂文森提出抗议，亨利却说没关系，在他即将走出会见室的时候，他开始唱一首古老的赞美诗：
　　我今面向高处攀登；天天努力，天天上升；在我途中，我惟祷祝，使我立足更高之处。
　　在这次探监之后，史蒂文森投入了帮助亨利的工作。法学院的课程原来看起来与史蒂文森关心的问题如此疏离，现在也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如果他想帮助亨利这样的人，就需熟练掌握法律技艺。史蒂文森在毕业后来到阿拉巴马州，他先是加入了南方囚犯辩护委员会，不久后创办了平等司法倡议组织。史蒂文森获得了诸多荣誉，其中包括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自由奖章、全美公益律师协会年度律师、美国律师协会公共服务和专业精神奖。
　　在美国，身为一名黑人意味着什么？在很多情况下，会被“推定有罪”。史蒂文森讲述了他与警察的一次遭遇。他悲哀地发现，哪怕精通法律，在骄横的权力面前，仍无力维护个人的正当权益。本书的主线故事对我们来说似曾相识。沃尔特·麦克米利安住在阿拉巴马州门罗维尔，那里正是《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哈珀·李的家乡。1986年，门罗维尔一名18岁白人少女被人谋杀，整整7个月没有破案，社区陷入恐惧和愤怒，与本案无关的黑人沃尔特成为警方眼中的“完美嫌疑人”，在死囚区被关了6年才等来无罪判决。沃尔特的经历让史蒂文森认识到，当政府不负责任地行使定罪和量刑权时，体制将如何伤害和夺取人们的生命。
　　逃出生天的沃尔特还算是幸运的，但还有一些罪犯由于先前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辩护而被判处死刑，史蒂文森在接手案件后虽拼尽全力，也只能一次次眼看着他们被执行死刑。愤怒和悲伤令他伤痕累累，他将自己称为“接石者”，他说：“你不可能与权力滥用、贫穷、不平等、疾病、压迫或不公平真刀实枪地战斗而不为他们所伤害”，他也会有就此退出的想法。
　　史蒂文森和他的平等司法倡议组织极大地改善了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2010年5月17日，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了他所代理的米勒诉阿拉巴马州案的判决：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适用于非杀人罪的儿童犯身上是残酷和不寻常的刑罚，在宪法上是不允许的。这一判例意味着相关的两千多名犯人得到了合法救济和减刑的机会。为了他们，史蒂文森仍奔走在去往监狱和法庭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