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所长李向阳在2011年第8期《求是》杂志发文指出，尽管金砖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历史渊源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些因素都没有妨碍它们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与扩大。事实上，在全球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有了更广泛的利益“交集”。这种“交集”突出表现为金砖国家经济正面临日益增多的共同机遇和挑战，从而构成深化合作的基础与动力。一、面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双速”增长，金砖国家短期经济政策面临两难困境。二、全球经济“再平衡”可能导致全球总需求增速放慢，制约金砖国家快速发展的空间。三、全球气候变化规则一旦形成并生效，将迫使金砖国家不得不改变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将为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地位的提升创造新的机遇。
　　
　　当前行政改革中值得注意的三种倾向
　　北京大学教授罗豪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功德在2011年4月18日《北京日报》共同撰文指出，在行政改革实践中，不少地方和部门在处理依法行政与行政改革关系时，将二者机械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可兼顾的：要推行行政改革，就不能苛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改革难免要突破法律规定，改的往往就是束缚行政手脚的法律；要坚持和加强依法行政，就得要求行政机关职权法定、依法行使，不存在法定的改革空间。这种片面看法似是而非。它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三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容忍改革突破法律，认为行政改革可以不受不合时宜的法律的约束，允许所谓的“良性违法”，可以先改革、后修法，通过事后修改法律的方式实现改革的合法化。第二种倾向是对违法改革“零容忍”，要改革就得先修改相关法律，先修法、后改革，不允许超越于法律之外或者凌驾于法律之上搞行政改革。第三种倾向是一种折中态度，企图通过一种错位处理的“辩证”方式来回避矛盾，认为行政改革与依法行政二者固然在具体事项和特定领域等微观层面上关系紧张，但从整体和长远角度来看，二者之间的冲突只是暂时的，总体上可以做到并行不悖。因此，只要行政改革在总体上符合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那么，依法行政原则就可以容忍行政改革在局部突破法律——就其实质而言，这种“鸵鸟”策略支持的仍然是行政改革对法律的突破，认为依法行政应当对违法的行政改革宽容、容忍甚至作出妥协。
　　
　　全球交易所整合潮的启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东辉在2011年4月14日《人民日报》上发文认为，大型交易所的跨境整合将对未来全球交易所竞争版图产生深刻影响，从形式上来说，三个层次的交易所整合将并存：第一层次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性交易所集团，即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德意志交易所—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伦敦—多伦多交易所集团、纳斯达克—OMX集团。这四大全球交易所集团各自同巴西交易所、瑞士交易所、东京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和澳大利亚交易所存在相互投资与合作的关系。第二层次是地区性交易所联盟，如拉美联合交易市场、印度和中东交易所联盟等。第三层次是全球交易所通过产品联盟和输出技术平台与第二梯队的交易所合作：例如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同洲际交易所、气候交易所在期货及气候环境方面的产品合作，德意志交易所—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向东欧等证券交易所输出技术平台……当前全球交易所整合浪潮的启示是：首先需要在国家宏观和战略层面对交易所行业进行整体性长远规划，整合资源，改变行业“碎片化”状态。其次，必须加快推动交易所市场化运作，理顺和优化政府、监管机构与交易所等自律组织之间的分工关系，实现归位尽责。第三，必须持续优化交易所发展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加快提升交易所行业的全球竞争优势，避免国内资本市场空洞化。
　　
　　构建经济理论的新方向：民生为本
　　福州大学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研究院周小亮在2011年4月15日《光明日报》上发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衡量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与民生福利的最主要指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程度，转变发展方式要充分体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价值取向要求。而转变发展方式的实质是内涵一定价值取向的经济社会结构的系统变革，其过程既要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以夯实民生物质基础，又要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为改善民生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为此，在理论上，需要从西方福利经济学等理论的借鉴性移植向自主创新转换，即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自由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基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共同富裕为重点，在大综合中构建适合中国改革发展特征，并能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广大人民群众民生福利不断提升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
　　
　　积极参与国际监管标准修订，稳步推进实施巴塞尔第三版协议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在2011年第8期《求是》杂志发文指出，作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的正式成员，我们全面参与了危机以来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积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提高最终监管改革方案的科学性、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作出了贡献。在借鉴国际监管新标准的基础上，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初步拟定了实施国际新监管标准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资本、流动性、杠杆率、拨备比率等各项指标的具体标准和达标时间表，并着手根据国际监管改革成果，起草和修订各类监管制度，逐步推进国际新监管标准的全面实施。“十二五”期间，我们将并行推进巴塞尔第二版和第三版协议的全面实施，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吸收国际先进经验，着力改进风险管理，提升核心竞争能力，为保持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和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事业单位改革非改不可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在2011年3月21日《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事业单位分类不清楚，就很难确定哪些事业单位是要加强它的公益性，哪些要进行改制推向社会，无法分类清晰就无法将改革推行下去。此外，事业单位改革的复杂性还体现在我国还存在大量的民办事业单位，如民办的公益单位、公共服务机构，民办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机构，其中一部分也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提供公共服务，这类事业单位在经过明确分类之后，也需要与公办单位一样获得政策上的支持……我们改革就是要形成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机制，在改革过程中，如果想要国家全都包下来是不现实的。但是确实也产生了一些恐慌心理，怕政策變动之后，对自己的退休收入有所影响。退还是不退，首先要看是不是符合国家规定，实际上国家制度的设计是没有空子可钻的，针对不同人群设计的办法不同，对于有条件退休的这部分人，国家会对他们考虑补偿，换句话说就是待遇不会降低，因此也需要对制度设计有信心，没必要提前退休。
　　
　　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在哪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在2011年4月18日《北京日报》发文认为，现在调整收入分配有一个主观认同的问题。在我国，无论是机关干部，还是普通群众，有很多人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不是中央不想尽快解决，而是这个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实在是很大。有些改革可以让所有人都受益，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要想使一部分人受益就必然会触动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时候改革就难了，各种利益之间需要一个妥协。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各阶层对收入分配的现状都不太满意，都认为现行分配对自己不公。出现这样的状况，政府再怎么使劲也不行。改革收入分配不是政府简单地加大转移支付，把一部分钱转移到穷人手里就能解决了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大家认同的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