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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开始前，日本军部曾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几年过去了，日军不仅望“黄河”防线声声叹息，而且被中国抗战部队和两百万民兵四处围堵，如狼囚牢笼、狐被剥皮一般。一座座石头砌起的炮楼象孤庙一样，被摁在旷野里。放哨的士兵转悠在瞭望楼上，遥望东方，心中一片空白，归期何在？性命可全？一切渺茫无猜。每逢祭祖先的日子盂兰节，思乡者更是寂寞无奈，垂泪怀故，苦盼家乡父老能寄来聊慰心灵的“慰问袋”。
所谓“慰问袋”，是用精制的袋子装着各种慰问品的慰劳物。日本天皇和军部曾动员国民捐献此种劳军用品，不断送往入侵东亚各国的日军军营。战争初期，从日本送到中国战场的慰问袋数量确实比较多，一个士兵一年可收到８至１０个，甚至一月一次。质量上也非常厚实可观，袋里装的不是烈酒就是糖果、罐头、点心等。而现在，万里关塞断，景况非同前，一年才能盼到一个可怜的慰问袋，里边塞的不是一些芝麻盐，便是咸萝卜干、烂海带之类的低贱物品。这显然反映出日本国民厌战情绪愈加强烈和自身经济严重拮据的状况。每当接到如此低下的物品，士兵们更是悲伤愁闷憋心头。
在日军内部，因生活拮据，长官凌辱，士兵自杀事件不断发生。当时，每个日军士兵每月军饷仅有８．８元，再加上军部强行扣除每月每位士兵５元的所谓“贮金”，所剩３．８元，出去逛一天就花光了，一斤白酒０．４５元、一杯咖啡０．８０元，一个月抽末等“枪牌”烟就需１．８元。平时吃不饱饭，想上街买点零食，只好写信向家里讨钱。家里寄来钱后，长官又偷扣汇票，无端挪用。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第十二大队的新兵长谷川，家里来信说给他寄了６０元钱，左等右等不见汇票，去问小队长山本，山本还佯装未取。长谷川只好请假上街去邮局查询，才知道小队长早已取走。而中队长、小队长官官相护，反过来训斥长谷川胡说。在长官的淫威逼迫下，他切齿痛恨，又无扭转乾坤之力，便自杀了事。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八路军冀鲁豫一个旅对日军骑兵部队进行围歼激战。敌骑兵溃逃在荷泽县一个村庄负隅顽抗。正在火线协助八路军搞宣传的日本人反战同盟的同志便与该旅敌工科长一起，奔跑到距日军不到１００米的地方，借一座破庙依窗向顽抗的日军喊话。当看到许多日本兵在当官的威逼下，把冰冷的枪口对准自己准备集体自杀时，这个反战盟员冲出庙宇向日本军队走去，边走边喊，想制止这场残杀同胞的血案发生。但一个日军班长见“八路军”跑了过来，急忙拉断引线，抛出一颗手榴弹，手榴弹在这位盟员身边爆炸了，他右手负伤，鲜血淋漓，但仍不惧一切地冲进日军阵地。可是万恶的日军将校仍命令部下一个个自杀了。八路军指战员赶到，才把那位反战盟员保护下来并将他的伤口包扎起来。后来，组织上把他送到抗战圣地延安，在那里一边疗伤，一边学习。
由此，冀鲁豫日本反战同盟支部总结出对敌宣传贵在平时，必须改进宣传办法，用更加行之有效的形式给日军士官灌输厌战及反战思想，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他们掌握日军士官在乱骨如麻的异国战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久盼慰问品送到阵地的心理，采用了给他们不间断地送慰问袋的办法。
于是，反战支部前线工作队在正月的一天，提着装有红枣、柿饼、花生等食物的慰问袋到日军一个碉堡前。他们用铁锹挖了掩蔽壕，跳入壕沟，用高梁杆在地上托起慰问袋，然后大声喊话，说明来意。碉堡里的日军非但没有开枪射击，还放开留声机与野外的同盟员一同唱日本家乡的歌曲。一个少尉还大胆地把留声机搬上瞭望楼，一连放了１５张唱片。三个反战盟员乘势宣传了反战的政策主张，延续了３个小时，他们才安全返回驻地。
但是，制作慰问袋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根据形势发展而不断变化。如驻扎在山东的一个碉堡里的士兵，收到反战同盟送来的一只鸡，正准备杀掉烹吃，队长却气汹汹地跑过来说鸡肉里有毒，吃了会被毒死，命令把这只鸡送给跟前的伪军士兵吃。伪军们美滋滋地饱食了一顿鸡宴，把日本兵看得直流口水。像这种长官欺骗恐吓士兵的事经常发生，士兵们怀揣疑虑，怕万一出事，想吃又不敢吃。因此，反战支部便一改过去只装食品的老办法，在慰问袋里装上了日本兵喜好的娱乐品和日用品。据点里的日本士兵“笑纳”了。了解到过去棉织品上印反战标语被当官的没收焚烧的情况，他们就又改为在棉织品上画风景画、年青少女等人物画的形式，均被日军士兵保留。平时用起，不免想到赠物的人及赠物人的话。慰问袋虽小，但它起到了寒暑表的作用，把日军无奈的心境和厌战的倾向一测了然。
晋西北日本反战同盟支部的成员自己不会绘制图画，便请来当地的美术家作画，他们则讲解作画要表达的意图，决定图案内容，并监督整个绘制过程。不是不放心中国同志，实在是怕画家们不了解日本地方风俗习惯，容易把穷苦人的妻子画成妓女模样，或者让男士穿上女式的和服，让富士山的风景点缀到关西去，使日军士兵看不明白或风马牛不相及而笑掉门牙。他们对宣传工作的这种严细作风，也深深地感染了中国同志。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和延安日本反战同盟支部，于１９４４年深秋派出永井、加藤、西谷、大谷等，还有朝鲜独立同盟的史进、李权武等分赴晋绥军区的汾阳、清太、离东、静乐、阳曲等地的敌军工作站工作，由于他们均在延安学校里接受过正规学习和训练，整个前线的对敌政治攻势得到加强。加藤在延安学习了三四年时间，是一位政治上靠得住、业务上娴熟的反战同盟的骨干，他们在离东县敌工站郭丰瑞的陪同下，由八路军一个班作掩护，轮流对日军的薛公岭、吴城、四皓等据点打电话，送慰问袋。
加藤每次送慰问袋，总要占据顺风的地形喊话。他的喊话直截了当，启齿便表明自己的身份和主张。他喊道：“我是延安日本反战同盟派来的日本朋友，来这里慰问你们。三年前我当了八路军的俘虏，被送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我终于明白了为日本的军阀、财阀打仗卖命太不值得了。日本军阀、财阀失败之日，才是咱们返家团圆之时呀！”永田用东京话配合加藤也喊道：“我是东京人，受到八路军的优待，在延安学习、生活都很好，反战同盟欢迎你们，你们乘机会过来吧！”
他们喊完话，把装满物品的慰问袋挂在日军据点外的铁丝网上，又喊话告诉日军士兵。
日军听了延安来的同盟员的喊话，收了同乡挂在铁丝网上的慰问品，寂寞枯燥的心得到慰籍，对跟前的伪军说：“八路大大地厉害”，“同盟员大大地好！”许多接受了正义宣传的士兵，开始弃暗投明，一个个逃出了铁丝网围堵的据点。一名日本娃娃兵，带枪跑到李家村，寻找八路军里的日本人，或者不如说是寻找日本“八路”。他见八路军转移走了，悻悻地返回据点，好像丢了魂似的惴惴不安，一枪把自己打死在壕沟里了。这年８月１０日，汾阳日军宪兵队武藤伍长带着日本反战同盟的宣传品跑来投城。太原铁甲日军１４７９特务部的朝鲜籍翻译官池田东根，于次年５月１５日带着妻妹、孩子和大村三部一家、菊本镇郎等一行９人，逃出特务部队，奔向抗日根据地。
所谓“慰问袋”，是用精制的袋子装着各种慰问品的慰劳物。日本天皇和军部曾动员国民捐献此种劳军用品，不断送往入侵东亚各国的日军军营。战争初期，从日本送到中国战场的慰问袋数量确实比较多，一个士兵一年可收到８至１０个，甚至一月一次。质量上也非常厚实可观，袋里装的不是烈酒就是糖果、罐头、点心等。而现在，万里关塞断，景况非同前，一年才能盼到一个可怜的慰问袋，里边塞的不是一些芝麻盐，便是咸萝卜干、烂海带之类的低贱物品。这显然反映出日本国民厌战情绪愈加强烈和自身经济严重拮据的状况。每当接到如此低下的物品，士兵们更是悲伤愁闷憋心头。
在日军内部，因生活拮据，长官凌辱，士兵自杀事件不断发生。当时，每个日军士兵每月军饷仅有８．８元，再加上军部强行扣除每月每位士兵５元的所谓“贮金”，所剩３．８元，出去逛一天就花光了，一斤白酒０．４５元、一杯咖啡０．８０元，一个月抽末等“枪牌”烟就需１．８元。平时吃不饱饭，想上街买点零食，只好写信向家里讨钱。家里寄来钱后，长官又偷扣汇票，无端挪用。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第十二大队的新兵长谷川，家里来信说给他寄了６０元钱，左等右等不见汇票，去问小队长山本，山本还佯装未取。长谷川只好请假上街去邮局查询，才知道小队长早已取走。而中队长、小队长官官相护，反过来训斥长谷川胡说。在长官的淫威逼迫下，他切齿痛恨，又无扭转乾坤之力，便自杀了事。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八路军冀鲁豫一个旅对日军骑兵部队进行围歼激战。敌骑兵溃逃在荷泽县一个村庄负隅顽抗。正在火线协助八路军搞宣传的日本人反战同盟的同志便与该旅敌工科长一起，奔跑到距日军不到１００米的地方，借一座破庙依窗向顽抗的日军喊话。当看到许多日本兵在当官的威逼下，把冰冷的枪口对准自己准备集体自杀时，这个反战盟员冲出庙宇向日本军队走去，边走边喊，想制止这场残杀同胞的血案发生。但一个日军班长见“八路军”跑了过来，急忙拉断引线，抛出一颗手榴弹，手榴弹在这位盟员身边爆炸了，他右手负伤，鲜血淋漓，但仍不惧一切地冲进日军阵地。可是万恶的日军将校仍命令部下一个个自杀了。八路军指战员赶到，才把那位反战盟员保护下来并将他的伤口包扎起来。后来，组织上把他送到抗战圣地延安，在那里一边疗伤，一边学习。
由此，冀鲁豫日本反战同盟支部总结出对敌宣传贵在平时，必须改进宣传办法，用更加行之有效的形式给日军士官灌输厌战及反战思想，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他们掌握日军士官在乱骨如麻的异国战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久盼慰问品送到阵地的心理，采用了给他们不间断地送慰问袋的办法。
于是，反战支部前线工作队在正月的一天，提着装有红枣、柿饼、花生等食物的慰问袋到日军一个碉堡前。他们用铁锹挖了掩蔽壕，跳入壕沟，用高梁杆在地上托起慰问袋，然后大声喊话，说明来意。碉堡里的日军非但没有开枪射击，还放开留声机与野外的同盟员一同唱日本家乡的歌曲。一个少尉还大胆地把留声机搬上瞭望楼，一连放了１５张唱片。三个反战盟员乘势宣传了反战的政策主张，延续了３个小时，他们才安全返回驻地。
但是，制作慰问袋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根据形势发展而不断变化。如驻扎在山东的一个碉堡里的士兵，收到反战同盟送来的一只鸡，正准备杀掉烹吃，队长却气汹汹地跑过来说鸡肉里有毒，吃了会被毒死，命令把这只鸡送给跟前的伪军士兵吃。伪军们美滋滋地饱食了一顿鸡宴，把日本兵看得直流口水。像这种长官欺骗恐吓士兵的事经常发生，士兵们怀揣疑虑，怕万一出事，想吃又不敢吃。因此，反战支部便一改过去只装食品的老办法，在慰问袋里装上了日本兵喜好的娱乐品和日用品。据点里的日本士兵“笑纳”了。了解到过去棉织品上印反战标语被当官的没收焚烧的情况，他们就又改为在棉织品上画风景画、年青少女等人物画的形式，均被日军士兵保留。平时用起，不免想到赠物的人及赠物人的话。慰问袋虽小，但它起到了寒暑表的作用，把日军无奈的心境和厌战的倾向一测了然。
晋西北日本反战同盟支部的成员自己不会绘制图画，便请来当地的美术家作画，他们则讲解作画要表达的意图，决定图案内容，并监督整个绘制过程。不是不放心中国同志，实在是怕画家们不了解日本地方风俗习惯，容易把穷苦人的妻子画成妓女模样，或者让男士穿上女式的和服，让富士山的风景点缀到关西去，使日军士兵看不明白或风马牛不相及而笑掉门牙。他们对宣传工作的这种严细作风，也深深地感染了中国同志。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和延安日本反战同盟支部，于１９４４年深秋派出永井、加藤、西谷、大谷等，还有朝鲜独立同盟的史进、李权武等分赴晋绥军区的汾阳、清太、离东、静乐、阳曲等地的敌军工作站工作，由于他们均在延安学校里接受过正规学习和训练，整个前线的对敌政治攻势得到加强。加藤在延安学习了三四年时间，是一位政治上靠得住、业务上娴熟的反战同盟的骨干，他们在离东县敌工站郭丰瑞的陪同下，由八路军一个班作掩护，轮流对日军的薛公岭、吴城、四皓等据点打电话，送慰问袋。
加藤每次送慰问袋，总要占据顺风的地形喊话。他的喊话直截了当，启齿便表明自己的身份和主张。他喊道：“我是延安日本反战同盟派来的日本朋友，来这里慰问你们。三年前我当了八路军的俘虏，被送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我终于明白了为日本的军阀、财阀打仗卖命太不值得了。日本军阀、财阀失败之日，才是咱们返家团圆之时呀！”永田用东京话配合加藤也喊道：“我是东京人，受到八路军的优待，在延安学习、生活都很好，反战同盟欢迎你们，你们乘机会过来吧！”
他们喊完话，把装满物品的慰问袋挂在日军据点外的铁丝网上，又喊话告诉日军士兵。
日军听了延安来的同盟员的喊话，收了同乡挂在铁丝网上的慰问品，寂寞枯燥的心得到慰籍，对跟前的伪军说：“八路大大地厉害”，“同盟员大大地好！”许多接受了正义宣传的士兵，开始弃暗投明，一个个逃出了铁丝网围堵的据点。一名日本娃娃兵，带枪跑到李家村，寻找八路军里的日本人，或者不如说是寻找日本“八路”。他见八路军转移走了，悻悻地返回据点，好像丢了魂似的惴惴不安，一枪把自己打死在壕沟里了。这年８月１０日，汾阳日军宪兵队武藤伍长带着日本反战同盟的宣传品跑来投城。太原铁甲日军１４７９特务部的朝鲜籍翻译官池田东根，于次年５月１５日带着妻妹、孩子和大村三部一家、菊本镇郎等一行９人，逃出特务部队，奔向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