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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化领域中,庸俗、低俗、媚俗之风不断滋生蔓延,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是近年来中央最高层首次明确强调抵制“三俗”之风。由此看来,治理“三俗”,净化精神领地,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文化“三俗”之风泛滥成灾
纵观近年来的“三俗”之风,的确已渗透到文化领域的许多层面,成了文化建设的“毒瘤”。
影视剧中的“三俗”之风
2010年7月初,国家广电总局对2010年5月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情况进行了公示,在总体肯定的同时,也对电视剧创作中的反常伦理现象提出了批评。 公示虽未指出具体剧目,但列举了存在的问题。有的剧目为了彰显友情而不顾亲情;有的剧目为了增加悲剧苦情而凸显善有恶报、恶有善报,造成善恶观含混等;还有的剧目因表现反常伦理关系而导致整体格调不高。例如电视剧《蜗居》,不少剧评人和观众表示,海藻这个“小三”展示得太过完美和无辜。而《错爱2》则是第一部正面反映“小三”转正为“正房”后的辛酸苦辣。尤其是两家人在同一屋檐下,前妻和现任妻子在洗脚、搀扶、做饭等细节上的表现,被观众评为最违反伦理的电视剧情节之一。 一名网友说:“一些反伦理的电视剧为什么会被搬上荧屏?有些电视剧对第三者的肯定太多了,最让我吃惊的是居然给第三者和出轨的男人披上了善良、理智等好品质的外衣。难道电视剧只图玩个性,而放弃了社会大众认同的道德观么?” 看过《我的丑娘》这部电视剧的人,都会说一句话,“这家人怎么那么惨啊!”普通的打工族,从婆媳问题到孩子生病要卖肾,不少人都郁闷至极,“难道越是好人就越是得不到好报吗?”
不久前播出的《中国家庭》,随着剧情展开,陆续上演的媳妇“没生儿子被婆婆嫌弃、生了女儿被弟弟调包、成了女儿的老师却浑然不知”等情节让观众很郁闷。“如果中国家庭都这样,那日子就别过了”。更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对“三破一苦”(破碎婚姻、破碎情感、破碎家庭、一个苦难的女人)潮流的推波助澜,这些剧情偏离了家庭和谐这个主题。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导演庸俗化理解名著《红楼梦》,为林黛玉设计裸死情节,不仅遭到了内地网民的恶评,还罕见地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称其“以低俗的流行元素颠覆了原作的艺术精神,这是艺术俯就和谄媚收视率的典型体现。”
2010年的中国荧屏,相亲节目之“火”,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从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山东卫视《爱情来敲门》,到上海东方卫视《百里挑—书,中国电视节目一夜间仿佛进入了“相亲时代”,所不同的只是节目名称而已。 一些相亲节目把庸俗当脱俗,助长低级趣味成为流行,随意贬低“真善美”的主流价值观,突破社会道德底线;女嘉宾频出“丑闻”“绯闻”,借恶俗炒作吸引眼球;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忽视情感交流;节目嘉宾不少是“托”,相亲变为“演戏”;盲目追求收视率,刻意制造敏感话题,刺激观众的窥视欲;虽为相亲节目,却真情匮乏,真爱难寻;语言暴力充斥节目,嘉宾言语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可谓“毒舌”飞舞。
在电影艺术方面,浮躁的社会现实形成了一种浮躁的电影消费需求,并且产生互动——社会越浮躁,电影生产越浮躁;电影生产越浮躁,越对社会的浮躁推波助澜。 一部主题含混肤浅、艺术杂乱无章的电影,且明白宣称“只为娱乐,不要思想”、“不过小菜一碟”,居然仅凭“票房可观”而被“炒作”得沸沸扬扬。
随着《非常完美》、《杜拉拉升职记》等都市时尚题材电影的走俏,都市类影片逐渐成为近期国产片创作的“新宠”,但一些影片把小众当主流,把肉麻当有趣,把丑陋当卖点,存在着挑战传统价值观的不良现象。 在2010年暑期上映的都市题材新片《无人驾驶》中,将“小三”、“二奶”、“一夜情”、“车震”等话题作为都市男女情感纠葛的主流,引发社会相当大的质疑。
图书出版中的“三俗”之风
“三俗”之风在图书出版中同样盛行。
一是小说类图书以“性”和暴力为卖点,模糊道德底线,标榜奢华生活方式。一些小说靠打擦边球,追求“眼球效应”,不惜篇幅介绍细节,并配以大标题和图片刺激读者感官。一些都市小说中食男食女时时面临金钱、欲望的诱惑,过度渲染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及时行乐,热衷于对豪宅、盛宴、名车和其他奢侈品的炒作,或将二奶、小蜜等当作时尚来描述。商战小说夸大你死我活的利益之争,有的书还宣传说:“虽然没有硝烟,却比战场更血腥;虽然并未战死,却比死亡更痛苦。”
二是揭秘、黑道类图书,或以炒作明星隐私绯闻、无聊琐事,迎合猎奇心理;或以“研究社会”为幌子,在揭露黄、赌、毒危害的同时,大肆穿插色情暴力细节,描写充斥着血腥与乱象,从而过多展现出人性的残忍与丑恶。
三是有的女性读物存在庸俗倾向。如果说谈论穿着打扮与时尚娱乐是对女性的关爱,那么教女人如何讨好男人、甚至利用性别的优势博取帮助与成功的“女人魔法书”,则显得庸俗无聊了。
四是名著的“戏说”、“大话”等读物层出不穷。以极端的无知与低级趣味,任意胡批、曲解、恶搞名著名篇,亵渎先贤,肆意践踏中国古典文化,有的甚至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
互联网上的“三俗”之风
随着网民上网时间的不断增加和网络应用程度的日益深广,互联网正在逐渐取代电视等传统媒体,成为庞大的网民群体最为依赖的信息媒介,而互联网也是藏污纳垢最为严重的地方,其中的是是非非真假难辨,违规低俗内容触目皆是。
舞台荧屏中的“三俗”之风
一些演出节目,充斥着光怪陆离的舞台造型,刻意追求男女性别变态的舞台动作和娘娘腔,加上那自我作贱的性格特征的表白,除了刺激人的眼球,供人消遣一种浅薄的“娱乐”,绝对是和艺术形象的外在美与内在美风马牛不相及的。还有许多舞台和荧屏节目,另类表演纷呈,登台者着装怪异,形象丑陋或过于夸张,油嘴滑舌,洋相百出,给人一种乌七八糟、群魔乱舞的感觉。更为可悲的是,有的表演突破道德底线,充斥着对于那些带有生理缺陷残疾人的恶意展示。对此,国内大多数观众不仅不认可,甚至连国外观众和媒体也抨击为“内容庸俗,言辞粗鄙,趣味低下”。
政府行为中的“三俗”之风
近年来,兴起了一股新的传统文化热潮,比如国学热、文物热、申遗热 等。这本来是大好的事情,全社会对文化建设的高度关注、热情参与,是文化建设获得大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在这股热潮中,特别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和不良现象——为发展旅游经济,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争夺名人故里,甚至争夺本来子虚乌有的古典小说人物故里;造假历史文物,盲目举办祭拜活动;乃至历史上的许多反面人物也都成了“香饽饽”。比如,奸臣秦桧的跪像被塑成立像,说什么要“尊重人权”;《水浒》中的大淫棍西门庆被某地视为打造旅游胜地的招牌;为争夺曹操故里,不惜人为造假,湖南一贫困县公开宣布,将斥资50亿元重建早已踪迹难寻的“夜郎古国”。 再比如,重庆洋人街性公园于2009年4月初开始着手建设,占地1000多平方米。其主体雕塑竟然是一个巨大的扎着红色丁字布条的女性下半身裸体雕塑。该公园以裸体雕塑招徕游客,张贴裸体人像、壁画,介绍国外性习俗、性文化等。多数网友称该公园的景观很低俗,是一种无视社会责任、单纯追求轰动效应和经济利益的行为。在万人调查中,有18.73%的网友感到气愤,众多家长不知道该如何向孩子解释。
文化“三俗”缘何愈演愈烈
文化“三俗”之风越演越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经济利益驱动所致 目前中国正处于商业渗透至整个社会的状态中,文化也不能免受拜金、重利的影响。
电视台恶拼收视率,最深层的根源在于经济利益。电视台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有广告,而要吸引广告客户,就必须有一定的收视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电视台就会在人气比较旺的娱乐节目上动起了歪脑筋,且不择手段,以吸引更多的眼球。 对于媒体的极端逐利行为,不少专家都表示,在激烈的媒体竞争环境中,一些媒体逐渐形成了“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判断,坚信只有极端化的节目形态才能赢得高收视率和高回报率,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突破了社会道德的底线,慢慢地在利益面前逐步迷失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上述问题不仅表现在电视节目中,而且也突出地表现在文化活动的方方面面。 制片人王小康表示,在电视剧创作上,反常伦理剧之所以多,主要是因为收视率的竞争压力所致。“家庭伦理剧越做越多,要获得高收视率中的最高,制片方就喜欢在故事上剑走偏锋。”
其他如图书出版、网站内容设计等也都同样如此。
部分文化从业者素质低下
文化有“三俗”之风,必有“三俗”之人。
一些媒体从业人员素质太低,不读书不学习,不调查研究,已经是一种通病。他们不能深知社会实际,也不能深知自己的受众。更别提厚积薄发,成为有真才实学的新闻工作者了。 文艺评论家封秋昌认为,理论素养的欠缺也是一些作家低俗和平庸的原因所在。一个缺乏理论素养的作家,面对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往往被金钱或某些现象所迷惑而不能自持,不仅深刻的艺术洞察力被阻断,甚至会将真善美与假恶丑倒置起来。
某“非著名相声演员”因为别墅圈地被指侵占公共绿地,徒弟三次殴打登门采访的电视台摄像记者,他还在当晚的一场相声演出中,出言不逊,声称电视台是“一龌龊单位”,揶揄记者为“妓女”,力挺自己的弟子为“民族英雄”。几天后,他又发表博文,再夸打记者的徒弟是个“本分老实、秉性直率”的好孩子,谩骂记者“又不要脸又不要命”“装孙子”“傻X”,脏话连篇。
重庆缙云山绍龙观住持李一道长被广泛质疑。多家媒体以及打假名人方舟子指其履历造假、借教敛财、养生秘诀故弄玄虚等。有媒体爆料,“李一神话”的幕后推手竟有不少国字号媒体。此外,卷入“李一事件”的文娱工商界名人也不少,其中包括著名主持人、著名歌手、著名导演等。
稍有些常识的人都能看穿“李一神话”的破绽,可偏偏就有见多识广的名人孜孜不倦地投入造神运动并坚持拒绝承认真相。
文艺批评流于形式
首先是评价迷失标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尽管我国文艺评论界出现了几次文艺评论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是总体上都未能在与时俱进中形成新的体系。当前文艺评论权威性和战斗力严重缺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评论标准的模糊和混乱,主流价值观在评论中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再有,队伍也已溃不成军,除了几个散兵游勇,基本无队伍可言。电视剧能否在黄金时段播出,不少电视台主要是考量其收视率。广告商也是据此决定广告投入,反过来电视再据广告投入来决定是否播出。于是,收视率收益率便成了引领电视剧创作播出首先要考虑的重要标准了。
其次是缺少有见地的文艺批评。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夏潮认为,目前文艺评论表现出两种不良倾向:一种是评论的失语,当文艺创作或文艺思潮出现“三俗”等不健康现象的时候,却很少看到有分量的批评者勇敢地站出来发表意见。一种是评论的乱语,对文艺作品或文艺思潮,或人云亦云、炒作起哄、废话连篇,或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梦话不断,不少文艺评论作品缺乏专业思考和真诚态度。不讲原则的批评、不懂艺术的批评、不说真话的批评正在影响文艺评论作用的发挥和危害文艺评论的名节声誉。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电视文化研究所所长徐舫州指出,现在缺少文艺批评,文艺评论多是追捧和炒作,缺少有见地、尖锐的文艺批评和真知灼见。他说,全国上万个电视频道,没有一个是搞文艺批评的,这不正常。报纸和杂志的文艺批评也很少,社会舆论被潮流所裹挟着,文艺难免要流于低俗。 甚至有些评论人、媒体工作者被电影电视剧制片方、发行商所雇佣与贿买,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违心追捧,大肆造势。
除了以上原因外,还有监管“缺失”、大众的“容俗”、互联网的作用潜移默化、“娱乐至上”的影响、没有提供足够多的不俗作品等原因,它们也在不同程度上为“三俗”的生存盛行提供了空间和土壤。
关于遏制“三俗”的思考
文化“三俗”之风颠覆传统,打破公共道德底线,与先进文化背道而驰,需要进行认真地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明确责任
任何文化产品,不论形式如何出新,内容如何丰富,最终都要有益于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有益于形成健康的文化氛围。如果一个文化产品缺乏应有的社会效益,那么它的经济效益就失去存在的根基,就会沦为不折不扣的文化糟粕。这样的糟粕即使能赢得一时的“青睐”,最终也会为人所唾弃。事实证明,任何文化产品只有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着意创新,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力,也才能赢得长久的经济效益。
文化工作者首先应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出发,承担起为广大民众服务,对子孙后代负责 的基本职能。
浙江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建华强调,无论是媒体管理者还是媒体自身,都要清醒地认识到,作为社会公共资源,媒体应该更多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应明确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引导责任。
开展批评
要积极开展正确有力的文艺批评,帮助公众区分作品的良莠、层次,推荐优秀作品,批评“三俗”作品,不断改变文化受众的欣赏习惯,提高文化受众的欣赏水平。
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朱明德认为,要想有好的、优秀的作品就必须得有正确、积极的文艺批评。文艺批评主要是为了鉴别什么是优秀的作品,什么是低俗的作品。现在人们的需求更高了,也不同了,但不同不等于人们不需要鼓舞人、启迪人的作品。人的本质是生存和发展,文学艺术就需要循着生存好、发展好这个人的本质去开展创作。文艺批评一定要区分作品的良莠,敢于推荐优秀的作品,同时敢于批评低俗的作品。
提高素养
文化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读者和观众负有引导和教育的责任,其素质应该高于普通人。文化工作者如果素质低下,那就难免陷入“三俗”。
中国曲艺家协会党组书记姜昆说,“过去有句话叫‘一招鲜,吃遍天’,就是说有一门独特的本领,走遍天下都不怕。但这句话放到现在就不那么适用了,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人才济济,大家都注重全面发展,而且都想通过共同努力实现社会和谐、生活幸福的美好愿景。在这种环境下,光凭着唱好一支歌,跳好一段舞,或者表演好一段相声,就能赢得大家的尊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做到德艺双馨,没有道德做支柱,就永远瘸着一条腿。” 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要全面提高自身素养。不但在业务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追求业务上的最高境界,同时还要加强道德修养,不骄不躁,自尊自律,追求道德上的最高境界。 侯宝林、梅兰芳、常香玉……许许多多我们今天尊为大师的艺术家,除了极大地推动了某一艺术门类的本体建设外,他们对艺术最本质的贡献,是用人格和艺格,为职业赢得尊重。
强化监管
要把部门管理与行业监督结合起来,形成他律与自律的合力。深入研究目前文化领域存在的低俗问题,进一步明确与细化文化管理的重点、难点,增强有关工作的严肃性、可操作性,切实做到尽职尽责。同时,加强对宣传文化系统各类行业协会的领导,重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进一步明确从业准则、规范、要求,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正本清源
文化的问题不能单在文化范围内解决。一些“三俗”文化产品是当下物欲社会的折射,而非源头所在。若要文化干净,更应该考虑的是,先除去滋生这种“三俗”文化的社会土壤,从更为根基的制度建设上人手。 首先要从官员自身着手。当今之中国,一些人对传统美德越来越淡漠,贪官的道德沦丧尤其败坏了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纵观近年来落马的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许宗衡、郑少东等一批高官,个个能力不凡,但都是在道德上出了问题、栽了跟头。把麻将声换成键盘的敲打声,把觥筹交错声换成琅琅的读书声,用和谐的家庭氛围驱散色情干扰——如果官员都能以身作则,即便不能完全消除社会低俗风气,至少也能为除去这些滋生低俗文化的社会浊气送来一阵清风。 其次是把抵制文化“三俗”之风的行动上升到国家道德建设层面,来一个全民道德水平大提升。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这必将从源头上有力抵制文化“三俗”之风。
也只有从根子上削弱乃至清除“三俗”的社会土壤,才是反“三俗”的真正治本之道。
(责编:盛山)
文化“三俗”之风泛滥成灾
纵观近年来的“三俗”之风,的确已渗透到文化领域的许多层面,成了文化建设的“毒瘤”。
影视剧中的“三俗”之风
2010年7月初,国家广电总局对2010年5月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情况进行了公示,在总体肯定的同时,也对电视剧创作中的反常伦理现象提出了批评。 公示虽未指出具体剧目,但列举了存在的问题。有的剧目为了彰显友情而不顾亲情;有的剧目为了增加悲剧苦情而凸显善有恶报、恶有善报,造成善恶观含混等;还有的剧目因表现反常伦理关系而导致整体格调不高。例如电视剧《蜗居》,不少剧评人和观众表示,海藻这个“小三”展示得太过完美和无辜。而《错爱2》则是第一部正面反映“小三”转正为“正房”后的辛酸苦辣。尤其是两家人在同一屋檐下,前妻和现任妻子在洗脚、搀扶、做饭等细节上的表现,被观众评为最违反伦理的电视剧情节之一。 一名网友说:“一些反伦理的电视剧为什么会被搬上荧屏?有些电视剧对第三者的肯定太多了,最让我吃惊的是居然给第三者和出轨的男人披上了善良、理智等好品质的外衣。难道电视剧只图玩个性,而放弃了社会大众认同的道德观么?” 看过《我的丑娘》这部电视剧的人,都会说一句话,“这家人怎么那么惨啊!”普通的打工族,从婆媳问题到孩子生病要卖肾,不少人都郁闷至极,“难道越是好人就越是得不到好报吗?”
不久前播出的《中国家庭》,随着剧情展开,陆续上演的媳妇“没生儿子被婆婆嫌弃、生了女儿被弟弟调包、成了女儿的老师却浑然不知”等情节让观众很郁闷。“如果中国家庭都这样,那日子就别过了”。更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对“三破一苦”(破碎婚姻、破碎情感、破碎家庭、一个苦难的女人)潮流的推波助澜,这些剧情偏离了家庭和谐这个主题。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导演庸俗化理解名著《红楼梦》,为林黛玉设计裸死情节,不仅遭到了内地网民的恶评,还罕见地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称其“以低俗的流行元素颠覆了原作的艺术精神,这是艺术俯就和谄媚收视率的典型体现。”
2010年的中国荧屏,相亲节目之“火”,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从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山东卫视《爱情来敲门》,到上海东方卫视《百里挑—书,中国电视节目一夜间仿佛进入了“相亲时代”,所不同的只是节目名称而已。 一些相亲节目把庸俗当脱俗,助长低级趣味成为流行,随意贬低“真善美”的主流价值观,突破社会道德底线;女嘉宾频出“丑闻”“绯闻”,借恶俗炒作吸引眼球;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忽视情感交流;节目嘉宾不少是“托”,相亲变为“演戏”;盲目追求收视率,刻意制造敏感话题,刺激观众的窥视欲;虽为相亲节目,却真情匮乏,真爱难寻;语言暴力充斥节目,嘉宾言语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可谓“毒舌”飞舞。
在电影艺术方面,浮躁的社会现实形成了一种浮躁的电影消费需求,并且产生互动——社会越浮躁,电影生产越浮躁;电影生产越浮躁,越对社会的浮躁推波助澜。 一部主题含混肤浅、艺术杂乱无章的电影,且明白宣称“只为娱乐,不要思想”、“不过小菜一碟”,居然仅凭“票房可观”而被“炒作”得沸沸扬扬。
随着《非常完美》、《杜拉拉升职记》等都市时尚题材电影的走俏,都市类影片逐渐成为近期国产片创作的“新宠”,但一些影片把小众当主流,把肉麻当有趣,把丑陋当卖点,存在着挑战传统价值观的不良现象。 在2010年暑期上映的都市题材新片《无人驾驶》中,将“小三”、“二奶”、“一夜情”、“车震”等话题作为都市男女情感纠葛的主流,引发社会相当大的质疑。
图书出版中的“三俗”之风
“三俗”之风在图书出版中同样盛行。
一是小说类图书以“性”和暴力为卖点,模糊道德底线,标榜奢华生活方式。一些小说靠打擦边球,追求“眼球效应”,不惜篇幅介绍细节,并配以大标题和图片刺激读者感官。一些都市小说中食男食女时时面临金钱、欲望的诱惑,过度渲染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及时行乐,热衷于对豪宅、盛宴、名车和其他奢侈品的炒作,或将二奶、小蜜等当作时尚来描述。商战小说夸大你死我活的利益之争,有的书还宣传说:“虽然没有硝烟,却比战场更血腥;虽然并未战死,却比死亡更痛苦。”
二是揭秘、黑道类图书,或以炒作明星隐私绯闻、无聊琐事,迎合猎奇心理;或以“研究社会”为幌子,在揭露黄、赌、毒危害的同时,大肆穿插色情暴力细节,描写充斥着血腥与乱象,从而过多展现出人性的残忍与丑恶。
三是有的女性读物存在庸俗倾向。如果说谈论穿着打扮与时尚娱乐是对女性的关爱,那么教女人如何讨好男人、甚至利用性别的优势博取帮助与成功的“女人魔法书”,则显得庸俗无聊了。
四是名著的“戏说”、“大话”等读物层出不穷。以极端的无知与低级趣味,任意胡批、曲解、恶搞名著名篇,亵渎先贤,肆意践踏中国古典文化,有的甚至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
互联网上的“三俗”之风
随着网民上网时间的不断增加和网络应用程度的日益深广,互联网正在逐渐取代电视等传统媒体,成为庞大的网民群体最为依赖的信息媒介,而互联网也是藏污纳垢最为严重的地方,其中的是是非非真假难辨,违规低俗内容触目皆是。
舞台荧屏中的“三俗”之风
一些演出节目,充斥着光怪陆离的舞台造型,刻意追求男女性别变态的舞台动作和娘娘腔,加上那自我作贱的性格特征的表白,除了刺激人的眼球,供人消遣一种浅薄的“娱乐”,绝对是和艺术形象的外在美与内在美风马牛不相及的。还有许多舞台和荧屏节目,另类表演纷呈,登台者着装怪异,形象丑陋或过于夸张,油嘴滑舌,洋相百出,给人一种乌七八糟、群魔乱舞的感觉。更为可悲的是,有的表演突破道德底线,充斥着对于那些带有生理缺陷残疾人的恶意展示。对此,国内大多数观众不仅不认可,甚至连国外观众和媒体也抨击为“内容庸俗,言辞粗鄙,趣味低下”。
政府行为中的“三俗”之风
近年来,兴起了一股新的传统文化热潮,比如国学热、文物热、申遗热 等。这本来是大好的事情,全社会对文化建设的高度关注、热情参与,是文化建设获得大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在这股热潮中,特别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和不良现象——为发展旅游经济,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争夺名人故里,甚至争夺本来子虚乌有的古典小说人物故里;造假历史文物,盲目举办祭拜活动;乃至历史上的许多反面人物也都成了“香饽饽”。比如,奸臣秦桧的跪像被塑成立像,说什么要“尊重人权”;《水浒》中的大淫棍西门庆被某地视为打造旅游胜地的招牌;为争夺曹操故里,不惜人为造假,湖南一贫困县公开宣布,将斥资50亿元重建早已踪迹难寻的“夜郎古国”。 再比如,重庆洋人街性公园于2009年4月初开始着手建设,占地1000多平方米。其主体雕塑竟然是一个巨大的扎着红色丁字布条的女性下半身裸体雕塑。该公园以裸体雕塑招徕游客,张贴裸体人像、壁画,介绍国外性习俗、性文化等。多数网友称该公园的景观很低俗,是一种无视社会责任、单纯追求轰动效应和经济利益的行为。在万人调查中,有18.73%的网友感到气愤,众多家长不知道该如何向孩子解释。
文化“三俗”缘何愈演愈烈
文化“三俗”之风越演越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经济利益驱动所致 目前中国正处于商业渗透至整个社会的状态中,文化也不能免受拜金、重利的影响。
电视台恶拼收视率,最深层的根源在于经济利益。电视台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有广告,而要吸引广告客户,就必须有一定的收视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电视台就会在人气比较旺的娱乐节目上动起了歪脑筋,且不择手段,以吸引更多的眼球。 对于媒体的极端逐利行为,不少专家都表示,在激烈的媒体竞争环境中,一些媒体逐渐形成了“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判断,坚信只有极端化的节目形态才能赢得高收视率和高回报率,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突破了社会道德的底线,慢慢地在利益面前逐步迷失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上述问题不仅表现在电视节目中,而且也突出地表现在文化活动的方方面面。 制片人王小康表示,在电视剧创作上,反常伦理剧之所以多,主要是因为收视率的竞争压力所致。“家庭伦理剧越做越多,要获得高收视率中的最高,制片方就喜欢在故事上剑走偏锋。”
其他如图书出版、网站内容设计等也都同样如此。
部分文化从业者素质低下
文化有“三俗”之风,必有“三俗”之人。
一些媒体从业人员素质太低,不读书不学习,不调查研究,已经是一种通病。他们不能深知社会实际,也不能深知自己的受众。更别提厚积薄发,成为有真才实学的新闻工作者了。 文艺评论家封秋昌认为,理论素养的欠缺也是一些作家低俗和平庸的原因所在。一个缺乏理论素养的作家,面对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往往被金钱或某些现象所迷惑而不能自持,不仅深刻的艺术洞察力被阻断,甚至会将真善美与假恶丑倒置起来。
某“非著名相声演员”因为别墅圈地被指侵占公共绿地,徒弟三次殴打登门采访的电视台摄像记者,他还在当晚的一场相声演出中,出言不逊,声称电视台是“一龌龊单位”,揶揄记者为“妓女”,力挺自己的弟子为“民族英雄”。几天后,他又发表博文,再夸打记者的徒弟是个“本分老实、秉性直率”的好孩子,谩骂记者“又不要脸又不要命”“装孙子”“傻X”,脏话连篇。
重庆缙云山绍龙观住持李一道长被广泛质疑。多家媒体以及打假名人方舟子指其履历造假、借教敛财、养生秘诀故弄玄虚等。有媒体爆料,“李一神话”的幕后推手竟有不少国字号媒体。此外,卷入“李一事件”的文娱工商界名人也不少,其中包括著名主持人、著名歌手、著名导演等。
稍有些常识的人都能看穿“李一神话”的破绽,可偏偏就有见多识广的名人孜孜不倦地投入造神运动并坚持拒绝承认真相。
文艺批评流于形式
首先是评价迷失标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尽管我国文艺评论界出现了几次文艺评论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是总体上都未能在与时俱进中形成新的体系。当前文艺评论权威性和战斗力严重缺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评论标准的模糊和混乱,主流价值观在评论中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再有,队伍也已溃不成军,除了几个散兵游勇,基本无队伍可言。电视剧能否在黄金时段播出,不少电视台主要是考量其收视率。广告商也是据此决定广告投入,反过来电视再据广告投入来决定是否播出。于是,收视率收益率便成了引领电视剧创作播出首先要考虑的重要标准了。
其次是缺少有见地的文艺批评。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夏潮认为,目前文艺评论表现出两种不良倾向:一种是评论的失语,当文艺创作或文艺思潮出现“三俗”等不健康现象的时候,却很少看到有分量的批评者勇敢地站出来发表意见。一种是评论的乱语,对文艺作品或文艺思潮,或人云亦云、炒作起哄、废话连篇,或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梦话不断,不少文艺评论作品缺乏专业思考和真诚态度。不讲原则的批评、不懂艺术的批评、不说真话的批评正在影响文艺评论作用的发挥和危害文艺评论的名节声誉。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电视文化研究所所长徐舫州指出,现在缺少文艺批评,文艺评论多是追捧和炒作,缺少有见地、尖锐的文艺批评和真知灼见。他说,全国上万个电视频道,没有一个是搞文艺批评的,这不正常。报纸和杂志的文艺批评也很少,社会舆论被潮流所裹挟着,文艺难免要流于低俗。 甚至有些评论人、媒体工作者被电影电视剧制片方、发行商所雇佣与贿买,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违心追捧,大肆造势。
除了以上原因外,还有监管“缺失”、大众的“容俗”、互联网的作用潜移默化、“娱乐至上”的影响、没有提供足够多的不俗作品等原因,它们也在不同程度上为“三俗”的生存盛行提供了空间和土壤。
关于遏制“三俗”的思考
文化“三俗”之风颠覆传统,打破公共道德底线,与先进文化背道而驰,需要进行认真地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明确责任
任何文化产品,不论形式如何出新,内容如何丰富,最终都要有益于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有益于形成健康的文化氛围。如果一个文化产品缺乏应有的社会效益,那么它的经济效益就失去存在的根基,就会沦为不折不扣的文化糟粕。这样的糟粕即使能赢得一时的“青睐”,最终也会为人所唾弃。事实证明,任何文化产品只有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着意创新,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力,也才能赢得长久的经济效益。
文化工作者首先应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出发,承担起为广大民众服务,对子孙后代负责 的基本职能。
浙江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建华强调,无论是媒体管理者还是媒体自身,都要清醒地认识到,作为社会公共资源,媒体应该更多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应明确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引导责任。
开展批评
要积极开展正确有力的文艺批评,帮助公众区分作品的良莠、层次,推荐优秀作品,批评“三俗”作品,不断改变文化受众的欣赏习惯,提高文化受众的欣赏水平。
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朱明德认为,要想有好的、优秀的作品就必须得有正确、积极的文艺批评。文艺批评主要是为了鉴别什么是优秀的作品,什么是低俗的作品。现在人们的需求更高了,也不同了,但不同不等于人们不需要鼓舞人、启迪人的作品。人的本质是生存和发展,文学艺术就需要循着生存好、发展好这个人的本质去开展创作。文艺批评一定要区分作品的良莠,敢于推荐优秀的作品,同时敢于批评低俗的作品。
提高素养
文化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读者和观众负有引导和教育的责任,其素质应该高于普通人。文化工作者如果素质低下,那就难免陷入“三俗”。
中国曲艺家协会党组书记姜昆说,“过去有句话叫‘一招鲜,吃遍天’,就是说有一门独特的本领,走遍天下都不怕。但这句话放到现在就不那么适用了,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人才济济,大家都注重全面发展,而且都想通过共同努力实现社会和谐、生活幸福的美好愿景。在这种环境下,光凭着唱好一支歌,跳好一段舞,或者表演好一段相声,就能赢得大家的尊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做到德艺双馨,没有道德做支柱,就永远瘸着一条腿。” 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要全面提高自身素养。不但在业务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追求业务上的最高境界,同时还要加强道德修养,不骄不躁,自尊自律,追求道德上的最高境界。 侯宝林、梅兰芳、常香玉……许许多多我们今天尊为大师的艺术家,除了极大地推动了某一艺术门类的本体建设外,他们对艺术最本质的贡献,是用人格和艺格,为职业赢得尊重。
强化监管
要把部门管理与行业监督结合起来,形成他律与自律的合力。深入研究目前文化领域存在的低俗问题,进一步明确与细化文化管理的重点、难点,增强有关工作的严肃性、可操作性,切实做到尽职尽责。同时,加强对宣传文化系统各类行业协会的领导,重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进一步明确从业准则、规范、要求,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正本清源
文化的问题不能单在文化范围内解决。一些“三俗”文化产品是当下物欲社会的折射,而非源头所在。若要文化干净,更应该考虑的是,先除去滋生这种“三俗”文化的社会土壤,从更为根基的制度建设上人手。 首先要从官员自身着手。当今之中国,一些人对传统美德越来越淡漠,贪官的道德沦丧尤其败坏了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纵观近年来落马的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许宗衡、郑少东等一批高官,个个能力不凡,但都是在道德上出了问题、栽了跟头。把麻将声换成键盘的敲打声,把觥筹交错声换成琅琅的读书声,用和谐的家庭氛围驱散色情干扰——如果官员都能以身作则,即便不能完全消除社会低俗风气,至少也能为除去这些滋生低俗文化的社会浊气送来一阵清风。 其次是把抵制文化“三俗”之风的行动上升到国家道德建设层面,来一个全民道德水平大提升。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这必将从源头上有力抵制文化“三俗”之风。
也只有从根子上削弱乃至清除“三俗”的社会土壤,才是反“三俗”的真正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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