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期，笔者读到南京晓庄学院刘大伟副教授的《承继与嬗变：陶行知研究的学术谱系》，这是第一本以学术谱系为视角对陶行知研究加以全面审视的新作。该书以学术史为框架、以学术谱系为脉络、以学人为主体，系统集中地梳理了百年来陶行知研究领域的成果，既肯定和吸收了中国传统“学案体”和西方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的共同优点，融中西研究之长处，补中西研究之短处;同时又借助了口述史料，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前人研究陶行知之时的初心、方法与贡献，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有丰富的历史重现感和体验感，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
凸显研究意识，彰显人文素养
学术研究最终都要聚焦于人，以人的提升为价值导向，提高人的历史意识、问题意识、人文意识，而该书正好契合这一点。
第一，凸显了学术研究的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是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类自己在时间长河中发现变化现象规律与本质的认识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人类才能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愚昧向文明进步。著者在该书中，始终强调唯物史观，将人置于历史洪流的中心，将陶研领域的学者与历史背景相结合，实现陶行知研究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让读者在读文过程中不自觉地走进历史的洪流中，去感知历史过往、总结规律与发现本质。
第二，凸显了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永远保持对问题的敏感性，透过问题看到本质并能与当处的时代结合起来，问题研究反映时代精神。著者在书中明确提出了谱系学人和散户学人，并揭示了两者的区别以及对陶行知研究的影响;同时指出“亲缘”陶研学人群体的思想传承历程、华东学人共同体的思想流变历程、华中学派的学术传承历程以及海外陶研群体的特点，让人不禁思考这不同陶研群体内部是何以传承与发展的、不同陶研群体之间又是如何影响的，提高了读者对于陶研的整体性把握和辩证性思考。
第三，凸显了学术研究的人文意识。“从价值论的观点来看，人性化问题一直是人類的中心问题，现在它更是具有难逃使人关注的性质”，正如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所言，“人都有努力成为更完美的人的使命”。人文社科研究也当以“人性化”为价值取向，去促使读者有想去成为更完美的人的动力，更要促使读者自觉地朝着完美发展的道路而努力。著者在书中详细地介绍了众多陶研学者深入陶研领域的初心，尤其讲述了华中学派完全是被陶行知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更多地强调为研究而研究，达到了陶行知所谓的“不要金银只要心”的境界。这种大无畏的献身和钻研精神，也无不感染着读者，促使人成为更完美的人，营造一个清明的学术生态。
细数陶研风华，鸣奏谱系乐章
自1919年以来，国内外有关陶行知研究的文章近7500篇，著作400余种，可见其成果迭出，影响深远。对于后来者来说，将要面对繁杂的、无章的学术史综述，让后来者感到无所适从，制约了陶行知研究的发展和深化。著者在书中讲述了目前陶行知研究的几大问题：一是研究内容的重复化，二是研究成果的碎片化，三是研究队伍的分散化。而该书的出版，则达到了“示未来以轨则”的目的。
著者创造性地将“陶研人”分为谱系陶研学人和散户陶研学人，详细介绍了谱系陶研学人并且集中系统梳理了谱系陶研学人的陶研成果。从历史渊源、地域分布等角度将谱系陶研学人分为了“亲缘”陶研学人群体、华东陶研学人共同体、陶研华中学派和海外陶研学人，既详细介绍了每一个陶研群体内的主体——陶研学者与陶行知研究的历史渊源、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研究贡献等，也总结了每一个陶研群体的思想传承过程、思想流变过程、学术承继过程、学术研究特点等。让后来学者能从历史发展的大格局下整体性地把握陶研领域的研究成果，完备详细地了解陶研学术谱系的现状，进而推陈出新，再创陶研佳绩。
著者不仅梳理了“亲缘”陶研学人群体中的每一个人的陶研初心、方法与贡献，既强调了他们的相对独立性，又暗含了他们之间的微妙联系，让读者能整体性地把握这一学人群体对陶研的贡献;还总结了华东学人共同体的研究明显呈现出注重综述性的研究，强调实践性操作的倾向，注重解决现实问题。同时指出了作为师承性学派的华中陶研学派所体现的学术研究的逻辑性，强调陶研的层层推进，以前人成果为基础不断覆盖研究的每一个角落。最后也强调了海外陶研学人因社会环境的不同，研究的出发点和结论都不尽相同。
以上都表明了“站在巨人肩膀上”进行科学研究的必要性，这也体现了该著作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以陶研学术谱系为脉络，让后来者不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还能实现平稳“升机”，以达到陶研新的突破。
兼以口述研究，丰富历史过程
著者在书中有着大量的口述史料，尤其是刘季平、章开沅、姚渝生等人的历史回忆，让我们能在纷繁复杂且毫无生机的文字史料之外，感受到鲜活的历史情境，既丰富了历史过程，也充满着故事趣味性和可读性。
刘季平曾给陶行知扣上了“改良主义”的帽子，正如刘季平先生回忆：“陶先生从不干预大家的政治思想，相反，对师生中好些不满或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言行表现，还采取放任态度，甚至做出幽默解释。因此，我们一面认为他是改良主义者，一面又认为他是自由主义者。这样，市委就指示我们，现在不要反对陶的改良主义，要利用晓庄的自由环境，打击反动势力，发展革命力量。”让读者仿佛一下就回到了那段激情岁月，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国难时期，了解陶行知是如何民主地对待晓庄的师生，也让我们能初探刘季平批判陶行知是“改良主义”的些许原因。
许多人或许不知华中陶研学派的中流人物周洪宇与陶行知研究结缘之由，章开沅先生回忆：“张健来华中师范大学谈陶行知教育思想时，指出陶行知在海外走红，却在国内学术界命运多舛。点名要求周洪宇去陶行知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并已经联系好相关事宜。说实话，在当时我都不敢有这个留学奢望。他建议我先招周洪宇读博士。”正是章开沅先生的这段口述历史，方能让我们明白周洪宇奔赴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以及日后深入陶行知研究的前因后果。
而更有趣的是姚渝生先生回忆：“我在明尼苏达大学东亚图书馆偶然发现了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行知的一生》等书籍，后又发现了湘版的《陶行知全集》。通过精读，我发现陶行知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是留学生，他提倡教育救国，这些我都比较感兴趣。特别是晓庄的锄头舞，我觉得特清新特有意思，我后来就决定以这个题目来研究研究。”这段口述历史，既揭示了姚渝生结识陶行知的偶然性，也暗含一种必然性，就是陶研华中学派对陶研领域的贡献，即湘版《陶行知全集》之力量。
回眸之际，陶行知研究已度过漫漫百年。正逢陶行知学兴盛之际，著者系统全面地总结了百年来陶行知研究的成果，实然令我们耳目之一新。一个全新的视野，一次口述研究的初露锋芒，无不激励与启发着我们。著者此番开拓与启下，也将助推陶研踏入又一新的高峰。
（作者简介：陈港，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刘来兵，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史、教育政策研究）
责任编辑/王娜娜
凸显研究意识，彰显人文素养
学术研究最终都要聚焦于人，以人的提升为价值导向，提高人的历史意识、问题意识、人文意识，而该书正好契合这一点。
第一，凸显了学术研究的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是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类自己在时间长河中发现变化现象规律与本质的认识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人类才能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愚昧向文明进步。著者在该书中，始终强调唯物史观，将人置于历史洪流的中心，将陶研领域的学者与历史背景相结合，实现陶行知研究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让读者在读文过程中不自觉地走进历史的洪流中，去感知历史过往、总结规律与发现本质。
第二，凸显了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永远保持对问题的敏感性，透过问题看到本质并能与当处的时代结合起来，问题研究反映时代精神。著者在书中明确提出了谱系学人和散户学人，并揭示了两者的区别以及对陶行知研究的影响;同时指出“亲缘”陶研学人群体的思想传承历程、华东学人共同体的思想流变历程、华中学派的学术传承历程以及海外陶研群体的特点，让人不禁思考这不同陶研群体内部是何以传承与发展的、不同陶研群体之间又是如何影响的，提高了读者对于陶研的整体性把握和辩证性思考。
第三，凸显了学术研究的人文意识。“从价值论的观点来看，人性化问题一直是人類的中心问题，现在它更是具有难逃使人关注的性质”，正如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中所言，“人都有努力成为更完美的人的使命”。人文社科研究也当以“人性化”为价值取向，去促使读者有想去成为更完美的人的动力，更要促使读者自觉地朝着完美发展的道路而努力。著者在书中详细地介绍了众多陶研学者深入陶研领域的初心，尤其讲述了华中学派完全是被陶行知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更多地强调为研究而研究，达到了陶行知所谓的“不要金银只要心”的境界。这种大无畏的献身和钻研精神，也无不感染着读者，促使人成为更完美的人，营造一个清明的学术生态。
细数陶研风华，鸣奏谱系乐章
自1919年以来，国内外有关陶行知研究的文章近7500篇，著作400余种，可见其成果迭出，影响深远。对于后来者来说，将要面对繁杂的、无章的学术史综述，让后来者感到无所适从，制约了陶行知研究的发展和深化。著者在书中讲述了目前陶行知研究的几大问题：一是研究内容的重复化，二是研究成果的碎片化，三是研究队伍的分散化。而该书的出版，则达到了“示未来以轨则”的目的。
著者创造性地将“陶研人”分为谱系陶研学人和散户陶研学人，详细介绍了谱系陶研学人并且集中系统梳理了谱系陶研学人的陶研成果。从历史渊源、地域分布等角度将谱系陶研学人分为了“亲缘”陶研学人群体、华东陶研学人共同体、陶研华中学派和海外陶研学人，既详细介绍了每一个陶研群体内的主体——陶研学者与陶行知研究的历史渊源、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研究贡献等，也总结了每一个陶研群体的思想传承过程、思想流变过程、学术承继过程、学术研究特点等。让后来学者能从历史发展的大格局下整体性地把握陶研领域的研究成果，完备详细地了解陶研学术谱系的现状，进而推陈出新，再创陶研佳绩。
著者不仅梳理了“亲缘”陶研学人群体中的每一个人的陶研初心、方法与贡献，既强调了他们的相对独立性，又暗含了他们之间的微妙联系，让读者能整体性地把握这一学人群体对陶研的贡献;还总结了华东学人共同体的研究明显呈现出注重综述性的研究，强调实践性操作的倾向，注重解决现实问题。同时指出了作为师承性学派的华中陶研学派所体现的学术研究的逻辑性，强调陶研的层层推进，以前人成果为基础不断覆盖研究的每一个角落。最后也强调了海外陶研学人因社会环境的不同，研究的出发点和结论都不尽相同。
以上都表明了“站在巨人肩膀上”进行科学研究的必要性，这也体现了该著作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以陶研学术谱系为脉络，让后来者不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还能实现平稳“升机”，以达到陶研新的突破。
兼以口述研究，丰富历史过程
著者在书中有着大量的口述史料，尤其是刘季平、章开沅、姚渝生等人的历史回忆，让我们能在纷繁复杂且毫无生机的文字史料之外，感受到鲜活的历史情境，既丰富了历史过程，也充满着故事趣味性和可读性。
刘季平曾给陶行知扣上了“改良主义”的帽子，正如刘季平先生回忆：“陶先生从不干预大家的政治思想，相反，对师生中好些不满或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言行表现，还采取放任态度，甚至做出幽默解释。因此，我们一面认为他是改良主义者，一面又认为他是自由主义者。这样，市委就指示我们，现在不要反对陶的改良主义，要利用晓庄的自由环境，打击反动势力，发展革命力量。”让读者仿佛一下就回到了那段激情岁月，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国难时期，了解陶行知是如何民主地对待晓庄的师生，也让我们能初探刘季平批判陶行知是“改良主义”的些许原因。
许多人或许不知华中陶研学派的中流人物周洪宇与陶行知研究结缘之由，章开沅先生回忆：“张健来华中师范大学谈陶行知教育思想时，指出陶行知在海外走红，却在国内学术界命运多舛。点名要求周洪宇去陶行知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并已经联系好相关事宜。说实话，在当时我都不敢有这个留学奢望。他建议我先招周洪宇读博士。”正是章开沅先生的这段口述历史，方能让我们明白周洪宇奔赴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以及日后深入陶行知研究的前因后果。
而更有趣的是姚渝生先生回忆：“我在明尼苏达大学东亚图书馆偶然发现了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行知的一生》等书籍，后又发现了湘版的《陶行知全集》。通过精读，我发现陶行知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是留学生，他提倡教育救国，这些我都比较感兴趣。特别是晓庄的锄头舞，我觉得特清新特有意思，我后来就决定以这个题目来研究研究。”这段口述历史，既揭示了姚渝生结识陶行知的偶然性，也暗含一种必然性，就是陶研华中学派对陶研领域的贡献，即湘版《陶行知全集》之力量。
回眸之际，陶行知研究已度过漫漫百年。正逢陶行知学兴盛之际，著者系统全面地总结了百年来陶行知研究的成果，实然令我们耳目之一新。一个全新的视野，一次口述研究的初露锋芒，无不激励与启发着我们。著者此番开拓与启下，也将助推陶研踏入又一新的高峰。
（作者简介：陈港，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刘来兵，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史、教育政策研究）
责任编辑/王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