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走了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中国的发展模式是立足于实践、依赖于实践。伴随着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将之前高等教育的发展付之一炬，文化大革命之后高等教育开始反思之前的路线，1984年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出版，标志着高等教育学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 学科发展 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17-0032-02
　　我国高等教育学自厦大设立，发展至今不过三十年的光景，但却能在世界高等教育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虽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断遇到挑战，但仍收获硕果。纵观中国高等教育学这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这段历程可以大致看作三段不同的发展时期。
　　一、应运而生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迎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当中，中国的革命拓展到了和平时期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作为国家建设力量的储备基地，中国的高校急需有一种能够指导高等教育实践的理论。
　　这个时期，高等教育界主要是借鉴苏联高等教育的发展，引进了苏联的很多著作，并对此时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1957年，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编写的《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在建立高等教育学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不幸地是这一尝试遭遇了各种不可预料的打击、摧残。“整风”、“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都阻碍了高等教育研究，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前十七年以教学研究为重点的高等教育研究完全中断，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上写下了令人痛心的一页。
　　二、重整山河
　　文革结束一段时间之后，中国的大学开始反思之前的教育路线，或者说开始了中国教育界的“去路线化”的实践。与此同时，1978年，潘懋元教授呼吁“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1983年，潘懋元编写的《高等教育学讲座》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以“高等教育学”为名的专著。但该书是一本高等教育学的选讲，并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体系，考虑到一部学科专著所应具有的系统性，潘懋元教授本人也没有把它视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第一部专著。
　　因此这个阶段可视为是文革结束后的反思调整时期，既对文革时期高等教育遇到的挫折进行反思，也明确了之后要以建立高等教育新学科为目标指向进行发展。
　　三、快速发展
　　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系统专著是1984年出版的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1990年田建国的专著《高等教育学》跳出普通教育学体系，构建了一个包括基础理论、宏观高等教育和微观高等教育三部分的体系。这是对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一次大胆探索。该体系相对接近于理论体系，但基本上仍是经验体系。1995年胡建华等人所著的《高等教育学新论》，按照历史——現实——未来的纵向思路，用学科、历史、逻辑、价值、目的、结构、过程、未来、研究这九个网上之结而构成经纬，建构了一个新的体系。1995年潘懋元与王伟廉主编的《高等教育学》力图在学科体系上进行新的尝试，在各章节的安排上遵循“从古到今、从国外到国内、从宏观到微观、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的逻辑顺序，并尽可能体现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理论性较强。但正如编者在后记中所言，这本书也是从过去经验形态（或称经验体系）的高等教育学向理论体系的高等教育学迈进的一种“过渡性”的著作，仍然没有摆脱经验性的描述。2001年薛天祥教授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以“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为逻辑起点，以专业为中介概念，以高等教育为中心概念，以高等教育的目的与途径为逻辑终点，构建了一个新体系，这是迄今为止在逻辑体系上相对比较严整的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但在内容上距离科学理论体系仍然有一定的距离。以上分析显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基本上还处在经验体系向理论体系过渡的阶段。
　　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同中国高等教育实践的开展密不可分，其关系就如同笔者之前所述。而如果一定要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学发展划分几个阶段的话，那就一定得着眼于中国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历程，结合时代背景，首先探究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摆在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命题是什么。在回答这些命题的同时，一门学科的发展也将收获各种可能，于是百家争鸣，这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乃至其他各项学科的发展是有较为正面的影响的，笔者希望，这种争论在日后能够更加热络，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学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1]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J].厦门大学学报，1978，04：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