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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村民自治在我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基层民主的启动阶段、提高阶段以及规范化和程序化阶段。随着我国基层民主的迅猛发展,有两个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的普遍关注:农村一些地方的村组织两委关系紧张,村书记、村主任争权夺利,中共中央采取了许多监督村干部的政策措施,有效遏止了矛盾的尖锐化;我国农村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薄弱,解决的根本办法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补充科学技术、法律法规知识,对村民进行必要的民主启蒙与民主训练,从而实现由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型。
关键词:村民自治 基层民主 小农意识 公民意识
当世世代代的农民在阡陌田间,用长满了老茧的双手,投上象征自己庄严民主权柄的选票时,当他们从压抑的腹腔开始焕发出强烈的政治诉求和参与热情时,一场彻底摧毁乡村治理传统甚至改变国家政治生态秩序的革命性质变,已经悄无声息的发生了。草根民主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载体,作为乡村治理框架的一个层面,抑或是乡村生活的一种符号,在中国一片片广袤的乡村大地上萌发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由文化素质相对低下、民主观念相对薄弱的中国农民承担推进基层民主的艰巨任务,确实存在很大的难度。但这种由下而上的民主实践,或许正是中国特色语境的一种自然选择。这种扎根在中国最基层的草根民主,不仅与九亿中国农民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同时也在更大意义上实践着整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建设路径。
旨在农村基层推行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村民自治,无疑是中国草根民主本土化的历史性标志,它符合中国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广大民众的意愿。中国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大队和小的生产队两级农村基层管理组织的瘫痪,导致无人管理村庄里的“公共事务”,农民出于自我管理的需要,仿照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建制1980年广西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村村民自发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民主创造,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里程碑。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宪法》第1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第一次把建立村民委员会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从此开创了村民自治这一空前广泛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先河。1994年,在全国民政会议上,民政部对村民自治活动作出了重要概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目前,全国60多万个村委会,已经全面实施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农村基层社会真正的、全面的直接民主实践,有力地推进了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从而使中国农民摆脱了数千年来在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民主尊严和政治人格。
村民自治在我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基层民主的启动阶段,时间是1988年到1992年。在这个阶段,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普及民主。中国几千年来的“无我”状态致使中国缺乏推进民主的最起码的历史资源和理论依据,民主的程序和组织干部资源也不健全,现实的条件制约了村民自治的进程。另外中国农民自身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与村民自治理论上的先进性之间的协调,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因此说服村民实行民主,贯彻村民自治,普及民主比规范民主内容在此阶段就显得更为重要。不管选举程序是否规范,是否有其他势力干预选举的进行,只要形成一种民主选举的惯例,每三年选举一届政府。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行政权力的畏惧、迷信心理就会逐渐破除,在自治的实践中就会逐步萌发权利主体意识,从而积极的参与民主选举,在实践中行使自己神圣的民主权利。
第二个阶段是基层民主的提高阶段,时间是从1992年到1995年。在这个阶段中,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普及的过程中逐步提高民主化进程。民主的关键在于政治利益。历史上,在利益关系的驱动下,农民创造出了无数掌握政权、参与掌握权力的制度和措施。民主推行到这个阶段,关键是要解决和贯彻民主的程序问题。在一些地方,宗族势力插手村落社区公共事务,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化倾向。甚至县干部也会通过提名、投票的程序,从而操纵村干部的选举,以权谋私,都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满。有些地方农民频频上访,其矛盾的焦点就集中在民主的程序是否完善上。因此,推行民主必须规范具体的程序,没有规范的民主程序的保证就不会有公正的民主选举。而秘密划票间就是在这一阶段为保证公正自由的民主选举创造出来的一项程序。
第三阶段是1996年以后的基层民主的规范化和程序化阶段。在这一阶段出现了著名的“海选政治”。海选是农村选举时用的比较多的词汇,它是一种东北方言,是农民为了防止少数人控制提名权,而自发采取的直接选举来确定候选人的“大海捞针”的办法,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此制度规定:凡年满18周岁、具有村民资格的人都可以直接参加选举,从村民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构成、候选人的推荐到正式选举,最终结果都由民众选举裁决。这种草根民主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更具有直接性和广泛性。它是在普及民主的过程中,由每个村的农民中涌现出的一批精英人物,运用惊人的智慧通过实践逐渐摸索出的一套规范的民主选举制度。民主对于村民来说就是政治利益,对制度来说关键就是程序。如果脱离了二者,就根本无法进行。
实践证明,村民自治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从而使中国的农民摆脱了数千年的依附地位,获得了自己独立的政治人格。1998年,“海选”规则和秘密划票间都被写入了《村委会组织法》,致使这种草根民主程序有了法律的保障。同时产生了制度化的结构以保证村委会决策的民主性,这些不同的制度化结构包括了村民大会制度、村民代表大会制度、理事会、监事会和村民小组长制度等等。这样一种规范的选举必然为全社会奠定一种民主的政治参与基础。实践证明,民众熟不熟悉选举程序,能否运用合法的民主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是一个国家能否稳定实现社会转型的基础。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基层民主初步得到了实现,从而奠定了以民主选举为中心的政治制度,这个选举制度包括提名制度、竞选制度、秘密划票制度以及公开点票制等,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村组织决策的民主性,这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随着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进,有两个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的普遍关注:其一是我国农村的一些地方的两委关系紧张,村书记、村主任争权夺利;所谓两委关系就是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而村民自治是两委矛盾产生的背景。这个问题的出现跟我国的体制有很大的关系。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之前,我国农村的状况是党管干部,是自上而下的。实行了村民自治之后,执行了选举程序,如同计划经济里引进了市场因素一样,就要引进选举的变量,这样也带动了整个政治运作机制和人们的行为表现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政府的运作机制-实质上是自下而上的。虽然两套班子的逻辑秩序是一致的,但原来一元化的权力结构演变成了二元化。这就引发了两委的冲突和矛盾。村民自治的困境在于不能建立有效的村级权力结构的平衡,原因在于村民自治的自上而下的性质,无从产生自下而上的制衡国家权力的力量。虽然村民自治之中也有微弱的内部规则,但还没有发育成熟为乡土社会真正的自我治理结构。凡是冲突比较剧烈的地方,都是有一定财产基础的村落。矛盾的焦点也就集中在对财产的话语权,以及人事决策权等方面。随着矛盾发展的不断尖锐化,这个问题立即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其二是我国农村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薄弱。我国村民自治推行过程中的农民民主参与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缺乏规范的民主参与形态。这是由于农民在接触“海选政治”这一新生事物时还缺乏足够的心理素质和法律常识。村民自治之为草根民主,根本原因在于它植根于社会经济和心理结构之中,使民主的理念广泛深入到了中国的农村基层民众。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其弱小性和粗糙性。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村民自治还只是羸弱的小草。当农民由草民茁壮成长为能够有力监督国家权力的公民时,村民自治就能正常的发育成长了。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选举时的热情参与是一种缺乏规范意识的简单形态。
农民民主参与意识薄弱的表现之一是盲从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民主选举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宣传和专业培训,加之小农意识的狭隘经验性、落后保守性和自我封闭性等因素。致使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完全能意识到自己手中选票的分量,对候选人也缺乏真实的了解和理性的判断。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时,往往会表现出一种冷漠的从众趋向,容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带有很大盲从性。表现之二是私利性。村干部的竞选给农民带来了不少的实惠,尤其是相对于收入很少、以耕种为生的农户,更无法抵御其诱惑。在我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卖选票,以及贿选等现象。选票的价格的直接决定因素是竞选的激烈程度。这些幽灵无情的困扰折磨着草根民主的稚嫩的肌体。表现之三是狭隘性。很多地方的农村村民在行使民主权力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候选人的政治能力,而是宗族的势力和家族房头的势力。这也是大部分地方村民政治冷漠的主要原因。村民的个体利益在各种势力的影响下并没有得到自由的表达,而是受到了外力的胁迫不情愿的选举了宗族的人。村民很大程度上看到的是家族的利益和实惠,本族的盛衰消长是村民选举时的主要参考因素。
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冲击农村的自然经济结构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从而为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型奠定社会经济基础;同时也要加强培育和扶植农村社会服务组织,大力补充科学技术,为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加强法制教育,为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奠定思想基础。要对其中的法律、法规作出明确规定,必须建立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真正做到还权于民,从而真正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意识。
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还要对广大村民进行必要的民主启蒙与民主训练,从思想深处根除小农意识的枷锁。要按照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断推进村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现代化,加快由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要鼓励提高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加强包括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在内的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的教育。彻底摒弃落后保守的传统观念,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和集体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村民自治的实践来看,民主必须同广大民众的利益和程序结合起来,民主才会有坚实的生命力。勇于改革创新,就能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开拓一片广阔的农村天地。我们应该站在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角度去看待草根民主,让村民自治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协调并进。
参考文献:
[1]包俊洪,吴治平.乡村选举中的两票制[M].红旗出版社,2004
[2]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人民出版社,1994
[4]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学习读本[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5]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98
[6]彭真.彭真文选[M].人民出版社,1991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关键词:村民自治 基层民主 小农意识 公民意识
当世世代代的农民在阡陌田间,用长满了老茧的双手,投上象征自己庄严民主权柄的选票时,当他们从压抑的腹腔开始焕发出强烈的政治诉求和参与热情时,一场彻底摧毁乡村治理传统甚至改变国家政治生态秩序的革命性质变,已经悄无声息的发生了。草根民主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载体,作为乡村治理框架的一个层面,抑或是乡村生活的一种符号,在中国一片片广袤的乡村大地上萌发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由文化素质相对低下、民主观念相对薄弱的中国农民承担推进基层民主的艰巨任务,确实存在很大的难度。但这种由下而上的民主实践,或许正是中国特色语境的一种自然选择。这种扎根在中国最基层的草根民主,不仅与九亿中国农民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同时也在更大意义上实践着整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建设路径。
旨在农村基层推行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村民自治,无疑是中国草根民主本土化的历史性标志,它符合中国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广大民众的意愿。中国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大队和小的生产队两级农村基层管理组织的瘫痪,导致无人管理村庄里的“公共事务”,农民出于自我管理的需要,仿照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建制1980年广西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村村民自发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民主创造,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里程碑。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宪法》第1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第一次把建立村民委员会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从此开创了村民自治这一空前广泛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先河。1994年,在全国民政会议上,民政部对村民自治活动作出了重要概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目前,全国60多万个村委会,已经全面实施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农村基层社会真正的、全面的直接民主实践,有力地推进了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从而使中国农民摆脱了数千年来在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民主尊严和政治人格。
村民自治在我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基层民主的启动阶段,时间是1988年到1992年。在这个阶段,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普及民主。中国几千年来的“无我”状态致使中国缺乏推进民主的最起码的历史资源和理论依据,民主的程序和组织干部资源也不健全,现实的条件制约了村民自治的进程。另外中国农民自身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与村民自治理论上的先进性之间的协调,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因此说服村民实行民主,贯彻村民自治,普及民主比规范民主内容在此阶段就显得更为重要。不管选举程序是否规范,是否有其他势力干预选举的进行,只要形成一种民主选举的惯例,每三年选举一届政府。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行政权力的畏惧、迷信心理就会逐渐破除,在自治的实践中就会逐步萌发权利主体意识,从而积极的参与民主选举,在实践中行使自己神圣的民主权利。
第二个阶段是基层民主的提高阶段,时间是从1992年到1995年。在这个阶段中,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普及的过程中逐步提高民主化进程。民主的关键在于政治利益。历史上,在利益关系的驱动下,农民创造出了无数掌握政权、参与掌握权力的制度和措施。民主推行到这个阶段,关键是要解决和贯彻民主的程序问题。在一些地方,宗族势力插手村落社区公共事务,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化倾向。甚至县干部也会通过提名、投票的程序,从而操纵村干部的选举,以权谋私,都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满。有些地方农民频频上访,其矛盾的焦点就集中在民主的程序是否完善上。因此,推行民主必须规范具体的程序,没有规范的民主程序的保证就不会有公正的民主选举。而秘密划票间就是在这一阶段为保证公正自由的民主选举创造出来的一项程序。
第三阶段是1996年以后的基层民主的规范化和程序化阶段。在这一阶段出现了著名的“海选政治”。海选是农村选举时用的比较多的词汇,它是一种东北方言,是农民为了防止少数人控制提名权,而自发采取的直接选举来确定候选人的“大海捞针”的办法,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此制度规定:凡年满18周岁、具有村民资格的人都可以直接参加选举,从村民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构成、候选人的推荐到正式选举,最终结果都由民众选举裁决。这种草根民主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更具有直接性和广泛性。它是在普及民主的过程中,由每个村的农民中涌现出的一批精英人物,运用惊人的智慧通过实践逐渐摸索出的一套规范的民主选举制度。民主对于村民来说就是政治利益,对制度来说关键就是程序。如果脱离了二者,就根本无法进行。
实践证明,村民自治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从而使中国的农民摆脱了数千年的依附地位,获得了自己独立的政治人格。1998年,“海选”规则和秘密划票间都被写入了《村委会组织法》,致使这种草根民主程序有了法律的保障。同时产生了制度化的结构以保证村委会决策的民主性,这些不同的制度化结构包括了村民大会制度、村民代表大会制度、理事会、监事会和村民小组长制度等等。这样一种规范的选举必然为全社会奠定一种民主的政治参与基础。实践证明,民众熟不熟悉选举程序,能否运用合法的民主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是一个国家能否稳定实现社会转型的基础。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基层民主初步得到了实现,从而奠定了以民主选举为中心的政治制度,这个选举制度包括提名制度、竞选制度、秘密划票制度以及公开点票制等,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村组织决策的民主性,这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随着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进,有两个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的普遍关注:其一是我国农村的一些地方的两委关系紧张,村书记、村主任争权夺利;所谓两委关系就是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而村民自治是两委矛盾产生的背景。这个问题的出现跟我国的体制有很大的关系。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之前,我国农村的状况是党管干部,是自上而下的。实行了村民自治之后,执行了选举程序,如同计划经济里引进了市场因素一样,就要引进选举的变量,这样也带动了整个政治运作机制和人们的行为表现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政府的运作机制-实质上是自下而上的。虽然两套班子的逻辑秩序是一致的,但原来一元化的权力结构演变成了二元化。这就引发了两委的冲突和矛盾。村民自治的困境在于不能建立有效的村级权力结构的平衡,原因在于村民自治的自上而下的性质,无从产生自下而上的制衡国家权力的力量。虽然村民自治之中也有微弱的内部规则,但还没有发育成熟为乡土社会真正的自我治理结构。凡是冲突比较剧烈的地方,都是有一定财产基础的村落。矛盾的焦点也就集中在对财产的话语权,以及人事决策权等方面。随着矛盾发展的不断尖锐化,这个问题立即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其二是我国农村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薄弱。我国村民自治推行过程中的农民民主参与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缺乏规范的民主参与形态。这是由于农民在接触“海选政治”这一新生事物时还缺乏足够的心理素质和法律常识。村民自治之为草根民主,根本原因在于它植根于社会经济和心理结构之中,使民主的理念广泛深入到了中国的农村基层民众。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其弱小性和粗糙性。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村民自治还只是羸弱的小草。当农民由草民茁壮成长为能够有力监督国家权力的公民时,村民自治就能正常的发育成长了。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选举时的热情参与是一种缺乏规范意识的简单形态。
农民民主参与意识薄弱的表现之一是盲从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民主选举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宣传和专业培训,加之小农意识的狭隘经验性、落后保守性和自我封闭性等因素。致使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完全能意识到自己手中选票的分量,对候选人也缺乏真实的了解和理性的判断。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时,往往会表现出一种冷漠的从众趋向,容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带有很大盲从性。表现之二是私利性。村干部的竞选给农民带来了不少的实惠,尤其是相对于收入很少、以耕种为生的农户,更无法抵御其诱惑。在我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卖选票,以及贿选等现象。选票的价格的直接决定因素是竞选的激烈程度。这些幽灵无情的困扰折磨着草根民主的稚嫩的肌体。表现之三是狭隘性。很多地方的农村村民在行使民主权力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候选人的政治能力,而是宗族的势力和家族房头的势力。这也是大部分地方村民政治冷漠的主要原因。村民的个体利益在各种势力的影响下并没有得到自由的表达,而是受到了外力的胁迫不情愿的选举了宗族的人。村民很大程度上看到的是家族的利益和实惠,本族的盛衰消长是村民选举时的主要参考因素。
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冲击农村的自然经济结构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从而为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型奠定社会经济基础;同时也要加强培育和扶植农村社会服务组织,大力补充科学技术,为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加强法制教育,为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奠定思想基础。要对其中的法律、法规作出明确规定,必须建立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真正做到还权于民,从而真正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意识。
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还要对广大村民进行必要的民主启蒙与民主训练,从思想深处根除小农意识的枷锁。要按照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断推进村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现代化,加快由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要鼓励提高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加强包括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在内的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的教育。彻底摒弃落后保守的传统观念,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和集体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村民自治的实践来看,民主必须同广大民众的利益和程序结合起来,民主才会有坚实的生命力。勇于改革创新,就能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开拓一片广阔的农村天地。我们应该站在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角度去看待草根民主,让村民自治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协调并进。
参考文献:
[1]包俊洪,吴治平.乡村选举中的两票制[M].红旗出版社,2004
[2]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人民出版社,1994
[4]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学习读本[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5]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98
[6]彭真.彭真文选[M].人民出版社,1991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