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雕塑》杂志
　　培一同志：
　　忽接贵州刘万琪先生来函，寄来为遵义会议纪念馆所创作的《历史转折》群雕照片。我认为这是革命历史题材的一种成功的探索，相当生动、真实地体现了当时的艰苦环境和战斗气氛，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高瞻远瞩、料敌如神的刻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比我见到的所有绘画、电影等都近了一步。
　　他们希望在《雕塑》杂志上发表。我是赞成的。不知能否安排，不知你们如何意见？由你们决定。照片用完后先存你处，有便时还给我即可。
　　


　　编安
　　钱绍武于三月
　　与钱绍武先生联系颇多，通话、会面都很经常。但是，我却在不久之前非常意外地接到了他的亲笔信，推荐刘万琪先生的新作，还寄来了作品的照片。在认真读完信和作品照片之后，我和其他的同志都深深地被感动了，被作品所散发的磅礴气势所震撼、所折服，当即决定刊发。
　　苏珊·朗格认为“雕塑是感觉空间的能动体积的意象”，又认为“一个雕塑是一个三维空间的中心”。雕塑艺术的形态结构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自身的形态与关系的组织，也在于对环境空间的支配和与周围物体的链接，使其产生环形向心运动，产生浓郁的精神氛围和慑服力。而这一切，都取决于雕塑作品、作品语言的内在凝聚力。一件作品的凝聚力取决于作品的中心引力与各部分的内在放在一起所产生的汇聚作用，取决于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刘万琪先生和廖凯同志为贵州遵义纪念馆序厅设计而创作的这组大型雕塑《历史转折》，在作品整体方案的主题性与凝聚力的统合方面表现得极为出色。
　　


　　20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在冬末春初之际，我有幸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并在文史专家、贵州省文化厅文物处老处长吴正光先生和党史专家、遵义会议纪念馆老馆长费侃如先生的陪同下，“重走”了一段长征路，了解了这段历史，受益颇深。费侃如先生对遵义会议的参加人数、参加者的身份的考证见解独特，得到了党史界的公认。本文在解析作品时，引用了费侃如先生的观点。这个难得的考察、学习历程虽然过去多年，却如同昨日，依然历历在目。
　　遵义会议是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前途、命运发生历史性重大转折的标志，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确立了党中央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从而谱写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老城红军总部驻地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还有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共计20人。会议决定，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张闻天为“中央总负责”，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帮助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毛泽东开始进入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会议后，在1935年3月4日，毛泽东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前敌政治委员，取得了对红军的公开的、直接的领导权，3月12日参加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此，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刘万琪先生创作的《历史转折》，就是对70年前那个历史时刻的成功再现。场面中刻画的也是这20个历史人物。刘万琪先生在谈到这组作品的创作时如是说：“虽然只有20个人的场面（还有些混乱），但要有如史诗般的宏大、悲壮，就不容简单地再现。这样的题材应该产生强烈的、震撼的视觉效果，像中国水墨画大写意的手法，而不应精雕细刻，才更能配得上这段历史。”又说：“查阅了相关资料，不论是绘画、雕塑还是轶闻杂事，只望有所突破，非把那股强悍的民族脊梁找到，非把那身处逆境而能力挽狂澜的自信找到。”刘万琪和廖凯“夜不能寐，持刀直下”，创作激情如山洪爆发般一泻千里，于是才有了这件气势磅礴、感天动地的作品问世。
　　


　　作品采用圆雕和高浮雕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既强化、突出了主题，又使作品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变化；既使作品主次分明、详略得当，又使得作品中每个人物的安排错落有致，别有一番风味。6个圆雕人物分别是6个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创作的主体部分，其余十几个人物都用浮雕来表现，这中间起最重要历史作用的是候补委员王稼祥，被安排在整个浮雕画面的中心位置，居中而坐。
　　王稼祥的右手是依此是朱德、周恩来（立像）和秦邦宪（博古）的圆雕坐像，朱、周的目光都坚定不移地注视着对面坐着的毛泽东。坐在周恩来旁边的秦邦宪，内心的矛盾和失落感都刻画得十分恰当。王稼祥的左手，依此是陈云（立像）、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圆雕坐像，其中之一的毛泽东是这组作品创作的主体和灵魂。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是遵义会议成功的关键人物，他的领导地位和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是杰出的，他的胸有成竹、他的神态自若被刻画得淋漓尽致。他是作品所重点刻画的核心人物之一，但相对于其他几个圆雕人物来说，离开了中心位置，就显得有些“退居其次”，也隐喻了他将从中央最高领导岗位上的淡出，充分表现了张闻天不计个人得失，以革命、国家、民族为重的坦诚若谷胸怀。而毛泽东在长征开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一直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战略思想得到了认可，并走上了中央领导岗位。毛泽东时年42岁，正值壮年，英姿勃发。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他那破旧棉服下掩饰不住的逼人锐气，刻画了他目光如炬、料事如神、指挥若定的自信，刻画了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雄才大略，刻画了他“弹指一挥间，强虏灰飞烟灭”的风流潇洒，刻画了他心系家国和民族安危的博大胸怀。毛泽东的形象成为整组作品的焦点和亮点。
　　


　　刘万琪先生在创作这件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时，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研究，对这段历史、对这些历史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处理得十分巧妙，顾盼有致。遵义会议解决了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前途以及领导权的问题，但并没有在思想上达到完全统一认识。秦邦宪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何克全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李德坚决不同意对他的批评，周恩来及其他同志则完全同意张闻天及毛泽东、王稼祥的报告和意见。所以，“场面有些混乱”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反映。
　　《历史转折》取法于中国传统的大写意笔法，不求形似，沉着痛快，气象森然。有人这样评论齐白石的画，说：“画幅虽小，也能觉气势磅礴。倘若画的是长屏巨幛，那就更觉气势逼人，气象万千，看画人瞠乎自微了。”也有人这样评论李苦禅的画：“笔笔沉雄，简直和‘铁画’一样，厚而且沉，凝重有力，不是飘逸，而是魁伟！”又说：“苦禅作画，用笔非常简洁，大力着重于对象的精神状态，不在皮毛上多下功夫，致有‘毛而失貌’之弊。他的画粗枝大叶，但却栩栩如生，看了画得不像，但却越看越有味，这就是对他的画要‘读’才能更觉其造诣之高的所在。”我以为，看到了刘万琪先生的《历史转折》就如同看到了齐白石先生和李苦禅先生以如椽大笔写就的巨幅宏构，令人感到振奋，感到一股逼人的磅礴气势，感到一种勃发、贲张的无穷生命力扑面而来，感到了70年前那个历史瞬间所凝结的沉重与不朽。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政治不是艺术所唯一表现的对象，而艺术则是政治的最佳表现形式。离开了政治，艺术则会变得若“言之无物”；离开了艺术，政治的表现则会苍白乏力。只有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佳作。刘万琪和廖凯创作的这个群雕《历史转折》，堪称重大题材的力作，堪称表现政治题材的雕塑作品范例。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当前的雕塑创作与艺术家所肩负的历史、社会责任。
　　
　　刘万琪1935年生，1956年四川美术学院毕业，1963年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班毕业。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会员、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近年来创作雕塑作品800余件，200余件被中国美术馆等国内外机构、个人收藏。《哥俩好》、《山寨女》、《鹏韵》参加第六、七、八届全国美展并获奖。
　　廖凯1970年生。1986年从事雕塑工作，先后受教于贵州省城市雕塑工作室、贵州艺专美术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