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河南南阳,乡镇教师的月工资大约1500元左右。每年,他们要拿出数百元征订当地党报《南阳日报》。“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你订也得订,不订也得订!”校长说。
背后的操盘手则是南阳宣传部门官员。他们的逻辑是:教师是吃财政饭的,所以不能算是强行摊派,只能算是“公费订阅”
“又涨价了,比《人民日报》还贵。”
2008年立冬后,第12周周会上,校长向许小冰和其他老师们宣布了订《南阳日报》的消息——全年318元。2009年,这份报纸涨了90元,许小冰的月薪只涨了30元。
但“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你订也得订,不订也得订!”许小冰说。这是“校长在会上严肃地传达的理念”。
许小冰是南阳市唐河县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她已经记不清这是被“自愿”订阅南阳市委机关报的第几个年头了。但她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逼我订?
“唐僧肉”
2008年10月29日和11月5日下午,南阳市2009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两度召开。
南阳市委宣传部部长一再强调,“确保党报党刊发行数量稳定”,最后要求,“11月底前圆满完成《南阳日报》等党报党刊征订任务”。
近年,曾在计划经济时代占绝对优势的党报党刊,不断受到都市报和新兴媒体的冲击。全国记协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地级党报的发行量仅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六成。但在人口逾千万的南阳市,《南阳日报》的发行量经久不衰。据其公开数据表明,《南阳日报》1991年发行数量为11万份,2008年为14万份,势头“稳中有升”。这和《南阳日报》强有力的发行系统密不可分。
发行会刚一结束,《南阳日报》就广而告之,“一份市民朋友喜闻乐见的报纸,你订了吗?”为了“方便党报走进千家万户”,南阳市区个人的全年订阅费用是120元——这和老师的318元的订阅费用几乎差了3倍。因为《南阳日报》发行中心以及南召县(南阳下辖)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均认为,吃县财政饭的老师即使从工资里出钱,也“属于公费订阅”。
然后是各个县的征订进度竞赛。那段时间,许小冰总能在中央台的电影频道看到当地电视台插进去的滚动字幕,汇报着:第一名,宛城区;第二名,内乡县;第三名,西峡县……
《南阳日报》的发行量从市委宣传部到县委宣传部的一个订阅任务量,再从县委宣传部到各乡镇各部门的精确分配,最后总是沉甸甸地落到“最需要学习”的老师头上。
拿唐河县一所普通乡村小学来说,平均15个老师需要购买12份《南阳日报》,合计近4000元。在邓州县某初中,甚至有老师把订《南阳晚报》的任务摊给学生,每人交4元钱。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掌握的资料,在南阳市的15个县市区里,已有多处教师抗议过《南阳日报》的大规模摊派。抗议者是清一色的乡镇教师。市区的老师没有订阅任务。“以前唐河县城关的老师也得订,后来一闹,也就没事了。”许小冰说。
按国家规定,要保证党报党刊的公费订阅。而对于势单力薄且债台高筑的乡镇小学,经费寥寥无几,还时常得咽下各级领导的摊派任务。面对一个不得不消化的订阅数字,那些终于在2003年吃上“财政饭”的乡镇老师们便成了“冤大头”。之前,他们被拖欠工资是常事。
“这年头,老师像块唐僧肉。”许小冰说。有老师隐约觉得不对劲,比如2007年底,每两个老师合订一份《南阳日报》(228元)和《南阳晚报》(120元),每个人交了212元,等于交了1.2倍的钱,拿了一份报纸。在偏僻的乡镇,报纸一星期一送,报纸没人看,都成堆了。
但除了忍气吞声,似乎没有别的办法。“现在乡村学校编制很紧张,一来怕被开除,二来不想被调到离家人很远的地方。”
“花钱买平安”,这是许小冰和同事们的共识。
不订就“树典”
许小冰平时也读报,但“我一般不看《南阳日报》”。
“如果你这消息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我们当然关心。像《人民日报》传达中央精神,让我明白国家的政策导向。《南阳日报》,它就是一份市领导县领导的起居录,广告很多,还炮制新闻。”
许小冰的家乡唐河县因境内的唐河而得名,过去清澈见底,而今已为工业建设付出惨重代价。“前几年报纸上说,唐河要建一个污水处理厂,‘2006年底建成投入运营’,到现在还没动静,污水还是往河里排,脚踩进去油腻腻的。”
还有远程教育。2007年10月16日的《南阳日报》说:“我市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年底前将实现100%覆盖”。许小冰说:“明明各农村学校配备的远程教育器材只有一套,很多学校还没有老师熟练掌握操作常规,甚至连开机关机都不清楚,很多学校的这一系统基本闲置,个别学校的这一系统安装不久就被盗被毁坏,老师们很难摸到,学生用也难得。”
最让许小冰哭笑不得的,是县机关报《唐河消息》(已停刊)曾推出“唐河教师踊跃征订《南阳日报》”的报道。与此相反,不合作者也会被“树典”——
“内乡裕隆花园酒店已经申报了三星级宾馆,负责人自称该单位是学习型企业。然而,该单位却没有征订一份党报。……记者郑重告诉李峰(负责人):征订党报党刊是学习宣传党的政策的需要,是营造企业文化和学习氛围的需要。……该酒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内乡裕隆花园酒店学习风气非常浓厚,正在打造学习型企业。记者心生疑窦,连一份党报都不征订,怎么可能打造“学习型企业”?怎么可能达到与三星级宾馆、酒店相匹配的软件建设?不仅如此,这位负责人还说,不怕登报曝光,不订还是不订。”
这条新闻上了《南阳日报》2004年12月24日的头版。
夹在行政的罅隙里,教师们敢怒不敢言:一方面,“踊跃”订阅的教育部门常常为广大市民作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则是强迫征订,即便一家三口全是教师,也不能幸免。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2008年,在很多贴吧上《周口日报》《郑州日报》《徐州日报》摊派的质疑声不绝于耳。
2003年年底,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副司长王国庆说,“党报摊派依然存在”,“且集中在乡镇一级”。
现实是,越是基层贫困的地方,地市级党报的摊派压力越大,越难“贴近”。
“极个别现象”?
2003年报刊治理工作后,地级党报的人头摊派从农民转移到吃“财政饭”的乡镇教师身上。此后3年,央视《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曾对乱摊派的地市级党报多次曝光。2004年,河南省汝南县三里店乡中心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因为摊派《驻马店日报》受到撤职处分。
一位被迫征订报刊的老师认为,“下面的教育部门只是在背黑锅”。
事隔4年,在距离驻马店150公里之遥的南阳,摊派仍在继续。
一位向上级反映情况多年的老师说,“不但没人管,还加码儿了。《南阳日报》价格上涨不说,本来1995年还是两人合订一份,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人手一份了。”
而各级负责人对摊派情况的反映不尽一致。
一名乡镇小学的校长对此迟疑着说:“这个问题不好讲,服从领导是我们应该做的”。
唐河县教委一名负责过发行工作的离职人员说:“咱也没办法。”
唐河县宣传部副部长金少庚表示不知道摊派一说,他说:“我们都是从各单位的财政拨款里拿的。”
全权负责《南阳日报》发行工作的南阳市委宣传部新闻科里,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摊派是“极个别现象”,认为记者所言“过于严重”。
12月22日上午10时,《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南阳市委宣传部新闻科,该科室示意记者应该去找宣传部的对外宣传办公室。之后,外宣办主任薛霆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党报党刊不叫摊派”,建议记者先返回学习中央相关精神,同时建议记者“以报道南阳市的发展建设和旅游景点为宜”。
16:31,《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两次致电新闻科,工作人员在表示征求领导意见后,拒绝了采访。
2005年报刊征订高峰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再次把报刊治理提上重要日程。中央报刊治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各部门均不得通过发文件、下指标等手段摊派发行报刊”,并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加大督察、责任追究和教育力度。
发文件、下指标的方式已成为禁区,而被南阳市委宣传部默许的是,基层部门以“各种方式”确保发行数量稳定。
2008年底,《南阳日报》的征订工作接近尾声。11月28日的《南阳日报》决出了第一名——《桐柏率先完成本报征订任务》,该县“分7个小组,划片分包单位,任务落实到人,一天一督促、一天一汇报,对率先完成任务的单位予以表扬,对完不成任务的加压增责。”
12月初,许小冰从校长办公室领回了近两个月的《南阳日报》,厚厚一沓。没有翻一下,这些报纸便被悉数送去校门口的废品回收站。
“八毛五一斤,一年的报纸能卖三四十块吧。”许小冰掐掐指頭说。
(应受访者要求,许小冰为化名)
背后的操盘手则是南阳宣传部门官员。他们的逻辑是:教师是吃财政饭的,所以不能算是强行摊派,只能算是“公费订阅”
“又涨价了,比《人民日报》还贵。”
2008年立冬后,第12周周会上,校长向许小冰和其他老师们宣布了订《南阳日报》的消息——全年318元。2009年,这份报纸涨了90元,许小冰的月薪只涨了30元。
但“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你订也得订,不订也得订!”许小冰说。这是“校长在会上严肃地传达的理念”。
许小冰是南阳市唐河县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她已经记不清这是被“自愿”订阅南阳市委机关报的第几个年头了。但她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逼我订?
“唐僧肉”
2008年10月29日和11月5日下午,南阳市2009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两度召开。
南阳市委宣传部部长一再强调,“确保党报党刊发行数量稳定”,最后要求,“11月底前圆满完成《南阳日报》等党报党刊征订任务”。
近年,曾在计划经济时代占绝对优势的党报党刊,不断受到都市报和新兴媒体的冲击。全国记协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地级党报的发行量仅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六成。但在人口逾千万的南阳市,《南阳日报》的发行量经久不衰。据其公开数据表明,《南阳日报》1991年发行数量为11万份,2008年为14万份,势头“稳中有升”。这和《南阳日报》强有力的发行系统密不可分。
发行会刚一结束,《南阳日报》就广而告之,“一份市民朋友喜闻乐见的报纸,你订了吗?”为了“方便党报走进千家万户”,南阳市区个人的全年订阅费用是120元——这和老师的318元的订阅费用几乎差了3倍。因为《南阳日报》发行中心以及南召县(南阳下辖)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均认为,吃县财政饭的老师即使从工资里出钱,也“属于公费订阅”。
然后是各个县的征订进度竞赛。那段时间,许小冰总能在中央台的电影频道看到当地电视台插进去的滚动字幕,汇报着:第一名,宛城区;第二名,内乡县;第三名,西峡县……
《南阳日报》的发行量从市委宣传部到县委宣传部的一个订阅任务量,再从县委宣传部到各乡镇各部门的精确分配,最后总是沉甸甸地落到“最需要学习”的老师头上。
拿唐河县一所普通乡村小学来说,平均15个老师需要购买12份《南阳日报》,合计近4000元。在邓州县某初中,甚至有老师把订《南阳晚报》的任务摊给学生,每人交4元钱。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掌握的资料,在南阳市的15个县市区里,已有多处教师抗议过《南阳日报》的大规模摊派。抗议者是清一色的乡镇教师。市区的老师没有订阅任务。“以前唐河县城关的老师也得订,后来一闹,也就没事了。”许小冰说。
按国家规定,要保证党报党刊的公费订阅。而对于势单力薄且债台高筑的乡镇小学,经费寥寥无几,还时常得咽下各级领导的摊派任务。面对一个不得不消化的订阅数字,那些终于在2003年吃上“财政饭”的乡镇老师们便成了“冤大头”。之前,他们被拖欠工资是常事。
“这年头,老师像块唐僧肉。”许小冰说。有老师隐约觉得不对劲,比如2007年底,每两个老师合订一份《南阳日报》(228元)和《南阳晚报》(120元),每个人交了212元,等于交了1.2倍的钱,拿了一份报纸。在偏僻的乡镇,报纸一星期一送,报纸没人看,都成堆了。
但除了忍气吞声,似乎没有别的办法。“现在乡村学校编制很紧张,一来怕被开除,二来不想被调到离家人很远的地方。”
“花钱买平安”,这是许小冰和同事们的共识。
不订就“树典”
许小冰平时也读报,但“我一般不看《南阳日报》”。
“如果你这消息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我们当然关心。像《人民日报》传达中央精神,让我明白国家的政策导向。《南阳日报》,它就是一份市领导县领导的起居录,广告很多,还炮制新闻。”
许小冰的家乡唐河县因境内的唐河而得名,过去清澈见底,而今已为工业建设付出惨重代价。“前几年报纸上说,唐河要建一个污水处理厂,‘2006年底建成投入运营’,到现在还没动静,污水还是往河里排,脚踩进去油腻腻的。”
还有远程教育。2007年10月16日的《南阳日报》说:“我市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年底前将实现100%覆盖”。许小冰说:“明明各农村学校配备的远程教育器材只有一套,很多学校还没有老师熟练掌握操作常规,甚至连开机关机都不清楚,很多学校的这一系统基本闲置,个别学校的这一系统安装不久就被盗被毁坏,老师们很难摸到,学生用也难得。”
最让许小冰哭笑不得的,是县机关报《唐河消息》(已停刊)曾推出“唐河教师踊跃征订《南阳日报》”的报道。与此相反,不合作者也会被“树典”——
“内乡裕隆花园酒店已经申报了三星级宾馆,负责人自称该单位是学习型企业。然而,该单位却没有征订一份党报。……记者郑重告诉李峰(负责人):征订党报党刊是学习宣传党的政策的需要,是营造企业文化和学习氛围的需要。……该酒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内乡裕隆花园酒店学习风气非常浓厚,正在打造学习型企业。记者心生疑窦,连一份党报都不征订,怎么可能打造“学习型企业”?怎么可能达到与三星级宾馆、酒店相匹配的软件建设?不仅如此,这位负责人还说,不怕登报曝光,不订还是不订。”
这条新闻上了《南阳日报》2004年12月24日的头版。
夹在行政的罅隙里,教师们敢怒不敢言:一方面,“踊跃”订阅的教育部门常常为广大市民作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则是强迫征订,即便一家三口全是教师,也不能幸免。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2008年,在很多贴吧上《周口日报》《郑州日报》《徐州日报》摊派的质疑声不绝于耳。
2003年年底,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副司长王国庆说,“党报摊派依然存在”,“且集中在乡镇一级”。
现实是,越是基层贫困的地方,地市级党报的摊派压力越大,越难“贴近”。
“极个别现象”?
2003年报刊治理工作后,地级党报的人头摊派从农民转移到吃“财政饭”的乡镇教师身上。此后3年,央视《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曾对乱摊派的地市级党报多次曝光。2004年,河南省汝南县三里店乡中心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因为摊派《驻马店日报》受到撤职处分。
一位被迫征订报刊的老师认为,“下面的教育部门只是在背黑锅”。
事隔4年,在距离驻马店150公里之遥的南阳,摊派仍在继续。
一位向上级反映情况多年的老师说,“不但没人管,还加码儿了。《南阳日报》价格上涨不说,本来1995年还是两人合订一份,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人手一份了。”
而各级负责人对摊派情况的反映不尽一致。
一名乡镇小学的校长对此迟疑着说:“这个问题不好讲,服从领导是我们应该做的”。
唐河县教委一名负责过发行工作的离职人员说:“咱也没办法。”
唐河县宣传部副部长金少庚表示不知道摊派一说,他说:“我们都是从各单位的财政拨款里拿的。”
全权负责《南阳日报》发行工作的南阳市委宣传部新闻科里,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摊派是“极个别现象”,认为记者所言“过于严重”。
12月22日上午10时,《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南阳市委宣传部新闻科,该科室示意记者应该去找宣传部的对外宣传办公室。之后,外宣办主任薛霆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党报党刊不叫摊派”,建议记者先返回学习中央相关精神,同时建议记者“以报道南阳市的发展建设和旅游景点为宜”。
16:31,《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两次致电新闻科,工作人员在表示征求领导意见后,拒绝了采访。
2005年报刊征订高峰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再次把报刊治理提上重要日程。中央报刊治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各部门均不得通过发文件、下指标等手段摊派发行报刊”,并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加大督察、责任追究和教育力度。
发文件、下指标的方式已成为禁区,而被南阳市委宣传部默许的是,基层部门以“各种方式”确保发行数量稳定。
2008年底,《南阳日报》的征订工作接近尾声。11月28日的《南阳日报》决出了第一名——《桐柏率先完成本报征订任务》,该县“分7个小组,划片分包单位,任务落实到人,一天一督促、一天一汇报,对率先完成任务的单位予以表扬,对完不成任务的加压增责。”
12月初,许小冰从校长办公室领回了近两个月的《南阳日报》,厚厚一沓。没有翻一下,这些报纸便被悉数送去校门口的废品回收站。
“八毛五一斤,一年的报纸能卖三四十块吧。”许小冰掐掐指頭说。
(应受访者要求,许小冰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