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王逸舟教授推出新著《中国外交新高地》，这是一部努力将中国外交研究提升到一个视野更开阔、风景更动人、思想更深刻之新境界上的新著。
　　在作者看来，30年中国外交登越而上的“新境界”，体现在三个“风景大美”的方面：“中国外交新高地”、“全球政治新景观”、“理论研究新平台”。而30年的中国外交实践，就是一个努力复兴中华文明“和平生存”历史传统，努力构建当代中国“和平复兴”外部环境，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进程并使之逐渐成为全球国际关系主流选择的过程。这一切，构成了导致中国自身成功发展并影响世界的核心战略思想和外交实践新思维，它是中国历史精神的现代传承，也是适应时代变革需要的创新发展，既是“现实主义”的，亦是“建构主义”的。这些重大变革构成了一幅“展示着静悄悄却富于成效的中国外交革命历史画卷”，中国因为自我变革进程的推进而把自己由一个世界秩序的边缘者与造反者，改造成为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与世界发展的推进者，并因此也完成了中国古老文明的现代历史再造。今天，中国正以自己的和平建设者姿态，逐渐地向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带位移，并开始通过提供国际安全、和平、发展之公共产品而尝试引导未来世界的变革走向。
　　恰似而立之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当下的中国外交也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地上：这是一个视野比过去开阔、风景看上去“大美”的位置，“一个在全球政治与国际关系中地位不断上升的位置”。站到这样一个位置上的中国，自当见识到国际风云与世界政治那更加丰富多样的新景观、新气象，而所面临的危险、压力与挑战也将日益复杂艰险。着眼于中国外交置身霄汉之后可能面对的新景观、新挑战，及在此境界上中国外交必须立足的坚实根基与必须蓄养的胸襟气度，作者梳理了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各家各派，对那些富于思想与知识创新的西方学者们面对变幻的世界时，如何以独特的视角构建理论以解释国际关系演变之路和国家民族兴亡之道一一作了述评，同时详细阐释了中国外交在新世纪里面临的新挑战与新议题，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关乎未来中国外交总体走向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作者希望这些追问与思考，拓展出视野更开阔、内容更丰富、方法更多样的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新平台，“以为新时期实现中国外交跃进的某种思想准备”。
　　作者在思考和阐释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温润执中、理性平和的改良意识与发展意识，在面对重大问题和分歧时所采用的更加审慎平衡、更加注重整体与全面的提问与解答方式，对予正在成长中的中国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来说，有重要的启示与建构意义。
　　追求学术主体意识与学者独立人格，呈现个性化的治学风格与亲切感人的才情志意，表达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意识与世界情怀，是当代中国学术伴随中国发展日益走向成熟自觉的一个思想表征，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在精神文化上更深层次的表现。作者在《自序》中这样说，“中国学界有关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不应是充满匠气的机械工作或唯上唯书的对策讨论，而要成为有思想性、有问题意识、有批判精神、有各种情趣的探索。”作者努力将自己的才情志意融于学术之中，将外交与国际关系之研究也当作一种有情有义的心灵探索，让自己成为“一个深爱祖国母亲，又有真切全球关怀的国际问题专家”，“让自己的研究事业充满乐趣和想象空间”，这些努力，使其学术呈现着一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延续下来的气质与情感。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此书是要“用这片土地上通用的语言”，来关注“中国的事”，“说中国自己的问题”。这是一种站在时代前沿的学术追求，是作者努力要去拓展的一种学术新境界。因为之所以要“说中国的事”、“引用中国的事”，是因为这30年中国的事是如此的精彩，如此的重大，足供世人评说议论。而要“说中国自己的问题”，是因为这30年中国变革发展所经所历之事，所累所积之经验，都已向理论研究者们提出了太多需要回应解答的问题。而“用这片土地上的语言”，是因为由中国问题中国事象所构造的“中国语境”，自然当用中国人可以理解的语言去言说。当代中国学术需有世界之视野，有国际之对话，但只有真正懂得中国的事，关注中国的问题，用自己的语言说自己的事，而不是跟如鹦鹉学舌，才能“在世界学界赢得自己的话语权和更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