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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界倒掉了。粗看之下，又是一个从膨胀到胀破的气球式过程。然而，家世界的背后，有不一样的风光。
看杜厦的成长史，第一感觉就是《年轮》或者《血色浪漫》的翻版和原型，透过他的目光，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时代，一个至今令我们沉甸甸的时代。
性格决定命运。杜厦今天的选择，是在他昨天已经构成的基因。
疯狂时代异类人
杜厦的前三十年，主要内容就是受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受尽了这个年龄所能受的苦。”
杜厦有着普通创业者极少有的家世，换句话说，也是名门之后。但在他的人生中，这种家世代给他的不是白家大宅门的荣耀，而是苦难和歧视。
他的父亲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出任国民党财政部高官，还在中统任过职；他的母亲则是天津一名大企业家的千金小姐。在北平解放之前，有地下党写信挽留其父为新中国服务，杜父跟随傅作义起义留在了大陆。
然而，因为这种特殊的家世，杜厦一家人后来屡遭罹难。杜父后进牢狱，直至以戴罪之身离开人世。因为杜厦的一个舅舅跟随国民党军队跑到了台湾，他的另一个舅舅在镇压反革命时被定死刑。时至1982年，国务院平反办公室才到南开大学找到杜厦，为其父平反。
至于杜厦，出生于1948年，背负着长辈罪名遗产而成长。这种苦难的经历让他学会了倔犟和顽强，或许还有玩世不恭和桀骜不驯。这种性格也许就是他日后创造一个个记录，不按常理出牌的根源。
杜厦曾就学于北京四十七中，出身不好的学生只有一小撮，而杜厦就是其中之一。“文革”开始后，这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一共被打死了29人，杜厦屡遭殴打而未被打死，且以抗争出名。1967年18岁的杜厦离开学校去西藏串联，守卫大昭寺一个月。回到北京刚进学校，90多个人围上来殴打杜厦一个人。杜厦昏死过去，长达36个小时。事后他脱下来的衣服泡在一个澡盆里，一盆水都被染得鲜红。
1967年夏天，北京市要送一批知识青年去北大荒。杜厦也想去，可是以他的身份还没有接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改造资格，于是，杜厦化了装奔向北京火车站，试图浑水摸鱼过关。消息泄漏，曾有一群红卫兵涌向火车站去拦阻，但没有能够阻挡杜厦爬上开往北大荒的火车，成为内蒙古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
在当年曾被以理想主义色彩去描绘的北大荒，对当时的“黑五类”并不仁慈，杜厦成为一匹孤独的狼。那时候的杜厦，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只能勇于奋争，“谁敢把我不当人一样地看待，我就消灭谁。”因私藏三支手枪，杜厦曾经锒铛入狱。
幸运于时代转折点
命运的转机在1977年到来，国家恢复了高考，由此改变了一批人的人生。但是，杜厦仍然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习惯于抗争的杜厦不顾一切想改变命运，直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以捍卫自己考试的权利。黑龙江省初试后15天，居然真的从邓办来了一封回信，杜厦才得以参加了高考。尽管考试成绩不错，由于政审盖着“三类”，杜厦只能被黑龙江佳木斯师专录取。
杜厦的父母都是学经济学的，这让杜厦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理想：“成为中国的经济学家”。这个理想促使他不会满足于现状。１９７９年，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杜厦出人意料地报考南京大学研究生，成为南京大学改革开放以后所有研究生考试成绩中的第一名。当时，南京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只收本科学历的考生。幸运的是，杜厦报考的导师吴可杰老师十分欣赏杜厦，仗着自己是南京大学五个学术委员之一的身份，逼着江苏省教委给杜厦发了录取通知书。此时，学校已经开学15天了。杜厦进入南京大学，创造了一个记录：中国第一个数量经济学研究生。
从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杜厦来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任副教授，是南开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教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是中国高校首个经济研究所，在当时中国无异于经济学的“柏拉图学园”，杜厦很快凭借勤劳和智慧声名鹊起，跻身“经济学者”之列。
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开了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这是我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标志。杜厦参加了这次会议，碰到了当时还是一名西北大学本科生的张维迎，并成为一生好友。
1984年，杜厦参加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著名的“莫干山会议”。会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年轻研究员们大放异彩：包括杜厦在内的四名年轻经济学者向中央提出了“价格改革”的重要建议，并在会议上提议成立全国中青年经济学会，创刊《中青年经济论坛》杂志。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四条汉子”由此得名。“四条汉子”中的另外三人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秘书长李罗力、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哈佛大学博士）。
在经济学家的光环下，杜厦赢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瑞环亲自批准杜厦到天津市外经贸委任研究室副主任，《天津日报》头版报道了他的履新。于是，杜厦一边在学校做学者，一边在政府做官员，成为那时全天津唯一拿两份工资的两栖人才。1987年，荣毅仁亲自点将，让杜厦到中信组建一个中信研究所，研究中国的对外开放。于是杜厦成为中信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深圳和香港研究所所长。
秀才经商三年不成
在这一段时期里，虽然还在体制内做研究，脚跨政界学界的杜厦已经初步展露出商业天才和敏锐的形势洞察力。当然，这也许是出自遗传，但更多的来源于多年苦难磨砺出的生存本能。
到南开大学第一年，南开大学没钱盖谊园，当时还是讲师的杜厦帮南开大学弄到了钱。
1985年《中青年经济论坛》创刊，虽然挂靠在《经济日报》下面，但是经费却很成问题。杜厦一出马两个星期就搞定了50万元，那时候50万元可是一笔大钱。他还带回来一个《经济日报》的记者证，帮助他们蹭了很多买不到票的会议。
因此，杜厦的同事们都认为他天生是一个做生意的材料。1988年，见识过香港和美国繁华的杜厦耐不住寂寞下了海，注册了深圳伯革思发展有限公司，自己任总经理。此时他已年届40岁，又创造了一个记录：中国智商最高的个体户。
对于杜厦下海的原因，他并没有给外界一个标准答案。比较高大全的答案是：“我认为我们这些学者实际上对中国真正的经济现实一无所知，只是被一个历史的车轮推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台，还必须要给中国体制改革开药方。我们是隔山卖牛。所以我认定我需要下海，需要经商。”另一个比较通俗和人性化的答案是：“自己每月120多元工资，香港大学教授4万港元年薪，我没有钱请国外的同行喝一杯咖啡。”
想赚快钱的杜厦和很多初期创业者一样，为了实现原始积累什么都干。他的公司业务很复杂，他的第一个突破性业务是做演艺公司，成为中国最早的演艺公司之一。
1988年李宁从汉城奥运会的吊环上摔了下来，想举办个人运动生涯告别晚会却无人捧场。有朋友向他推荐杜厦。在崇文门的便宜坊烤鸭店，李宁和杜厦第一次见面，后者被李宁的泪水打动了。杜厦在没有一分钱的情况下，不仅让晚会取得了成功，还赚了40万元利润。后来，杜厦与李宁成为好朋友，李宁在开公司成功之后还把皮具厂交给杜厦做，让他有了一个稳定的利润来源。
接下来，杜厦又操作了跳水女皇高敏的告别演出以及1990年俄罗斯大马戏团到中国的巡回展演。
杜厦的下一个目标是在香港股市炒股、炒外汇。开始，杜厦一度获利丰厚，但高扬的信心让他遭遇人生的一个重大挫折。1989年，杜厦看好日元升值，趁跌势重仓日元，欲搏击市场。为此，杜厦投入了所有1300万港元资本，只剩下3000元钱。结果，1990年日本首相走马灯似地换，日元跌跌不休，钱全都赔进去了。万念俱灰的杜厦站到香港一大厦的楼顶准备自杀，被夫人及时劝阻而重整旗鼓，选择了赚钱还债。后来，杜厦称此为“我一生经历的最大一个坎”。
看杜厦的成长史，第一感觉就是《年轮》或者《血色浪漫》的翻版和原型，透过他的目光，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时代，一个至今令我们沉甸甸的时代。
性格决定命运。杜厦今天的选择，是在他昨天已经构成的基因。
疯狂时代异类人
杜厦的前三十年，主要内容就是受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受尽了这个年龄所能受的苦。”
杜厦有着普通创业者极少有的家世，换句话说，也是名门之后。但在他的人生中，这种家世代给他的不是白家大宅门的荣耀，而是苦难和歧视。
他的父亲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出任国民党财政部高官，还在中统任过职；他的母亲则是天津一名大企业家的千金小姐。在北平解放之前，有地下党写信挽留其父为新中国服务，杜父跟随傅作义起义留在了大陆。
然而，因为这种特殊的家世，杜厦一家人后来屡遭罹难。杜父后进牢狱，直至以戴罪之身离开人世。因为杜厦的一个舅舅跟随国民党军队跑到了台湾，他的另一个舅舅在镇压反革命时被定死刑。时至1982年，国务院平反办公室才到南开大学找到杜厦，为其父平反。
至于杜厦，出生于1948年，背负着长辈罪名遗产而成长。这种苦难的经历让他学会了倔犟和顽强，或许还有玩世不恭和桀骜不驯。这种性格也许就是他日后创造一个个记录，不按常理出牌的根源。
杜厦曾就学于北京四十七中，出身不好的学生只有一小撮，而杜厦就是其中之一。“文革”开始后，这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一共被打死了29人，杜厦屡遭殴打而未被打死，且以抗争出名。1967年18岁的杜厦离开学校去西藏串联，守卫大昭寺一个月。回到北京刚进学校，90多个人围上来殴打杜厦一个人。杜厦昏死过去，长达36个小时。事后他脱下来的衣服泡在一个澡盆里，一盆水都被染得鲜红。
1967年夏天，北京市要送一批知识青年去北大荒。杜厦也想去，可是以他的身份还没有接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改造资格，于是，杜厦化了装奔向北京火车站，试图浑水摸鱼过关。消息泄漏，曾有一群红卫兵涌向火车站去拦阻，但没有能够阻挡杜厦爬上开往北大荒的火车，成为内蒙古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
在当年曾被以理想主义色彩去描绘的北大荒，对当时的“黑五类”并不仁慈，杜厦成为一匹孤独的狼。那时候的杜厦，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只能勇于奋争，“谁敢把我不当人一样地看待，我就消灭谁。”因私藏三支手枪，杜厦曾经锒铛入狱。
幸运于时代转折点
命运的转机在1977年到来，国家恢复了高考，由此改变了一批人的人生。但是，杜厦仍然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习惯于抗争的杜厦不顾一切想改变命运，直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以捍卫自己考试的权利。黑龙江省初试后15天，居然真的从邓办来了一封回信，杜厦才得以参加了高考。尽管考试成绩不错，由于政审盖着“三类”，杜厦只能被黑龙江佳木斯师专录取。
杜厦的父母都是学经济学的，这让杜厦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理想：“成为中国的经济学家”。这个理想促使他不会满足于现状。１９７９年，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杜厦出人意料地报考南京大学研究生，成为南京大学改革开放以后所有研究生考试成绩中的第一名。当时，南京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只收本科学历的考生。幸运的是，杜厦报考的导师吴可杰老师十分欣赏杜厦，仗着自己是南京大学五个学术委员之一的身份，逼着江苏省教委给杜厦发了录取通知书。此时，学校已经开学15天了。杜厦进入南京大学，创造了一个记录：中国第一个数量经济学研究生。
从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杜厦来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任副教授，是南开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教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是中国高校首个经济研究所，在当时中国无异于经济学的“柏拉图学园”，杜厦很快凭借勤劳和智慧声名鹊起，跻身“经济学者”之列。
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开了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这是我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标志。杜厦参加了这次会议，碰到了当时还是一名西北大学本科生的张维迎，并成为一生好友。
1984年，杜厦参加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著名的“莫干山会议”。会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年轻研究员们大放异彩：包括杜厦在内的四名年轻经济学者向中央提出了“价格改革”的重要建议，并在会议上提议成立全国中青年经济学会，创刊《中青年经济论坛》杂志。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四条汉子”由此得名。“四条汉子”中的另外三人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秘书长李罗力、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哈佛大学博士）。
在经济学家的光环下，杜厦赢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瑞环亲自批准杜厦到天津市外经贸委任研究室副主任，《天津日报》头版报道了他的履新。于是，杜厦一边在学校做学者，一边在政府做官员，成为那时全天津唯一拿两份工资的两栖人才。1987年，荣毅仁亲自点将，让杜厦到中信组建一个中信研究所，研究中国的对外开放。于是杜厦成为中信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深圳和香港研究所所长。
秀才经商三年不成
在这一段时期里，虽然还在体制内做研究，脚跨政界学界的杜厦已经初步展露出商业天才和敏锐的形势洞察力。当然，这也许是出自遗传，但更多的来源于多年苦难磨砺出的生存本能。
到南开大学第一年，南开大学没钱盖谊园，当时还是讲师的杜厦帮南开大学弄到了钱。
1985年《中青年经济论坛》创刊，虽然挂靠在《经济日报》下面，但是经费却很成问题。杜厦一出马两个星期就搞定了50万元，那时候50万元可是一笔大钱。他还带回来一个《经济日报》的记者证，帮助他们蹭了很多买不到票的会议。
因此，杜厦的同事们都认为他天生是一个做生意的材料。1988年，见识过香港和美国繁华的杜厦耐不住寂寞下了海，注册了深圳伯革思发展有限公司，自己任总经理。此时他已年届40岁，又创造了一个记录：中国智商最高的个体户。
对于杜厦下海的原因，他并没有给外界一个标准答案。比较高大全的答案是：“我认为我们这些学者实际上对中国真正的经济现实一无所知，只是被一个历史的车轮推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台，还必须要给中国体制改革开药方。我们是隔山卖牛。所以我认定我需要下海，需要经商。”另一个比较通俗和人性化的答案是：“自己每月120多元工资，香港大学教授4万港元年薪，我没有钱请国外的同行喝一杯咖啡。”
想赚快钱的杜厦和很多初期创业者一样，为了实现原始积累什么都干。他的公司业务很复杂，他的第一个突破性业务是做演艺公司，成为中国最早的演艺公司之一。
1988年李宁从汉城奥运会的吊环上摔了下来，想举办个人运动生涯告别晚会却无人捧场。有朋友向他推荐杜厦。在崇文门的便宜坊烤鸭店，李宁和杜厦第一次见面，后者被李宁的泪水打动了。杜厦在没有一分钱的情况下，不仅让晚会取得了成功，还赚了40万元利润。后来，杜厦与李宁成为好朋友，李宁在开公司成功之后还把皮具厂交给杜厦做，让他有了一个稳定的利润来源。
接下来，杜厦又操作了跳水女皇高敏的告别演出以及1990年俄罗斯大马戏团到中国的巡回展演。
杜厦的下一个目标是在香港股市炒股、炒外汇。开始，杜厦一度获利丰厚，但高扬的信心让他遭遇人生的一个重大挫折。1989年，杜厦看好日元升值，趁跌势重仓日元，欲搏击市场。为此，杜厦投入了所有1300万港元资本，只剩下3000元钱。结果，1990年日本首相走马灯似地换，日元跌跌不休，钱全都赔进去了。万念俱灰的杜厦站到香港一大厦的楼顶准备自杀，被夫人及时劝阻而重整旗鼓，选择了赚钱还债。后来，杜厦称此为“我一生经历的最大一个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