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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到1980年的16年间，在中国西部13个省、自治区实施的“三线”建设，投资2052.68亿元人民币，建成星罗棋布的大中型项目1100多个。“三线”建设，使新中国有了安全的战略后方，为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基础，增强了国防实力、改善了工业布局。“三线”建设堪称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建设规模，它凝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的战略眼光与构思；展现出全体“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艰苦奋斗的顽强意志与精神风貌！“三线”建设，在世界经济史和军事史上都是无前例的。
毛泽东的构想
所谓“三线”，是按战略地位把全国地域划分为前线、中间、后方地区，分别简称“一线、二线、三线”。“三线”地区位于中国腹地，该区域离海岸线最近点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为后卫地域。“三线”地区四周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的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三线”犹如三道潜在的战略大屏障，“三线”地区是理想的战略大后方。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思考和筹划中国的“三线”建设。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周边局势严峻。1964年8月2日夜，美国“马克多斯”号驱逐舰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鱼雷艇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战火很快燃到了中国南部边境。中越边界、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不少中国军民倒在血泊之中。消息传来，毛泽东彻夜未眠。
美国制造的“北部湾事件”，证实了毛泽东对时局的判断。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的会议上毛泽东提醒大家：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工业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战备。”他批评中央主管工业的负责人：“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后来，经过毛泽东多次强调，“三线”建设作为国家经济建设重点，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共识，被提上了日程。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提议：国务院“三线”建设领导小组由李富春等13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赞同！并就李、薄、罗3人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交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作出批示：“精心研究，逐步实施。”
自此，中国的“三线”建设，全面启动。
全面启动实施
根据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构想和中央的部署，“三线”建设在1964年全面启动。遵照“大分散、小集中”，“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方针，依照当地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中央要求“三线”建设的企业要适应现代战争需要，远离大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三线”建设的企业和项目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1964年，是中国制造原子弹最关键的一年。围绕这一重点军事工程，中央在调派许多军队和科技骨干到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又调派大批军队和科技精英奔赴西部，加强核研制基地建设。该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部成功爆炸，是“三线”建设史页上最浓重的一笔。
“三线”建设大规模展开，为适应和加强组织领导，国务院成立了全面负责“三线”建设规划工作的机构，时称：“小计委”。随着“三线”建设进程，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凡在一个地区建设的各重大综合项目，都应采取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办法。以中央主管部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和管理，有关省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工地总指挥部，由冶金工业部统一领导；成立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的配套建设指挥部，由主管的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西南的中央直属建设项目，所有的施工力量、技术力量、设备和材料，由各有关部门统一安排，负责解决，由国家经委督促检查执行情况。所需的地方建筑材料和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临时工调配等由有关省区负责。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后来，彭德怀、钱敏被先后派任副主任）。根据工作需要，建立了“三线”建设总指挥部、铁道兵总指挥部，李井泉兼任总指挥长。
西南“三线”建设的许多重点项目放在四川，部分放在贵州和云南。“西南三线建委”负责指挥、协调中央各部门的“三线”建设，川滇黔省的建设项目各自负责。党中央、国务院先后确定西南“三线”建设由李先念、周恩来具体实施领导。
1965年，周恩来陪同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由重庆到武汉的途中，在船上听取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关于西南“三线”建设情况和经验的汇报后，作出指示：“三线”建设按物资作综合平衡，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节省下来的投资分为三份，一份留给建设单位，一份留给建筑单位，一份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周恩来特别强调：不占或尽量少占农民的良田好地；不拆或少拆民房；不迁或少迁居民；不准搞高标准非生产性建设，坚持和发扬延安精神，力求勤俭节约。要搞农业用水、农业用电，要给农民留肥料，留泔水给农民养猪，使农业增产增收。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主要讨论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意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指导方针，继续积极地推进“三线”建设，巩固和扩大建设成果。
从1964年起，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西北部转移。当年和以后几年的新建项目也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到1965年，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向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转移完毕，大多数新建和转移项目已落地建设或投入生产，一切运转正常。
在全面展开“三线”建设的1965、1966年，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如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等先后深入“三线”建设各地现场，实地考察和指导工作。由此可见，不仅毛泽东关注“三线”建设，而且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都重视，一同关心和支持“三线”建设。 攀钢基地建设
攀枝花钢铁厂，是西南“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为选好厂址，程子华与中央有关部委、四川省委负责同志和100多位各方面的专家、技术人员，对攀枝花、乐山、西昌等地18个备选厂址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实地考察、评估、论证，比较各址的优缺点后选择了攀枝花。攀枝花地区铁矿丰富，煤炭资源储量大，冶炼钢铁的辅助材料基本齐全；金沙江纵贯其间，有用之不竭的工业和生活用水；靠近铁路，便于连接六盘水地区的煤矿；挨近林区，可提供建筑木材；地处亚热带，农业生产条件较好。把工厂建在山脚的坡地上，既不占良田沃土，又有利于新兴城市建设。然而，地处川南山区的攀枝花交通十分不便。当时去那里作调查，要乘飞机、坐汽车、搭木船和爬山走路，从成都出发经西昌、会理、云南省仁和镇。汽车时而在金沙江岸海拔2000多米的悬崖间穿行，时而在岸畔河谷奔驰。要横渡金沙江，也要顺江而行，拍岸惊涛，险象环生；旷野荒凉，令人不寒而栗。
选定攀钢厂址，“三线”建委组织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的副部长，各部的计划局局长、基建局局长、设计院负责人，时任西南局书记阎秀峰、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云南省委书记郭超等到攀枝花现场调研、办公。经过8天的实地考察、各部制定建设规划计划、会议研讨，作出了冶金部和各部的综合平衡建设方案。
攀枝花钢铁基地确定后，毛泽东问：“攀枝花钢铁厂建设起来后，提不出铁、炼不出钢，后悔不后悔？”毛泽东自己回答：“不后悔。”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建设攀钢充满必胜的信心。
1965年秋，邓小平乘吉普车，沿险峻的山路来到攀枝花，审定钢铁厂建设方案后视察了规划中的厂址，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回到重庆时，招来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指示一机部要充实兵器工业的一些重要工厂的领导和技术力量。决定增派钱敏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加强领导。
当年，数万铁道兵开进川滇交界的群山之中，拉开了修筑成昆铁路的序幕。京、津、冀、鲁、豫五省的1500多辆汽车，满载设备和物资日夜奔跑在川滇道路上。10多万建设大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金沙江畔攀枝花地区安营扎寨，投身建设“三线”。
1966年3月31日，“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彭德怀来到攀钢建设基地检查指导工作。时任渡口（今攀枝花市）特区党委书记、攀钢总指挥徐驰，将彭德怀迎接到“13栋”休息。“13栋”是一座二层土楼，四周是特区党委和总指挥部办公用的干打垒房子，按顺序数到这儿为第十三栋，是接待中央领导同志的地方。出于战备需要保密十分严格，“三线”建设项目不许登报、广播，参建单位部门一律用××信箱代替，“13栋”就成了“番号”或“密码”。
第二天清晨，住“13栋”的彭德怀推开窗户，映入眼帘的是对岸建设者们搭建的席棚，一排排、一层层，依山而布。闯入耳膜的是隆隆机声、阵阵炮声、劳动者的欢叫声、喇叭里传来的乐曲声，一片欢腾。放眼对岸弄弄坪，三面被金沙江怀抱，如起锚远航的战舰。山峦重叠，沟壑纵列，光秃秃的山坡裸露着连绵山岩，嶙峋怪石在阳光下闪烁着赤褐色的微光。数条运送物资的简易公路在荒坡怪石间层层攀高，在山峦间忽隐忽现。铁道兵战士挥锤打眼，埋线放炮。塔吊铁臂高擎，将大型钢件卷起放下，繁忙装卸。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汽车，将荒坡铲平，将沟壑填平。建设者们在约2.5公里长、1公里宽、高差80米的深山陡坡上“弄”出5个大台阶、28个小台阶，建成165万平米、安装14万吨设备、摆放年产150万吨的钢铁厂。
上午，彭德怀以庐山会议以来难得的舒畅心情，站在攀钢沙盘前仔细听特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建设总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冶金部建设司司长李非平的介绍。彭德怀指着沙盘上建厂房的位置问：“这里的老百姓都安置好了吗？”
“彭总，请放心！”李非平指着沙盘说，“这里是荒山野岭，只有7户人家。听说建大钢厂，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为他们建了新房，他们就搬出‘弄弄坪’了。”
彭德怀满意地说：“这就好了，共产党不能做让老百姓不高兴的事啊！”听到了“弄弄坪”这个地名，彭德怀问：“这个地方自古就叫‘弄弄坪’？”
“不是，原来没有名字的。1965年邓小平来这里视察时，有人说这荒山峡谷无法安置大钢厂。邓小平听后笑了，指着荒山说‘这有什么，弄一弄不就平了吗！’从此，大家就把这里命名为‘弄弄坪’。”李非平答道。
听了李非平的讲述，彭德怀赞叹道：“小平这个人是很有魄力的。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好啊！”
攀钢建设初期惟一的现代化发电厂，凌空耸立在深山峡谷中。彭德怀随陪同人员来到电厂门前，听取电厂负责人的汇报。厂址紧临金沙江，背靠大山，岩体坚硬如铁。在7000平方米狭窄地基上安放6万千瓦火力发电厂，在全国实属罕见。然而，设计安装人员深入现场，从实际出发将厂房依山而建，将平坡式电厂改为阶梯式，将室外式升压站改为室内半敞开大厅式。其它辅助设备见缝插针，分层错列。这样的大型电厂占地仅2.74公顷，为同类型电厂占地面积的一半。在上海火电工程处的支援下，电厂如期建成，为攀钢基地建设当了“先行官”。彭德怀听了汇报和介绍很高兴，很满意。
待大家轻松一会儿，电厂负责人说：“彭主任，还有更神奇的电站呢！”彭德怀听说还有更“神奇”的电厂，迫不急待地要去看个究竟。
负责电厂工程的技术人员引领彭德怀一行，来到鲜为人知的山洞前，侃侃道来其“神奇”之处。
1965年冬，攀钢基地建设进入高潮，已投产的电力不能满足需要。为应对未来不可预测的战争，经国务院批准再建1座电站。上级要求再建电站要依山、靠水、隐蔽。承建该项目的国家建委土石方公司调动全国的精兵强将，会集在这荒凉山岭中放炮开山，挖石凿洞。机械设备一时无法全部到位，他们就凭借坚强的意志历时4年，从大山肚子里掏出土石方36万立方米，在大山心脏凿出一个底面积为22419平方米的洞室，安装了2台5000千瓦的高温高压双水内冷发电机组，建成举国罕见的地下电厂。再建的新电厂面临金沙江，背靠重重山峦、层层叠峰，处万山丛中的河谷地带，无论从空中、陆地都无法察觉到这里有厂房。彭德怀好奇地问：“这是火电厂，一冒烟，目标不就全暴露了？”技术人员回答说：“电厂没有建高大挺立的烟囱，烟尘通过埋设地下的涵洞将烟气运送远山，由多个排烟口释放，如山间的雾，就不会暴露目标了。万一某处冒烟处被炸，距发电设备很远，厂房也万无一失。”彭德怀连连点头，夸赞工程技术人员想得周全，考虑细致。说：“‘三线’建设就是为打仗作准备的，平时考虑周全了，战时就少流血。” 攀枝花钢铁基地，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视关怀下，经建设者的艰苦努力，如期建成。
解密八一六厂
曾代表中国“三线”建设时期最机密的816厂，隐匿在山体内。厂房进洞深度400米，核心部位的覆盖层在200米以上。作为冷战时期的产物，符合毛泽东“深挖洞”的精神。洞体可预防100万吨级氢弹在空中爆炸产生的冲击力，堪称“世界第一大人工军工洞体”。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出于“备战”考虑，中央决定将在甘肃的404工厂转移到更安全、更隐秘的西南地区。
1966年6月，二机部遵照中央指示，提交了由404厂先后在四川、贵州、云南、湖北、新疆等省区踏勘的90多个厂址中遴选出的17个方案。经领导和专家综合评估论证，认为“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重庆涪陵某地域，能满足“三线”建设要求。二机部审定后报国务院，周恩来批准启动。
816厂大规模建设伊始，“文化大革命”风暴向山沟沟袭来。虽有开工项目，但施工人员少，“抓革命”压倒了“促生产”，到1967年工程无大的进展。1968年厂革委会成立，随着“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一些人被“批斗”、“专政”。当毛泽东最高、最新指示传来，全厂人停下手中活参加游行、学习。到1969年，技术员都被派做技术含量不高的工种，知识分子不受重用。5月，解放军工程兵54师开挖洞体，从甘肃404厂调来的科技人员派做“三通一平”基建项目。雇用临时工，当地革委会查其祖宗三代后才盖章放行，工厂才能雇用。洞口设有岗哨，惟参建部队才能进洞。具有吃苦耐劳精神的工程兵指战员们，1天24小时三班倒不停机。一大通铺睡五六十人，夏天没风扇，蚊虫成阵；冬天没火炉，冻疮累累。他们不怕苦，不怕累。
到1982年，816厂完成工程总投资7.4亿元，土建工程100%，建筑工程85%和安装工程60%。就在这一年，传来816厂缓建的消息。“费了那么大的劲，花了那么多的钱，怎么缓建了？”全厂人都不理解，感到彷徨。有人说：“不打仗了，生产那么多核武器干啥？”经打听，“三线”的许多项目都关、停、转了。中美建交、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中国开始压缩军备和国防开支，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了！
1984年，816厂正式停建。面临改革开放的816厂，只有在“军转民”浪潮中开拓新路。先是做面包到南川去买，维持不了全厂5000多人的生计。拥有知识和技术优势，总要找条生路。中央领导来三峡视察，厂领导找机会争取国家大化肥厂项目。1985年秋他们为夺标做着精心准备，10月27日评审结果揭晓，816厂中标。消息传来，全厂鞭炮齐鸣、锣鼓喧天。11月，国家计委和化工部把中标结果上报国务院，李鹏批示：“如果上一个大化肥厂，我同意816，这可和三峡建设结合……”1985年，816厂大化肥项目被国家正式列入“七五”计划，在“军转民”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2000年，816厂在《816堆工洞体解密并对外开放的请示》中称：当前国际形势与816洞体上马时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的军工方针有了调整。认为816堆工已无复建利用可能，建议对816洞体工程及堆本体部分予以解密。拟利用原堆工洞体开发高科技旅游项目，盘活国有资产且能保值、增值和安置部分下岗职工，带动相关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2002年，代表国家“三线”建设最高机密和科技水平的地下核燃料基地，终于被国防工委批准部分解密。几经周折，“中国惟一解密核反应堆——世界第一大人工洞体”旅游项目规划于2010年正式启动。部分解密的核工业基地，为现代旅游业服务。
历史遗产宝贵
历时16年的“三线”建设，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以及全国的通力协作下，经过建设者的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基本达到毛泽东等预期要求，建成了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冶金、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制造基地，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其中一部分成为西部的脊梁，如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炼基地，酒泉、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成昆、川黔、贵昆、湘黔、襄渝、青藏（西宁至格尔木段）等铁路干线，四川核工业和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等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东方电机厂、东方锅炉厂、东方汽轮机厂等制造业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所、中国核动力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基础设施、工业基地、科研院所的建成，使中国的工业设施和科研在西部有了可靠的后方，初步改变了内地和西部及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社会进步。许多重要厂矿后来实行“军转民”，在经济建设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三江机械厂”为“神九”飞天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中央的嘉奖；“八一二核燃料厂”为大亚湾、秦山核电厂提供源源不断的核燃料；长庆、红光、晨光等兵器工厂“军转民”后生产电冰箱等民用产品，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发挥着积极作用。“三线”建设为“四化”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国小康社会的建设和建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线”建设在创造和留下物质遗产的同时，也给后来人留下宝贵的历史精神遗产。锻炼和造就了一代中国经济建设的领导者、管理人才和技术队伍以及建设者。知识和人才的储备，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继续发挥作用。在建设过程中取得的科研成果、经验教训，被后来人运用和汲取；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的精神品质，鼓舞和激励着今人。
限于当时对战争的认识和判断，把一些工厂建在了山沟沟里，使完整的生产过程被分散，对生产线的使用和机械化、电气化带来困难。在建的前期部分工程受到“文革”干扰，有的工期被拖长，有的项目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三线”建设是伟大的系统工程，它不仅为新中国构建成覆盖三分之二国土的战略大屏障，而且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推动是巨大的，对中国国力的提升发生了和发挥着重大作用。
毛泽东的构想
所谓“三线”，是按战略地位把全国地域划分为前线、中间、后方地区，分别简称“一线、二线、三线”。“三线”地区位于中国腹地，该区域离海岸线最近点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为后卫地域。“三线”地区四周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的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三线”犹如三道潜在的战略大屏障，“三线”地区是理想的战略大后方。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思考和筹划中国的“三线”建设。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周边局势严峻。1964年8月2日夜，美国“马克多斯”号驱逐舰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鱼雷艇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战火很快燃到了中国南部边境。中越边界、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不少中国军民倒在血泊之中。消息传来，毛泽东彻夜未眠。
美国制造的“北部湾事件”，证实了毛泽东对时局的判断。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的会议上毛泽东提醒大家：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工业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战备。”他批评中央主管工业的负责人：“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后来，经过毛泽东多次强调，“三线”建设作为国家经济建设重点，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共识，被提上了日程。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提议：国务院“三线”建设领导小组由李富春等13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赞同！并就李、薄、罗3人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交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作出批示：“精心研究，逐步实施。”
自此，中国的“三线”建设，全面启动。
全面启动实施
根据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构想和中央的部署，“三线”建设在1964年全面启动。遵照“大分散、小集中”，“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方针，依照当地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中央要求“三线”建设的企业要适应现代战争需要，远离大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三线”建设的企业和项目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1964年，是中国制造原子弹最关键的一年。围绕这一重点军事工程，中央在调派许多军队和科技骨干到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又调派大批军队和科技精英奔赴西部，加强核研制基地建设。该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部成功爆炸，是“三线”建设史页上最浓重的一笔。
“三线”建设大规模展开，为适应和加强组织领导，国务院成立了全面负责“三线”建设规划工作的机构，时称：“小计委”。随着“三线”建设进程，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凡在一个地区建设的各重大综合项目，都应采取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办法。以中央主管部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和管理，有关省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工地总指挥部，由冶金工业部统一领导；成立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的配套建设指挥部，由主管的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西南的中央直属建设项目，所有的施工力量、技术力量、设备和材料，由各有关部门统一安排，负责解决，由国家经委督促检查执行情况。所需的地方建筑材料和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临时工调配等由有关省区负责。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后来，彭德怀、钱敏被先后派任副主任）。根据工作需要，建立了“三线”建设总指挥部、铁道兵总指挥部，李井泉兼任总指挥长。
西南“三线”建设的许多重点项目放在四川，部分放在贵州和云南。“西南三线建委”负责指挥、协调中央各部门的“三线”建设，川滇黔省的建设项目各自负责。党中央、国务院先后确定西南“三线”建设由李先念、周恩来具体实施领导。
1965年，周恩来陪同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由重庆到武汉的途中，在船上听取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关于西南“三线”建设情况和经验的汇报后，作出指示：“三线”建设按物资作综合平衡，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节省下来的投资分为三份，一份留给建设单位，一份留给建筑单位，一份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周恩来特别强调：不占或尽量少占农民的良田好地；不拆或少拆民房；不迁或少迁居民；不准搞高标准非生产性建设，坚持和发扬延安精神，力求勤俭节约。要搞农业用水、农业用电，要给农民留肥料，留泔水给农民养猪，使农业增产增收。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主要讨论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意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指导方针，继续积极地推进“三线”建设，巩固和扩大建设成果。
从1964年起，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西北部转移。当年和以后几年的新建项目也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到1965年，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向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转移完毕，大多数新建和转移项目已落地建设或投入生产，一切运转正常。
在全面展开“三线”建设的1965、1966年，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如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等先后深入“三线”建设各地现场，实地考察和指导工作。由此可见，不仅毛泽东关注“三线”建设，而且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都重视，一同关心和支持“三线”建设。 攀钢基地建设
攀枝花钢铁厂，是西南“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为选好厂址，程子华与中央有关部委、四川省委负责同志和100多位各方面的专家、技术人员，对攀枝花、乐山、西昌等地18个备选厂址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实地考察、评估、论证，比较各址的优缺点后选择了攀枝花。攀枝花地区铁矿丰富，煤炭资源储量大，冶炼钢铁的辅助材料基本齐全；金沙江纵贯其间，有用之不竭的工业和生活用水；靠近铁路，便于连接六盘水地区的煤矿；挨近林区，可提供建筑木材；地处亚热带，农业生产条件较好。把工厂建在山脚的坡地上，既不占良田沃土，又有利于新兴城市建设。然而，地处川南山区的攀枝花交通十分不便。当时去那里作调查，要乘飞机、坐汽车、搭木船和爬山走路，从成都出发经西昌、会理、云南省仁和镇。汽车时而在金沙江岸海拔2000多米的悬崖间穿行，时而在岸畔河谷奔驰。要横渡金沙江，也要顺江而行，拍岸惊涛，险象环生；旷野荒凉，令人不寒而栗。
选定攀钢厂址，“三线”建委组织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的副部长，各部的计划局局长、基建局局长、设计院负责人，时任西南局书记阎秀峰、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云南省委书记郭超等到攀枝花现场调研、办公。经过8天的实地考察、各部制定建设规划计划、会议研讨，作出了冶金部和各部的综合平衡建设方案。
攀枝花钢铁基地确定后，毛泽东问：“攀枝花钢铁厂建设起来后，提不出铁、炼不出钢，后悔不后悔？”毛泽东自己回答：“不后悔。”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建设攀钢充满必胜的信心。
1965年秋，邓小平乘吉普车，沿险峻的山路来到攀枝花，审定钢铁厂建设方案后视察了规划中的厂址，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回到重庆时，招来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指示一机部要充实兵器工业的一些重要工厂的领导和技术力量。决定增派钱敏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加强领导。
当年，数万铁道兵开进川滇交界的群山之中，拉开了修筑成昆铁路的序幕。京、津、冀、鲁、豫五省的1500多辆汽车，满载设备和物资日夜奔跑在川滇道路上。10多万建设大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金沙江畔攀枝花地区安营扎寨，投身建设“三线”。
1966年3月31日，“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彭德怀来到攀钢建设基地检查指导工作。时任渡口（今攀枝花市）特区党委书记、攀钢总指挥徐驰，将彭德怀迎接到“13栋”休息。“13栋”是一座二层土楼，四周是特区党委和总指挥部办公用的干打垒房子，按顺序数到这儿为第十三栋，是接待中央领导同志的地方。出于战备需要保密十分严格，“三线”建设项目不许登报、广播，参建单位部门一律用××信箱代替，“13栋”就成了“番号”或“密码”。
第二天清晨，住“13栋”的彭德怀推开窗户，映入眼帘的是对岸建设者们搭建的席棚，一排排、一层层，依山而布。闯入耳膜的是隆隆机声、阵阵炮声、劳动者的欢叫声、喇叭里传来的乐曲声，一片欢腾。放眼对岸弄弄坪，三面被金沙江怀抱，如起锚远航的战舰。山峦重叠，沟壑纵列，光秃秃的山坡裸露着连绵山岩，嶙峋怪石在阳光下闪烁着赤褐色的微光。数条运送物资的简易公路在荒坡怪石间层层攀高，在山峦间忽隐忽现。铁道兵战士挥锤打眼，埋线放炮。塔吊铁臂高擎，将大型钢件卷起放下，繁忙装卸。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汽车，将荒坡铲平，将沟壑填平。建设者们在约2.5公里长、1公里宽、高差80米的深山陡坡上“弄”出5个大台阶、28个小台阶，建成165万平米、安装14万吨设备、摆放年产150万吨的钢铁厂。
上午，彭德怀以庐山会议以来难得的舒畅心情，站在攀钢沙盘前仔细听特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建设总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冶金部建设司司长李非平的介绍。彭德怀指着沙盘上建厂房的位置问：“这里的老百姓都安置好了吗？”
“彭总，请放心！”李非平指着沙盘说，“这里是荒山野岭，只有7户人家。听说建大钢厂，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为他们建了新房，他们就搬出‘弄弄坪’了。”
彭德怀满意地说：“这就好了，共产党不能做让老百姓不高兴的事啊！”听到了“弄弄坪”这个地名，彭德怀问：“这个地方自古就叫‘弄弄坪’？”
“不是，原来没有名字的。1965年邓小平来这里视察时，有人说这荒山峡谷无法安置大钢厂。邓小平听后笑了，指着荒山说‘这有什么，弄一弄不就平了吗！’从此，大家就把这里命名为‘弄弄坪’。”李非平答道。
听了李非平的讲述，彭德怀赞叹道：“小平这个人是很有魄力的。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好啊！”
攀钢建设初期惟一的现代化发电厂，凌空耸立在深山峡谷中。彭德怀随陪同人员来到电厂门前，听取电厂负责人的汇报。厂址紧临金沙江，背靠大山，岩体坚硬如铁。在7000平方米狭窄地基上安放6万千瓦火力发电厂，在全国实属罕见。然而，设计安装人员深入现场，从实际出发将厂房依山而建，将平坡式电厂改为阶梯式，将室外式升压站改为室内半敞开大厅式。其它辅助设备见缝插针，分层错列。这样的大型电厂占地仅2.74公顷，为同类型电厂占地面积的一半。在上海火电工程处的支援下，电厂如期建成，为攀钢基地建设当了“先行官”。彭德怀听了汇报和介绍很高兴，很满意。
待大家轻松一会儿，电厂负责人说：“彭主任，还有更神奇的电站呢！”彭德怀听说还有更“神奇”的电厂，迫不急待地要去看个究竟。
负责电厂工程的技术人员引领彭德怀一行，来到鲜为人知的山洞前，侃侃道来其“神奇”之处。
1965年冬，攀钢基地建设进入高潮，已投产的电力不能满足需要。为应对未来不可预测的战争，经国务院批准再建1座电站。上级要求再建电站要依山、靠水、隐蔽。承建该项目的国家建委土石方公司调动全国的精兵强将，会集在这荒凉山岭中放炮开山，挖石凿洞。机械设备一时无法全部到位，他们就凭借坚强的意志历时4年，从大山肚子里掏出土石方36万立方米，在大山心脏凿出一个底面积为22419平方米的洞室，安装了2台5000千瓦的高温高压双水内冷发电机组，建成举国罕见的地下电厂。再建的新电厂面临金沙江，背靠重重山峦、层层叠峰，处万山丛中的河谷地带，无论从空中、陆地都无法察觉到这里有厂房。彭德怀好奇地问：“这是火电厂，一冒烟，目标不就全暴露了？”技术人员回答说：“电厂没有建高大挺立的烟囱，烟尘通过埋设地下的涵洞将烟气运送远山，由多个排烟口释放，如山间的雾，就不会暴露目标了。万一某处冒烟处被炸，距发电设备很远，厂房也万无一失。”彭德怀连连点头，夸赞工程技术人员想得周全，考虑细致。说：“‘三线’建设就是为打仗作准备的，平时考虑周全了，战时就少流血。” 攀枝花钢铁基地，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视关怀下，经建设者的艰苦努力，如期建成。
解密八一六厂
曾代表中国“三线”建设时期最机密的816厂，隐匿在山体内。厂房进洞深度400米，核心部位的覆盖层在200米以上。作为冷战时期的产物，符合毛泽东“深挖洞”的精神。洞体可预防100万吨级氢弹在空中爆炸产生的冲击力，堪称“世界第一大人工军工洞体”。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出于“备战”考虑，中央决定将在甘肃的404工厂转移到更安全、更隐秘的西南地区。
1966年6月，二机部遵照中央指示，提交了由404厂先后在四川、贵州、云南、湖北、新疆等省区踏勘的90多个厂址中遴选出的17个方案。经领导和专家综合评估论证，认为“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重庆涪陵某地域，能满足“三线”建设要求。二机部审定后报国务院，周恩来批准启动。
816厂大规模建设伊始，“文化大革命”风暴向山沟沟袭来。虽有开工项目，但施工人员少，“抓革命”压倒了“促生产”，到1967年工程无大的进展。1968年厂革委会成立，随着“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一些人被“批斗”、“专政”。当毛泽东最高、最新指示传来，全厂人停下手中活参加游行、学习。到1969年，技术员都被派做技术含量不高的工种，知识分子不受重用。5月，解放军工程兵54师开挖洞体，从甘肃404厂调来的科技人员派做“三通一平”基建项目。雇用临时工，当地革委会查其祖宗三代后才盖章放行，工厂才能雇用。洞口设有岗哨，惟参建部队才能进洞。具有吃苦耐劳精神的工程兵指战员们，1天24小时三班倒不停机。一大通铺睡五六十人，夏天没风扇，蚊虫成阵；冬天没火炉，冻疮累累。他们不怕苦，不怕累。
到1982年，816厂完成工程总投资7.4亿元，土建工程100%，建筑工程85%和安装工程60%。就在这一年，传来816厂缓建的消息。“费了那么大的劲，花了那么多的钱，怎么缓建了？”全厂人都不理解，感到彷徨。有人说：“不打仗了，生产那么多核武器干啥？”经打听，“三线”的许多项目都关、停、转了。中美建交、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中国开始压缩军备和国防开支，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了！
1984年，816厂正式停建。面临改革开放的816厂，只有在“军转民”浪潮中开拓新路。先是做面包到南川去买，维持不了全厂5000多人的生计。拥有知识和技术优势，总要找条生路。中央领导来三峡视察，厂领导找机会争取国家大化肥厂项目。1985年秋他们为夺标做着精心准备，10月27日评审结果揭晓，816厂中标。消息传来，全厂鞭炮齐鸣、锣鼓喧天。11月，国家计委和化工部把中标结果上报国务院，李鹏批示：“如果上一个大化肥厂，我同意816，这可和三峡建设结合……”1985年，816厂大化肥项目被国家正式列入“七五”计划，在“军转民”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2000年，816厂在《816堆工洞体解密并对外开放的请示》中称：当前国际形势与816洞体上马时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的军工方针有了调整。认为816堆工已无复建利用可能，建议对816洞体工程及堆本体部分予以解密。拟利用原堆工洞体开发高科技旅游项目，盘活国有资产且能保值、增值和安置部分下岗职工，带动相关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2002年，代表国家“三线”建设最高机密和科技水平的地下核燃料基地，终于被国防工委批准部分解密。几经周折，“中国惟一解密核反应堆——世界第一大人工洞体”旅游项目规划于2010年正式启动。部分解密的核工业基地，为现代旅游业服务。
历史遗产宝贵
历时16年的“三线”建设，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以及全国的通力协作下，经过建设者的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基本达到毛泽东等预期要求，建成了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冶金、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制造基地，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其中一部分成为西部的脊梁，如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炼基地，酒泉、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成昆、川黔、贵昆、湘黔、襄渝、青藏（西宁至格尔木段）等铁路干线，四川核工业和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等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东方电机厂、东方锅炉厂、东方汽轮机厂等制造业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所、中国核动力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基础设施、工业基地、科研院所的建成，使中国的工业设施和科研在西部有了可靠的后方，初步改变了内地和西部及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社会进步。许多重要厂矿后来实行“军转民”，在经济建设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三江机械厂”为“神九”飞天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中央的嘉奖；“八一二核燃料厂”为大亚湾、秦山核电厂提供源源不断的核燃料；长庆、红光、晨光等兵器工厂“军转民”后生产电冰箱等民用产品，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发挥着积极作用。“三线”建设为“四化”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国小康社会的建设和建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线”建设在创造和留下物质遗产的同时，也给后来人留下宝贵的历史精神遗产。锻炼和造就了一代中国经济建设的领导者、管理人才和技术队伍以及建设者。知识和人才的储备，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继续发挥作用。在建设过程中取得的科研成果、经验教训，被后来人运用和汲取；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的精神品质，鼓舞和激励着今人。
限于当时对战争的认识和判断，把一些工厂建在了山沟沟里，使完整的生产过程被分散，对生产线的使用和机械化、电气化带来困难。在建的前期部分工程受到“文革”干扰，有的工期被拖长，有的项目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三线”建设是伟大的系统工程，它不仅为新中国构建成覆盖三分之二国土的战略大屏障，而且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推动是巨大的，对中国国力的提升发生了和发挥着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