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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一件红色上衣，满头白发，嗓音洪亮，精神矍铄，哪像是94岁高龄的老人。她笑着对我说：“我还有使不完的劲，只是腿不大好，走路有点困难。但是，天气好，请保姆推着轮椅，我就上公园去散步。”
这位老人就是不久前出版了五大卷文集的作家、书人欧阳文彬。
这沉甸甸的五卷《欧阳文彬文集》，使我深感惊喜、敬佩和振奋。这套《文集》内容丰富，样式多种，有长篇小说两卷、评论卷（包括当代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影剧评论、文艺杂谈）、散文卷（有怀人篇、记事篇、旅游篇）、杂俎卷（报告文学、专访特写、儿童文学、译作、书信等），丰富多彩，名副其实的文化精品。
抗战初期，欧阳文彬从长沙民国学院辍学后，参加了第九战区政治部政工大队流动宣传队，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后来走上了出版岗位，先后在桂林新知书店、文化供应社，重庆亚美图书社，以及重庆、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编辑过《中学生》杂志。
欧阳有幸在叶圣陶先生领导的开明书店和《中学生》杂志社工作，叶老的身教言传，对欧阳的思想、工作和人生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建国后，叶老在北京担任出版和教育方面的领导职务，欧阳则在上海工作，不再有聆教的机会。但是，“文革”结束后，欧阳被北京三联书店借调去为前辈作家闻一多、夏丐尊、宋云彬编文集。三年时间，她曾住在叶老家里，朝夕相处。欧阳在《文集》中这样描述叶老这位活到老、干到老、学到老、勤奋诚信的尊师长者：“这时叶老已是耄耋之年，视力听力都已减退，每天早晨戴上耳机听广播新闻。戴上老花眼镜再加放大镜，埋头伏案，为人看稿、改稿、写序。他还每天坚持写日记，字迹工整，一笔不苟。叶老待人诚信，有信必复。他还要接受一些重要的编辑任务，他大概是出版界编龄最长的人了，从头到尾少说也有60多年。”
在《文集》中，欧阳写了革命老前辈徐特立，写了文坛前辈张天翼、夏丏尊、徐调孚，还写了夏衍、姚溱的好作风，写“老将”赵超构、报人姚苏凤，写张瑞芳的表演，丁是娥的唱腔，她也写了业余言派老生李家载。
欧阳长期写评论、散文为主，可她年逾花甲，攻坚克难创作了两部都是30万字的长篇小说。她这样说：“‘文革’以后，生活、新知、读书三家书店的老同志，劫难之后重逢叙谈，讲到当年并肩战斗的往事，讲到‘文革’中三家书店被诬陷为‘三十年代修正主义黑店’，三家书店的同仁被打成‘黑线人物’，锒铛入狱，受尽磨难，大家感到有拨乱反正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必要。我既是新知书店的老同仁，又是作家协会会员，责无旁贷，应当反映当年书林里的这场特殊斗争。”
但是，具体写作起来，困难接连而来，几经易稿，有时推倒重写。在许多同志和责编谢泉铭的具体帮助下，再有费三金的热情合作，1981年这部表现当年书林斗争生活的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密密的书林里》，终于和读书见面，深受读者欢迎，被列为当年十大畅销书之一。
欧阳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幕，在硝烟中拉开》，描写的是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一支党领导的、由流亡学生组成的抗日救亡宣传队的斗争生活。由于她本人就是当年救亡宣传队的成员，有着丰富的实际生活，积累了很多年一手创作素材。小说出版后，获得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7年—1986年优秀长篇小说奖。
欧阳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一直做着自己爱做的事。她离休了也挡不住她和书打交道。她古稀之年学电脑，人们感到不可思议，说老年人头脑反应慢能学会吗？她说，老作家徐迟年纪比我大，早就跑在前面了，人家能学会，我就学不会？终于心想事成。
她84岁学唱京剧，初学老旦，转学老生，先是在老龄大学京剧老生班里学，后来请了京剧行家，在她家里一周两次和戏友们一起唱。如今京剧已经成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意思的是，她家的保姆小范在欧阳的帮助下，也学会了电脑，成了欧阳的好帮手，还学会了唱京剧，小范既能唱老旦，又能唱老生，“两门抱”。
欧阳从读书到编书、卖书，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但至今她没有属于自己的书斋，只有一间独一无二的斗室，全室最好的位置、阳光最充足的窗前，让给了式样陈旧，搬动一下就会发出吱吱嘎嘎响声的那张伴随她多年的书桌。朋友们劝她该换换新书桌了，可她始终舍不得抛弃它，因为这张款式陈旧的书桌的功能是任何款式新颖的书桌所代替不了的。
从珍爱相伴她多年的书桌，她还养成了爱护书籍的习惯。从她十几岁当上图书馆员和书店店员起，当她看见卷起的书角，总要轻轻地将它抚平，看见凌乱的书册，总要认真地将它理好。她看书喜欢正襟危坐，把书平摊在桌面上，翻阅时用一方镇纸压住，决不硬掀乱折，以免弄脏弄坏。她从不躺在床上看书，也不把书卷拢捏在手里看，折坏了封面，揉皱了书页。
当她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无论居住条件如何，总要为自己安排一张书桌。战争年代，生活动荡不安，买不起床，她情愿睡地板也要省下钱买书桌。即使工作流动性强，例如在战地、农村宣传抗日的时候，也要设法在铺盖卷上搁一块板充当书桌。遇到紧急转移动员轻装时，宁可丢掉衣服，也不舍得丢掉心爱的书籍。那块铺盖卷上的搁板，是欧阳开始写作的最早的书桌。
这位老人就是不久前出版了五大卷文集的作家、书人欧阳文彬。
这沉甸甸的五卷《欧阳文彬文集》，使我深感惊喜、敬佩和振奋。这套《文集》内容丰富，样式多种，有长篇小说两卷、评论卷（包括当代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影剧评论、文艺杂谈）、散文卷（有怀人篇、记事篇、旅游篇）、杂俎卷（报告文学、专访特写、儿童文学、译作、书信等），丰富多彩，名副其实的文化精品。
抗战初期，欧阳文彬从长沙民国学院辍学后，参加了第九战区政治部政工大队流动宣传队，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后来走上了出版岗位，先后在桂林新知书店、文化供应社，重庆亚美图书社，以及重庆、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编辑过《中学生》杂志。
欧阳有幸在叶圣陶先生领导的开明书店和《中学生》杂志社工作，叶老的身教言传，对欧阳的思想、工作和人生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建国后，叶老在北京担任出版和教育方面的领导职务，欧阳则在上海工作，不再有聆教的机会。但是，“文革”结束后，欧阳被北京三联书店借调去为前辈作家闻一多、夏丐尊、宋云彬编文集。三年时间，她曾住在叶老家里，朝夕相处。欧阳在《文集》中这样描述叶老这位活到老、干到老、学到老、勤奋诚信的尊师长者：“这时叶老已是耄耋之年，视力听力都已减退，每天早晨戴上耳机听广播新闻。戴上老花眼镜再加放大镜，埋头伏案，为人看稿、改稿、写序。他还每天坚持写日记，字迹工整，一笔不苟。叶老待人诚信，有信必复。他还要接受一些重要的编辑任务，他大概是出版界编龄最长的人了，从头到尾少说也有60多年。”
在《文集》中，欧阳写了革命老前辈徐特立，写了文坛前辈张天翼、夏丏尊、徐调孚，还写了夏衍、姚溱的好作风，写“老将”赵超构、报人姚苏凤，写张瑞芳的表演，丁是娥的唱腔，她也写了业余言派老生李家载。
欧阳长期写评论、散文为主，可她年逾花甲，攻坚克难创作了两部都是30万字的长篇小说。她这样说：“‘文革’以后，生活、新知、读书三家书店的老同志，劫难之后重逢叙谈，讲到当年并肩战斗的往事，讲到‘文革’中三家书店被诬陷为‘三十年代修正主义黑店’，三家书店的同仁被打成‘黑线人物’，锒铛入狱，受尽磨难，大家感到有拨乱反正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必要。我既是新知书店的老同仁，又是作家协会会员，责无旁贷，应当反映当年书林里的这场特殊斗争。”
但是，具体写作起来，困难接连而来，几经易稿，有时推倒重写。在许多同志和责编谢泉铭的具体帮助下，再有费三金的热情合作，1981年这部表现当年书林斗争生活的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密密的书林里》，终于和读书见面，深受读者欢迎，被列为当年十大畅销书之一。
欧阳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幕，在硝烟中拉开》，描写的是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一支党领导的、由流亡学生组成的抗日救亡宣传队的斗争生活。由于她本人就是当年救亡宣传队的成员，有着丰富的实际生活，积累了很多年一手创作素材。小说出版后，获得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7年—1986年优秀长篇小说奖。
欧阳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一直做着自己爱做的事。她离休了也挡不住她和书打交道。她古稀之年学电脑，人们感到不可思议，说老年人头脑反应慢能学会吗？她说，老作家徐迟年纪比我大，早就跑在前面了，人家能学会，我就学不会？终于心想事成。
她84岁学唱京剧，初学老旦，转学老生，先是在老龄大学京剧老生班里学，后来请了京剧行家，在她家里一周两次和戏友们一起唱。如今京剧已经成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意思的是，她家的保姆小范在欧阳的帮助下，也学会了电脑，成了欧阳的好帮手，还学会了唱京剧，小范既能唱老旦，又能唱老生，“两门抱”。
欧阳从读书到编书、卖书，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但至今她没有属于自己的书斋，只有一间独一无二的斗室，全室最好的位置、阳光最充足的窗前，让给了式样陈旧，搬动一下就会发出吱吱嘎嘎响声的那张伴随她多年的书桌。朋友们劝她该换换新书桌了，可她始终舍不得抛弃它，因为这张款式陈旧的书桌的功能是任何款式新颖的书桌所代替不了的。
从珍爱相伴她多年的书桌，她还养成了爱护书籍的习惯。从她十几岁当上图书馆员和书店店员起，当她看见卷起的书角，总要轻轻地将它抚平，看见凌乱的书册，总要认真地将它理好。她看书喜欢正襟危坐，把书平摊在桌面上，翻阅时用一方镇纸压住，决不硬掀乱折，以免弄脏弄坏。她从不躺在床上看书，也不把书卷拢捏在手里看，折坏了封面，揉皱了书页。
当她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无论居住条件如何，总要为自己安排一张书桌。战争年代，生活动荡不安，买不起床，她情愿睡地板也要省下钱买书桌。即使工作流动性强，例如在战地、农村宣传抗日的时候，也要设法在铺盖卷上搁一块板充当书桌。遇到紧急转移动员轻装时，宁可丢掉衣服，也不舍得丢掉心爱的书籍。那块铺盖卷上的搁板，是欧阳开始写作的最早的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