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物艺术品市场悠久的渊源
　　
　　香港文物艺术品市场的缘起，是伴随着香港国际商城的发展而兴起的，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不管是在闭关锁国的清朝晚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的漫长历史岁月，香港都是中国内地通向世界的重要通道和港口。文物艺术品作为种特殊商品，与世界交流要通过香港，文人、政要、商旅携带文物艺术品走出国门往来世界要通过香港，香港在这样的交往中成了中国文物艺术品的集散地，营造了文物艺术品市场发展氛围。
　　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大陆处于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历史时期，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古玩商号纷纷迁往香城，使得香港摩啰街、荷李活道、尖沙嘴等的古玩商铺鳞次栉比，文物艺术品市场昌盛繁荣。随着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文物艺术品收藏鉴赏活动成为时尚，企业家、艺术家、医生、文化名人纷纷加盟，应运而生的敏求精舍、求知雅集等收藏家组织，把文物艺术品收藏活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涌现了一批成就卓著的收藏家。诸如：瓷器书画十全十美的张宗宪、古代瓷枕自成系统的杨永德、购沉船遗宝促水下考古的罗桂祥、明清家具文化审视的叶承耀、“留声岁月”蜚声宇内的陈裕铿等等。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文化企业，香港集古斋、香港博雅艺术公司、香港中艺公司等，组织邀请大陆艺术家赴香港展览、展销、座谈、笔会，都推动了文化文物艺术品交流活动。笔者在改革开放的第二年，即1979年曾经奉命赴香港参加考察香港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工作，身临其境地体味到文物艺术品商业与文化的融合，对于市民文化修养的提高，文物艺术品鉴赏收藏活动对于经济企业文化层次的提高，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苏富比、佳士得落户香港如虎添翼
　　
　　苏富比、佳士得两大国际拍卖公司落户香港，使得香港文物艺术品市场的腾飞如虎添翼。
　　1973年，香港苏富比公司在香港举办首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为亚洲的文物艺术品市场揭开了全新的序幕。首先引起一批香港收藏家的瞩目，其后吸引了来自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等收藏家的垂青。中国瓷器、中国书画、珠宝首饰等文物艺术品门类受到欢迎。从1976年开始，香港每年定期举办春秋两次大型拍卖会，这种定期的固定拍卖会，促成了世界文物艺术品市场的新模式。1980年，香港苏富比公司举办仇炎之收藏拍卖会，这是苏富比公司首次举办私人收藏家专场拍卖会。仇炎之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古玩商，后来移居香港，退休后定居瑞士。此场拍卖会在宽敞的富丽华酒店举行，吸引来大批收藏家、鉴赏家，获得巨大成功，大部分拍卖品都被香港的赵从衍、区百龄购得，其中两只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分别以528万港元和418万港元成交，创造了中国明朝官窑瓷器最高价，掀起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第一个高潮。
　　1986年，香港佳士得公司在香港举办首场拍卖会。佳士得、苏富比这两家世界一流的拍卖公司，同时在香港开展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业务，相互促进，各自提高业务水平，完善规则，提高服务质量，两家开展公平的良性竞争，使得香港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大受裨益，香港文物艺术品市场，异常蓬勃，盛况空前。1999年，香港文物艺术品市场推出“英国铁路退休基金会”收藏的中国文物艺术品，创造了一批文物艺术品的高价位，其中北宋“官窑六棱洗”以2200万港元成交，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以2917万港元成交等，把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推上了第二个高潮期。
　　在苏富比、佳士得两公司进驻香港之前，文物艺术品集散中心是英国的伦敦，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缘何两公司落户香港以后，香港迅速后来居上，力拔头筹，独占鳌头。重要原因之所在是香港这块风水宝地，在发展文物艺术品市场上，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诸要素。从历史的缘由来看，香港文物艺术品的蕴藏量是相当丰厚的，香港人文化素养高，对于中国文物艺术品有着深八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尤其是那些重要的收藏家，长久以来是由一群文人学者所组成，他们多年来对于中国文物艺术品的鉴赏及爱好，已经孕育出一股强大的文化与经济根基，形成对中国文物艺术品的重要支柱。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香港位处亚洲的中心，在新加坡、日本东京、中国台湾的中心点上，顾客来往方便，占尽地理优势。香港还是自由商港，没有文物艺术品及资金的限制，也没有文物艺术品进出口关税，没有纷繁的法制约束，总之，香港有着良好的文物艺术品经营的环境与氛围，为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当然，香港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诸如石油危机、金融风暴、非典等，都经过香港经营文物艺术品行业的同人共同努力，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化解了。尤其是2000年出现的拍卖圆明园流失文物的事件，苏富比、佳士得两公司据理力争，按照拍卖章程进行，终于得到圆满成功。
　　
　　大陆买家在香港出现飙升趋势
　　
　　中国大陆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自1992年北京国际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以来，得到迅猛的发展，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中贸圣佳、北京保利、北京荣宝、北京华辰等大型公司迅速崛起，逐步地将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做大、做好、做强，到2003年以后，使得北京也逐渐成为了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中国内地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在货源的征集，客户的吸引上，无疑对于香港文物艺术品市场造成影响与威胁。譬如过去高价位的文物艺术品几乎都被英国伦敦、中国香港市场所垄断。可是2002年在日本东京征集北宋米芾《研山铭》手卷时，就被中贸圣佳公司领了先，此件重要文物最后被国家文物局以2999万元人民币优先购买的形式所购买，当时创造了中国文物最高价。2006年中国嘉德公司从美国成功征集到清乾隆《粉彩开光八仙过海图八棱盘口大瓶》，以5280万元人民币成交，创造了中国大陆文物艺术品真正的最高价位。
　　但是，由于中国大陆文物艺术品市场，仍然存在着很多短时期内难以克服的问题，赶上或者超过香港文物艺术品市场的主导地位，还须得一段时间。例如香港特区政府鼓励拍卖公司从世界各地搜罗征集文物艺术品到香港拍卖，没有关税的缴纳，没有纷繁的法制，没有资金进出的限制。而在中国内地就不行了，海外文物艺术品进口只能走客运，走货运就要课以重税，旅客随身携带能带多少，就把大宗或大件重要文物拒之门外。就是旅客携带进口的文物，还要在海关登记，再到大城市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查验鉴定，限期一年出境，超过一年不准再出境，手续繁琐。中国大陆文物艺术品市场的税收也是很重的，画家出售自己创作的作品要课以20％的税，收藏家出售自己收藏的文物艺术品，要课以3鬈的税，海外回流的文物艺术品要课以2％的税。在香港，主要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仅有苏富比、佳士得两家，而这两个公司又都是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跨国公司，触角遍布全球，欧、美、亚、非都有它们的分支办事机构，影响力覆盖面积极广，货源和客户相对比较雄厚。而中国大陆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则时间短，根基浅，货源少，再加上这几年拍卖公司数量发展过猛，全国要有两百多家，仅北京就有七十多家，货源上加剧了僧多粥少的严重程度，为了争夺货源和客户，各个公司之间互相拆台，互相掣肘，内耗严重，相互抵消。
　　中国内地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由于政策的原因，环境掣肘，征货难，招商难，收款难，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当然，中国内地文物艺术品市场总的形式还是好的，在世界四大交易中心中，名次排列仍然占到二、三位，估计再过两三年市场调整期，还会出现高潮。中国大陆文物艺术品市场有着强大的基础，与已经消退了的日本东京市场，以及兴奋时间极短的中国台湾的台北市场(仅在1994年苏富比在台北举办张学良收藏专场拍卖会获得一次成功)，截然不同的。
　　现在在香港的苏富比、佳士得两家公司形势更加有利。香港苏富比公司自2003年以来，成交总额连续增加，2003年成交63亿港元，2004年成交10亿港元，2005年成交1.4亿港元，2006年成交19亿港元。在单件派品成交价上也屡创新高，如香港苏富比公司2000年推出的明嘉庆《五彩鱼藻纹盖罐》，以4404万港元成交；2002年推出的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以41.50万港元成交；2005年推出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花石锦鸡图题诗双耳瓶》，以12240.88万港元成交。香港佳士得公司2000年推出的清雍正《青花五福九桃纹橄榄瓶》以1104.5万港元成交；2000年推出的清乾隆《粉彩花蝶纹绶带葫芦瓶》以3304.5万港元成交；2006年推出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以1.5亿港元成交等。
　　香港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大好形式，无疑对于内地的买家产生了磁石般的吸引力。内地的收藏家、文物艺术品爱好者，赴香港参加苏富比、佳士得春秋两季大型拍卖会的人数逐年增多，大有飙升的趋势。这些来自内地的买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买家成了拍卖场上的主角，他们在拍卖场上出手不凡，占尽先机，因此，香港苏富比、佳士得非常看好中国大陆市场，看好大陆买家的购买能力，所以也日渐重视内地买家，每场大型拍卖会，不惜工本，下大力气到北京、上海举办巡回展览，以为他们的拍卖会招徕更多的内地买家，当然，彼此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