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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绘画领域,比如在戏曲人物画创作中,画家塑造人物形象的关键是对特定情态的把握,如侧头甩袖,扬眉凝目,一瞥一笑,一颦一蹙等。曹雪芹善画工,《红楼梦》中人物的举手投足都是戏,富有意味和情趣。小说作为一种大容量的文体,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具有天然的优势,而人物形象的立体塑影又通过动作行为的“情态”表现出来。在中国古典文学语境中,情态有多种涵义,如行为之情状、神态、人情态度等。小说第三回张如圭因打听得都中奏准起复旧员之信,四处寻情找门路时忽遇雨村,便将此事告知雨村。在“雨村自是欢喜,忙忙的叙了两句”处甲戌夹批:“画出心事。”是指雨村“忙忙”之状为起复旧员欢喜之极急欲寻事,此外脂批多用“画出一个悍妇来”“画出一个俗物来”“画出小人得意来”等“画”论来评人物情态反映出来的性情特征,可见情态背后蕴含丰富的人情物理,隐射人物个性与社会性的互动关系。
第二十回写晴雯、麝月、宝玉三人对话。宝玉给麝月篦头,“只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忙忙走进来取钱。一见了他两个,便冷笑道:‘哦,交杯盏还没吃,倒上头了!”’晴雯有“摔帘子”“又跑进来问”“一径出去了”等动作,宝玉、麝月有“在镜内相视”“麝月听说,忙向镜中摆手”“宝玉会意”等神情动作的摹写,庚辰双行夹批曰:
写睛雯之疑忌,亦为下文跌扇角口等文伏脉,却又轻轻抹去,正见此时都在幼时,虽微露其疑忌,见得人各禀天真之性,善恶不一,往后渐大,渐生心矣。但观者凡见睛雯诸人则恶之,何愚也哉。要知自古至今愈是尤物,其猜忌妒愈甚。若一味浑厚大量涵养,则有何可令人怜爱护惜哉。
批语反映了脂砚斋在人性善恶、人性的异化等方面的哲学思想,及对于女性“猜忌妒”特点的审美和道德评判标准。《孟子·告子上》日:“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认为人天生的资质如水往下一样可以使它善良,人本来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具有“仁义礼智”四德,人心的异化由善趋恶,是因环境缺乏滋养,致使善良仁义之心日渐消亡。脂砚斋的论述近于孟子性善论的观点,认为人进入社会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往后渐大,渐生心”。但是脂批认为幼时“善恶不一”也包含在“天真之性”中。
先要澄清脂批关于“恶”的理解。《说文解字》注:“过也。人有过曰恶。有过而人憎之亦日恶。本无去入之别。后人强分之。”《古今韵会举要》载:“有心而恶谓之恶,无心而恶谓之过。”脂批将晴雯尖利刻薄的话语视为“谑语”,第三十一回晴雯对袭人也有夹枪带棒的话语,比照晴雯对袭人、麝月与宝玉的亲密关系,其酸醋讽刺之意类似。从全文对晴雯人物的塑造及后来宝玉作《芙蓉诔》等来看,晴雯的形象是:“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晴雯为芙蓉花神,黛玉之花签是芙蓉,两人的模样性情极其相似,脂批谓“晴有林风,袭乃钗副”。晴雯临终与宝玉所说:“今日既已担了虚名,而且临死,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说大家横竖是在一处。”也表露出其“无心”而“痴心”之故。由此看来,晴雯之妒可谓“无心而恶”。《大乘义章》卷十二说:“顺理名善……违理为恶。”理,指无相空性。在佛法教义中,恶即未断尘世之烦恼,人之所以修炼就是要去除烦恼,去恶从善,做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即为善。可见恶是世俗之人因一切痴心妄心所起。再来看关于“天真”的阐释,《庄子·渔父》云:“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认为“天真”受之于天,是人的本性,是没有被世俗礼仪拘束的自然之性。由此可见脂砚斋认为晴雯、麝月、宝玉诸人表露出来的或善、或恶的情态,均是其“天真”“自然”的本性流露,宝玉有对奴仆女婢的“痴情”体贴,麝月“公然又是一个袭人”,晴雯正如宝玉所云“满屋里就只是他磨牙”,所以“善恶不一”,是因都处于幼时,不拘礼俗,自然的性情都表露出来,
所谓“往后渐大,渐生心矣”,就袭人与晴雯、宝钗与黛玉来说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评:“袭人自始至终在坚决战斗中,而她的战斗从来没有金鼓杀伐之音。看起来,‘温柔和顺’,‘似桂如兰’,正是她在那个社会中平步登云的好条件。”第十九回已初见其委婉要挟欲降服宝玉之端倪,处心积虑为其在怡红院获得准妾的身份做前期准备。宝钗依托其母亲与王夫人的姐妹关系,又有“金玉良缘”之说作为舆论,入贾府之后,在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之后,宝钗有意远离宝玉,实则“远中近”。第七十回其柳絮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是其不甘落后,善用时机,把握环境的心性体现。宝钗、袭人之心,是其时环境造就而成。宝钗幼时也曾读《西厢记》,也有情窦初开的懵懂,“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可见其天真之性被封建女德所箴规。而黛玉自幼丧母,家里将其当男儿教养,自从失却双亲后寄人篱下,反倒在性情上辟开一条任性的路子来,加上天性“痴情”,其“心”的发展脉络与宝钗不同。晴雯原系赖大用银子买来孝敬贾母的,也是脱离了家庭父母的礼教规范拘束下成长的,与黛玉有相似之处,故个性中天真、不羁的一面发展得比较彻底。晴雯与袭人、宝钗与黛玉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可看作各自“天真之性”与“渐生心”的冲突的外在呈现。
而小说中的官场代表人物贾雨村的身上也体现着“天真之性”善的一面与后天“渐生心”恶的一面的冲突。书生时的雨村更多地展现出与士隐交接中的豪爽、“庙中安身”“卖字为生”的自食其力,更有“玉在匮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的抱负,在“葫芦案”中也有“大怒”“正要发签”的正义之态,但是门子的一番话,使其善念顿灭,奸诈之心得以施展,在“大丈夫相时而动”“趋吉避凶者为君子”之言的忖度中,顺应官场势利关系网络的情势逼迫下,也不得不“详加审问”草菅人命,为其官运亨通寻求庇护,“急忙作书信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了结此案。可见小说人物在不同情势下的情态摹写揭示了心性在社会化进程中的变异。
一、“天真之性”与“渐生心”
第二十回写晴雯、麝月、宝玉三人对话。宝玉给麝月篦头,“只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忙忙走进来取钱。一见了他两个,便冷笑道:‘哦,交杯盏还没吃,倒上头了!”’晴雯有“摔帘子”“又跑进来问”“一径出去了”等动作,宝玉、麝月有“在镜内相视”“麝月听说,忙向镜中摆手”“宝玉会意”等神情动作的摹写,庚辰双行夹批曰:
写睛雯之疑忌,亦为下文跌扇角口等文伏脉,却又轻轻抹去,正见此时都在幼时,虽微露其疑忌,见得人各禀天真之性,善恶不一,往后渐大,渐生心矣。但观者凡见睛雯诸人则恶之,何愚也哉。要知自古至今愈是尤物,其猜忌妒愈甚。若一味浑厚大量涵养,则有何可令人怜爱护惜哉。
批语反映了脂砚斋在人性善恶、人性的异化等方面的哲学思想,及对于女性“猜忌妒”特点的审美和道德评判标准。《孟子·告子上》日:“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认为人天生的资质如水往下一样可以使它善良,人本来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具有“仁义礼智”四德,人心的异化由善趋恶,是因环境缺乏滋养,致使善良仁义之心日渐消亡。脂砚斋的论述近于孟子性善论的观点,认为人进入社会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往后渐大,渐生心”。但是脂批认为幼时“善恶不一”也包含在“天真之性”中。
先要澄清脂批关于“恶”的理解。《说文解字》注:“过也。人有过曰恶。有过而人憎之亦日恶。本无去入之别。后人强分之。”《古今韵会举要》载:“有心而恶谓之恶,无心而恶谓之过。”脂批将晴雯尖利刻薄的话语视为“谑语”,第三十一回晴雯对袭人也有夹枪带棒的话语,比照晴雯对袭人、麝月与宝玉的亲密关系,其酸醋讽刺之意类似。从全文对晴雯人物的塑造及后来宝玉作《芙蓉诔》等来看,晴雯的形象是:“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晴雯为芙蓉花神,黛玉之花签是芙蓉,两人的模样性情极其相似,脂批谓“晴有林风,袭乃钗副”。晴雯临终与宝玉所说:“今日既已担了虚名,而且临死,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说大家横竖是在一处。”也表露出其“无心”而“痴心”之故。由此看来,晴雯之妒可谓“无心而恶”。《大乘义章》卷十二说:“顺理名善……违理为恶。”理,指无相空性。在佛法教义中,恶即未断尘世之烦恼,人之所以修炼就是要去除烦恼,去恶从善,做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即为善。可见恶是世俗之人因一切痴心妄心所起。再来看关于“天真”的阐释,《庄子·渔父》云:“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认为“天真”受之于天,是人的本性,是没有被世俗礼仪拘束的自然之性。由此可见脂砚斋认为晴雯、麝月、宝玉诸人表露出来的或善、或恶的情态,均是其“天真”“自然”的本性流露,宝玉有对奴仆女婢的“痴情”体贴,麝月“公然又是一个袭人”,晴雯正如宝玉所云“满屋里就只是他磨牙”,所以“善恶不一”,是因都处于幼时,不拘礼俗,自然的性情都表露出来,
所谓“往后渐大,渐生心矣”,就袭人与晴雯、宝钗与黛玉来说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评:“袭人自始至终在坚决战斗中,而她的战斗从来没有金鼓杀伐之音。看起来,‘温柔和顺’,‘似桂如兰’,正是她在那个社会中平步登云的好条件。”第十九回已初见其委婉要挟欲降服宝玉之端倪,处心积虑为其在怡红院获得准妾的身份做前期准备。宝钗依托其母亲与王夫人的姐妹关系,又有“金玉良缘”之说作为舆论,入贾府之后,在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之后,宝钗有意远离宝玉,实则“远中近”。第七十回其柳絮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是其不甘落后,善用时机,把握环境的心性体现。宝钗、袭人之心,是其时环境造就而成。宝钗幼时也曾读《西厢记》,也有情窦初开的懵懂,“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可见其天真之性被封建女德所箴规。而黛玉自幼丧母,家里将其当男儿教养,自从失却双亲后寄人篱下,反倒在性情上辟开一条任性的路子来,加上天性“痴情”,其“心”的发展脉络与宝钗不同。晴雯原系赖大用银子买来孝敬贾母的,也是脱离了家庭父母的礼教规范拘束下成长的,与黛玉有相似之处,故个性中天真、不羁的一面发展得比较彻底。晴雯与袭人、宝钗与黛玉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可看作各自“天真之性”与“渐生心”的冲突的外在呈现。
而小说中的官场代表人物贾雨村的身上也体现着“天真之性”善的一面与后天“渐生心”恶的一面的冲突。书生时的雨村更多地展现出与士隐交接中的豪爽、“庙中安身”“卖字为生”的自食其力,更有“玉在匮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的抱负,在“葫芦案”中也有“大怒”“正要发签”的正义之态,但是门子的一番话,使其善念顿灭,奸诈之心得以施展,在“大丈夫相时而动”“趋吉避凶者为君子”之言的忖度中,顺应官场势利关系网络的情势逼迫下,也不得不“详加审问”草菅人命,为其官运亨通寻求庇护,“急忙作书信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了结此案。可见小说人物在不同情势下的情态摹写揭示了心性在社会化进程中的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