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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开始修建的南满铁路即今天的哈大线由北向南将沈阳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一分为二，从此沈阳以哈大线为界，有了路西、路东之分，有了“铁西”之名。
铁西的工业发展和工业遗存应当追溯到20世纪初。1906年8月，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中接管南满铁路，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将“铁路用地”改为“铁道附属地”，实为日本殖民地日资涌入建厂。 “九一八”之后，铁西地区正式规划为工业区，成为日本人在东北独霸的大型工业基地。到了1944年，日资已在铁西建厂323个，构成庞大的工业群。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苏军很快就接收了铁西日资企业，拆卸了企业的主要设备，连同遗留的原材料、产品一起运走。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接管沈阳，同时，接收了铁西的敌伪企业。国民党的贪官污吏趁机变卖苏军拆卸剩下的设备器材，中饱私囊，使工厂再遭洗劫。其中一些工厂还被国民党军队占用为兵营，只有少数工厂部分复工生产，其产品产量不及1943年的20%。到1948年初，铁西工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人民政权接手的铁西工业区，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当时被称为最大工厂之一的金矿精炼厂（后为沈阳冶炼厂），是一排低矮的小木房，里边安装着一些小泥炉。大至机器设备，小至木材、钉子，甚至房上的砖瓦、办公室里的桌凳都已被变卖。全铁西开工的工厂仅有5%。当年参与沈阳第一机床厂重建工作的陆春儒工程师说：“我们是在一片马粪的废墟上开始重建工厂的。那时候，厂里连一把钳子都没有。”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铁西工人阶级掀起了恢复生产的高潮，“叫工厂冒起烟来”成为最激越的时代口号。工厂里没有工具、量具和器材，职工们就把自己保存的拿出来献给工厂。翻身做主人的革命热情，有力的支持了工厂的快速复工。在沈阳重型机器厂恢复生产的工地上，“没有车辆，大家肩扛运送；缺少材料，就用土法制造。”后来成为沈阳重型机器厂生产厂长的祝德义回忆说，当时沈重654名职工，仅用了3个月就修复了铸铁厂化铁炉、变压器和冷钢炉，8个月以后就恢复了2号平炉的生产。他们发扬主人翁姿态，把铺盖卷搬到厂里，吃住都在厂里，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那时没有报酬，更谈不上奖金，但先进人物不断涌现，如机床一厂的赵富有、橡胶三厂的刘景贵、轨钢厂的王延隆等，都是“以厂为家”的“英模”。边恢复边生产，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解放的第二天，即11月3日，沈阳到四平的铁路就修通了，到11月25日，每天就有96列客货车进出沈阳，绝大部分工厂恢复了生产，新的工业逐步在这片废墟上建立起来。而此时，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炮声隆隆，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激战正酣，沈阳铁西的恢复生产无疑为解放战争的加速胜利提供了最坚实的保证。
这个时候，全国各地的工人也源源不断地涌向铁西，他们来自东北、山东、安徽等各地。仅沈阳重型机器厂，1949年底职工才654人，1950年增至2427人，1951年为3500人，1952年又剧增到5097人。
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铁西的工厂在全国率先复苏，并承担起“供氧输血”的任务。沈阳化工厂恢复生产后的第一批烧碱、漂白粉、润滑油等，一出车间就装上火车运往全国各地，发给关内和江南最需要这些物资的工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沈阳重型机器厂仅用19天就完成10万把军镐的制造任务，提前一天送到前线。
到“一五”期间，铁西主要工业企业有650多个，其中20多个名冠全国同行业之首。仅“北二路”两侧就有37家大型装备制造业企业，涵盖航空、铁路、桥梁、铸造、机床、冶炼、机电、橡胶、拖拉机等企业。沈阳冶炼厂为新中国第一座重点有色金属冶炼厂，沈阳拖拉机厂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18马力蒸汽拖拉机，沈阳鼓风机厂成为全国第一家鼓风机制造厂，仅一个沈阳重型机器厂就为装备中国贡献了70个“第一”，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配套发挥了重要作用。
沈阳铁西成为新中国工业的“血站”，仅“一五”、“二五”期间，新中国就将六分之一的财力倾注到这里，堪称新中国的“大手笔”。从此，这片当年占地40平方公里的工业热土，享受过多重美誉———“共和国工业长子”、“共和国装备部”、“机床的故乡”、“中国重工业的摇篮”。
新中国成立的10年间，铁西制造业，也在百姓生活中无处不在。全国风行家家都用的“人民牌”香皂就是沈阳化工厂的产品；而青年结婚时新娘子手里都捧着的“红双喜”脸盆，是沈阳搪瓷厂的产品。铁西，着实让沈阳人骄傲。铁西区成为沈阳最富有的地方，全市最早的暖气、天然气、高楼全在铁西。铁西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多是全国同行业中的领头者，职工的工资也是同行业中最高的，住楼房的多是工厂的职工，享受着让人眼红的福利，如果有谁家人在铁西的工厂上班，是很让人羡慕的一件事。那时候，姑娘找对象都爱往铁西跑，能找一个拖拉机厂、重型机器厂的工人做郎君，那是幸福的归宿。而哪个人能在铁西工厂里做个8级钳工，就更风光了，绝不比今天的影视明星差。当时在铁西3000人算是小厂，过万职工才算大厂。全区1000余家工厂里，有大型国企212家，县团级以上企业103家。有57条铁道专用线，从沈阳站货场伸出，成扇形，放射状地伸向各个大厂。那时候，火车可以进到工厂甚至车间，从车间将货装上车皮，直接运到全国各地。作为铁西的标志，冶炼厂的烟囱高122.4米，是全国最高的，也是铁西人说话的底气和荣耀的象征。
岁月悠悠，斗转星移，当市场经济扑面而来的时候，曾经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呈现出它的老态与疲态。1985年，政府对第三农机厂、五金铸造厂、防爆器械厂3家产不抵债的企业发出了破产警告。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企业宣告破产后，原厂长石永阶抽着闷烟，看着工人们领取救济金证的照片让人记忆犹新，至今这张照片还是铁西区甚至整个中国国企陷入困境的象征。
以后的铁西，人们在香港一家周刊上的报道中见到过这样的话：几盏破旧的路灯，摇曳在铁西区的上空。灯光下是一排排已经濒临倒闭的厂房和破旧不堪的马路。王兵，与他那部拍摄于1999年末，有9个小时长度的，单枪匹马用一台小DV摄影机拍摄的记录片《铁西区》，为当时的历史做了鲜明真实的存照。这部片子曾在世界三大纪录片电影节上获得过第一名。我当时是很耐着一番情绪看完这9个小时的，因为我曾常去铁西。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所编辑的杂志在铁西的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每个月我都会骑着自行车去工厂两三次，每次都会穿过北二路等工厂最密集的马路，越过一个个颇具名气的大厂门前：热电厂、冶炼厂、铸造厂、铜网厂、电缆厂、机床厂、电机厂、检车厂、变压器厂、蓄电池厂、锅炉总厂、高中压阀门厂。有时候赶上工人下班，我也会随着海潮般涌动的自行车流前行，左胸前印着厂标厂名的蓝色工作服，还有蓝色工作帽下的张张笑脸，着实让人羡慕一阵。然而到了王兵拍摄《铁西区》的时候，当年的一切已不复存在。我们从记录片中所看到的是一座座烟雾蔽日、轰鸣如雷的工厂停产关闭，一群群下岗的产业工人无精打采、无所事事地游荡街头，一道道臭水沟滋养着苍蝇蚊子、包绕着破旧拥挤的住宅区……
还有那不紧不慢行驶的火车，窗外的景物看似依旧，变化却溃疡般扩散开去，原本整齐的厂房，越来越多变为空城，它们走到了崩塌的边缘。雪又下起来，空[蒙][氵]迷惘，远方隐没于雪的深处。一个时代，就这样留一个苍凉的背影，匆匆逝去。看到这样的画面，几乎所有的平面媒体或网上评论《铁西区》的文字都引用了王兵的一句话：“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未完待续）W
责编/晓晴
铁西的工业发展和工业遗存应当追溯到20世纪初。1906年8月，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中接管南满铁路，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将“铁路用地”改为“铁道附属地”，实为日本殖民地日资涌入建厂。 “九一八”之后，铁西地区正式规划为工业区，成为日本人在东北独霸的大型工业基地。到了1944年，日资已在铁西建厂323个，构成庞大的工业群。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苏军很快就接收了铁西日资企业，拆卸了企业的主要设备，连同遗留的原材料、产品一起运走。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接管沈阳，同时，接收了铁西的敌伪企业。国民党的贪官污吏趁机变卖苏军拆卸剩下的设备器材，中饱私囊，使工厂再遭洗劫。其中一些工厂还被国民党军队占用为兵营，只有少数工厂部分复工生产，其产品产量不及1943年的20%。到1948年初，铁西工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人民政权接手的铁西工业区，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当时被称为最大工厂之一的金矿精炼厂（后为沈阳冶炼厂），是一排低矮的小木房，里边安装着一些小泥炉。大至机器设备，小至木材、钉子，甚至房上的砖瓦、办公室里的桌凳都已被变卖。全铁西开工的工厂仅有5%。当年参与沈阳第一机床厂重建工作的陆春儒工程师说：“我们是在一片马粪的废墟上开始重建工厂的。那时候，厂里连一把钳子都没有。”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铁西工人阶级掀起了恢复生产的高潮，“叫工厂冒起烟来”成为最激越的时代口号。工厂里没有工具、量具和器材，职工们就把自己保存的拿出来献给工厂。翻身做主人的革命热情，有力的支持了工厂的快速复工。在沈阳重型机器厂恢复生产的工地上，“没有车辆，大家肩扛运送；缺少材料，就用土法制造。”后来成为沈阳重型机器厂生产厂长的祝德义回忆说，当时沈重654名职工，仅用了3个月就修复了铸铁厂化铁炉、变压器和冷钢炉，8个月以后就恢复了2号平炉的生产。他们发扬主人翁姿态，把铺盖卷搬到厂里，吃住都在厂里，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那时没有报酬，更谈不上奖金，但先进人物不断涌现，如机床一厂的赵富有、橡胶三厂的刘景贵、轨钢厂的王延隆等，都是“以厂为家”的“英模”。边恢复边生产，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解放的第二天，即11月3日，沈阳到四平的铁路就修通了，到11月25日，每天就有96列客货车进出沈阳，绝大部分工厂恢复了生产，新的工业逐步在这片废墟上建立起来。而此时，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炮声隆隆，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激战正酣，沈阳铁西的恢复生产无疑为解放战争的加速胜利提供了最坚实的保证。
这个时候，全国各地的工人也源源不断地涌向铁西，他们来自东北、山东、安徽等各地。仅沈阳重型机器厂，1949年底职工才654人，1950年增至2427人，1951年为3500人，1952年又剧增到5097人。
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铁西的工厂在全国率先复苏，并承担起“供氧输血”的任务。沈阳化工厂恢复生产后的第一批烧碱、漂白粉、润滑油等，一出车间就装上火车运往全国各地，发给关内和江南最需要这些物资的工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沈阳重型机器厂仅用19天就完成10万把军镐的制造任务，提前一天送到前线。
到“一五”期间，铁西主要工业企业有650多个，其中20多个名冠全国同行业之首。仅“北二路”两侧就有37家大型装备制造业企业，涵盖航空、铁路、桥梁、铸造、机床、冶炼、机电、橡胶、拖拉机等企业。沈阳冶炼厂为新中国第一座重点有色金属冶炼厂，沈阳拖拉机厂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18马力蒸汽拖拉机，沈阳鼓风机厂成为全国第一家鼓风机制造厂，仅一个沈阳重型机器厂就为装备中国贡献了70个“第一”，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配套发挥了重要作用。
沈阳铁西成为新中国工业的“血站”，仅“一五”、“二五”期间，新中国就将六分之一的财力倾注到这里，堪称新中国的“大手笔”。从此，这片当年占地40平方公里的工业热土，享受过多重美誉———“共和国工业长子”、“共和国装备部”、“机床的故乡”、“中国重工业的摇篮”。
新中国成立的10年间，铁西制造业，也在百姓生活中无处不在。全国风行家家都用的“人民牌”香皂就是沈阳化工厂的产品；而青年结婚时新娘子手里都捧着的“红双喜”脸盆，是沈阳搪瓷厂的产品。铁西，着实让沈阳人骄傲。铁西区成为沈阳最富有的地方，全市最早的暖气、天然气、高楼全在铁西。铁西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多是全国同行业中的领头者，职工的工资也是同行业中最高的，住楼房的多是工厂的职工，享受着让人眼红的福利，如果有谁家人在铁西的工厂上班，是很让人羡慕的一件事。那时候，姑娘找对象都爱往铁西跑，能找一个拖拉机厂、重型机器厂的工人做郎君，那是幸福的归宿。而哪个人能在铁西工厂里做个8级钳工，就更风光了，绝不比今天的影视明星差。当时在铁西3000人算是小厂，过万职工才算大厂。全区1000余家工厂里，有大型国企212家，县团级以上企业103家。有57条铁道专用线，从沈阳站货场伸出，成扇形，放射状地伸向各个大厂。那时候，火车可以进到工厂甚至车间，从车间将货装上车皮，直接运到全国各地。作为铁西的标志，冶炼厂的烟囱高122.4米，是全国最高的，也是铁西人说话的底气和荣耀的象征。
岁月悠悠，斗转星移，当市场经济扑面而来的时候，曾经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呈现出它的老态与疲态。1985年，政府对第三农机厂、五金铸造厂、防爆器械厂3家产不抵债的企业发出了破产警告。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企业宣告破产后，原厂长石永阶抽着闷烟，看着工人们领取救济金证的照片让人记忆犹新，至今这张照片还是铁西区甚至整个中国国企陷入困境的象征。
以后的铁西，人们在香港一家周刊上的报道中见到过这样的话：几盏破旧的路灯，摇曳在铁西区的上空。灯光下是一排排已经濒临倒闭的厂房和破旧不堪的马路。王兵，与他那部拍摄于1999年末，有9个小时长度的，单枪匹马用一台小DV摄影机拍摄的记录片《铁西区》，为当时的历史做了鲜明真实的存照。这部片子曾在世界三大纪录片电影节上获得过第一名。我当时是很耐着一番情绪看完这9个小时的，因为我曾常去铁西。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所编辑的杂志在铁西的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每个月我都会骑着自行车去工厂两三次，每次都会穿过北二路等工厂最密集的马路，越过一个个颇具名气的大厂门前：热电厂、冶炼厂、铸造厂、铜网厂、电缆厂、机床厂、电机厂、检车厂、变压器厂、蓄电池厂、锅炉总厂、高中压阀门厂。有时候赶上工人下班，我也会随着海潮般涌动的自行车流前行，左胸前印着厂标厂名的蓝色工作服，还有蓝色工作帽下的张张笑脸，着实让人羡慕一阵。然而到了王兵拍摄《铁西区》的时候，当年的一切已不复存在。我们从记录片中所看到的是一座座烟雾蔽日、轰鸣如雷的工厂停产关闭，一群群下岗的产业工人无精打采、无所事事地游荡街头，一道道臭水沟滋养着苍蝇蚊子、包绕着破旧拥挤的住宅区……
还有那不紧不慢行驶的火车，窗外的景物看似依旧，变化却溃疡般扩散开去，原本整齐的厂房，越来越多变为空城，它们走到了崩塌的边缘。雪又下起来，空[蒙][氵]迷惘，远方隐没于雪的深处。一个时代，就这样留一个苍凉的背影，匆匆逝去。看到这样的画面，几乎所有的平面媒体或网上评论《铁西区》的文字都引用了王兵的一句话：“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未完待续）W
责编/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