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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流泪是地球上悲惨人儿的习惯，不如说这是一种特权，只有在少数最为舒适宜居的社会中才能尽情洒泪。
文明滋生了情感的节制
当查理·达尔文成为一名父亲的时候，观察记录小婴儿的行为就成了大家庭的一项例行工作，就像他一直以来记录天气，他自己放屁和打喷嚏的情况，以及钢琴上玻璃罐里面蚯蚓的活动那样。而人类幼崽如此好动的天性，让他们成为了无法忽视的数据来源。
第一个孩子是威利。达尔文用一卷废纸挠他的脚掌心，他就开始止不住地笑。14个月之后迎来了安妮，达尔文捕捉到了她第一次从怀表抛光的盖子上看见自己倒影时的反应，以及发现一块威化饼的碎片粘在她手上时的诧异。
在所有这些行为中，达尔文最为好奇的是哭泣。当他事无巨细地记录下儿女们每一次的情绪爆发，并标记出哪些时候是干嚎而哪些时候满眼泪水，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我们从子宫里出来的时候就会号啕，但流泪似乎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事实，是某次无意中我的大衣刮到了其中一个婴儿的眼睛。那时他才77天大，被刮到的那只眼睛立刻充满泪水，尽管他哭得声嘶力竭，但另一只眼睛却几乎没有流泪。”达尔文这样写道，“我认为，哭泣是一种需要练习的行为。”
大多数这样的记录都来自1840年代，那时他的孩子们都还年幼。这也是达尔文一生最平静的时期，他已经结束了跟随小猎犬号的航行，和妻子爱玛一同住在肯特郡舒适的乡间宅邸。读者们正如饥似渴地阅读他已经出版的那些南美游记，其中详细描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陆龟大餐，发掘巨型树懒化石的经过，以及他对途中发现的古人类标本的观察笔记。
他桌上散落着《物种起源》的草稿—1859年面世时，这本书对西方社会的搅动不亚于喀拉喀托火山的爆发，直到15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那次喷发的余热之中。它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我们忽略了达尔文的其他著作，尤其是在肯特郡对于家庭内务的探讨。
在1872年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情绪表达》一书中，达尔文将自己家人的情感模式，与旅途中遇到的其他人，以及许许多多他未曾谋面的人作了比较。他向全世界的通讯记者散发调查问卷，恳求巴西的一名生物学家告诉他“南美的猴子在因为悲伤或者疼痛而哭泣时，是否会皱起眼睛”。
在这次维多利亚时代的众包事件中，达尔文依据传教士和医生们的口述见闻撰写了澳洲土著哭泣习惯的报告。他认为，情感会被表达它们的行为所促进：与其说我们是因为沮丧而哭泣，不如说是哭泣本身让我们感知到沮丧。在神经学家早已熟知千万种人脑活动模式的今天，达尔文的结论看上去有点过时，但并未被完全抛弃—2007年的一项日本研究就用实验证实了他的一个想法：当人们被喷洒人工泪水的时候，他们真的感受到了悲伤。
而达尔文最坚持的一个执念则来自文化方面。新西兰的一名通讯记者曾经向他提到过一个“因为水手们把面粉洒在了他心爱的披风上而哭得像个孩子”的毛利酋长。达尔文在小猎犬号上也有类似的发现，最典型的是一个来自火地岛的男人，在丧父的最初一段时间内，他“一会儿歇斯底里地大哭，一会儿又被一点小事逗得放声大笑”。
达尔文将这些现象归纳为，文明化的过程滋生了情感的节制，在文明的边界之外生活的人，则常常被突发的激情所包围。他总结道，“未开化的人为微小的事情痛哭不止，而英国人却极少哭泣，除非处于最为深切的苦痛之中”。
人类情感在历史中的变化
我们的生活方式跟祖先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光是衣着和食物，更是我们所秉持的生活哲学以及思想。情绪和感受会不会同样消散在时间长河之中，而被新鲜的感知所取代？一些学者强烈相信，人类情感在历史上发生了显著的演变。在他们看来，情绪不仅仅是点亮我们大脑中的一个个神经回路，而是更广阔的文化和历史过程的产物。他们的首要论点是：人类对情绪产生概念是一个非常晚近的事件。
“现代的情绪概念来自19世纪的法国。这种新观念把人体看作是反省、痉挛、眼泪、颤抖和忧虑的集合体，取代了之前更古老的、出自宗教的解释”，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情感历史研究中心的提芬尼·史密斯说。在此之前人们谈论情绪时，谈论的是其他一些并不属于肉体的精神现象，比如激情、道德情操，或者“灵魂的偶发”。
比如4世纪的基督教隐士中蔓延着的一种名为“acedia”的情绪，意指由于恶魔于早晨11时到下午4时之间的沙漠巡游而产生的绝望。非人类的生命体也被认为能够被激情感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认为棕榈树害了相思病，园艺师们不辞辛苦地为邻近的树做媒，把它们的树枝人为缠绕在一起。
史密斯编写的《人类情感之书》追溯了156种情感的历史，包括常见的负罪感、愤怒、冷淡等等。另一些看描述很熟悉只是没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basorexia”，突然想要亲吻一个人的冲动；或者“matutolypea”，在闹钟响起和早晨第一杯咖啡之间迸发的坏脾气。
如果不把语言设定为英文，还有“甘え”，日本人用这个词来描述暂时屈尊向敬爱之人，比如父母、老师等请求照料或帮助之时的舒爽感觉；“liget”，一种活跃在菲律宾伊隆戈部落中的愤怒激情，能够激励他们建功立业，有时候是农业生产，有时候是互相砍杀；“awumbuk”，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班宁人在客人离开之后感受到的空虚，他们认为客人会留下某种形式的重量，而在门外放一盆水则可以将其吸收。
最为发人深省的，则是那些一直存在却在不断重构的情感。怀旧在19世纪被认为是一种晚期疾病，20几岁的年轻人最容易感染。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许多张死亡证明上都有这种病的潦草笔迹；1830年代，法国医学权威警告说，与逝去的人和空间的过度接触会让患者迅速衰老。
怀旧病在19世纪中期自然而然地从诊断书中消失了，医生认为是科技的发展治愈了它。如果你怀念童年情景，可以随时跳上一列火车去往从前玩耍的地方；如果惦记幼时保姆的健康状况，也可以方便地发一封电报去问候。“令人欣慰的是，”一位专家这样反思，“怀旧的沉重感已经日渐消失了，人类的心智在教化中提升，从而愈加拥有抵抗该病的能力。” 现今社会的居民与怀旧病的抗争早已结束，这些抗争是如此久远以至于怀旧已经成为一种轻松愉悦的情绪，你再也不会因此受到额外开销之外的伤害。英国科学家的发现则在接下来证实，怀旧能让人从生理上感觉更温暖。
情感历史研究中心坐落在东伦敦的心脏地区，校园里仍保留着英国最古老的犹太墓地。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利用公共博客分享他们的进展，有些关于绝望，有些关于厌恶。其中一个课题跟早期现代西班牙人的羞耻与愤怒相关，另一个则在研究1930年代流行于公交车司机中的一种肠胃病，医生们认为由一氧化碳废气造成，但新观点认为也许来自心理压力。（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家J.B.S. Haldane为之开出的处方包括阅读列宁著作。）
儒勒·埃文斯、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之一发现了韩国人对于古希腊禁欲主义出人意料地热情，他们追随先贤，认为情感是像信念或观点那样应该被规整的东西。
研究中心主任托马斯·狄克逊看上去是一个情感非常健康的人，友善并且充满感染力。他的新书《哭泣的大不列颠》是一本对英国人情感克制历史的评论，是2015年最广受赞誉的历史类书籍之一。在他看来，所谓“英国人紧闭的上唇”不过是个历史的玩笑。这个词似乎是美国人发明的，而且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跟英国人扯上关系，在全球激荡的局势下，作为一种军事化和帝国文化的表现而存在。
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列颠的国家面孔却是多愁善感、两颊带泪的：政客以议会眼泪强化他们的说辞，君王用流泪表明自己的真诚。读过亨利·麦肯齐的小说《风流人物》（1771）的人也许会记得那个向乞丐、孤儿和妓女朗读“眼泪颂”的绅士，而听众们也乐于模仿他的敏感多愁。
达尔文大约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但20世纪的多数相关研究都沿袭了他的假设。1906年，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文·博奎斯特对一些见闻丰富的探险家和传教士重新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到的结论同样是“低等种族比文明社会的居民更频繁地哭泣”。他关于西方社会的情感克制的假设非常持久，许多著作的叙述都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所著《中世纪的衰落》（1919）一书追溯了中世纪生活狂野又欢乐的一面是如何逐渐消失的—想一想老彼得·勃鲁盖尔的画里面看到的那些戴着奇怪面具的农民吧。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1939）中详细讲述了礼仪的发展，淡化的情感最终冷却了早期嘈杂的生活方式。在他的叙述中，餐叉在16世纪的发明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富裕社会的居民流下更多眼泪
文明即克制的观念在当代仍然深入人心。2011年，荷兰一群临床心理学家的研究终于将这种理论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筐。冯格呼茨（Ad Vingerhoets）和他的同事们采访了来自37个国家的人，请他们讲述自己流泪的经历。他的结论大概会让达尔文大跌眼镜：在更为富裕、民主、外向、个人主义的社会，人们才更频繁地哭泣。尽管经济状况不佳的国民更多地遭遇抑郁和沮丧，但富裕社会的居民却流下了更多的眼泪。
在全世界的男性中，美国和澳大利亚男人最爱哭，尼日利亚、保加利亚、马来西亚男人哭得最少；瑞典女性也比加纳和尼泊尔女性更频繁地哭泣。性别最平等地区地区的女性比不平等地区的同胞哭得更多。而寒冷地区的居民，也不像达尔文所认为的那样比温暖地区居民更克制，而是更多地哭泣。
眼泪并非原始主义的标记，甚至也算不上是痛苦的表现。与其说流泪是地球上悲惨人儿的习惯，不如说这是一种特权，只有在少数最为舒适宜居的社会中才能尽情洒泪。“很多时候，眼泪反而是一种奢侈，”狄克逊说，“经受丧父之痛时，巨大的震动和创伤可能会让人根本哭不出来。”
苏珊·波洛克，一名匈牙利的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回忆说，目睹母亲被送进毒气室时自己并没有掉眼泪，“我只想把自己缩成一团，永远也不要被看见。”人们也许认为东欧的一些臭名昭著地点的泥土会有微微的咸味，但事实上更多的泪水是前来追思的人们所流下的。在奥斯维辛或者特雷布林卡这两个集中营，流泪的诉求是什么呢？它们就像钻石耳环那样多余。
而在奥德修斯所轻蔑的儿子忒勒马科斯最终给了他一个希腊式的拥抱是所哭泣的，这是代表慷慨的泪水；在19世纪法国医生发现铁路女工患有上流妇女专属的歇斯底里症时流下的眼泪，是因为倍感困惑了。
情感的历史仍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狄克逊不禁问自己，“我们是否正在重写历史，一种人们以同样的词语指代，却从来都在以不同形式表达的历史？又或者我们只是发现了历史的真相而已？你的感受并不是你的感受，而是取决于你的语言，你的经历，你的家庭，你所受的抚育，以及你所处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事实，我们的想法又会如何变化？”也许当未来人类回望这些蒙昧时光，以及磨损的工艺品和古董思想的时候，会流下感慨的眼泪。
文明滋生了情感的节制
当查理·达尔文成为一名父亲的时候，观察记录小婴儿的行为就成了大家庭的一项例行工作，就像他一直以来记录天气，他自己放屁和打喷嚏的情况，以及钢琴上玻璃罐里面蚯蚓的活动那样。而人类幼崽如此好动的天性，让他们成为了无法忽视的数据来源。
第一个孩子是威利。达尔文用一卷废纸挠他的脚掌心，他就开始止不住地笑。14个月之后迎来了安妮，达尔文捕捉到了她第一次从怀表抛光的盖子上看见自己倒影时的反应，以及发现一块威化饼的碎片粘在她手上时的诧异。
在所有这些行为中，达尔文最为好奇的是哭泣。当他事无巨细地记录下儿女们每一次的情绪爆发，并标记出哪些时候是干嚎而哪些时候满眼泪水，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我们从子宫里出来的时候就会号啕，但流泪似乎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事实，是某次无意中我的大衣刮到了其中一个婴儿的眼睛。那时他才77天大，被刮到的那只眼睛立刻充满泪水，尽管他哭得声嘶力竭，但另一只眼睛却几乎没有流泪。”达尔文这样写道，“我认为，哭泣是一种需要练习的行为。”
大多数这样的记录都来自1840年代，那时他的孩子们都还年幼。这也是达尔文一生最平静的时期，他已经结束了跟随小猎犬号的航行，和妻子爱玛一同住在肯特郡舒适的乡间宅邸。读者们正如饥似渴地阅读他已经出版的那些南美游记，其中详细描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陆龟大餐，发掘巨型树懒化石的经过，以及他对途中发现的古人类标本的观察笔记。
他桌上散落着《物种起源》的草稿—1859年面世时，这本书对西方社会的搅动不亚于喀拉喀托火山的爆发，直到15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那次喷发的余热之中。它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我们忽略了达尔文的其他著作，尤其是在肯特郡对于家庭内务的探讨。
在1872年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情绪表达》一书中，达尔文将自己家人的情感模式，与旅途中遇到的其他人，以及许许多多他未曾谋面的人作了比较。他向全世界的通讯记者散发调查问卷，恳求巴西的一名生物学家告诉他“南美的猴子在因为悲伤或者疼痛而哭泣时，是否会皱起眼睛”。
在这次维多利亚时代的众包事件中，达尔文依据传教士和医生们的口述见闻撰写了澳洲土著哭泣习惯的报告。他认为，情感会被表达它们的行为所促进：与其说我们是因为沮丧而哭泣，不如说是哭泣本身让我们感知到沮丧。在神经学家早已熟知千万种人脑活动模式的今天，达尔文的结论看上去有点过时，但并未被完全抛弃—2007年的一项日本研究就用实验证实了他的一个想法：当人们被喷洒人工泪水的时候，他们真的感受到了悲伤。
而达尔文最坚持的一个执念则来自文化方面。新西兰的一名通讯记者曾经向他提到过一个“因为水手们把面粉洒在了他心爱的披风上而哭得像个孩子”的毛利酋长。达尔文在小猎犬号上也有类似的发现，最典型的是一个来自火地岛的男人，在丧父的最初一段时间内，他“一会儿歇斯底里地大哭，一会儿又被一点小事逗得放声大笑”。
达尔文将这些现象归纳为，文明化的过程滋生了情感的节制，在文明的边界之外生活的人，则常常被突发的激情所包围。他总结道，“未开化的人为微小的事情痛哭不止，而英国人却极少哭泣，除非处于最为深切的苦痛之中”。
人类情感在历史中的变化
我们的生活方式跟祖先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光是衣着和食物，更是我们所秉持的生活哲学以及思想。情绪和感受会不会同样消散在时间长河之中，而被新鲜的感知所取代？一些学者强烈相信，人类情感在历史上发生了显著的演变。在他们看来，情绪不仅仅是点亮我们大脑中的一个个神经回路，而是更广阔的文化和历史过程的产物。他们的首要论点是：人类对情绪产生概念是一个非常晚近的事件。
“现代的情绪概念来自19世纪的法国。这种新观念把人体看作是反省、痉挛、眼泪、颤抖和忧虑的集合体，取代了之前更古老的、出自宗教的解释”，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情感历史研究中心的提芬尼·史密斯说。在此之前人们谈论情绪时，谈论的是其他一些并不属于肉体的精神现象，比如激情、道德情操，或者“灵魂的偶发”。
比如4世纪的基督教隐士中蔓延着的一种名为“acedia”的情绪，意指由于恶魔于早晨11时到下午4时之间的沙漠巡游而产生的绝望。非人类的生命体也被认为能够被激情感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认为棕榈树害了相思病，园艺师们不辞辛苦地为邻近的树做媒，把它们的树枝人为缠绕在一起。
史密斯编写的《人类情感之书》追溯了156种情感的历史，包括常见的负罪感、愤怒、冷淡等等。另一些看描述很熟悉只是没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basorexia”，突然想要亲吻一个人的冲动；或者“matutolypea”，在闹钟响起和早晨第一杯咖啡之间迸发的坏脾气。
如果不把语言设定为英文，还有“甘え”，日本人用这个词来描述暂时屈尊向敬爱之人，比如父母、老师等请求照料或帮助之时的舒爽感觉；“liget”，一种活跃在菲律宾伊隆戈部落中的愤怒激情，能够激励他们建功立业，有时候是农业生产，有时候是互相砍杀；“awumbuk”，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班宁人在客人离开之后感受到的空虚，他们认为客人会留下某种形式的重量，而在门外放一盆水则可以将其吸收。
最为发人深省的，则是那些一直存在却在不断重构的情感。怀旧在19世纪被认为是一种晚期疾病，20几岁的年轻人最容易感染。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许多张死亡证明上都有这种病的潦草笔迹；1830年代，法国医学权威警告说，与逝去的人和空间的过度接触会让患者迅速衰老。
怀旧病在19世纪中期自然而然地从诊断书中消失了，医生认为是科技的发展治愈了它。如果你怀念童年情景，可以随时跳上一列火车去往从前玩耍的地方；如果惦记幼时保姆的健康状况，也可以方便地发一封电报去问候。“令人欣慰的是，”一位专家这样反思，“怀旧的沉重感已经日渐消失了，人类的心智在教化中提升，从而愈加拥有抵抗该病的能力。” 现今社会的居民与怀旧病的抗争早已结束，这些抗争是如此久远以至于怀旧已经成为一种轻松愉悦的情绪，你再也不会因此受到额外开销之外的伤害。英国科学家的发现则在接下来证实，怀旧能让人从生理上感觉更温暖。
情感历史研究中心坐落在东伦敦的心脏地区，校园里仍保留着英国最古老的犹太墓地。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利用公共博客分享他们的进展，有些关于绝望，有些关于厌恶。其中一个课题跟早期现代西班牙人的羞耻与愤怒相关，另一个则在研究1930年代流行于公交车司机中的一种肠胃病，医生们认为由一氧化碳废气造成，但新观点认为也许来自心理压力。（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家J.B.S. Haldane为之开出的处方包括阅读列宁著作。）
儒勒·埃文斯、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之一发现了韩国人对于古希腊禁欲主义出人意料地热情，他们追随先贤，认为情感是像信念或观点那样应该被规整的东西。
研究中心主任托马斯·狄克逊看上去是一个情感非常健康的人，友善并且充满感染力。他的新书《哭泣的大不列颠》是一本对英国人情感克制历史的评论，是2015年最广受赞誉的历史类书籍之一。在他看来，所谓“英国人紧闭的上唇”不过是个历史的玩笑。这个词似乎是美国人发明的，而且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跟英国人扯上关系，在全球激荡的局势下，作为一种军事化和帝国文化的表现而存在。
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列颠的国家面孔却是多愁善感、两颊带泪的：政客以议会眼泪强化他们的说辞，君王用流泪表明自己的真诚。读过亨利·麦肯齐的小说《风流人物》（1771）的人也许会记得那个向乞丐、孤儿和妓女朗读“眼泪颂”的绅士，而听众们也乐于模仿他的敏感多愁。
达尔文大约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但20世纪的多数相关研究都沿袭了他的假设。1906年，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文·博奎斯特对一些见闻丰富的探险家和传教士重新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到的结论同样是“低等种族比文明社会的居民更频繁地哭泣”。他关于西方社会的情感克制的假设非常持久，许多著作的叙述都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所著《中世纪的衰落》（1919）一书追溯了中世纪生活狂野又欢乐的一面是如何逐渐消失的—想一想老彼得·勃鲁盖尔的画里面看到的那些戴着奇怪面具的农民吧。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1939）中详细讲述了礼仪的发展，淡化的情感最终冷却了早期嘈杂的生活方式。在他的叙述中，餐叉在16世纪的发明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富裕社会的居民流下更多眼泪
文明即克制的观念在当代仍然深入人心。2011年，荷兰一群临床心理学家的研究终于将这种理论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筐。冯格呼茨（Ad Vingerhoets）和他的同事们采访了来自37个国家的人，请他们讲述自己流泪的经历。他的结论大概会让达尔文大跌眼镜：在更为富裕、民主、外向、个人主义的社会，人们才更频繁地哭泣。尽管经济状况不佳的国民更多地遭遇抑郁和沮丧，但富裕社会的居民却流下了更多的眼泪。
在全世界的男性中，美国和澳大利亚男人最爱哭，尼日利亚、保加利亚、马来西亚男人哭得最少；瑞典女性也比加纳和尼泊尔女性更频繁地哭泣。性别最平等地区地区的女性比不平等地区的同胞哭得更多。而寒冷地区的居民，也不像达尔文所认为的那样比温暖地区居民更克制，而是更多地哭泣。
眼泪并非原始主义的标记，甚至也算不上是痛苦的表现。与其说流泪是地球上悲惨人儿的习惯，不如说这是一种特权，只有在少数最为舒适宜居的社会中才能尽情洒泪。“很多时候，眼泪反而是一种奢侈，”狄克逊说，“经受丧父之痛时，巨大的震动和创伤可能会让人根本哭不出来。”
苏珊·波洛克，一名匈牙利的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回忆说，目睹母亲被送进毒气室时自己并没有掉眼泪，“我只想把自己缩成一团，永远也不要被看见。”人们也许认为东欧的一些臭名昭著地点的泥土会有微微的咸味，但事实上更多的泪水是前来追思的人们所流下的。在奥斯维辛或者特雷布林卡这两个集中营，流泪的诉求是什么呢？它们就像钻石耳环那样多余。
而在奥德修斯所轻蔑的儿子忒勒马科斯最终给了他一个希腊式的拥抱是所哭泣的，这是代表慷慨的泪水；在19世纪法国医生发现铁路女工患有上流妇女专属的歇斯底里症时流下的眼泪，是因为倍感困惑了。
情感的历史仍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狄克逊不禁问自己，“我们是否正在重写历史，一种人们以同样的词语指代，却从来都在以不同形式表达的历史？又或者我们只是发现了历史的真相而已？你的感受并不是你的感受，而是取决于你的语言，你的经历，你的家庭，你所受的抚育，以及你所处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事实，我们的想法又会如何变化？”也许当未来人类回望这些蒙昧时光，以及磨损的工艺品和古董思想的时候，会流下感慨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