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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淹及我的灵魂》拥有两种节奏。在最初的章节，它缓慢、凝滞，波澜不兴，仿若从松木划出的伤口上缓缓流下的树脂——它围绕着勇鱼一个人，围绕着他在避核工事中的隐居生活，甚至不断地渗入到勇鱼的内心中去，并让他的沉默发出单一的回响。它展示的不只是细胞而且会让我们不断注意到细胞的核。它，曾让我产生错觉，以为大江健三郎写下的将是另一部“追忆逝水年华”，他要以凝滞的笔调书写已经过去的时光并检索“自己”的心灵之史——然而不是，并不是。“自由航海团”成员的介入让节奏变快，而到第19章“避核工事保卫战”或称为“自由航海团的最后战斗”的那一章节，它的节奏变得迅捷、紧张而充满了急促的鼓声，并越来越快，越来越急，波澜迭起，直到收尾处它才又有了短暂的收缓。《洪水淹及我的灵魂》拥有两种节奏，前面的部分散文化倾向很重，而后来则完全是故事的;它由最初的缓慢不断地换档提速，至后半段，甚至会让我们听到汽车急驶中的那种轰鸣。
《洪水淹及我的灵魂》由内心走向故事，由日常生活的摹记走向寓言化的虚构。寓言化是大江健三郎小说《洪水淹及我的灵魂》最为显然而可贵的特征。为了坦现它的“寓言”特征，大江健三郎为勇鱼和他的儿子靖专门地建造了一个隔绝他者和社会的避核工事，专门地构建了“树魂”和“鲸鱼魂”，专门地构建了一个最后被坦诚是虚构之物的“鲸鱼树”，构建了性和多重的欲求;同时也构建了一群致力于脱离社会生活、对人类生活有着轻视和敌意的年轻人，由他们组成“自由航海团”——所谓的航海本质上也属于象征和寓言，当然他们自始至终未曾获得的航行也是象征和寓言。
而这虚构，这象征和寓言中耸立的是大江健三郎“遮遮掩掩的真情”。它让我再次地想起大江健三郎曾反复引用过的《圣经》上的那句话：我是唯一跑出来给你报信的人。
大江健三郎在《洪水淹及我的灵魂》中试图完成的，依然是那个报信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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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航海团”——它是《洪水淹及我的灵魂》一书中最为核心也最为奇诡的想象。事实上所谓的“自由航海”始终是一个幻觉性质的蓝图，它没有锚定的根，与以往的乌托邦设立有着巨大的不同。“自由航海团”不属于左派也不屬于右派，没有团体性的政治诉求，它更像是某种“失意者联盟”，以一种绝决的方式“离开”这个以人组成的、麻木而不堪的社会。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某种“暴力趋向”并不具有多么强的主观性，甚至可以说匮乏主观性，所有的暴力行为其目的仅仅是“将阻挡者推开”……不止一次，大江健三郎借“自由航海团”成员乔木之口、“缩哥”之口、“BOY”之口、无线电工程师之口、无线电之口、信函之口甚至成员中最为暴力和强悍的多麻吉之口阐明：他们不是闹革命，他们只是想在大地震与核袭击的灭绝关头能够公平地逃到海上，放弃国籍实现自由航行。“自由航海团”甚至没有绝对权威，没有号令者，拢合他们在一起的只是一个在公海上自由航行、脱离旧有社会生活的幻想。它并不坚固。是的，它并不坚固，它没有确凿的实现依据，也不具有严密的纲领。我甚至猜度大江健三郎也没有完整地为“自由航海团”寻找到坚固的东西来支撑，不然他也不会在书的最后章节还在让“自由航海团”争执，并由“红脸”指出将他们组合在一起的梦想本质上属于“无稽之谈”。“正因为是无稽之谈，所以才有可能成功——‘红脸’是这么说过的吧？你说，他这话，是不是说着玩的？”“既然人都死了，那么，只要活着的人觉得是真的，那就是真的。”在多麻吉和勇鱼的这一对话中，它指向情绪而不指向理性，就像孩子们建立于沙砾上的建筑，充满着摇晃感。
充满着摇摇晃晃的感觉，大江健三郎不给“自由航海团”以坚固的纲领和目标，不给他们某种“利他”的诉求，同时，也不给予他们道德上的特殊优先权。对于勇鱼妻子直日和警察们所提到的“制造社会混乱、盗窃、对同伴施以酷刑、逼同伴自杀、杀害警官、绑架弱智儿童作人质”等等指控，尽管事实小有出入或有着程度上的差别，但“自由航海团”无法承认它们的存在。他们不是圣徒，不是勇士，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身上不负载那些，他们只是一些愿意从旧有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中脱离出去的人，脱离的本身也确实携带有破坏的欲望。
不想融入于“社会”，从旧有的社会生活中脱离出去，年轻的“自由航海团”是一类，而勇鱼则是另一类。在最初，他是以一种无害的方式、自我流放的方式脱离于社会生活的，而且他的隐居还有另外的动因：为了照顾弱智的儿子。在与“自由航海团”的成员们遭遇之前，勇鱼是以一种“自我切割”的方式将自己划出旧有生活，他隐匿于荒弃的避核工事之中，日常的中心只有两项内容：照料儿子，以一种冥想的方式寻找、捕捉“树魂”与“鲸鱼魂”的细微招唤。之后两种“脱离”渐渐融合，这一过程依然充满着摇摇晃晃的感觉。勇鱼的融入并不那么彻底，大木勇鱼的“告白”并不具有那种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大江健三郎还让“自由航海团”的成员们一次次将告白打断。我要说的是《洪水淹及我的灵魂》是一栋摇晃中的建筑，勇鱼和未成年的“自由航海团”成员们不信任社会的坚固，也不信任所谓理想和信仰的坚固，道德的坚固——如果一旦拥有确信他们就不再是试图挣脱“社会”束缚的人了。大江健三郎将他的追光打在这群在摇晃中“不断离去”（有的是脱离，有的是死亡，有的是逃走，有的是投降）的人的身上，我以为他也处在摇晃之中。
大江健三郎也不确信。他注意着“社会”这个词中的种种不堪，譬如虚伪，麻木，残酷，口蜜腹剑，权力的虚假和为所欲为，种种的肮脏和它可能的交易。它不应被相信，它的某些貌似合理规则其实暗含着丑陋和阴谋——然而“脱离”依然不是解决之道。他甚至无法说服自己塞给“自由航海团”一条可供在公海上自由航行的船，他也无法说服自己相信那些社会脱离者具有比其他人更为优秀的品质，无法忽略他们的行为中确实含有的“反人类”倾向。大江健三郎也处在摇晃之中，这摇晃让他写下“灵魂”这个词的时候倍感痛苦。洪水不断升高，洪水淹及“我”的灵魂，“灵魂”这个词已经浸泡于汹涌上升的洪水之中，只有“我”感受到了它的被淹没，“我”发不出更强的呐喊而即使呼喊了也不会有人真正地听到…… 为了部分制止这栋建筑的摇晃，为了给“自由航海团”的行为和存在寻到更多的支撑，大江健三郎巧妙设计，找到了两本隐于故事背后的、但属于线索的书：一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本是《白鲸》。这两本书作为某种的“潜文本”，如同隐于地表之下的树根，向更深和更远处延展开去。小说最后，大江健三郎为带着靖离开的伊奈子翻捡到一本英日对照版的《圣经》——“勇鱼这才意识到，伊奈子身上，也有自己以前不曾知晓的内心世界”。这本《圣经》的出现意味悠长，它是否会让伊奈子在经历如此众多之后找见“信和爱”，还是经历到另一层的摧毁，还是……很明显大木勇鱼不是天主的信徒而大江健三郎同样不是，否则他不会让这本《圣经》在最后一节才在靖的床单之下被遮掩地提到。从这一有深意的细节处我们当然可以猜度，大江健三郎“也处在摇晃之中”。就像小说中那些“自由航海团”的牺牲者需要在祝祷词的感招之下获得力量一样，大江健三郎同样需要一些力量。
“勇鱼意识到，一种类似魂魄体的东西正在自己身体里挣扎。我的一生，就像一种无定型的物质——他默默对‘树魂’、‘鲸鱼魂’倾诉说，总是想归于定型却总是溃散垮塌，而现实世界，则是这个无定型的自己的无定型的镜片中折射出的世界。这个世界将随同自己的死无定型地爆炸，然后归于无……”（《洪水淹及我的灵魂·第22章》）
“我”的一生，就像一种无定型的物质。无定型，则必然地产生某种摇晃感，“一切的坚固都在被摧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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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魂”与“鲸鱼魂”——在《洪水淹及我的灵魂》中，它们多数并置、混合与交融，善于区分草木、鱼类和鸟鸣，把功课做得十足的大江健三郎却没有特别地将二者细心剖开，仿佛在勇鱼那里它们就是一类、一种，存在于陆地上的“树魂”和存在于海洋中的“鲸鱼魂”就像雾气一样难以分解。勇鱼认定，自己是“树魂”与“鲸鱼魂”的代言人，他显得那样笃定，然而白始至终无论是“树魂”还是“鲸鱼魂”都没有真正地召唤过他或下达怎样的行为指令，他只是在不断地言说和内心独白中一次次“让自己笃定”，相信“树魂”与“鲸鱼魂”能够和自己站在一边，理解并帮助自己。阅读中我们可以发现，“树魂”与“鲸鱼魂”对大木勇鱼来说一是求祈的对象，它们具有潜在而超拔的力量，是指引者;另一则是虚弱的，需要勇鱼完成代言，包括对人类的损害和杀戮的指责;还有一重，则是勇鱼越过代言人的位置而以“树魂”与“鲸鱼魂”的名义为自己辩解和化解，那些摇晃的、不那么能说服自己的理由则都交给“树魂”与“鲸鱼魂”承担，这里他暗暗地成为了指引者和“施令者”的角色，是他借“树魂”与“鲸鱼魂”的名义——大木勇鱼和“树魂”“鲸鱼魂”之间的关系性也可侧面证实大江健三郎的“摇晃”：他不能给予勇鱼一个信徒的身份，也不能让“树魂”“鲸鱼魂”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左右勇鱼的判断和思考，然而还要勇鱼有所信。“鲸鱼树”的概念是由乔木所建立起来的，同时也是乔木本人所摧毁掉的。他向勇鱼承认所谓“鲸鱼树”不过是他为了说服勇鱼加入自己而虚构的概念，不过对此“勇鱼一点儿都没有觉得诧异。”大江健三郎在他的寓言之书中并不试图稳固，甚至也无材料稳固。他只要这种种的摇晃不至于导致塌陷就可以了。
地震，核爆，战争，试图脱离社会的边缘人，“大地震时逃到海上”，“这是世界未日”，“世上一切都悬在半空，最终归于无……”《洪水淹及我的灵魂》的文字始终被“危机”所撬动。不只是勇鱼一个人相信危机的到来，几乎所有“自由航行团”的成员都如此相信。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洪水淹及我的灵魂》也是一部关于危机和未日感的书，那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几乎弥漫于小说的每个章节、每个段落，也弥漫于试图脱离“社会”的边缘人的行为中。再重复一遍，大江健三郎在《洪水淹及我的灵魂》中试图完成的，依然是那个报信人的角色：他相信危机的存在并预感着危机的存在，即使它或多或少带有杞人忧天的性质。他试图指认，就像指认《圣经》中人类并于洪水的记忆那样。而勇鱼的避核工事不是方舟，水会淹没掉它和工事中的一切，包括那个属于“我”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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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奈子，几乎是《洪水淹及我的灵魂》唯一的女性，或是说，她是唯一凸显了性别角色的女性，而直日（大木勇鱼的妻子）身上的女性特征是被有意抹平的，她是政治的人而非“性的人”，女性的一切可能质地都在被消除之中。对待小说中出现的“唯一女性”，大江健三郎使用着他可能的呵护，每次“自由航海团”内部争执或使用些暴力的时候他都会将伊奈子“推到局外”，不让她参与。靖的存在唤起了伊奈子身上的母性，而一向敏感而脆弱的靖也对她产生了信赖;勇鱼则唤醒了她的身体，之前她只有给予从未让自己真正得到。英日文对照的《圣经》，它的存在竟然是伊奈子不曾示人的“隐秘之物”，它照见的是伊奈子内心里沉默着的幽暗区域。这个区域的大与小、深与浅我们都不得而知。无神时代，并不信任神、善于描述众神消隐的时代“人的生活”的大江健三郎竟然在摇晃的建筑中为伊奈子的床单下塞入一本《圣经》——它很值得思忖。
我知道大木靖的身上生有“现实”的肋骨，是一种移植。他被塑造出来参与到故事中，多少与大江健三郎的经历经验有关。他的身上和《个人的体验》中那个弱智儿的身上都能看到“大江光”的影子——小说中，大木靖是一个敏感而有天分的弱者，他充当着一种牵扯的力量，牵扯着勇鱼，牵扯着伊奈子，牽扯着“自由航海团”的成员们，也牵扯着他的那个母亲，让勇鱼能够对她提出“要求”来……勇鱼对待靖的关爱是整个灰色调的小说最有温度和光亮感的部分，那样的描述中真的具有“神经末梢”的微颤。小说中，大江健三郎小有“挥霍感”地使用着大量篇幅让靖从听见的声音里分辨出不同的鸟声：是蓝矶鸫！是白眉！是画眉，是夜鹰，是猫头鹰，是秧鸡……大江健三郎耐心地建立着属于声音的博物志，这也是光的部分，像一团团隐现在黑暗中的萤火。
《洪水淹及我的灵魂》里面充满了滔滔不绝的人。大江健三郎不时让叙事略做停顿，给予他们陈词的权利，让他们尽可能地充分阐述——勇鱼先天地获得了这种权利，不只是让他不断说出。大江健三郎还在他的大脑外面安置了一个“外置话筒”，让他的思考、玄想、心理变化都得以有效呈现。“自由航海团”的成员们，“BOY”，“缩哥”，乔木，伊奈子，“红脸”和多麻吉，他们都获得了言说的权利，他们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充分言说的机会……如同卡夫卡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一样，《洪水淹及我的灵魂》里的人物同样富于雄辩或试图雄辩，“我相信，饶舌的卡夫卡知道让人物强辩或多或少会损害故事的流畅，这一越界包含着巨大的冒险——他知道，另外那些前仆后继的作家们也知道。明知故犯当然有它的道理所在。因为，在他们那里，小说有了更为重要和迫切的负载……”（李浩《变形记，和文学问题》）对于大江健三郎来说，《洪水淹及我的灵魂》当然有更为重要和迫切的负载，他不满足于讲述一个有吸引力、有波澜、符合一般规则和标准的故事，他要的是对人和人生的言说，对生活、社会和经验的言说。那些滔滔不绝的人分别领取了他们的任务，大江健三郎借他们之口说出，不断地说出。也只有这样，大江健三郎的“报信人”角色才得以确立。此下的“社会”如何，“我们”为什么要脱离这样的社会？何谓“自由航海”，为什么要自由航海，“自由航海团”又是一种怎样的、减灭了一般社会性的组织？“我们”的欲求是什么，“我们”是否能为自己的选择来承担，它最终的航向是否是一个确然的？“我们”又如何认识我们自己？ 大江健三郎在小说中建筑，每个人滔滔不绝的言说也是他的建筑材料，而且是珍贵的建筑材料。他建筑的是“一个只属于小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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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寓意，由理念和认知中抽出，大江健三郎建筑的是一个虚构的、只有在小说中才能成立的寓言世界，然而它要表达的却是巴尔加斯·略萨反复强调的“遮遮掩掩的真情”。它是《洪水淹及我的灵魂》一书中最为凸显和坚固之物，是其中“真实”的保障。我极为看重这一现实表达。“从形而上到幻想到具体到滑稽，这一切通通都是现实主义。它们更多地向我展示了作为人类一份子意味着什么、活在世上意味着什么”——萨尔曼·鲁西迪说过。通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大江健三郎愿意更多地向我们展示作为人类一份子意味着什么，活在世上意味着什么，甚至，作为试图脱离“社会”、和人类分开的一份子意味了什么;他们将要的得，和必然的失。
“自由航海团”作为全然的虚构理念，不得不承认大江健三郎对这一“团体”的“理解”不够，给予他们的支撑不够，尽管他反复让成员们在滔滔不绝中试图说服勇鱼和我们，但令人遗憾的是它的说服力还是弱的，部分成员为之赴死的“必然”感也就让人怀疑。勇鱼“抛弃”旧有生活对靖的照料，义不容辞地加入到“自由航海团”为他们的活动有所提供，其实也根基不稳。大江健三郎甚至难以自我说服——好在后面的故事部分地吸引了我们，让我們可以不那么“穷追不舍”。但这一吸引并不能使小说的合理性不被继续苛责，我以为。小说是虚构，但要在这个虚构中“建立一个真实和它的必然后果”。真实和必然，是不能偏废的关键词。
叙事的前后用力太过不同也是令人遗憾的，它其实可以有更好的统摄，有一个更为有力但又均衡的“旋律”会更佳。
小说中的故事多是片状的，一个故事讲完，它完成了自己的寓言性，使命往往就会终止。我以为大江健三郎未能将它们充分地用足，之间衔接的环也没有特别注意。《窥视与恐吓》中的“眼睛”图案，“鲸鱼树”的意象，“缩哥”身体萎缩的象征性……它们都可以在之后一次次地被拎出，在一次次被拎出的过程中加深寓意——但大江健三郎忽略了它们的“有用”。
没有一篇作品可以做到天衣无缝的完美，“相对于上帝来说莎士比亚有一千条错误”——我对《洪水淹及我的灵魂》的技术苛责并不影响我对它的基本判断，它对我们理解生活、社会和与我们不一样的人的所思所想，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洪水淹及我的灵魂》拥有两种节奏。在最初的章节，它缓慢、凝滞，波澜不兴，仿若从松木划出的伤口上缓缓流下的树脂——它围绕着勇鱼一个人，围绕着他在避核工事中的隐居生活，甚至不断地渗入到勇鱼的内心中去，并让他的沉默发出单一的回响。它展示的不只是细胞而且会让我们不断注意到细胞的核。它，曾让我产生错觉，以为大江健三郎写下的将是另一部“追忆逝水年华”，他要以凝滞的笔调书写已经过去的时光并检索“自己”的心灵之史——然而不是，并不是。“自由航海团”成员的介入让节奏变快，而到第19章“避核工事保卫战”或称为“自由航海团的最后战斗”的那一章节，它的节奏变得迅捷、紧张而充满了急促的鼓声，并越来越快，越来越急，波澜迭起，直到收尾处它才又有了短暂的收缓。《洪水淹及我的灵魂》拥有两种节奏，前面的部分散文化倾向很重，而后来则完全是故事的;它由最初的缓慢不断地换档提速，至后半段，甚至会让我们听到汽车急驶中的那种轰鸣。
《洪水淹及我的灵魂》由内心走向故事，由日常生活的摹记走向寓言化的虚构。寓言化是大江健三郎小说《洪水淹及我的灵魂》最为显然而可贵的特征。为了坦现它的“寓言”特征，大江健三郎为勇鱼和他的儿子靖专门地建造了一个隔绝他者和社会的避核工事，专门地构建了“树魂”和“鲸鱼魂”，专门地构建了一个最后被坦诚是虚构之物的“鲸鱼树”，构建了性和多重的欲求;同时也构建了一群致力于脱离社会生活、对人类生活有着轻视和敌意的年轻人，由他们组成“自由航海团”——所谓的航海本质上也属于象征和寓言，当然他们自始至终未曾获得的航行也是象征和寓言。
而这虚构，这象征和寓言中耸立的是大江健三郎“遮遮掩掩的真情”。它让我再次地想起大江健三郎曾反复引用过的《圣经》上的那句话：我是唯一跑出来给你报信的人。
大江健三郎在《洪水淹及我的灵魂》中试图完成的，依然是那个报信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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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航海团”——它是《洪水淹及我的灵魂》一书中最为核心也最为奇诡的想象。事实上所谓的“自由航海”始终是一个幻觉性质的蓝图，它没有锚定的根，与以往的乌托邦设立有着巨大的不同。“自由航海团”不属于左派也不屬于右派，没有团体性的政治诉求，它更像是某种“失意者联盟”，以一种绝决的方式“离开”这个以人组成的、麻木而不堪的社会。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某种“暴力趋向”并不具有多么强的主观性，甚至可以说匮乏主观性，所有的暴力行为其目的仅仅是“将阻挡者推开”……不止一次，大江健三郎借“自由航海团”成员乔木之口、“缩哥”之口、“BOY”之口、无线电工程师之口、无线电之口、信函之口甚至成员中最为暴力和强悍的多麻吉之口阐明：他们不是闹革命，他们只是想在大地震与核袭击的灭绝关头能够公平地逃到海上，放弃国籍实现自由航行。“自由航海团”甚至没有绝对权威，没有号令者，拢合他们在一起的只是一个在公海上自由航行、脱离旧有社会生活的幻想。它并不坚固。是的，它并不坚固，它没有确凿的实现依据，也不具有严密的纲领。我甚至猜度大江健三郎也没有完整地为“自由航海团”寻找到坚固的东西来支撑，不然他也不会在书的最后章节还在让“自由航海团”争执，并由“红脸”指出将他们组合在一起的梦想本质上属于“无稽之谈”。“正因为是无稽之谈，所以才有可能成功——‘红脸’是这么说过的吧？你说，他这话，是不是说着玩的？”“既然人都死了，那么，只要活着的人觉得是真的，那就是真的。”在多麻吉和勇鱼的这一对话中，它指向情绪而不指向理性，就像孩子们建立于沙砾上的建筑，充满着摇晃感。
充满着摇摇晃晃的感觉，大江健三郎不给“自由航海团”以坚固的纲领和目标，不给他们某种“利他”的诉求，同时，也不给予他们道德上的特殊优先权。对于勇鱼妻子直日和警察们所提到的“制造社会混乱、盗窃、对同伴施以酷刑、逼同伴自杀、杀害警官、绑架弱智儿童作人质”等等指控，尽管事实小有出入或有着程度上的差别，但“自由航海团”无法承认它们的存在。他们不是圣徒，不是勇士，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身上不负载那些，他们只是一些愿意从旧有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中脱离出去的人，脱离的本身也确实携带有破坏的欲望。
不想融入于“社会”，从旧有的社会生活中脱离出去，年轻的“自由航海团”是一类，而勇鱼则是另一类。在最初，他是以一种无害的方式、自我流放的方式脱离于社会生活的，而且他的隐居还有另外的动因：为了照顾弱智的儿子。在与“自由航海团”的成员们遭遇之前，勇鱼是以一种“自我切割”的方式将自己划出旧有生活，他隐匿于荒弃的避核工事之中，日常的中心只有两项内容：照料儿子，以一种冥想的方式寻找、捕捉“树魂”与“鲸鱼魂”的细微招唤。之后两种“脱离”渐渐融合，这一过程依然充满着摇摇晃晃的感觉。勇鱼的融入并不那么彻底，大木勇鱼的“告白”并不具有那种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大江健三郎还让“自由航海团”的成员们一次次将告白打断。我要说的是《洪水淹及我的灵魂》是一栋摇晃中的建筑，勇鱼和未成年的“自由航海团”成员们不信任社会的坚固，也不信任所谓理想和信仰的坚固，道德的坚固——如果一旦拥有确信他们就不再是试图挣脱“社会”束缚的人了。大江健三郎将他的追光打在这群在摇晃中“不断离去”（有的是脱离，有的是死亡，有的是逃走，有的是投降）的人的身上，我以为他也处在摇晃之中。
大江健三郎也不确信。他注意着“社会”这个词中的种种不堪，譬如虚伪，麻木，残酷，口蜜腹剑，权力的虚假和为所欲为，种种的肮脏和它可能的交易。它不应被相信，它的某些貌似合理规则其实暗含着丑陋和阴谋——然而“脱离”依然不是解决之道。他甚至无法说服自己塞给“自由航海团”一条可供在公海上自由航行的船，他也无法说服自己相信那些社会脱离者具有比其他人更为优秀的品质，无法忽略他们的行为中确实含有的“反人类”倾向。大江健三郎也处在摇晃之中，这摇晃让他写下“灵魂”这个词的时候倍感痛苦。洪水不断升高，洪水淹及“我”的灵魂，“灵魂”这个词已经浸泡于汹涌上升的洪水之中，只有“我”感受到了它的被淹没，“我”发不出更强的呐喊而即使呼喊了也不会有人真正地听到…… 为了部分制止这栋建筑的摇晃，为了给“自由航海团”的行为和存在寻到更多的支撑，大江健三郎巧妙设计，找到了两本隐于故事背后的、但属于线索的书：一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本是《白鲸》。这两本书作为某种的“潜文本”，如同隐于地表之下的树根，向更深和更远处延展开去。小说最后，大江健三郎为带着靖离开的伊奈子翻捡到一本英日对照版的《圣经》——“勇鱼这才意识到，伊奈子身上，也有自己以前不曾知晓的内心世界”。这本《圣经》的出现意味悠长，它是否会让伊奈子在经历如此众多之后找见“信和爱”，还是经历到另一层的摧毁，还是……很明显大木勇鱼不是天主的信徒而大江健三郎同样不是，否则他不会让这本《圣经》在最后一节才在靖的床单之下被遮掩地提到。从这一有深意的细节处我们当然可以猜度，大江健三郎“也处在摇晃之中”。就像小说中那些“自由航海团”的牺牲者需要在祝祷词的感招之下获得力量一样，大江健三郎同样需要一些力量。
“勇鱼意识到，一种类似魂魄体的东西正在自己身体里挣扎。我的一生，就像一种无定型的物质——他默默对‘树魂’、‘鲸鱼魂’倾诉说，总是想归于定型却总是溃散垮塌，而现实世界，则是这个无定型的自己的无定型的镜片中折射出的世界。这个世界将随同自己的死无定型地爆炸，然后归于无……”（《洪水淹及我的灵魂·第22章》）
“我”的一生，就像一种无定型的物质。无定型，则必然地产生某种摇晃感，“一切的坚固都在被摧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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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魂”与“鲸鱼魂”——在《洪水淹及我的灵魂》中，它们多数并置、混合与交融，善于区分草木、鱼类和鸟鸣，把功课做得十足的大江健三郎却没有特别地将二者细心剖开，仿佛在勇鱼那里它们就是一类、一种，存在于陆地上的“树魂”和存在于海洋中的“鲸鱼魂”就像雾气一样难以分解。勇鱼认定，自己是“树魂”与“鲸鱼魂”的代言人，他显得那样笃定，然而白始至终无论是“树魂”还是“鲸鱼魂”都没有真正地召唤过他或下达怎样的行为指令，他只是在不断地言说和内心独白中一次次“让自己笃定”，相信“树魂”与“鲸鱼魂”能够和自己站在一边，理解并帮助自己。阅读中我们可以发现，“树魂”与“鲸鱼魂”对大木勇鱼来说一是求祈的对象，它们具有潜在而超拔的力量，是指引者;另一则是虚弱的，需要勇鱼完成代言，包括对人类的损害和杀戮的指责;还有一重，则是勇鱼越过代言人的位置而以“树魂”与“鲸鱼魂”的名义为自己辩解和化解，那些摇晃的、不那么能说服自己的理由则都交给“树魂”与“鲸鱼魂”承担，这里他暗暗地成为了指引者和“施令者”的角色，是他借“树魂”与“鲸鱼魂”的名义——大木勇鱼和“树魂”“鲸鱼魂”之间的关系性也可侧面证实大江健三郎的“摇晃”：他不能给予勇鱼一个信徒的身份，也不能让“树魂”“鲸鱼魂”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左右勇鱼的判断和思考，然而还要勇鱼有所信。“鲸鱼树”的概念是由乔木所建立起来的，同时也是乔木本人所摧毁掉的。他向勇鱼承认所谓“鲸鱼树”不过是他为了说服勇鱼加入自己而虚构的概念，不过对此“勇鱼一点儿都没有觉得诧异。”大江健三郎在他的寓言之书中并不试图稳固，甚至也无材料稳固。他只要这种种的摇晃不至于导致塌陷就可以了。
地震，核爆，战争，试图脱离社会的边缘人，“大地震时逃到海上”，“这是世界未日”，“世上一切都悬在半空，最终归于无……”《洪水淹及我的灵魂》的文字始终被“危机”所撬动。不只是勇鱼一个人相信危机的到来，几乎所有“自由航行团”的成员都如此相信。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洪水淹及我的灵魂》也是一部关于危机和未日感的书，那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几乎弥漫于小说的每个章节、每个段落，也弥漫于试图脱离“社会”的边缘人的行为中。再重复一遍，大江健三郎在《洪水淹及我的灵魂》中试图完成的，依然是那个报信人的角色：他相信危机的存在并预感着危机的存在，即使它或多或少带有杞人忧天的性质。他试图指认，就像指认《圣经》中人类并于洪水的记忆那样。而勇鱼的避核工事不是方舟，水会淹没掉它和工事中的一切，包括那个属于“我”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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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奈子，几乎是《洪水淹及我的灵魂》唯一的女性，或是说，她是唯一凸显了性别角色的女性，而直日（大木勇鱼的妻子）身上的女性特征是被有意抹平的，她是政治的人而非“性的人”，女性的一切可能质地都在被消除之中。对待小说中出现的“唯一女性”，大江健三郎使用着他可能的呵护，每次“自由航海团”内部争执或使用些暴力的时候他都会将伊奈子“推到局外”，不让她参与。靖的存在唤起了伊奈子身上的母性，而一向敏感而脆弱的靖也对她产生了信赖;勇鱼则唤醒了她的身体，之前她只有给予从未让自己真正得到。英日文对照的《圣经》，它的存在竟然是伊奈子不曾示人的“隐秘之物”，它照见的是伊奈子内心里沉默着的幽暗区域。这个区域的大与小、深与浅我们都不得而知。无神时代，并不信任神、善于描述众神消隐的时代“人的生活”的大江健三郎竟然在摇晃的建筑中为伊奈子的床单下塞入一本《圣经》——它很值得思忖。
我知道大木靖的身上生有“现实”的肋骨，是一种移植。他被塑造出来参与到故事中，多少与大江健三郎的经历经验有关。他的身上和《个人的体验》中那个弱智儿的身上都能看到“大江光”的影子——小说中，大木靖是一个敏感而有天分的弱者，他充当着一种牵扯的力量，牵扯着勇鱼，牵扯着伊奈子，牽扯着“自由航海团”的成员们，也牵扯着他的那个母亲，让勇鱼能够对她提出“要求”来……勇鱼对待靖的关爱是整个灰色调的小说最有温度和光亮感的部分，那样的描述中真的具有“神经末梢”的微颤。小说中，大江健三郎小有“挥霍感”地使用着大量篇幅让靖从听见的声音里分辨出不同的鸟声：是蓝矶鸫！是白眉！是画眉，是夜鹰，是猫头鹰，是秧鸡……大江健三郎耐心地建立着属于声音的博物志，这也是光的部分，像一团团隐现在黑暗中的萤火。
《洪水淹及我的灵魂》里面充满了滔滔不绝的人。大江健三郎不时让叙事略做停顿，给予他们陈词的权利，让他们尽可能地充分阐述——勇鱼先天地获得了这种权利，不只是让他不断说出。大江健三郎还在他的大脑外面安置了一个“外置话筒”，让他的思考、玄想、心理变化都得以有效呈现。“自由航海团”的成员们，“BOY”，“缩哥”，乔木，伊奈子，“红脸”和多麻吉，他们都获得了言说的权利，他们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充分言说的机会……如同卡夫卡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一样，《洪水淹及我的灵魂》里的人物同样富于雄辩或试图雄辩，“我相信，饶舌的卡夫卡知道让人物强辩或多或少会损害故事的流畅，这一越界包含着巨大的冒险——他知道，另外那些前仆后继的作家们也知道。明知故犯当然有它的道理所在。因为，在他们那里，小说有了更为重要和迫切的负载……”（李浩《变形记，和文学问题》）对于大江健三郎来说，《洪水淹及我的灵魂》当然有更为重要和迫切的负载，他不满足于讲述一个有吸引力、有波澜、符合一般规则和标准的故事，他要的是对人和人生的言说，对生活、社会和经验的言说。那些滔滔不绝的人分别领取了他们的任务，大江健三郎借他们之口说出，不断地说出。也只有这样，大江健三郎的“报信人”角色才得以确立。此下的“社会”如何，“我们”为什么要脱离这样的社会？何谓“自由航海”，为什么要自由航海，“自由航海团”又是一种怎样的、减灭了一般社会性的组织？“我们”的欲求是什么，“我们”是否能为自己的选择来承担，它最终的航向是否是一个确然的？“我们”又如何认识我们自己？ 大江健三郎在小说中建筑，每个人滔滔不绝的言说也是他的建筑材料，而且是珍贵的建筑材料。他建筑的是“一个只属于小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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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寓意，由理念和认知中抽出，大江健三郎建筑的是一个虚构的、只有在小说中才能成立的寓言世界，然而它要表达的却是巴尔加斯·略萨反复强调的“遮遮掩掩的真情”。它是《洪水淹及我的灵魂》一书中最为凸显和坚固之物，是其中“真实”的保障。我极为看重这一现实表达。“从形而上到幻想到具体到滑稽，这一切通通都是现实主义。它们更多地向我展示了作为人类一份子意味着什么、活在世上意味着什么”——萨尔曼·鲁西迪说过。通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大江健三郎愿意更多地向我们展示作为人类一份子意味着什么，活在世上意味着什么，甚至，作为试图脱离“社会”、和人类分开的一份子意味了什么;他们将要的得，和必然的失。
“自由航海团”作为全然的虚构理念，不得不承认大江健三郎对这一“团体”的“理解”不够，给予他们的支撑不够，尽管他反复让成员们在滔滔不绝中试图说服勇鱼和我们，但令人遗憾的是它的说服力还是弱的，部分成员为之赴死的“必然”感也就让人怀疑。勇鱼“抛弃”旧有生活对靖的照料，义不容辞地加入到“自由航海团”为他们的活动有所提供，其实也根基不稳。大江健三郎甚至难以自我说服——好在后面的故事部分地吸引了我们，让我們可以不那么“穷追不舍”。但这一吸引并不能使小说的合理性不被继续苛责，我以为。小说是虚构，但要在这个虚构中“建立一个真实和它的必然后果”。真实和必然，是不能偏废的关键词。
叙事的前后用力太过不同也是令人遗憾的，它其实可以有更好的统摄，有一个更为有力但又均衡的“旋律”会更佳。
小说中的故事多是片状的，一个故事讲完，它完成了自己的寓言性，使命往往就会终止。我以为大江健三郎未能将它们充分地用足，之间衔接的环也没有特别注意。《窥视与恐吓》中的“眼睛”图案，“鲸鱼树”的意象，“缩哥”身体萎缩的象征性……它们都可以在之后一次次地被拎出，在一次次被拎出的过程中加深寓意——但大江健三郎忽略了它们的“有用”。
没有一篇作品可以做到天衣无缝的完美，“相对于上帝来说莎士比亚有一千条错误”——我对《洪水淹及我的灵魂》的技术苛责并不影响我对它的基本判断，它对我们理解生活、社会和与我们不一样的人的所思所想，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