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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7日至28日，“中国之文与当代散文写作的变革——李敬泽散文创作研讨会”于扬州大学举行，与会人员就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咏而归》《会饮记》进行研讨。关于李敬泽的散文究竟应该归类为何种文体，与会学者各有阐述，但基本的共识是：他的文章是不可归类的，作为一种“超文体文章”只能暂且用“散文”来加以概括。
就笔者个人的思考角度而言，比较倾向于用“意识流散文”来称呼李敬泽《咏而归》和《会饮记》时期的文章，当然这种称呼也只是大致上的，因为他的文章其实超越了“意识流小说”那种对于意识持续流动的迷恋，是一种巴赫金曾言的“复调和声”的文本结构。这种意识流动的独特美感在李敬泽的散文中体现得尤为显著，让读者仿佛跟随着一位时间旅行者，穿梭于不同时空、情境之中。之前学者黄德海曾撰文将李敬泽《会饮记》形容为“绕开了每一种已被确认的文体”。而笔者认为李敬泽的写作不是“绕开”了“已被确认的文体”，而是超越了“已被确认的文体”。因为“绕开”在词义上首先受到了“已被确认的文体”的视野牵制，李敬泽实际上是在“已被确认的文体”基础上完成了超越。鲁迅曾言：“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按照鲁迅的这句定义，李敬泽的确进行了一场散文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革命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缺陷，就是对散文及散文理论的轻视。可以说，散文从文学革命一开始就是一种不被重视的文体。如1935年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文学论争集》时，分“诗歌”“小说”“戏剧”三个模块收录了相应的评论文章，唯独在白话散文方面是一片空白，散文在当时的地位可想而知。其实并非郑振铎等学者不想以一个模块的形式来探讨散文，而是当时讨论散文的相关文章实在是太少，没有构成真正的争论热点。在1919年到1935年间，真正值得一提的散文理论文章也就只有梁实秋那篇刊发于《新月》1928年第1卷第8期的《论散文》一篇而已。而在白话散文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开拓散文的现代主义创新空问的，也只有鲁迅等少数作家的作品而已。在文学革命者看来，他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就已经把散文革命的意义体现出来了，不必专门探讨，由于无韵都可以被归为“散文”，结果不少人甚至都没意识到深入探讨散文的必要性。其实散文写作存在着非常大的拓展空间，就这层意义而言，立足于21世纪的新时代视野，诸如李敬泽这样的散文革命者的探索和尝试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
在2017年时，李敬泽就曾较为详细地谈过自己对散文写作的思考。他在一篇名为《面对散文书写的难度》的文章中提出，“作为一个文学门类的散文，它的前方依然有着广阔的天地，因为它还有巨大的内在任务没有完成”，“散文的惰性太强了，因为它背负的是那个最深厚的‘文’的传统” 。在此文里他还提出了一个具有哲理性的概念：“真正地面对书写的难度。”他认为，“最庸常的生存，就是永远生活在别人的话里;最庸常的文章，自然也是永远在重复别人的话，但不这样庸常是很难的”。在他看来，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每一个写作者”，都需要努力做到“直接地、有力地、清晰地、有逻辑地把自己生命里和世界里那些难以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而在他看来，“这就是现代的散文”。
前面李敬泽在接受《青年作家》访谈时还谈到，其实“古人写出了很多文论，但并没有论述清楚什么是具体的文体”，这意味着所谓“文体学”，“极可能是一个伪问题”。他认为，“如今人们大谈文体，其实就是谈规矩、谈自己的价值尺度”，但实际上“在我们写作的时候，往往不是先预定要写一个体裁：我要寫散文，我要写小说”，作家的写作“往往是因为有话要说、有事要谈，是事情决定了文体”。
如果再追溯到他2006年时的谈话，就会发现他在彼时对散文的思考就已经很深刻了。他在《拯救散文伦理》曾言：“在散文的‘无用’中，我们为自己开辟一个广大的区域，这是对经验、情感、思想、生活的整理和重述，是一个人围绕自身对世界进行勘探和编纂。”又在另一篇《必须捍卫文学》中强调，文学“事关精神”：“在文学中，穿越覆盖着我们的幻觉、成规、各种分类和论述，我们感受到经验和生命的真实质地，看到意义世界的冲突、困窘和疑难，文学守护人的生动形象，保存了我们对世界之丰富和复杂的感知，也保存了对人的可能性的不屈的探索意志。”
在这次研讨会上，李敬泽谦虚地说自己的写作有时候追寻的只是那种灵机一动、即兴发挥的“创作的乐趣”，而非深思熟虑、面面俱到的结果。但实际上，他所自谦的“非深思熟虑”的写作，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厚积薄发的结果。他在文章中展现出的自由恣肆的精神，具有“逍遥游”的韵味，可谓“真力弥满，万象在旁”。
从缺点方面说，李敬泽《咏而归》和《会饮记》里这种在各种场景之间不断穿梭的笔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一些幅度过大、衔接不畅的问题。以《坐井》为例，其中一段抒情的跳跃度就太大：“就在昨夜，我站在营帐外，听见我的君王你在啜泣，你在梦中惊叫和狂叫，在你的梦中，在最深黑的地方，发生了什么？发生了风雪山神庙？发生了怒杀阎婆惜？发生了大闹飞云浦？发生了一个罪人的忏悔或一个圣人的自责？”这里的“风雪山神庙”涉及的是林教头，“怒杀阎婆惜”的是宋江，“大闹飞云浦”的则是武松，这三个《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分别把读者的思绪引向了不同的地方，跳跃着就容易走到其他岔路上，一时回不到原本议论宋徽宗的思绪轨道上。
相比之下，李敬泽之前一篇文章《酒安足辞》里的叙述就清爽自然得多。青稞酒、二锅头、伏特加味道各有千秋，背后的文化内涵也各有不同，但“冰凉的火”是它们的共同特征;而且作者的形容“它的薄就越见明亮、锐利，森然逼人”极具感官传达力，而“像打了赤膊的泼皮光棍”则又打破了之前的文人话语，显出一种谐趣的市井气氛，于是这种稳态的跳跃就让读者感觉很舒服。因此笔者还是更建议作者在写作时，不妨压一压心中那匹奔腾的野马，用缰绳把野马桀骜不驯的力量引向更适宜、更稳定的方向。酒至微醺的感觉是最美的，但再加量就可能变得迷乱了。意识流的运用也是如此，有时候叙述跳跃得太快，会让读者跟不上节奏。读者刚刚被前一个句子带入某种情绪，还没来得及慢慢体会，随即又被下一个句子带到了另一个方向，然后又被第三个句子带到了第三个方向。这种写法具有先锋的特征，但是如果出现太频繁的话也会让读者感到某种审美疲劳以及思绪的凌乱。 从《青鸟故事集》到《咏而归》和《会饮记》，我们可以看到，李敬泽的文章处于一种越来越富有激情的境界。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困惑，那就是他这种增量级的激情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如果持续下去，那最后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样态？如果不再持续下去，是否会向《青鸟》复归？以菜系为喻，川菜最大的特点就是酱料的广泛运用。然而问题也在于此，俗称川菜是“三分菜，七分酱”，酱料成了菜的主角，容易盖过食材的味道。同样，散文中的激情有似酱料，没有它“菜”就不香，可如果太多了就容易冲淡所涉事情的原由思绪，所以必须对自己在文章中释放的情绪适当加以节制。学者罗瑞宁曾言：“真正的诗性，一定蕴含了高度的真理;而真正的理性，也亟待诗意的表达。”换句话说，诗性除了具备感性的美感之外，其内核还蕴涵了理性的秩序感。同样，散文一方面尽可以自由驰骋，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理性的适当节制。
窃以为，李敬泽在《青鸟故事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中其实已经探索出了一种散文写作的模式，那就是知识型、智慧型的散文写作——通过以散文为主的跨文体写作，将性灵的智慧、深刻的思考、诗意的笔触、流畅的叙述，灌注入“知识考古学”的文本探索之中。其他很多散文家不是不想这样写，但力有所不逮而不能实现。李敬泽则由于自身丰厚学养和海量的阅读量，使得他能够在散文中纵横驰骋，达到“思接千载，精骛八极”的境界，所以实现了这一写作要求。如今他似乎在逐步离开这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模式，迈向更侧重激情抒发和意识流书写的《咏而归》和《会饮记》的先锋模式，笔者对此感到有些困惑，也期待他在更高层次上向知识型、智慧型的散文写作模式复归。有时为了说出更多，我们需要节制自己的话语;有时候为了看得更远，我们需要闭上自己的眼睛;有时候为了走得更快，我们还需要慢下来。
笔者认为，每个作家都需寻觅自己的写作中那些最具有可生长性的东西，然后在用心呵护中尝试让它的潜能在不断生长中发挥到极致状态。李敬泽将全新升级的文体推送进文坛是非常可贵的创新性尝试，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留神步伐过大、缺少衔接的问题。这方面，当年法国“新小说”就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代表性案例。“新小说”的出场是以推翻巴尔扎克式的“旧小说”为号召的，但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巴尔扎克旧小说的读者仍然在一代又一代地产生，而如今“新小说”却很少有人读过。“新”的可以超越“旧”的，却不一定能取代“旧”的。其实“新小说”无论是在技法的多样性、理念的革新性，还是在可资借鉴资源的丰富性上，都远胜巴尔扎克小说一筹。但“新小说”因为过于前卫，步子迈得太大了，导致其脱离了大众群体欣赏的实际。从这层意义上看，一位与会学者对李敬泽所提到的他的作品是一种“面对自己内心的写作”，其实里面也包含着一些谨慎的建议。
此外，就笔者个人读书的癖好，比较喜欢那种近乎格言式样的“诗化金句”。这些句子短小精悍，有着诗歌一样深邃的美感。在对一篇散文的阅读当中，偶遇这类凝炼的诗化金句，就会有一种在一位佳人的耳垂上瞥见璀璨夺目的宝石耳坠那种惊喜感觉。
比如李敬泽那一篇散文《关于宋襄公，一种想象及种种问题》中，谈到宋襄公的失败，“那些失败者是不是就该像块肉一样无怨无悔的被吞下去？”一句就有画龙点睛之妙和入木三分之力。笔者真切期待他日后创作中，文章里的这种“诗化金句”更多些。此外，笔者也更喜欢他《青鸟故事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那种以个体生命的智慧去思考和追寻历史深意的散文，这些散文虽然在技巧上没有后来的《咏而归》和《会饮记》那么丰富多元，但更亲和、自然，文笔也比《咏而归》和《会饮记》更为细腻动人，那些“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的人们”被他带回前台，让我们重新思考所谓“琐碎”事件的个人心灵史意义。王安忆在评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时，曾把普鲁斯特的小说写作比喻为“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她又言“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其实散文写作也何尝不是这样？但凡有厚度的文字，都是耐人咀嚼的，因为作者用最洗练的文字，承载了最多的思考和情感。
综上所述，在散文探索的全新道路上，难免少不了步伐不合节拍的时候，但往前迈进本身就远比胆怯僵化地停留在一个“越变越小的小岛”上要更值得称赞。可以说，李敬泽散文探索写作的文学史贡献就在于，他打破了现代散文写作的條条框框，构建出了散文写作的新格局，用他的激情和睿智，将散文从既定“文体”到个体“写作”的被束缚状态，扭转为从个体生命感触出发去跨界地自由纵横，真正让“文章”一词回归到了其本真之义。从这一层意义上看，李敬泽的意识流式的、跨界的散文写作，为当代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就笔者个人的思考角度而言，比较倾向于用“意识流散文”来称呼李敬泽《咏而归》和《会饮记》时期的文章，当然这种称呼也只是大致上的，因为他的文章其实超越了“意识流小说”那种对于意识持续流动的迷恋，是一种巴赫金曾言的“复调和声”的文本结构。这种意识流动的独特美感在李敬泽的散文中体现得尤为显著，让读者仿佛跟随着一位时间旅行者，穿梭于不同时空、情境之中。之前学者黄德海曾撰文将李敬泽《会饮记》形容为“绕开了每一种已被确认的文体”。而笔者认为李敬泽的写作不是“绕开”了“已被确认的文体”，而是超越了“已被确认的文体”。因为“绕开”在词义上首先受到了“已被确认的文体”的视野牵制，李敬泽实际上是在“已被确认的文体”基础上完成了超越。鲁迅曾言：“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按照鲁迅的这句定义，李敬泽的确进行了一场散文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革命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缺陷，就是对散文及散文理论的轻视。可以说，散文从文学革命一开始就是一种不被重视的文体。如1935年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文学论争集》时，分“诗歌”“小说”“戏剧”三个模块收录了相应的评论文章，唯独在白话散文方面是一片空白，散文在当时的地位可想而知。其实并非郑振铎等学者不想以一个模块的形式来探讨散文，而是当时讨论散文的相关文章实在是太少，没有构成真正的争论热点。在1919年到1935年间，真正值得一提的散文理论文章也就只有梁实秋那篇刊发于《新月》1928年第1卷第8期的《论散文》一篇而已。而在白话散文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开拓散文的现代主义创新空问的，也只有鲁迅等少数作家的作品而已。在文学革命者看来，他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就已经把散文革命的意义体现出来了，不必专门探讨，由于无韵都可以被归为“散文”，结果不少人甚至都没意识到深入探讨散文的必要性。其实散文写作存在着非常大的拓展空间，就这层意义而言，立足于21世纪的新时代视野，诸如李敬泽这样的散文革命者的探索和尝试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
在2017年时，李敬泽就曾较为详细地谈过自己对散文写作的思考。他在一篇名为《面对散文书写的难度》的文章中提出，“作为一个文学门类的散文，它的前方依然有着广阔的天地，因为它还有巨大的内在任务没有完成”，“散文的惰性太强了，因为它背负的是那个最深厚的‘文’的传统” 。在此文里他还提出了一个具有哲理性的概念：“真正地面对书写的难度。”他认为，“最庸常的生存，就是永远生活在别人的话里;最庸常的文章，自然也是永远在重复别人的话，但不这样庸常是很难的”。在他看来，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每一个写作者”，都需要努力做到“直接地、有力地、清晰地、有逻辑地把自己生命里和世界里那些难以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而在他看来，“这就是现代的散文”。
前面李敬泽在接受《青年作家》访谈时还谈到，其实“古人写出了很多文论，但并没有论述清楚什么是具体的文体”，这意味着所谓“文体学”，“极可能是一个伪问题”。他认为，“如今人们大谈文体，其实就是谈规矩、谈自己的价值尺度”，但实际上“在我们写作的时候，往往不是先预定要写一个体裁：我要寫散文，我要写小说”，作家的写作“往往是因为有话要说、有事要谈，是事情决定了文体”。
如果再追溯到他2006年时的谈话，就会发现他在彼时对散文的思考就已经很深刻了。他在《拯救散文伦理》曾言：“在散文的‘无用’中，我们为自己开辟一个广大的区域，这是对经验、情感、思想、生活的整理和重述，是一个人围绕自身对世界进行勘探和编纂。”又在另一篇《必须捍卫文学》中强调，文学“事关精神”：“在文学中，穿越覆盖着我们的幻觉、成规、各种分类和论述，我们感受到经验和生命的真实质地，看到意义世界的冲突、困窘和疑难，文学守护人的生动形象，保存了我们对世界之丰富和复杂的感知，也保存了对人的可能性的不屈的探索意志。”
在这次研讨会上，李敬泽谦虚地说自己的写作有时候追寻的只是那种灵机一动、即兴发挥的“创作的乐趣”，而非深思熟虑、面面俱到的结果。但实际上，他所自谦的“非深思熟虑”的写作，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厚积薄发的结果。他在文章中展现出的自由恣肆的精神，具有“逍遥游”的韵味，可谓“真力弥满，万象在旁”。
从缺点方面说，李敬泽《咏而归》和《会饮记》里这种在各种场景之间不断穿梭的笔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一些幅度过大、衔接不畅的问题。以《坐井》为例，其中一段抒情的跳跃度就太大：“就在昨夜，我站在营帐外，听见我的君王你在啜泣，你在梦中惊叫和狂叫，在你的梦中，在最深黑的地方，发生了什么？发生了风雪山神庙？发生了怒杀阎婆惜？发生了大闹飞云浦？发生了一个罪人的忏悔或一个圣人的自责？”这里的“风雪山神庙”涉及的是林教头，“怒杀阎婆惜”的是宋江，“大闹飞云浦”的则是武松，这三个《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分别把读者的思绪引向了不同的地方，跳跃着就容易走到其他岔路上，一时回不到原本议论宋徽宗的思绪轨道上。
相比之下，李敬泽之前一篇文章《酒安足辞》里的叙述就清爽自然得多。青稞酒、二锅头、伏特加味道各有千秋，背后的文化内涵也各有不同，但“冰凉的火”是它们的共同特征;而且作者的形容“它的薄就越见明亮、锐利，森然逼人”极具感官传达力，而“像打了赤膊的泼皮光棍”则又打破了之前的文人话语，显出一种谐趣的市井气氛，于是这种稳态的跳跃就让读者感觉很舒服。因此笔者还是更建议作者在写作时，不妨压一压心中那匹奔腾的野马，用缰绳把野马桀骜不驯的力量引向更适宜、更稳定的方向。酒至微醺的感觉是最美的，但再加量就可能变得迷乱了。意识流的运用也是如此，有时候叙述跳跃得太快，会让读者跟不上节奏。读者刚刚被前一个句子带入某种情绪，还没来得及慢慢体会，随即又被下一个句子带到了另一个方向，然后又被第三个句子带到了第三个方向。这种写法具有先锋的特征，但是如果出现太频繁的话也会让读者感到某种审美疲劳以及思绪的凌乱。 从《青鸟故事集》到《咏而归》和《会饮记》，我们可以看到，李敬泽的文章处于一种越来越富有激情的境界。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困惑，那就是他这种增量级的激情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如果持续下去，那最后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样态？如果不再持续下去，是否会向《青鸟》复归？以菜系为喻，川菜最大的特点就是酱料的广泛运用。然而问题也在于此，俗称川菜是“三分菜，七分酱”，酱料成了菜的主角，容易盖过食材的味道。同样，散文中的激情有似酱料，没有它“菜”就不香，可如果太多了就容易冲淡所涉事情的原由思绪，所以必须对自己在文章中释放的情绪适当加以节制。学者罗瑞宁曾言：“真正的诗性，一定蕴含了高度的真理;而真正的理性，也亟待诗意的表达。”换句话说，诗性除了具备感性的美感之外，其内核还蕴涵了理性的秩序感。同样，散文一方面尽可以自由驰骋，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理性的适当节制。
窃以为，李敬泽在《青鸟故事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中其实已经探索出了一种散文写作的模式，那就是知识型、智慧型的散文写作——通过以散文为主的跨文体写作，将性灵的智慧、深刻的思考、诗意的笔触、流畅的叙述，灌注入“知识考古学”的文本探索之中。其他很多散文家不是不想这样写，但力有所不逮而不能实现。李敬泽则由于自身丰厚学养和海量的阅读量，使得他能够在散文中纵横驰骋，达到“思接千载，精骛八极”的境界，所以实现了这一写作要求。如今他似乎在逐步离开这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模式，迈向更侧重激情抒发和意识流书写的《咏而归》和《会饮记》的先锋模式，笔者对此感到有些困惑，也期待他在更高层次上向知识型、智慧型的散文写作模式复归。有时为了说出更多，我们需要节制自己的话语;有时候为了看得更远，我们需要闭上自己的眼睛;有时候为了走得更快，我们还需要慢下来。
笔者认为，每个作家都需寻觅自己的写作中那些最具有可生长性的东西，然后在用心呵护中尝试让它的潜能在不断生长中发挥到极致状态。李敬泽将全新升级的文体推送进文坛是非常可贵的创新性尝试，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留神步伐过大、缺少衔接的问题。这方面，当年法国“新小说”就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代表性案例。“新小说”的出场是以推翻巴尔扎克式的“旧小说”为号召的，但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巴尔扎克旧小说的读者仍然在一代又一代地产生，而如今“新小说”却很少有人读过。“新”的可以超越“旧”的，却不一定能取代“旧”的。其实“新小说”无论是在技法的多样性、理念的革新性，还是在可资借鉴资源的丰富性上，都远胜巴尔扎克小说一筹。但“新小说”因为过于前卫，步子迈得太大了，导致其脱离了大众群体欣赏的实际。从这层意义上看，一位与会学者对李敬泽所提到的他的作品是一种“面对自己内心的写作”，其实里面也包含着一些谨慎的建议。
此外，就笔者个人读书的癖好，比较喜欢那种近乎格言式样的“诗化金句”。这些句子短小精悍，有着诗歌一样深邃的美感。在对一篇散文的阅读当中，偶遇这类凝炼的诗化金句，就会有一种在一位佳人的耳垂上瞥见璀璨夺目的宝石耳坠那种惊喜感觉。
比如李敬泽那一篇散文《关于宋襄公，一种想象及种种问题》中，谈到宋襄公的失败，“那些失败者是不是就该像块肉一样无怨无悔的被吞下去？”一句就有画龙点睛之妙和入木三分之力。笔者真切期待他日后创作中，文章里的这种“诗化金句”更多些。此外，笔者也更喜欢他《青鸟故事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那种以个体生命的智慧去思考和追寻历史深意的散文，这些散文虽然在技巧上没有后来的《咏而归》和《会饮记》那么丰富多元，但更亲和、自然，文笔也比《咏而归》和《会饮记》更为细腻动人，那些“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的人们”被他带回前台，让我们重新思考所谓“琐碎”事件的个人心灵史意义。王安忆在评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时，曾把普鲁斯特的小说写作比喻为“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她又言“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其实散文写作也何尝不是这样？但凡有厚度的文字，都是耐人咀嚼的，因为作者用最洗练的文字，承载了最多的思考和情感。
综上所述，在散文探索的全新道路上，难免少不了步伐不合节拍的时候，但往前迈进本身就远比胆怯僵化地停留在一个“越变越小的小岛”上要更值得称赞。可以说，李敬泽散文探索写作的文学史贡献就在于，他打破了现代散文写作的條条框框，构建出了散文写作的新格局，用他的激情和睿智，将散文从既定“文体”到个体“写作”的被束缚状态，扭转为从个体生命感触出发去跨界地自由纵横，真正让“文章”一词回归到了其本真之义。从这一层意义上看，李敬泽的意识流式的、跨界的散文写作，为当代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