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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越南京族的起源与形成，是古代中越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根据考古发现，在距今约1万年前，中国的蒙古人种不断南迁，并与今越南北部的澳大利亚人种、印度尼西亚人种通婚融合，逐步形成早期的骆越族群，其文化特征主要有和平文化、北山文化、多笔文化等。到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以越南冯原文化和东山文化为主要特征，反映了中国南方族群与越南族群交往交流与交融达到新阶段，从而不仅促进越南经济文化快速发展，而且加快了骆越族群的提纯，去黑呈黄种人。秦汉至宋初，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交趾等与内地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频繁，最终使交趾（安南）的骆越族群逐步演变成京族，成为宋代在今越南北部建立的李朝的主体民族;广西等地的骆越族群也在宋代演变成壮族。因此，宋代是广西壮族和越南京族最终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
关键词：骆越文化;交往交流;京族起源与形成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9.04.015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9）04-0093-09
收稿日期：2019-07-10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5@ZH002）。
作者简介：赵明龙，男，广西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族问题、跨境侗台语族群文化等。
越南京族从哪里来？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对京族族源进行了一些研究，认为京族的族源可分为土著说、外来说和融合说三种说法。笔者认为，骆越是京族直接祖先，是形成京族的主体，但不是所有的骆越族群后裔都成为当今的京族，京族是由南北多个族群融合而成。越南考古发现，史前居住在越南中部和北部的古老族群是澳大利亚美兰尼西亚人种、印度尼西亚人种为基础，后来在越南南部加入了孟高棉人的成份和来自越南北部的古越人（蒙古人，即古越人）、蜀人南迁、汉越南迁（汉族人和岭南百越人），进而是越南的主体族群京族的祖先骆越族群。公元前214年秦朝统一岭南后，越南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统治的郡县，此后中原人南迁源源不断，为越南骆越族增添更多的蒙古人基因和语言等文化基因，加大族群融合力度，于公元10世纪越南独立时催生了现代越南京族。
一、越南骆越族群的形成
先秦至东汉，现今越南北部中部就出现骆越族群先民，那么这一骆越族群先民是由哪些古人组成的呢？孙文明认为，骆越人是秦汉时期部分闽越人乘船迁移到越北后形成的[1]。何平先生认为，骆越族群的形成是广义上的“印度尼西亚人”（或称“马来人”）“从宁绍平原迁徙到紅河流域的越人先民与当地的土著黑色人种混合而成”[2]151-153。周宗贤先生认为，骆越人是由“柳江人”发展而来的，“是最早居住在岭南沿海的土著民族”[3]。笔者认为，越南骆越人的形成，是由当地土著居民与外来族群混合而成。下面根据越南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分析。
（一）新石器时代早期
这一时期，越南北方的人类活动频繁，从越北山区到沿海地区发现较多的遗址，并形成具有区域性的人类文化特征，古人类由以澳大利亚人种为主向澳大利亚+蒙古人种混合过渡，并逐渐形成以蒙古人种为主，骆越族群先民人类基因开始形成，可以从和平文化、北山文化等看到踪迹。
1. 和平文化。这是越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其年代为距今20 000—7 000年之间。在越南境内140多个“和平文化”遗址中，经过AMS-碳14测年的仅有20余个[4]，年代集中在距今18 000—7 000年[5]。和平文化发现墓葬，其人骨的体质特征，属于美兰尼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种人，有的为“明显的澳大利亚人种特点”;另一些为澳大利亚与蒙古人种混合特征，“人种分化的特点尚不清晰”[6] 。这说明当时越南北方的人类主要是澳大利亚美兰尼西亚人种和澳大利亚与蒙古人种混合人种，他们是后来形成越南骆越人的主要人种元素之一。
2. 北山文化。它是越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年代为距今9 000—7 000年。该文化的遗址多发现于洞穴或岩荫内，“人们找到了十七件头骨，其中六件属于美兰尼西亚种;八件属于印度尼西亚种，一件是蒙古种和印度尼西亚的混血，一件类似澳洲种”[7]19 。北山文化人骨属于美拉尼西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特征最为明显[8] 。与北山文化同时代墓葬的越南义安省琼人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头骨是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和蒙古大人的混杂产物，而以后者为主”[9]。这表明，骆越先民人种基因逐步加深。
（二）新石器时代中期
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多笔文化遗址。多笔文化遗址发掘出102具人骨，“所发现的遗骸都是属于美兰尼西亚种。也有些头骨，头部稍长，类似印度尼西亚种”[10]， 有学者认为，多笔遗址人种“带有澳大利亚—蒙古人种和印度尼西亚人特征，可能属于澳大利亚人种和蒙古人种的中间类型”[11] 。这一迹象表明，骆越先民人种的形成渐渐加快。
如果以和平文化、北山文化、多笔文化和琼文文化的人骨来综合分析，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出土的人骨大多具有澳大利亚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混合特征。一般认为，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人是东南亚最初的土著居民。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虽然已与蒙古人种成分有了混杂，但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成分仍然很强。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蒙古人成分变得越来越强，那些特长头型的人在中印半岛消失了[9] 。在和平文化时期，越南北方仍以澳大利亚人种为主，后来自越北南下的蒙古人种与当地土著人混合，形成澳大利亚—蒙古人种。这一时期，也有中国西南族群南下中南半岛北部，人们一般将新石器时代从中国西南向中南半岛迁移的人群称为“原始马来人”[8]。2015年12月，中国云南临沧在硝洞岩厦发现距今43 500年亚洲最古老的“和平文化”① 。因此，西南地区的云南、广西向越南迁徙的史前人类是完全有可能的，它反映了那个时期古代人类交往交流与交融。由此可见，中国华南古人在沿海沿边南迁中南半岛北部对越南北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逐渐改变了越南当地人种的基因，将澳大利亚人种为主的土著人的特征，经过人类不同种族的不断交融，逐步改造为蒙古人种为主。这就是越南骆越族群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越南北方文化加快发展，从越北山区到东部沿海主要文化依次分布为：西北山区的板磨文化、东北山区的河江文化、谅山山区的梅坡文化、东北沿海的下龙文化、义安至广平沿海的保卓文化共5个。
上述5个文化遗址，发现的人骨数量不多。具有山区特点的板磨文化发现3具人骨，分别具有印度尼西亚人、浓厚的蒙古人特征，也具有“澳大利亚—尼格利陀人的一些特征”[11]。在谅山梅坡文化遗址，考古人员发掘出少量骨骼和牙齿，发现带有部分澳大利亚人种特征的蒙古人种，这很可能是北山文化的印度尼西亚人后裔。而沿海地区的下龙文化，也发现一具遗骸，接近蒙古人种特征，也有少量澳大利亚人种特征。保卓文化发现少量人骨，具有印度尼西亚人特征[8]。
这一时期，越南北方文化的繁荣，与南北外来文化的交流有较大关系。外来文化主要来自两大方向：一是大量来自华南和西南的文化因素，或从陆地或从沿海进入越南北方;二是来自越南中部地区及东南亚海岛区域的文化，从南北双向共同推进越南北方文化的快速发展。随着越南北方文化的发展，也推进了南北人类交流交融。这一时期，越北人类特征是：蒙古人种的特征大大增强，但还没有形成纯种的蒙古人种;而以澳大利亚和蒙古人混合而成的新型人种——古印度尼西亚人，则成为现代越人（京族）的直接祖先，其他各人种及混合人种则逐渐消失[8] 。这可能就是早期骆越人的产生。
（四）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这一时期，是越南骆越人基本形成时期，其代表文化有冯原—铜豆—扪丘系列文化和东山文化。
1. 青铜文化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表现在空间上，青铜文化从山区向平原拓展，冯原文化就是开拓红河平原的典型，有大量南中国文化元素进入，为骆越人的形成奠定重要基础。
从人类文化遗存看，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文化发展很快，但发现人类遗存不多。据考察，这一时期，越南永福省铜豆遗址仅发现1具遗骸，总体特征为东山文化印度尼西亚人，与越南新石器时代及西澳大利亚土著人种相去较远[12]。在宁平缦帕遗址，考古人员发现的人骨与现代越人特征接近，与澳大利亚人、美拉尼西亚人差距较大，但仍然保留少量印度尼西亚人特征[13]。这说明，越南北部人类异种进化加快。
从古人类交流交融看，这一时期主要特点是人类体质发生强烈变化。主要表现为越北人去澳大利亚人种加速，但仍然保留一些印度尼西亚人特征，黄黑要素同时存在;大量来自中国及周边高地的蒙古人种，加入与之混合而逐步黄化，“最后出现与现代越人相似的蒙古人种特征”[14]。来自中国人是“具有较高文化的与壮侗语言诸民族有关的‘续至马来人’，主要从中国东南沿海和华南迁入”[2]43。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已经有不少的瓯骆先民开始进入越南北部，并带来了青铜文化和稻作文化，加快了越北的青铜文化飞跃和稻作文化的发展，也促进越北语言的改良与交融。与此同时，大约在公元前2 000年左右，“南海北面孟高棉人及高地岱侬人向红河平原扩张，运用古岱人水稻和社会方式开发平原，渐渐改变其语言而形成了一个新讲越芒语族的越芒人共同体”[15]。
2. 铁器文化时代。这一时期，越北最具代表的文化就是东山文化，它是东南亚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文化，其分布包括越南北部山区、平原和沿海大部分地区。其文化特征表现在：农耕文化快速发展，大量开垦水田和种植水稻;冶金业发展迅速，铜器数量种类丰富，体大精美，东山文化的青铜制品达到较高水平;商业发展，阶级分化，人类交往交流交融频繁。东山文化的人类文化特征，从保存的人骨体质来看，人种分为印度尼西亚种和东南亚人种两大类型。相同是，二者主要特征相似，均属于蒙古人种南方亚种;相异是，前者仍保留较多澳大利亚人种特征，后者则带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16]。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人种类型之所以有差别，主要原因是黄化过程快慢不同造成的。初步判断，越南东山文化的居民，是青銅时代古印度尼西亚人与其他人种混杂并快速减黑变黄的后裔，其中“从中国南下的蒙古人种连绵不断地进入越北，对本地人种的改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8]。据此，岭南地区瓯骆族群先民已经大量进入了越北地区，与当地人共同推进骆越人的形成，大约在公元前后形成了东南亚人种。
（五）讨论与分析
笔者认为，越南骆越族群的形成是以土著居民为基础，融合了来自南北的百越民族而成。那么它以哪些土著古人为基础？融合了哪些古代族群？史前越南北方有土著居民。考古发现这些土著居民是美兰尼西亚种人，即人们所说的土著“黑色人种”。“这种人就是最底层和中层遗迹旧石器文化的主人”[7]19。越南骆越族群的来源是以土著的黑色人种为基础。前面所述的和平文化、北山文化等发现的人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史前越南北方外来族群，包括印度尼西亚人种（即一种与黑色人种混血后的蒙古人种）、孟高棉人种和蒙古人种等。
1. 印度尼西亚人种。印度尼西亚人是从哪里进入越南北方的？越南学者陶维英认为，人们推测他们是从海上来到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的东部与南部的。也有一些学者则认为，由于在亚利安种人（也称雅利安人）南进的压力之下，迫使居住在印度的印度尼西亚人迁移到印度支那[7]21。我国学者陈桥驿认为，发源于中国浙江宁绍平原的古越人，在距今1.2万年前后，由于自然环境恶化（卷转虫海侵）而大规模迁移到海外，被史称为“外越”，这支外越远及中南半岛，位于铜鼓之南，史籍上所称的“骆越”[17]。我国学者徐松石先生认为，马来民族、缅甸民族、越南民族、泰民族和高棉民族等，他们的祖先都是由中国移徙而来。“马来族前身是大越族，浙江江苏福建乃他们最初居住的地方”。马来人在林邑南方苏门答腊和爪哇等的地发现，也断不能早于公元前第五或第四世纪。“大约当时的大越遗民，大批乘船出海，漂流到苏门答腊去。他们逼走波利尼西亚人，又征服了当地的小黑人，吸入了他们的血素，遂形成了一个棕色的马来民族。于是一部分马来人再经林邑而与中国岭南的居民接触”[18]。何平认为，印度尼西亚人就是一万多年前离开中国宁绍平原的“外越人”，他们流散到海外后，辗转东南亚海岛几千年后成为原始南岛语民族和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公元前2000—1000年之间，发展到越南和马来亚[2]148—149。后来，何平又有了新发现，认为马来民族或南岛语民族的根，就在他们现在所在地的北方即中国南方地区，就是由先后主要从中国云南乃至西南地区迁徙出去的“原始马来人”和主要从中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迁徙出去的“续至马来人”与当时分布在东南亚各地的黑色人种进一步融合后形成的[19]50—51。至此，我们初步理清了越北古代印度尼西亚人的来龙去脉了，即江浙古越人和西南“原始马来人”——流散东南亚半岛和群岛——与当地黑人通婚混血形成马来人——后来又迁徙到中南半岛北部。 2.孟高棉语民族。有关孟高棉语族的起源，有“印度说”“本土说”和“中国说”三种。目前，中外学者有关孟高棉语民族起源于印度这一说法基本被否定，但起源于中南半岛和中国南方的说法，仍有不少支持者。持“土著说”的有：《Emma nu al Guillon，“The Mons：A Civilization of Southeast Asia”，Translated and Editedby James V.Di Crocco》（A.G毫德里克特，Haudricourt，1999）、《高棉人》（伊安·马贝特）、柬埔寨学者登耶、贝尔纳·菲利普·格罗斯里叶（Bernard Philippe Groslier）、马塞尔·塔拉波（Marcel Talabot）、《大英百科全书》（1980，第15版）等都认同孟高棉语民族为土著族群。但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20] 。持“中国说”的有不少学者。如，弗兰克·M·勒马尔等学者认为，今天的高棉人的祖先大概是从北方或西方某个地方行来;英国学者卢斯认为，孟高棉语的发源地在红河三角洲一带;陈序经先生认为，约在公元前五六世纪，从南方一带的民族开始向南迁移，促使越南北部的民族也逐渐南移;凌纯声认为，孟高棉语人起源于青藏高原待选。但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孟高棉语民族起源于中国南方古代濮人集团[21]，还有学者认为“多点起源、平行发展”的观点[22]。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云南学者何平的观点，他认为，大概就在马来人的先民向东南亚地区迁徙或稍后一个时期，一些属于南方蒙古人种的群体也沿着陆路从中国南部向中国西南边地和中南半岛地区迁徙，在迁徙过程中不断与早先居住在当地的黑色人种或与黑色人种混合产生的其他族群融合，其中分布在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地区的这些民族群体逐渐演变成了孟高棉语民族[19]328。“是那些比孟高棉语民族晚来的后来者古越人融合了早先居住在当地的孟高棉语民族并部分地接受了他们的语言文化，才形成了史书中后来提到的骆越人”[19]142。何先生的观点，可以从越南北方考古发现的人类头骨遗骸鉴定成果中得到支持。
3. 蒙古人种。也称蒙古利亚人种，一般认为，蒙古人种（Mongoloids）泛指所有居住在东亚地区的当地人群及美洲印弟安人，其中分布在中国、蒙古、朝鲜、日本等地的人类称为典型的蒙古人种（typical Mon-goloids），而居住在东南亚地区的人群称为南亚蒙古人种（sourh ern Mongyoloids）。后来，有人将现代蒙古人种分为5种类型①。特别指出的是，南亚蒙古人种（或蒙古人种南部类型），还可大致分为南亚东南蒙古人种和马来蒙古人种（南亚西南蒙古人种），但两者区分不大。马来蒙古人种，也可称为傣——马来亚类，是南方西部蒙古人种的一种，其特征是南方蒙古人短头人的种族类型[23]。这一人种就出现在越南和平文化和北山文化出土的人骨中，是北方古人向越南北方迁徙的一种古人类，是融合越北印度尼西亚人种之一，对促成骆越族群的形成起到关键性作用。这些来自北方的南亚蒙古人种，主要是从中国迁徙或流动到越北，迁徙流动是分批分年逐步进入，有一定规模的迁徙大概出现在商周时代。中国四川学者童恩正从古代西南地区与越南的岩葬、船棺葬、石棺葬、大石遺迹、青铜器等文化比较，以及古代西南与中南半岛通道等，论述证明公元前2500—1500年左右，中国居民不断向中南半岛迁徙，推测上述文化相同相似现象是受北方移民及其文化交流影响而产生[24]。中国广西学者万辅彬等以东山铜鼓为例，对中越文化交流进行分析认为，“早期的东山铜鼓与中国石寨山铜鼓并行发展，但到公元后东山文化回过头来影响中国境内的铜鼓，创造灿烂铜鼓文化的各民族，是同一大文化圈的兄弟民族，这些民族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以及迁徙、融合，形成了种种经济的文化的关系，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25]。中国云南学者王大道认为，产生于公元前5～1世纪的东山文化，与滇文化的都是定居锄耕农业民族的文化遗存，但都具有各自的文化特征，东山文化中发现过许多种滇文化的基本典型器，东山文化的基本典型器也在滇文化中出现，这是相互文化交流的证据[26] 。既然有文化交流就不可避免存在西南地区与越北有南方蒙古人交往迁徙融合的可能。1930年，法国考古学家V·戈鹭波就提出东山文化源于本地但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他认为“东山文化是当地人创造的，当时这些土著民族还不会使用金属工具”，然而，“正是中国人教会冶金技术和改变用容易腐烂的材料制造乐器及工具的方法，转而制造了有丰富花纹的铜鼓”[27] 。从以上中外学者所论述，足以证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就有来自中国西南地区蒙古人种与越南北方人群频繁的交往融合，形成了骆越族群，共同创造了越南文明。
二、京族的族源
骆越是京族直接祖先，是形成京族的主体，但不是所有的骆越族群后裔都成为当今的京族。
（一）中外学者对京族族源研究述评
京族的族源可分为土著说、外来说和融合说三种说法。
1. 土著说。中外学者最普遍的看法，认为京族是直接由百越骆越支系发展而来。《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京人条说：“京人系古代骆越人的后裔，先只住在越南北部，后逐渐南移，到19世纪到达南端。”[28]秦钦峙、赵维扬主编的《中南半岛民族》一书认为：“古代百越民族中的瓯越、骆越是今天京族的祖先。”[29]王民同教授亦认为，“越南主体民族越族（即京族）原为百越一支，属骆越”[30]。越南学者阮廷科在《越人的起源》一文中说：“越人的祖先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住地”，“越人是这块土地上最悠久的土著居民。”[31]上述的观点都表明，越南京族为土著居民。 2. 外来说。霍尔在《东南亚史》一书中论述了京族的起源，他根据京族中有孟高棉语的成分而认为京族属孟高棉民族中的一部分[32]。中国广西学者李干芬也认为：“京族族源不是直接源于百越族，而是以澳大利亚——尼格罗人血缘为主的新的民族。 ”[33]20世纪70年代，越南出版的《越南民族的起源——马来》一书，认为越南人和马来亚人都起源于古马来亚人，是从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南迁而来的①。越南学者一般认为，京族的祖先来自中国江浙一带的越族，是通过海路迁居至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的，其后才有了“骆越”之称。代表性观点如陶维英在其著的《越南古代史》上册中说：“《后汉书》载闽越姓‘驺’。”[7]128—136注解家徐广曾说“驺”一作“骆”，其意在暗指闽越人的姓氏为骆。如果这个解说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依据其意义而理解为：在闽越之地，即在福建地区，也有越人与骆越人一样同是以骆为姓。根据原住在扬子江流域的越族人的南进趋势来看，我们可以推论，如果以前越南北部和福建地区均有姓骆的越人，即全部是骆越人的话，那么在现今越南北部的骆越人应是由福建的骆越人迁徙来的，决不会有相反的现象。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陶维英还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证：（1）从越南北方的铜鼓中烙有的飞鸟（候鸟）和栖鸟的形状，说明铜鼓主人骆越人具有鸟图腾崇拜，还从铜鼓纹有的船型推断骆越人要越海到越南;（2）从铜鼓腰上的候鸟，来推导“骆”和“鹆（各+鸟）”字义，是指江南一种候鸟。根据上述几点提出臆测，来自福建的越人经常往返于越南北部，后来就定居在北宁以北的紅河沿岸和底江沿岸一带。
3. 融合说。即复合多元说。代表学者为王文光先生，他在《越南京族、芒族的由来与发展之我见》一文提出：“京族是以骆越为主体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吸收周围的不同民族，到十世纪以后才重新组合成的一个民族。”[34]他的论据主要是：（1）京族现在分布的中心区为古代交趾的一部分，交趾是这个国家独立政权出现的地方，为京族产生做了承前启后的工作;（2）公元979年，丁部没落，建立黎朝，越南进入了脱离中原王朝的时期，为京族形成创造了历史条件。京族主要组成部分有，以骆越——僚为主体发展而来部分、占婆国的占人、部分孟高棉人及少量汉族;（3）京族在形成过程中，对“占人”的吸收主要是通过战争形式进行;（4）京族中也含有高棉人的成分;（5）融于京族的汉族，主要是秦汉至唐代在交趾屯守的汉官士卒没有返回内地而落籍者;（6）京族在融合发展中受中华汉文化影响最大，同时也包含占人文化、高棉人文化。所以，在语言中有多种因素存在，这便是语言学家难以确定其语言属系的原因所在。
另一位学者古小松也持融合说。他认为，京族是华夏人与当地世居族群融合而成，“今日越南京族是持续移入的大量的华夏人与当地以骆越为主体的世居族群不断融合而成。在整合过程中，汉化者即后来的京族;不愿汉化者移居山区，成了后来的芒族”[35]。中国学者李谷也认为：“越南民族即京族，也就是通常所说越南人，本身就是汉人与当地土著的融合体。”[36] 134
（二）讨论与分析
对上述三种说法，笔者提出一些看法，与大家讨论。
1. 京族族源为“土著说”不准确。因为骆越形成之前，当今越南的北部中部不是骆越先民居住的地方，而是美拉尼西亚人种、印度尼西亚人种和孟高棉语等氏族或部落等人群，骆越是“后来人”，但骆越是京族的直接祖先。越南学者陶维英等也不认同这一看法。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中越学者都有较多的论著阐述，如何平先生在《东南亚民族史》一书中就此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笔者赞同，此不赘述。
2. 京族族源主体“外来说”不科学。以霍尔、李干芬为代表的这一观点论据还不够充分。而陶维英的京族来自福建越人的观点也很牵强[7]128—136，缺乏史料，只抓住个别字眼“驺”来推理、想象、臆测，没有充分的根据，因而不能成立，但他提及“骆越是京族的祖先”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全部。
3. 笔者赞同京族族源“融合说”。即京族的族源来自多元融合。总体上是以骆越为基础，即早期来自印度尼西亚人、孟高棉人与后来的蒙古人种的古越人融合而成的骆越人，随后各朝各代又从中国西南、东南源源不断迁入越南的华夏族群，最终于公元9世纪末形成现代京族。现将几次较大规模的中国族群进入越南的历史进行一些疏理。
（1）蜀人南迁。约在战国后期至西汉，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骆王、骆侯，于公元前257年建立瓯骆国，称“安阳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虽然我国正史没有记载，而散见于《水经·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我国西南知名历史学家如蒙文通、何平、覃圣敏等先生均认为可信。蒙文通先生认为，“蜀人入越”是可信的[37]。何平先生经过论证后，认为“蜀人南迁交趾应是真有其事的”[38]。笔者认为，如果这一历史可信的话，那么早在战国至西汉就有数万中国西南蒙古人种进入越南，与当地骆越人融合，成为后来京族的一员。
（2）汉越南迁。即秦汉时期形成大规模的中原汉人与岭南越人的南迁。秦朝统一岭南时，号称五十万大军进入岭南，其中也有数以万计的中原官兵到达越南北部，后来融合于当地;不少受秦军追击的瓯骆族群南迁越南避害融合于越北;马援平交趾，也率领大批官民进入越南，不少人也留存那里定居。“继蜀人向越南骆越地区迁徙之后，又有夜郎人从中国西南地区迁入今天越南北部当时的骆越人居住的地区”。这是见于我国古籍记载的第二批大规模迁入今天越南北部地区的中国西南民族，这些人无疑也融合到当地骆越人中去[38]，并成为现代越族（京族）的组成部分。
总之，由秦至宋，越南纳入中国版图期间，中国各地族群源源不断地进入越南，规模以数十万计，从而为京族的形成奠定了族群的基因。这在中国古代古籍中多有记载，不再赘述。因此，越南史学家陈重金认为，“无论我们属于哪一个种类，但由于后来中国统治我国1 000多年，有时还派40多万兵，则必然是我们旧的苗裔已与中国人混血之后，才形成今天的越南人 ”[39]。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认为，现代越南民族的形成，离不开汉族血统，这是越南历史发展的重大特征[40]。而中国学者李谷则分析得更具体，认为：“从公元前三世纪到现在的二千多年来，无论越南还在中国版图内的1 000多年，还是越南已经独立的1 000多年，由于山水相连的地缘关系，两地人民之间的流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迁居者有之，通婚者有之;有大规模的迁移达成千上万人的，也有单家独户或个人经商谋生居留的。不说越南郡县时期的行政长官都由中央政府委派，即使是越南独立后的历代皇帝也大多是汉人。据信史记载，从越南开国的之君到最后一个封建朝代的皇帝阮福映，几乎都是汉族的后裔。”因此，“越南民族即京族，也就是通常据说的越南人，本身就是汉人与当地土著的融合体 ”[36]134—136。这就表明，自从秦汉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越南民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有中国人的融合，这是客观事实的。 （3）兼并占族。越南自公元982年至1697年占城国灭亡，先后不断的南进政策共持续了约700年，至18世纪为止，占城国被越南彻底兼并，使越南国土不仅比原来增加了3倍，还兼并了占城国的族群约6万人，这些占城族后来基本上融合同化于京族。
因此，从历史来看，越南京族的形成，主体民族是以骆越族群为直接祖先，经过2 000多年中国历代源源不断的南迁人口和兼并占城国等占族人口后，逐步融合而成当今的京族。
三、越南骆越族群与中国骆越族群的联系与区别
越南骆越族群与中国骆越族群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根据掌握的史料和考古资料，试作一些分析对比。
（一）从古人类起源看，中越骆越人种来源不同
越南骆越族群来源主要以澳大利亚人种、印度尼西亚人种为基础，后与来自北方不断地进入越北的蒙古人种混合而成。而中国骆越族群主要来源于南方蒙古人种，并不断与北方蒙古人种混血，当然也可能与来自中南半岛少量的其他外来人种（如小黑人种）混合。
（二）从骆越族群形成时间来看，中越骆越族群大体相当
这可从两广地区迁入海南岛的临高人得出结论。据考察，中国海南骆越后裔黎族大约是在1万年前进入海南岛，而台语族群的临高人大约在七八千年前进入海南岛居住，二者相差约2 000年时间。由此判断，中国与越南的骆越族群形成时间大体相当。
（三）从物质文化联系来看，中越骆越先民物质文化联系非常密切，并互动发展
以青铜文化为例，越南有以东山文化为代表的骆越铜鼓青铜文化，中国也有以云南万家坝、石山寨和广西各类铜鼓为代表的瓯骆（或称百越族群）青铜文化，而这一青铜文化为一个大文化圈，年代大体相当。又从稻作文化来看，中国骆越族群创造稻作文化，并向越南传播，促进越北稻作文化向南发展。从海上丝绸之路和南北陆路丝绸之路来看，中国岭南沿海和西南陆路早在商代、晚在周代就源源不断地向越南及中南半岛开辟南北丝绸之路和南海丝绸之路，促进中南半岛经济文化发展，并加快向越南及中南半岛迁徙移民，促进东南亚国家的发展繁荣。
（四）从语言来看，中越骆越族群语言不是一个语系
中国骆越族群基本上同一个语系，如黎族语言虽然不能直接与壮族、布依族、傣族进行交流，但同属汉藏语系，属于壮侗语族黎语支，但还是同一个语系。而越南骆越后裔京族就不同，其语言属南亚语系越芒语族越语支，跟中国当今的骆越族群后裔不能相互直接交流，需要翻译才能交流。从这一点看，中越骆越族群后裔语言是不相通的。由于越南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越南语从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不断地直接借用或改造使用大量词语，因而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占相当大的比重。
结语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早在先秦时期我国东中部就与南部的骆越（包括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云南东部等）及其族群有频繁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形成了骆越人，为越南当今的京族的形成奠定了人类体质学和其他人文的基础。秦汉以后，我国南北族群源源不断地南下，与今越南北方骆越先民交往交流交融，最终于公元10世纪左右催生了现代越族（即京族）。因此，越南京族是以古骆越人为主体，融合了中国人和占城人等国家人类基因而成。纵观当今的越南京族和中国南方壮侗语族群，他们在历史上同属于骆越族群，文化上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差异，主要表现在语言上不同。
中越两国世代是友好邻居，族群基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人类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当今，在构建“一带一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研究和认清中越两国族群的相互关系，将有助于推进和巩固中越两国人民传统友谊，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一带一路”筑牢民心相通社会根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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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 好
关键词：骆越文化;交往交流;京族起源与形成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9.04.015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9）04-0093-09
收稿日期：2019-07-10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5@ZH002）。
作者简介：赵明龙，男，广西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族问题、跨境侗台语族群文化等。
越南京族从哪里来？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对京族族源进行了一些研究，认为京族的族源可分为土著说、外来说和融合说三种说法。笔者认为，骆越是京族直接祖先，是形成京族的主体，但不是所有的骆越族群后裔都成为当今的京族，京族是由南北多个族群融合而成。越南考古发现，史前居住在越南中部和北部的古老族群是澳大利亚美兰尼西亚人种、印度尼西亚人种为基础，后来在越南南部加入了孟高棉人的成份和来自越南北部的古越人（蒙古人，即古越人）、蜀人南迁、汉越南迁（汉族人和岭南百越人），进而是越南的主体族群京族的祖先骆越族群。公元前214年秦朝统一岭南后，越南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统治的郡县，此后中原人南迁源源不断，为越南骆越族增添更多的蒙古人基因和语言等文化基因，加大族群融合力度，于公元10世纪越南独立时催生了现代越南京族。
一、越南骆越族群的形成
先秦至东汉，现今越南北部中部就出现骆越族群先民，那么这一骆越族群先民是由哪些古人组成的呢？孙文明认为，骆越人是秦汉时期部分闽越人乘船迁移到越北后形成的[1]。何平先生认为，骆越族群的形成是广义上的“印度尼西亚人”（或称“马来人”）“从宁绍平原迁徙到紅河流域的越人先民与当地的土著黑色人种混合而成”[2]151-153。周宗贤先生认为，骆越人是由“柳江人”发展而来的，“是最早居住在岭南沿海的土著民族”[3]。笔者认为，越南骆越人的形成，是由当地土著居民与外来族群混合而成。下面根据越南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分析。
（一）新石器时代早期
这一时期，越南北方的人类活动频繁，从越北山区到沿海地区发现较多的遗址，并形成具有区域性的人类文化特征，古人类由以澳大利亚人种为主向澳大利亚+蒙古人种混合过渡，并逐渐形成以蒙古人种为主，骆越族群先民人类基因开始形成，可以从和平文化、北山文化等看到踪迹。
1. 和平文化。这是越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其年代为距今20 000—7 000年之间。在越南境内140多个“和平文化”遗址中，经过AMS-碳14测年的仅有20余个[4]，年代集中在距今18 000—7 000年[5]。和平文化发现墓葬，其人骨的体质特征，属于美兰尼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种人，有的为“明显的澳大利亚人种特点”;另一些为澳大利亚与蒙古人种混合特征，“人种分化的特点尚不清晰”[6] 。这说明当时越南北方的人类主要是澳大利亚美兰尼西亚人种和澳大利亚与蒙古人种混合人种，他们是后来形成越南骆越人的主要人种元素之一。
2. 北山文化。它是越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年代为距今9 000—7 000年。该文化的遗址多发现于洞穴或岩荫内，“人们找到了十七件头骨，其中六件属于美兰尼西亚种;八件属于印度尼西亚种，一件是蒙古种和印度尼西亚的混血，一件类似澳洲种”[7]19 。北山文化人骨属于美拉尼西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特征最为明显[8] 。与北山文化同时代墓葬的越南义安省琼人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头骨是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和蒙古大人的混杂产物，而以后者为主”[9]。这表明，骆越先民人种基因逐步加深。
（二）新石器时代中期
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多笔文化遗址。多笔文化遗址发掘出102具人骨，“所发现的遗骸都是属于美兰尼西亚种。也有些头骨，头部稍长，类似印度尼西亚种”[10]， 有学者认为，多笔遗址人种“带有澳大利亚—蒙古人种和印度尼西亚人特征，可能属于澳大利亚人种和蒙古人种的中间类型”[11] 。这一迹象表明，骆越先民人种的形成渐渐加快。
如果以和平文化、北山文化、多笔文化和琼文文化的人骨来综合分析，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出土的人骨大多具有澳大利亚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混合特征。一般认为，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人是东南亚最初的土著居民。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虽然已与蒙古人种成分有了混杂，但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成分仍然很强。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蒙古人成分变得越来越强，那些特长头型的人在中印半岛消失了[9] 。在和平文化时期，越南北方仍以澳大利亚人种为主，后来自越北南下的蒙古人种与当地土著人混合，形成澳大利亚—蒙古人种。这一时期，也有中国西南族群南下中南半岛北部，人们一般将新石器时代从中国西南向中南半岛迁移的人群称为“原始马来人”[8]。2015年12月，中国云南临沧在硝洞岩厦发现距今43 500年亚洲最古老的“和平文化”① 。因此，西南地区的云南、广西向越南迁徙的史前人类是完全有可能的，它反映了那个时期古代人类交往交流与交融。由此可见，中国华南古人在沿海沿边南迁中南半岛北部对越南北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逐渐改变了越南当地人种的基因，将澳大利亚人种为主的土著人的特征，经过人类不同种族的不断交融，逐步改造为蒙古人种为主。这就是越南骆越族群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越南北方文化加快发展，从越北山区到东部沿海主要文化依次分布为：西北山区的板磨文化、东北山区的河江文化、谅山山区的梅坡文化、东北沿海的下龙文化、义安至广平沿海的保卓文化共5个。
上述5个文化遗址，发现的人骨数量不多。具有山区特点的板磨文化发现3具人骨，分别具有印度尼西亚人、浓厚的蒙古人特征，也具有“澳大利亚—尼格利陀人的一些特征”[11]。在谅山梅坡文化遗址，考古人员发掘出少量骨骼和牙齿，发现带有部分澳大利亚人种特征的蒙古人种，这很可能是北山文化的印度尼西亚人后裔。而沿海地区的下龙文化，也发现一具遗骸，接近蒙古人种特征，也有少量澳大利亚人种特征。保卓文化发现少量人骨，具有印度尼西亚人特征[8]。
这一时期，越南北方文化的繁荣，与南北外来文化的交流有较大关系。外来文化主要来自两大方向：一是大量来自华南和西南的文化因素，或从陆地或从沿海进入越南北方;二是来自越南中部地区及东南亚海岛区域的文化，从南北双向共同推进越南北方文化的快速发展。随着越南北方文化的发展，也推进了南北人类交流交融。这一时期，越北人类特征是：蒙古人种的特征大大增强，但还没有形成纯种的蒙古人种;而以澳大利亚和蒙古人混合而成的新型人种——古印度尼西亚人，则成为现代越人（京族）的直接祖先，其他各人种及混合人种则逐渐消失[8] 。这可能就是早期骆越人的产生。
（四）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这一时期，是越南骆越人基本形成时期，其代表文化有冯原—铜豆—扪丘系列文化和东山文化。
1. 青铜文化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表现在空间上，青铜文化从山区向平原拓展，冯原文化就是开拓红河平原的典型，有大量南中国文化元素进入，为骆越人的形成奠定重要基础。
从人类文化遗存看，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文化发展很快，但发现人类遗存不多。据考察，这一时期，越南永福省铜豆遗址仅发现1具遗骸，总体特征为东山文化印度尼西亚人，与越南新石器时代及西澳大利亚土著人种相去较远[12]。在宁平缦帕遗址，考古人员发现的人骨与现代越人特征接近，与澳大利亚人、美拉尼西亚人差距较大，但仍然保留少量印度尼西亚人特征[13]。这说明，越南北部人类异种进化加快。
从古人类交流交融看，这一时期主要特点是人类体质发生强烈变化。主要表现为越北人去澳大利亚人种加速，但仍然保留一些印度尼西亚人特征，黄黑要素同时存在;大量来自中国及周边高地的蒙古人种，加入与之混合而逐步黄化，“最后出现与现代越人相似的蒙古人种特征”[14]。来自中国人是“具有较高文化的与壮侗语言诸民族有关的‘续至马来人’，主要从中国东南沿海和华南迁入”[2]43。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已经有不少的瓯骆先民开始进入越南北部，并带来了青铜文化和稻作文化，加快了越北的青铜文化飞跃和稻作文化的发展，也促进越北语言的改良与交融。与此同时，大约在公元前2 000年左右，“南海北面孟高棉人及高地岱侬人向红河平原扩张，运用古岱人水稻和社会方式开发平原，渐渐改变其语言而形成了一个新讲越芒语族的越芒人共同体”[15]。
2. 铁器文化时代。这一时期，越北最具代表的文化就是东山文化，它是东南亚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文化，其分布包括越南北部山区、平原和沿海大部分地区。其文化特征表现在：农耕文化快速发展，大量开垦水田和种植水稻;冶金业发展迅速，铜器数量种类丰富，体大精美，东山文化的青铜制品达到较高水平;商业发展，阶级分化，人类交往交流交融频繁。东山文化的人类文化特征，从保存的人骨体质来看，人种分为印度尼西亚种和东南亚人种两大类型。相同是，二者主要特征相似，均属于蒙古人种南方亚种;相异是，前者仍保留较多澳大利亚人种特征，后者则带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16]。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人种类型之所以有差别，主要原因是黄化过程快慢不同造成的。初步判断，越南东山文化的居民，是青銅时代古印度尼西亚人与其他人种混杂并快速减黑变黄的后裔，其中“从中国南下的蒙古人种连绵不断地进入越北，对本地人种的改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8]。据此，岭南地区瓯骆族群先民已经大量进入了越北地区，与当地人共同推进骆越人的形成，大约在公元前后形成了东南亚人种。
（五）讨论与分析
笔者认为，越南骆越族群的形成是以土著居民为基础，融合了来自南北的百越民族而成。那么它以哪些土著古人为基础？融合了哪些古代族群？史前越南北方有土著居民。考古发现这些土著居民是美兰尼西亚种人，即人们所说的土著“黑色人种”。“这种人就是最底层和中层遗迹旧石器文化的主人”[7]19。越南骆越族群的来源是以土著的黑色人种为基础。前面所述的和平文化、北山文化等发现的人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史前越南北方外来族群，包括印度尼西亚人种（即一种与黑色人种混血后的蒙古人种）、孟高棉人种和蒙古人种等。
1. 印度尼西亚人种。印度尼西亚人是从哪里进入越南北方的？越南学者陶维英认为，人们推测他们是从海上来到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的东部与南部的。也有一些学者则认为，由于在亚利安种人（也称雅利安人）南进的压力之下，迫使居住在印度的印度尼西亚人迁移到印度支那[7]21。我国学者陈桥驿认为，发源于中国浙江宁绍平原的古越人，在距今1.2万年前后，由于自然环境恶化（卷转虫海侵）而大规模迁移到海外，被史称为“外越”，这支外越远及中南半岛，位于铜鼓之南，史籍上所称的“骆越”[17]。我国学者徐松石先生认为，马来民族、缅甸民族、越南民族、泰民族和高棉民族等，他们的祖先都是由中国移徙而来。“马来族前身是大越族，浙江江苏福建乃他们最初居住的地方”。马来人在林邑南方苏门答腊和爪哇等的地发现，也断不能早于公元前第五或第四世纪。“大约当时的大越遗民，大批乘船出海，漂流到苏门答腊去。他们逼走波利尼西亚人，又征服了当地的小黑人，吸入了他们的血素，遂形成了一个棕色的马来民族。于是一部分马来人再经林邑而与中国岭南的居民接触”[18]。何平认为，印度尼西亚人就是一万多年前离开中国宁绍平原的“外越人”，他们流散到海外后，辗转东南亚海岛几千年后成为原始南岛语民族和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公元前2000—1000年之间，发展到越南和马来亚[2]148—149。后来，何平又有了新发现，认为马来民族或南岛语民族的根，就在他们现在所在地的北方即中国南方地区，就是由先后主要从中国云南乃至西南地区迁徙出去的“原始马来人”和主要从中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迁徙出去的“续至马来人”与当时分布在东南亚各地的黑色人种进一步融合后形成的[19]50—51。至此，我们初步理清了越北古代印度尼西亚人的来龙去脉了，即江浙古越人和西南“原始马来人”——流散东南亚半岛和群岛——与当地黑人通婚混血形成马来人——后来又迁徙到中南半岛北部。 2.孟高棉语民族。有关孟高棉语族的起源，有“印度说”“本土说”和“中国说”三种。目前，中外学者有关孟高棉语民族起源于印度这一说法基本被否定，但起源于中南半岛和中国南方的说法，仍有不少支持者。持“土著说”的有：《Emma nu al Guillon，“The Mons：A Civilization of Southeast Asia”，Translated and Editedby James V.Di Crocco》（A.G毫德里克特，Haudricourt，1999）、《高棉人》（伊安·马贝特）、柬埔寨学者登耶、贝尔纳·菲利普·格罗斯里叶（Bernard Philippe Groslier）、马塞尔·塔拉波（Marcel Talabot）、《大英百科全书》（1980，第15版）等都认同孟高棉语民族为土著族群。但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20] 。持“中国说”的有不少学者。如，弗兰克·M·勒马尔等学者认为，今天的高棉人的祖先大概是从北方或西方某个地方行来;英国学者卢斯认为，孟高棉语的发源地在红河三角洲一带;陈序经先生认为，约在公元前五六世纪，从南方一带的民族开始向南迁移，促使越南北部的民族也逐渐南移;凌纯声认为，孟高棉语人起源于青藏高原待选。但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孟高棉语民族起源于中国南方古代濮人集团[21]，还有学者认为“多点起源、平行发展”的观点[22]。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云南学者何平的观点，他认为，大概就在马来人的先民向东南亚地区迁徙或稍后一个时期，一些属于南方蒙古人种的群体也沿着陆路从中国南部向中国西南边地和中南半岛地区迁徙，在迁徙过程中不断与早先居住在当地的黑色人种或与黑色人种混合产生的其他族群融合，其中分布在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地区的这些民族群体逐渐演变成了孟高棉语民族[19]328。“是那些比孟高棉语民族晚来的后来者古越人融合了早先居住在当地的孟高棉语民族并部分地接受了他们的语言文化，才形成了史书中后来提到的骆越人”[19]142。何先生的观点，可以从越南北方考古发现的人类头骨遗骸鉴定成果中得到支持。
3. 蒙古人种。也称蒙古利亚人种，一般认为，蒙古人种（Mongoloids）泛指所有居住在东亚地区的当地人群及美洲印弟安人，其中分布在中国、蒙古、朝鲜、日本等地的人类称为典型的蒙古人种（typical Mon-goloids），而居住在东南亚地区的人群称为南亚蒙古人种（sourh ern Mongyoloids）。后来，有人将现代蒙古人种分为5种类型①。特别指出的是，南亚蒙古人种（或蒙古人种南部类型），还可大致分为南亚东南蒙古人种和马来蒙古人种（南亚西南蒙古人种），但两者区分不大。马来蒙古人种，也可称为傣——马来亚类，是南方西部蒙古人种的一种，其特征是南方蒙古人短头人的种族类型[23]。这一人种就出现在越南和平文化和北山文化出土的人骨中，是北方古人向越南北方迁徙的一种古人类，是融合越北印度尼西亚人种之一，对促成骆越族群的形成起到关键性作用。这些来自北方的南亚蒙古人种，主要是从中国迁徙或流动到越北，迁徙流动是分批分年逐步进入，有一定规模的迁徙大概出现在商周时代。中国四川学者童恩正从古代西南地区与越南的岩葬、船棺葬、石棺葬、大石遺迹、青铜器等文化比较，以及古代西南与中南半岛通道等，论述证明公元前2500—1500年左右，中国居民不断向中南半岛迁徙，推测上述文化相同相似现象是受北方移民及其文化交流影响而产生[24]。中国广西学者万辅彬等以东山铜鼓为例，对中越文化交流进行分析认为，“早期的东山铜鼓与中国石寨山铜鼓并行发展，但到公元后东山文化回过头来影响中国境内的铜鼓，创造灿烂铜鼓文化的各民族，是同一大文化圈的兄弟民族，这些民族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以及迁徙、融合，形成了种种经济的文化的关系，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25]。中国云南学者王大道认为，产生于公元前5～1世纪的东山文化，与滇文化的都是定居锄耕农业民族的文化遗存，但都具有各自的文化特征，东山文化中发现过许多种滇文化的基本典型器，东山文化的基本典型器也在滇文化中出现，这是相互文化交流的证据[26] 。既然有文化交流就不可避免存在西南地区与越北有南方蒙古人交往迁徙融合的可能。1930年，法国考古学家V·戈鹭波就提出东山文化源于本地但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他认为“东山文化是当地人创造的，当时这些土著民族还不会使用金属工具”，然而，“正是中国人教会冶金技术和改变用容易腐烂的材料制造乐器及工具的方法，转而制造了有丰富花纹的铜鼓”[27] 。从以上中外学者所论述，足以证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就有来自中国西南地区蒙古人种与越南北方人群频繁的交往融合，形成了骆越族群，共同创造了越南文明。
二、京族的族源
骆越是京族直接祖先，是形成京族的主体，但不是所有的骆越族群后裔都成为当今的京族。
（一）中外学者对京族族源研究述评
京族的族源可分为土著说、外来说和融合说三种说法。
1. 土著说。中外学者最普遍的看法，认为京族是直接由百越骆越支系发展而来。《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京人条说：“京人系古代骆越人的后裔，先只住在越南北部，后逐渐南移，到19世纪到达南端。”[28]秦钦峙、赵维扬主编的《中南半岛民族》一书认为：“古代百越民族中的瓯越、骆越是今天京族的祖先。”[29]王民同教授亦认为，“越南主体民族越族（即京族）原为百越一支，属骆越”[30]。越南学者阮廷科在《越人的起源》一文中说：“越人的祖先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住地”，“越人是这块土地上最悠久的土著居民。”[31]上述的观点都表明，越南京族为土著居民。 2. 外来说。霍尔在《东南亚史》一书中论述了京族的起源，他根据京族中有孟高棉语的成分而认为京族属孟高棉民族中的一部分[32]。中国广西学者李干芬也认为：“京族族源不是直接源于百越族，而是以澳大利亚——尼格罗人血缘为主的新的民族。 ”[33]20世纪70年代，越南出版的《越南民族的起源——马来》一书，认为越南人和马来亚人都起源于古马来亚人，是从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南迁而来的①。越南学者一般认为，京族的祖先来自中国江浙一带的越族，是通过海路迁居至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的，其后才有了“骆越”之称。代表性观点如陶维英在其著的《越南古代史》上册中说：“《后汉书》载闽越姓‘驺’。”[7]128—136注解家徐广曾说“驺”一作“骆”，其意在暗指闽越人的姓氏为骆。如果这个解说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依据其意义而理解为：在闽越之地，即在福建地区，也有越人与骆越人一样同是以骆为姓。根据原住在扬子江流域的越族人的南进趋势来看，我们可以推论，如果以前越南北部和福建地区均有姓骆的越人，即全部是骆越人的话，那么在现今越南北部的骆越人应是由福建的骆越人迁徙来的，决不会有相反的现象。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陶维英还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证：（1）从越南北方的铜鼓中烙有的飞鸟（候鸟）和栖鸟的形状，说明铜鼓主人骆越人具有鸟图腾崇拜，还从铜鼓纹有的船型推断骆越人要越海到越南;（2）从铜鼓腰上的候鸟，来推导“骆”和“鹆（各+鸟）”字义，是指江南一种候鸟。根据上述几点提出臆测，来自福建的越人经常往返于越南北部，后来就定居在北宁以北的紅河沿岸和底江沿岸一带。
3. 融合说。即复合多元说。代表学者为王文光先生，他在《越南京族、芒族的由来与发展之我见》一文提出：“京族是以骆越为主体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吸收周围的不同民族，到十世纪以后才重新组合成的一个民族。”[34]他的论据主要是：（1）京族现在分布的中心区为古代交趾的一部分，交趾是这个国家独立政权出现的地方，为京族产生做了承前启后的工作;（2）公元979年，丁部没落，建立黎朝，越南进入了脱离中原王朝的时期，为京族形成创造了历史条件。京族主要组成部分有，以骆越——僚为主体发展而来部分、占婆国的占人、部分孟高棉人及少量汉族;（3）京族在形成过程中，对“占人”的吸收主要是通过战争形式进行;（4）京族中也含有高棉人的成分;（5）融于京族的汉族，主要是秦汉至唐代在交趾屯守的汉官士卒没有返回内地而落籍者;（6）京族在融合发展中受中华汉文化影响最大，同时也包含占人文化、高棉人文化。所以，在语言中有多种因素存在，这便是语言学家难以确定其语言属系的原因所在。
另一位学者古小松也持融合说。他认为，京族是华夏人与当地世居族群融合而成，“今日越南京族是持续移入的大量的华夏人与当地以骆越为主体的世居族群不断融合而成。在整合过程中，汉化者即后来的京族;不愿汉化者移居山区，成了后来的芒族”[35]。中国学者李谷也认为：“越南民族即京族，也就是通常所说越南人，本身就是汉人与当地土著的融合体。”[36] 134
（二）讨论与分析
对上述三种说法，笔者提出一些看法，与大家讨论。
1. 京族族源为“土著说”不准确。因为骆越形成之前，当今越南的北部中部不是骆越先民居住的地方，而是美拉尼西亚人种、印度尼西亚人种和孟高棉语等氏族或部落等人群，骆越是“后来人”，但骆越是京族的直接祖先。越南学者陶维英等也不认同这一看法。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中越学者都有较多的论著阐述，如何平先生在《东南亚民族史》一书中就此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笔者赞同，此不赘述。
2. 京族族源主体“外来说”不科学。以霍尔、李干芬为代表的这一观点论据还不够充分。而陶维英的京族来自福建越人的观点也很牵强[7]128—136，缺乏史料，只抓住个别字眼“驺”来推理、想象、臆测，没有充分的根据，因而不能成立，但他提及“骆越是京族的祖先”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全部。
3. 笔者赞同京族族源“融合说”。即京族的族源来自多元融合。总体上是以骆越为基础，即早期来自印度尼西亚人、孟高棉人与后来的蒙古人种的古越人融合而成的骆越人，随后各朝各代又从中国西南、东南源源不断迁入越南的华夏族群，最终于公元9世纪末形成现代京族。现将几次较大规模的中国族群进入越南的历史进行一些疏理。
（1）蜀人南迁。约在战国后期至西汉，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骆王、骆侯，于公元前257年建立瓯骆国，称“安阳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虽然我国正史没有记载，而散见于《水经·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我国西南知名历史学家如蒙文通、何平、覃圣敏等先生均认为可信。蒙文通先生认为，“蜀人入越”是可信的[37]。何平先生经过论证后，认为“蜀人南迁交趾应是真有其事的”[38]。笔者认为，如果这一历史可信的话，那么早在战国至西汉就有数万中国西南蒙古人种进入越南，与当地骆越人融合，成为后来京族的一员。
（2）汉越南迁。即秦汉时期形成大规模的中原汉人与岭南越人的南迁。秦朝统一岭南时，号称五十万大军进入岭南，其中也有数以万计的中原官兵到达越南北部，后来融合于当地;不少受秦军追击的瓯骆族群南迁越南避害融合于越北;马援平交趾，也率领大批官民进入越南，不少人也留存那里定居。“继蜀人向越南骆越地区迁徙之后，又有夜郎人从中国西南地区迁入今天越南北部当时的骆越人居住的地区”。这是见于我国古籍记载的第二批大规模迁入今天越南北部地区的中国西南民族，这些人无疑也融合到当地骆越人中去[38]，并成为现代越族（京族）的组成部分。
总之，由秦至宋，越南纳入中国版图期间，中国各地族群源源不断地进入越南，规模以数十万计，从而为京族的形成奠定了族群的基因。这在中国古代古籍中多有记载，不再赘述。因此，越南史学家陈重金认为，“无论我们属于哪一个种类，但由于后来中国统治我国1 000多年，有时还派40多万兵，则必然是我们旧的苗裔已与中国人混血之后，才形成今天的越南人 ”[39]。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认为，现代越南民族的形成，离不开汉族血统，这是越南历史发展的重大特征[40]。而中国学者李谷则分析得更具体，认为：“从公元前三世纪到现在的二千多年来，无论越南还在中国版图内的1 000多年，还是越南已经独立的1 000多年，由于山水相连的地缘关系，两地人民之间的流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迁居者有之，通婚者有之;有大规模的迁移达成千上万人的，也有单家独户或个人经商谋生居留的。不说越南郡县时期的行政长官都由中央政府委派，即使是越南独立后的历代皇帝也大多是汉人。据信史记载，从越南开国的之君到最后一个封建朝代的皇帝阮福映，几乎都是汉族的后裔。”因此，“越南民族即京族，也就是通常据说的越南人，本身就是汉人与当地土著的融合体 ”[36]134—136。这就表明，自从秦汉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越南民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有中国人的融合，这是客观事实的。 （3）兼并占族。越南自公元982年至1697年占城国灭亡，先后不断的南进政策共持续了约700年，至18世纪为止，占城国被越南彻底兼并，使越南国土不仅比原来增加了3倍，还兼并了占城国的族群约6万人，这些占城族后来基本上融合同化于京族。
因此，从历史来看，越南京族的形成，主体民族是以骆越族群为直接祖先，经过2 000多年中国历代源源不断的南迁人口和兼并占城国等占族人口后，逐步融合而成当今的京族。
三、越南骆越族群与中国骆越族群的联系与区别
越南骆越族群与中国骆越族群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根据掌握的史料和考古资料，试作一些分析对比。
（一）从古人类起源看，中越骆越人种来源不同
越南骆越族群来源主要以澳大利亚人种、印度尼西亚人种为基础，后与来自北方不断地进入越北的蒙古人种混合而成。而中国骆越族群主要来源于南方蒙古人种，并不断与北方蒙古人种混血，当然也可能与来自中南半岛少量的其他外来人种（如小黑人种）混合。
（二）从骆越族群形成时间来看，中越骆越族群大体相当
这可从两广地区迁入海南岛的临高人得出结论。据考察，中国海南骆越后裔黎族大约是在1万年前进入海南岛，而台语族群的临高人大约在七八千年前进入海南岛居住，二者相差约2 000年时间。由此判断，中国与越南的骆越族群形成时间大体相当。
（三）从物质文化联系来看，中越骆越先民物质文化联系非常密切，并互动发展
以青铜文化为例，越南有以东山文化为代表的骆越铜鼓青铜文化，中国也有以云南万家坝、石山寨和广西各类铜鼓为代表的瓯骆（或称百越族群）青铜文化，而这一青铜文化为一个大文化圈，年代大体相当。又从稻作文化来看，中国骆越族群创造稻作文化，并向越南传播，促进越北稻作文化向南发展。从海上丝绸之路和南北陆路丝绸之路来看，中国岭南沿海和西南陆路早在商代、晚在周代就源源不断地向越南及中南半岛开辟南北丝绸之路和南海丝绸之路，促进中南半岛经济文化发展，并加快向越南及中南半岛迁徙移民，促进东南亚国家的发展繁荣。
（四）从语言来看，中越骆越族群语言不是一个语系
中国骆越族群基本上同一个语系，如黎族语言虽然不能直接与壮族、布依族、傣族进行交流，但同属汉藏语系，属于壮侗语族黎语支，但还是同一个语系。而越南骆越后裔京族就不同，其语言属南亚语系越芒语族越语支，跟中国当今的骆越族群后裔不能相互直接交流，需要翻译才能交流。从这一点看，中越骆越族群后裔语言是不相通的。由于越南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越南语从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不断地直接借用或改造使用大量词语，因而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占相当大的比重。
结语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早在先秦时期我国东中部就与南部的骆越（包括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云南东部等）及其族群有频繁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形成了骆越人，为越南当今的京族的形成奠定了人类体质学和其他人文的基础。秦汉以后，我国南北族群源源不断地南下，与今越南北方骆越先民交往交流交融，最终于公元10世纪左右催生了现代越族（即京族）。因此，越南京族是以古骆越人为主体，融合了中国人和占城人等国家人类基因而成。纵观当今的越南京族和中国南方壮侗语族群，他们在历史上同属于骆越族群，文化上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差异，主要表现在语言上不同。
中越两国世代是友好邻居，族群基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人类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当今，在构建“一带一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研究和认清中越两国族群的相互关系，将有助于推进和巩固中越两国人民传统友谊，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一带一路”筑牢民心相通社会根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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