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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在浙江省庆元县发现一座南宋时期夫妇合葬墓（图一），主人为曾任工部、礼部、吏部侍郎的胡紘及夫人。清理出土一批南宋时期高质量的瓷器（图二至图四），其中以龙泉窑厚乳浊釉青瓷数量多、品质佳。这些瓷器正处于龙泉窑乳浊厚釉产品定型阶段，与本地此前生产的乳浊釉类产品差别显著，色泽明显更加莹澈，这正是温润如玉的龙泉厚釉瓷器成熟、定型初期的产品。胡紘卒于南宋嘉泰三年（1203），妻吴氏在开禧元年（1205）与其合葬于魏溪之原，由此可以确定随葬的龙泉窑瓷器应该在公元1200年前后生产，说明乳浊厚釉类产品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臻于完美。
龙泉窑是我国青瓷生产的集大成者，无论生产规模、产品质量，都居时代之冠。明代陆蓉《菽园杂记》一书，记载龙泉窑产品“然上等价高，皆转货他处，县官未尝见也”。从目前出土情况来看，留存当地的龙泉窑产品中艺术价值较高的的确相当少见。这次胡绒夫妇墓的随葬瓷器，是南宋中期龙泉窑最高等级产品，弥补了这个空白。他生前身居高位，曾为龙泉、庆元地区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随葬品用最高等级瓷器，应该是本地人民对他的敬重、爱戴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
胡紘于1137年在龙泉县松源乡出生，《宋史》中有传，明、清时期《府志》、《县志》中亦多有提及：“胡紘，龙泉人，少颖异，笃学读书，经月成诵，累官吏部侍郎，出为广东经略使，所至有能声”，“隆兴癸未科……胡紘官刑部侍郎”，后任监察御史、权工部侍郎兼实录院修撰等多项要职。
其对后世影响颇深之事有二：一是在他的推动下，将原政属龙泉县的松源乡和附近的延庆乡一部分独立设为庆元县；再就是在改变中国整体思想走向的“庆元党禁”事件中，能看到他的印痕。
一、唐宋时代的浙西窑业
龙泉地区位于浙江西南部山区，与福建接壤，全境山岭连绵，群峰起伏，地势自东北向西南倾斜，古代此地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图五），农业一向不甚发达。浙西地区有丰富优质瓷土矿（图六），此地“白泥山”因盛产瓷土而得名，附近的练泥碓便是古时集中练制瓷泥之处。此地区森林覆盖率达86%，具备丰富的燃料资源，因此制瓷条件较为优越。手工业中心同时也必定是商业中心，运输的便利容易建立起稳定的地区间贸易交流，瓷器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及生产必需品不一定都能靠本地满足，因此越是手工业发达地区就越需要商业的介入。
浙西一带是浙江瓯江、福建闽江、福安江之源头。延庆乡（含今竹口镇、金村、小梅和大窑的部分地区）是当地最大的江流交汇处，有两条水路贯通于延庆乡位于今天竹口镇附近的地区，一道从欧江往龙泉向下进入温州（图七），一道直接进入福建闽江（图八），交通相当便利，这里很早就成为浙西与外界交流的主要市场。龙泉地区原料的进入和产品的输出应该主要依靠延庆乡的市场，通过水陆交通完成，当时水运与陆运运费比数约为一比四，瓷器的运输更需依赖舟船的平稳，竹口镇一带的市场、码头得天独厚。这些优越的自然、人文资源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为浙西的制瓷业提供了天时地利的条件。
五代吴越国时，龙泉县的松瞿、小梅、松源一带位于边境，驻兵甚多，酒业早在那时就已有买扑制度，“榷酤甚获其利”，“县民张延熙贪婪无识，遂人状添起虚额，买扑勾当，……一年共趁办额钱一千九贯八百一十九文足”。其时政府已正式征收酒税，说明市场应该已有相当的规模。进入宋代，南方人口迅猛增长，两浙路及闽之八州更是人口密集地，过剩的人口迫使农业进入精耕细作模式，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也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失地劳动者。农业发展为周边地区提供了更多的商品粮，人口向周边的扩散使社会分工日渐细致，这些商品经济的坚实基础，为龙泉窑业进入“泛泛然，迅疾而不碍”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浙西窑业初起
浙西的窑业以唐代黄坛窑为始烧，是目前最为认可的说法（图九），北宋中期前后主要集中在龙泉与庆元交界处的金村与上垟地区，产品以五管瓶（图十）、盘口壶（图十一）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器类为主，基本在当地使用，说明此时还是地方性的窑场。产品有大量仿越窑特色的刻划花器物（图十二），按照越窑特色以使用M型匣钵单件装烧为主（图十三），应该是越窑窑工自上林湖迁移到此，新设窑场时期的产品。北宋晚期越窑开始衰落，而龙泉窑工艺正好在这一时期有一个巨大跃升，开始广泛吸收如耀州窑、定窑、湖田窑等国内著名窑场的窑业技术，产品明显摆脱了越窑影响，出现了本地特色，这与越窑及北方成熟窑工、工艺的大量流入应该存在相当关联。北宋晚期在金村地区的窑址群（图十四），逐渐形成一种装饰粗刻劃花的透明玻璃薄釉产品，这就是龙泉窑第一类具有自身特色的畅销产品（图十五至图十七）。
薄釉刻划花产品的悦泽，很快得到北宋宫廷青睐，官方的需求使产品覆盖面迅速增大，浙西地区长距离运输能力的扩大，成为当政者需要考虑的问题。《龙泉县志》提到：“元祜七年（1092）七至十二月，疏浚龙泉溪。处州各县均仿效。于是昼夜行舟，不再有沉覆之危”，龙泉溪从此成为自延庆向温州水路运输的要道。由龙泉地区直接进入福建闽江是外销最方便的水路，而由龙泉溪到温州，是向国内运输最方便的通道，说明政府疏浚河道主要是解决国内需求。
两宋之际的叶真在《坦斋笔衡》中说：“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1111-1118）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日官窑（应该是指汝窑）。”同时代的庄绰在《鸡肋编》也讲到：“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宣和（1119-1125）中，禁庭制样需索，益加工巧。”说明至迟在北宋晚期，龙泉窑已与定窑、汝窑等一起成为官方烧造瓷器的窑场。官方的需求引导着时尚，龙泉窑产品销路大增，逐渐扩展成为大型的全国性窑场，延庆地区自然成为宋代瓷器生产和营销最繁荣的市场之一。
这类薄釉刻划花器物以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最为兴盛，延续到南宋晚期。它的旺销使龙泉窑业有能力进一步开拓市场、开发新品，两宋之际龙泉窑的产区开始明显扩大，并开发出集南北特色的乳浊釉风格产品。 龙泉窑的蓬勃
北宋后期，北方战乱频仍，人口大量南迁，此时迁移人员从皇室贵胄、官吏学者到兵、农、工、商，几乎囊括整个社会阶层，大大提高了江南的整体人口素质与数量。浙江瓷业的壮大和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吸引了全国各大型窑场的优秀窑工，加上瓷器使用人群对高品质的追求，终于导致了龙泉窑的第二类特色产品——乳浊厚釉类产品的羽化。
晚唐五代以来越州窑的秘色瓷，一直是高等级青瓷釉色的标准（图十八），北宋中期以后这一技术在汝窑得到了传承，汝窑将越窑的透明釉改进为乳浊釉，两者色泽颇近，乳浊釉更能展现水润脂滑的温煦感（图十九）。因宋徽宗的钟情，使汝窑乳浊釉产品中碧玉翠霞的天青月白成为青瓷的时尚定位，随着北方高层人士的南迁，将此种审美偏好一起带入江南的轻烟薄雾中。两宋之际的龙泉窑已有财力大量吸收汝窑窑工，结合南北技艺，使乳浊釉产品的试烧在短时间内成功，同时尝试提高釉层厚度，开始形成类汝窑乳浊釉风格的厚釉产品（图二十至图二十二）。
在龙泉县的大窑地区（图二十三）附近的窑址群，开始减少薄釉刻划类青瓷的产量，以生产这类产品为主。经过长期的改进，厚釉产品色泽逐渐丰富，釉色清淡浑厚，产品质量有了飞跃。乳浊厚釉形成的厚重质感更适合表达线条的洗练，与早期薄釉刻划类产品风格迥异，形成浑朴温厚的另类特色。这类产品将龙泉窑推入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成就了一代名窑的鼎盛。
南宋时期，以大窑为中心的乳浊厚釉类产品与以金村为中心的刻划花类产品并行发展。龙泉窑业在这两类特色器物的支撑下，汇聚成商品洪流大规模向周边澎湃。在政府支持下，产品生产、运输、销售等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网络体系，延庆地区的市场交易和运输流转，成为龙泉窑生产、销售的集散地。薄釉刻划花青瓷从北宋晚期开始一直是海外市场的畅销品种，其产品大量出现于日本、东南亚一带。近期在广州沿海打捞出的“南海I号”沉船，正是南宋时期从福建港口向海外输送货物时的沉船，其上有相当数量的龙泉产薄釉刻划花青瓷（图二十四），同船还有大量福建当地产瓷器。南宋时期，从延庆向福建的闽江两岸和沿海地区多有生产这类薄釉刻划花青瓷的窑址（图二十五），这些产品应该是通过闽江，沿水路到达福建，再从福建出海外销。
胡绒所在的南宋中期，龙泉窑的厚乳浊釉产品正走向成熟，这类产品开始在文人士大夫阶层受到追捧。其釉色新雨欲滴的温婉早已超越了汝窑之类玉似冰，以琉璃秋水的清凉，浸润到高门显贵的绿尊青瓯里，渗透进宋代词文的柔秀清丽中。厚乳浊釉类青瓷的绵漫清雅更符合南宋文人的气质，在文士引领的风潮里，淡宁翠青在全国弥漫开来，成为日常花繁香事的物质承托，负载起南宋风雅的主题，一路扩散到民间街坊，定格为一个时代的符号。
浙西经济腾飞与胡紘推动的庆元设县
正是在龙泉窑业的推动下，浙西经济进入了飞升阶段，政府对当地的税收管理也开始加大力度。
宋代的田赋沿袭唐代杨炎所创的两税法，南宋史家李心传在其《朝野杂记·身丁钱》中评论：“唐之庸钱，杨炎已均入两税”，宋在两税外又增收人丁之庸，他称其为“庸外之庸”。两宋政府不断扩大商税、酒税和盐税等的征收，两税收入在财政结构中的比重日渐下降。曾巩在《元丰类稿·议经费》记载，皇祐、治平（1049-1067）两税在国家总收入中仅占56%左右，这是宋代税制较前代发生的重大变化。南宋开始，海外贸易品的大宗出口由丝绸转为瓷器。《元典章》记载，“瓷窑旧例，二八抽分办课”，说明宋代瓷窑也实行十分之二的税制，只是宋代在窑税外新增的品种繁多，数量要远大于窑税本身。瓷器的税收组成相当复杂，蒋欣在《陶记》中记录南宋时景德镇瓷场的税收：“宪之头子，泉之率分，统制之供给，经总之移用，州之月桩、支使、醋息，镇之吏俸、孤遗、作匠，总费月钱几三千余缗。而春秋军旅圣节、郊祀赏赉、试闱、结葺犹不与此，通融计之，月需百十五缗”。另外在运输中，“两浙路只如是衢州至临安水陆之所经由，应税者凡七处”，宋代“一物而征之至十数次者，谓之回税”。在“下至果菜皆加税”的两宋税制下，可以感受到政府在龙泉窑的发展中颇有收获。
到北宋末年全国人口已达1亿2千万左右，两浙、江东、福建等路更是地少人多，“浙问无寸土不耕”。沉重的税赋使各地“杀婴”屡禁不止，并且“江南尤甚”，如婺源“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连最为富庶的两浙路也是重灾区，如“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不敢举”；福建路是宋人公认杀婴最严重之地：“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不举子之习，惟闽中为甚”。政府加大对浙、闽手工业、商业的扶持，增加国家税赋收入的同时也能解决一部分人口过剩的问题。
窑业与市场经济的大规模扩展，使龙泉地区整体经济日渐繁荣。当本地所缴赋税足以维持地方官府运营和官吏俸禄，有专人“职听讼，收赋税”，其管理不仅能增加朝廷的税收，还能带动周边经济发展，此地在国家财政的地位便开始彰显。因松源、延庆等地离县治龙泉距离较远，殊多不便，民众开始请求建县，州县奏表于朝，于是时任工部侍郎兼实录院修撰的胡绒顺水推舟，“宁宗庆元三年，胡绒奏请以所居松源乡立县”，终使朝廷于“冬十一月诏可”，并以年号“庆元”赐为县名。1197年庆元县正式成立，以松源乡为县治所在，将延庆乡一分为二，其中以生产薄釉刻划花为主，至今仍分属于龙泉与庆元两县的金村与上垟地区，很可能当时均划入庆元地区，而向福建闽江运输的通道部分（今竹口镇一带）无疑属于新设的庆元县。可以说正是薄釉刻划花器物支撑起了庆元地区长期的繁盛。
二、“庆元党禁”影响深远
胡绒墓志中还提到“除监察御史，排击奸伪，风望凛然”（图二十六），此语涉及南宋时期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庆元党禁”。
公元1194年（南宋绍熙五年），太上皇宋孝宗去世，光宗因病不能主持葬礼。这时以枢密院知事赵汝愚为主谋发动了宫廷政变，拥立光宗之子赵扩为帝，尊光宗为太上皇。韩侘胄以宫廷内臣身份参与，事成韩侘胄希望升为节度使，遭赵汝愚反对。寧宗赵扩即位后，赵汝愚升为右相，韩侘胄迁枢密都承旨。赵汝愚尊崇理学，召朱熹任宁宗师。韩侘胄想打击赵汝愚，先后起用何澹、刘德秀、胡紘等人，从排斥朱熹着手。朱熹希望通过匡正君德限制君权，引起宋宁宗不满，很快被宁宗内批罢职。公元1195年二月，罢黜赵汝愚右丞相之职；公元1196年正月，赵汝愚死于衡阳。不久，宁宗下诏订立伪学逆党籍，将道学者入籍，凡与他们有关之人，都不许担任官职或参加科举考试。1195开始的“禁伪学”历时六年，史称“庆元党禁”。 这次表面上大臣争权的事件，有知识阶层与皇族争夺话语权的政治背景，这个持续过程相当长，要从唐代中期的新文化运动讲起。
唐宋“士大夫”阶层地位的上升
汉代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等神学思想与经学结合起来，使儒学走向谶纬化、神学化，想以“天人感应”之说，迂回地表达知识阶层的想法，以此参与到政治话语权中。这种方式在唐代渐渐失去了效用，知识阶层的话语权开始丧失。中唐以后门阀士族遭到毁灭性打击，原来处在社会经济结构下层的中小地主以及自耕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开始成为国家官吏的主体，这个“士大夫”集团开始要求对早期社会结构中固化的贵族思维模式进行改变。新兴知识阶层想参与到影响政治的话语权中，这就是由韩愈为代表的“新文学运动”得以发生的背景。
魏晋以来，学术思想领域祖尚玄虚，把词藻、声韵等形式作为文学诗歌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同时“自晋讫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在佛、道的挤压下，正统儒学逐渐走向文化思想的边缘地带。波澜壮阔的大唐文化气势在安史之乱（755763）后受到重创，国势衰落，藩镇割据，宦官弄权，国民开始了对外来文化的信任危机。韩愈所代表的新兴“士大夫”群体便顺势发起修正繁缛学风、文风的复兴儒学运动，其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人性、合理性、平民性。“士大夫”试图在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解释下走入政治话语权中心，但此时只是风起萍末，还没有发生显著的影响和作用。
宋初的佛教僧徒释智圆通过《中庸》和《中论》把儒佛两家绾连沟通起来，同时代的士大夫晁迥也以《中庸》为出发点沟通儒佛思想。这种沟通，使后来的学者们开始博采众长，排除儒、道、佛各家的门户之见，扬弃了早期留存在儒学经典中的谶纬、玄虚，对儒学的捍卫和复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使儒学从此走向了辩证、理性的人世哲学体系。
宋代印刷术使知识开始快速传播于民众，士大夫通过讲学、收徒，及对经典的解释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尊重，形成了一个以道德、知识与思想相互认同的阶层。这个扩大了的知识阶层介于皇权与个人之间，他们以文化权力抵消着政治权力，试图以文化重心与政治中心取得平衡。到宋真宗（998-1022年在位）时期，首先使用“异论相搅政策”对抗权力流失，同时起用政见不同的大臣，在文化阶层内部引发异见，以便相互牵制，抵消文士集团的力量，来强化皇权。这项政策无意问激活了自由议论的风气，也使中央的政令难以得到彻底的贯彻实行。文人的政治文化高度发展和士风的张扬，导致出现了以道德评判代替政治是非的做法，这对皇权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印刷术的发展也使北宋知识阶层有了更多的参政方式，比如“小报”，它是进奏官在编发合法官报的同时，又把“命令未行，差除未定”的材料另外抄录，编写成非法新闻对外传播的形式。“小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社会对朝廷政事和各方面信息的需求，一方面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经营的传播系统。这种文人对政治的干预使得皇权受到越来越重的压力。
到北宋仁宗（1023-1063年在位）的宝元、康定（1038-1041）年问，军队无能，与西夏多次战败；政府财用匮乏，盗贼蜂起，上层弥漫着要求变革的思潮。自庆历以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每年差额在三百万缗以上，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十大夫提出一套改革方案，于1043年间付诸实施，这便是“庆历新政”。但反对势力庞大，一年多便宣布中止。新政虽受挫，但以欧阳修等为代表的庆历士人在此得以继续文风改革，他们坚决反对自汉代而下的图谶谬说，用古文简易的词句表达深邃的思想，平常而有补于世事为其文章特征。文风变革的同时，经学上的卓越成就也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认可。文風、学风变革的成功，不能不推动政风的变革。当经过长达数十年的文风、学风和政风相互激荡、推演而建立起来的宋学——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学的章句之学，终于使韩愈等唐代士大夫为话语权而进行的古文运动，在此时期基本定型成功。
文风、学风、政风的变革成果，使神宗朝时革新思想已为社会所接受，为政治改革做好了铺垫。于是1069-1085成为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主要阶段：1069年军队开始并营，熙宁四年（1071）开始载并厢军，使财政得到转机，熙宁年入五千零六十万贯，国家收支基本平衡。政治经济的复苏又对宋学各学派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庆历的文化思想运动为道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之后的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等在洛阳形成了一个文化重心。二程理论对人的道德伦理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把伦理提升为本原，程颐“理便是天道也”，这个“道”或者“理”是内在于人的“心”。这构成了南宋理学的思想基础。从宋仁宗嘉祐初（1056）到宋神宗元丰末（1085）的三十年间，宋学先后形成了四个学派：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学派，以司马光为首的温公学派，以苏洵、苏轼、苏辙为核心的苏蜀学派，以及以张载、二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关、洛道学派。由于荆公学派在政治上得到变法派的支持，被称之为“官学”。
南宋皇权对学术的影响
南宋初年高宗（1127-1162年在位）站稳脚跟后，要将北宋灭亡之罪责推到王安石变法上，于是发难荆公之学，居于主导地位近六十年的荆公新学开始衰落。同时高宗要收夺地方势力的兵权，必须有舆论的配合，从儒家经典中找出理论根据是最合适的手段。时任中书合人兼侍讲的胡安国以《春秋传》从思想上、学术上呼应了这一政策，一再敦促宋高宗收夺兵权，对荆公之学大加打击、压制，同时对程学大力宣扬。在皇权的推动下，二程思想到南宋时经后人的诠释再次明确起来，后人称之为“道学”或“理学”。
南宋孝宗（1163-1189年在位）乾道、淳熙年间，理学的影响遍及江浙、闽、川蜀等整个南宋全境，逐渐超越其他学派取得主流地位。南宋时期文化迅速传播，理学在这样的语境下很快在士人阶层弥漫并形成风尚，“小报”的流行更使学术开始拥有了独立的舆论权力。
孝宗为了抑制文士集团的整体力量，推重苏蜀学派用以抑制理学。乾道末年孝宗下令追赠苏轼为太师，不久孝宗亲自为苏轼文集撰写赞序，称其“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于是在乾、淳之际道学发展的同时，苏学蜀学也颇为兴盛。浙东事功派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兴盛，他们大都入经出史，强调建功立业，将王安石荆学派的通经致用的学风继承下来。受孝宗支持的反道学势力是当时政治的当权派，道学派成为政治的在野派。到了孝宗淳熙末年，道学派才渐渐在朝廷上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开始进入与反道学派分庭抗礼的时期。 由于道学派过于强调程氏之学是得孔孟的唯一正传，绝对化了个人道德自觉的要求，专注的绝对使其丧失了轩豁的心胸与谦卑的能力，不再能看到丰富的文化现象皆有其绝美的个性，狭隘很容易对不同的声音产生超越、打击之想。当时的学者员兴宗认为“苏学长于经济，洛学长于理性，临川学（王安石）长于名教”，代表了那个时代一般士大夫的看法。洛学奉《中庸》为不可亵渎的经典，苏轼则认为“《中庸》乃孔氏遗书而不完者”，把子思看作“欺世盗名”之流。苏学注意从实际出发论说时事利害，被人比作战国时期的纵横之学。程洛道学偏重于讨论性命义理，言必称正心诚意，力辟事功之说。苏氏率性情、主辞赋、重文章，与程氏的循规矩、去人欲、弃辞章呈现出截然对立之态，两派的立论无法相容。浙东事功派从史学中寻绎出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的办法，对崇尚空谈的学术予以鄙夷和批评，认为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提倡功利之学，反对虚谈性命，与道学正宗的不切实际存在明显分歧，朱熹本人也曾严厉批评浙学。这种排他性使得道学多方树敌，在复杂的社会、政治、人事的矛盾中，将其他学派皆放在了对立面上。孝宗便是利用道学派这一特性，继续用真宗朝“异论相搅”政策，维持了皇权的主导地位。
宋光宗（1190-1194年在位）绍熙末年，随着赵汝愚的执政，理学派暂居上风，绍熙五年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学的绝对性引起太子赵扩和执政韩侘胄的不满。时任参知政事的京镗，支持韩侘胄势力，和赵朱集团形成对立。
宋宁宗（1195-1224年在位）即位后，立即内批罢朱熹职，同年罢免赵汝愚，次年升京镗任右丞相，反理学派借机与韩侘胄联手。朱熹被逐之后其影响尚在，由于刘德秀、何澹、胡紘等人多次上疏，宁宗终于决心“禁用伪学之党”，从而终于导致理学之党的全面崩溃。宁宗即位时正值“小报”流行，朝廷屡禁未绝，危害到国家政治安全，于是，朝廷下令禁止。韩利用这一机会，将打击面扩大至所有与他政见不和者，使非理学的学者也遭受到了重大损失，最后完成了南宋历史上大规模禁锢学术的“庆元党禁”。
这次运动实际上是南宋当权的统治集团对学术界的一次全面清扫。自孝宗朝以来，皇权长期利用各学派的矛盾，使文人学者内部斗争愈演愈烈。宋代一向重文轻武，皇权利用权臣之手完成了这次扩大化的党禁，对学术阶层话语权的完美收回，使南宋皇权的政治权威性在此时进一步加强。
韩侘胄利用此运动独揽权柄，宋宁宗在党禁中收回的皇权，很快被韩侘胄的专断朝政取代，权臣之势已不可撼动。嘉泰四年（1204），宋宁宗采纳韩侘胄的建议，追封岳飞为鄂王，之后追究秦桧误国之罪，严重打击了主和派，在舆论上做好与金开战的准备。开禧二年（1206）终于成功开始了“开禧北伐”，第二年宋战败，韩侘胄被杀，其人头成为宋金“嘉定和议”的润滑剂。
宋宁宗要收回皇权必先革韩弊政，于是“首开言路，以来忠谠”，清洗韩党与“党禁”昭雪同时进行，对赵汝愚增谥忠定，朱熹赐谥号文公。这些措施使党禁完全解除，理学派于是重新当权，并很快立稳根基。
此后的宋理宗（1225-1264年在位）虽不喜理学，却鉴于韩侘胄覆辙，不能不转而采取尊奉理学的态度。这次党禁的收场，表明理学势力已不可阻遏，“道统”逐渐确立了在“政统”中的合法性，从此理学进入了官方教育与选拔系统，进入了权力中心。
結语
“庆元党禁”关闭了北宋庆历思想开启的乐观而生机勃发、充满希望的思想语境，使得乾道、淳熙年问的那种学术繁荣、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去不返。理学绝对化的内心要求，引领中国文学进入与自然相隔的层面，不再拥有“水流三尺，水石皆洁”的自愈力，使得之后的中国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失去了包容豁达的盛世景象，全面走向内化。由其后学书写的宋代历史，对于在“庆元党禁”中让理学遭受重创的京镗、韩侘胄、何澹、刘德秀、胡紘等人评价自然不高。
时隔八百余年的回望，很容易看出中国思想领域这次大转折的利弊，但身在其中的反理学派的学者们，只能被时代洪流裹挟，虽倾一生之力也无法阻挡理学的洪流。正如胡宏次子胡正卿所留的纪念文字：“虽忧时悯俗，不能去怀，然，无复用世之心矣。”
现代的知识爆炸又一次引发了文风、学风、政风的激荡，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尔后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华文化将以博大的心胸再次打开国学之门，白洁沉渣，“跆而复奋”，以新儒学思想“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引领着世界思想史走入豪迈激昂的新领域。
龙泉窑是我国青瓷生产的集大成者，无论生产规模、产品质量，都居时代之冠。明代陆蓉《菽园杂记》一书，记载龙泉窑产品“然上等价高，皆转货他处，县官未尝见也”。从目前出土情况来看，留存当地的龙泉窑产品中艺术价值较高的的确相当少见。这次胡绒夫妇墓的随葬瓷器，是南宋中期龙泉窑最高等级产品，弥补了这个空白。他生前身居高位，曾为龙泉、庆元地区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随葬品用最高等级瓷器，应该是本地人民对他的敬重、爱戴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
胡紘于1137年在龙泉县松源乡出生，《宋史》中有传，明、清时期《府志》、《县志》中亦多有提及：“胡紘，龙泉人，少颖异，笃学读书，经月成诵，累官吏部侍郎，出为广东经略使，所至有能声”，“隆兴癸未科……胡紘官刑部侍郎”，后任监察御史、权工部侍郎兼实录院修撰等多项要职。
其对后世影响颇深之事有二：一是在他的推动下，将原政属龙泉县的松源乡和附近的延庆乡一部分独立设为庆元县；再就是在改变中国整体思想走向的“庆元党禁”事件中，能看到他的印痕。
一、唐宋时代的浙西窑业
龙泉地区位于浙江西南部山区，与福建接壤，全境山岭连绵，群峰起伏，地势自东北向西南倾斜，古代此地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图五），农业一向不甚发达。浙西地区有丰富优质瓷土矿（图六），此地“白泥山”因盛产瓷土而得名，附近的练泥碓便是古时集中练制瓷泥之处。此地区森林覆盖率达86%，具备丰富的燃料资源，因此制瓷条件较为优越。手工业中心同时也必定是商业中心，运输的便利容易建立起稳定的地区间贸易交流，瓷器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及生产必需品不一定都能靠本地满足，因此越是手工业发达地区就越需要商业的介入。
浙西一带是浙江瓯江、福建闽江、福安江之源头。延庆乡（含今竹口镇、金村、小梅和大窑的部分地区）是当地最大的江流交汇处，有两条水路贯通于延庆乡位于今天竹口镇附近的地区，一道从欧江往龙泉向下进入温州（图七），一道直接进入福建闽江（图八），交通相当便利，这里很早就成为浙西与外界交流的主要市场。龙泉地区原料的进入和产品的输出应该主要依靠延庆乡的市场，通过水陆交通完成，当时水运与陆运运费比数约为一比四，瓷器的运输更需依赖舟船的平稳，竹口镇一带的市场、码头得天独厚。这些优越的自然、人文资源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为浙西的制瓷业提供了天时地利的条件。
五代吴越国时，龙泉县的松瞿、小梅、松源一带位于边境，驻兵甚多，酒业早在那时就已有买扑制度，“榷酤甚获其利”，“县民张延熙贪婪无识，遂人状添起虚额，买扑勾当，……一年共趁办额钱一千九贯八百一十九文足”。其时政府已正式征收酒税，说明市场应该已有相当的规模。进入宋代，南方人口迅猛增长，两浙路及闽之八州更是人口密集地，过剩的人口迫使农业进入精耕细作模式，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也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失地劳动者。农业发展为周边地区提供了更多的商品粮，人口向周边的扩散使社会分工日渐细致，这些商品经济的坚实基础，为龙泉窑业进入“泛泛然，迅疾而不碍”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浙西窑业初起
浙西的窑业以唐代黄坛窑为始烧，是目前最为认可的说法（图九），北宋中期前后主要集中在龙泉与庆元交界处的金村与上垟地区，产品以五管瓶（图十）、盘口壶（图十一）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器类为主，基本在当地使用，说明此时还是地方性的窑场。产品有大量仿越窑特色的刻划花器物（图十二），按照越窑特色以使用M型匣钵单件装烧为主（图十三），应该是越窑窑工自上林湖迁移到此，新设窑场时期的产品。北宋晚期越窑开始衰落，而龙泉窑工艺正好在这一时期有一个巨大跃升，开始广泛吸收如耀州窑、定窑、湖田窑等国内著名窑场的窑业技术，产品明显摆脱了越窑影响，出现了本地特色，这与越窑及北方成熟窑工、工艺的大量流入应该存在相当关联。北宋晚期在金村地区的窑址群（图十四），逐渐形成一种装饰粗刻劃花的透明玻璃薄釉产品，这就是龙泉窑第一类具有自身特色的畅销产品（图十五至图十七）。
薄釉刻划花产品的悦泽，很快得到北宋宫廷青睐，官方的需求使产品覆盖面迅速增大，浙西地区长距离运输能力的扩大，成为当政者需要考虑的问题。《龙泉县志》提到：“元祜七年（1092）七至十二月，疏浚龙泉溪。处州各县均仿效。于是昼夜行舟，不再有沉覆之危”，龙泉溪从此成为自延庆向温州水路运输的要道。由龙泉地区直接进入福建闽江是外销最方便的水路，而由龙泉溪到温州，是向国内运输最方便的通道，说明政府疏浚河道主要是解决国内需求。
两宋之际的叶真在《坦斋笔衡》中说：“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1111-1118）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日官窑（应该是指汝窑）。”同时代的庄绰在《鸡肋编》也讲到：“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宣和（1119-1125）中，禁庭制样需索，益加工巧。”说明至迟在北宋晚期，龙泉窑已与定窑、汝窑等一起成为官方烧造瓷器的窑场。官方的需求引导着时尚，龙泉窑产品销路大增，逐渐扩展成为大型的全国性窑场，延庆地区自然成为宋代瓷器生产和营销最繁荣的市场之一。
这类薄釉刻划花器物以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最为兴盛，延续到南宋晚期。它的旺销使龙泉窑业有能力进一步开拓市场、开发新品，两宋之际龙泉窑的产区开始明显扩大，并开发出集南北特色的乳浊釉风格产品。 龙泉窑的蓬勃
北宋后期，北方战乱频仍，人口大量南迁，此时迁移人员从皇室贵胄、官吏学者到兵、农、工、商，几乎囊括整个社会阶层，大大提高了江南的整体人口素质与数量。浙江瓷业的壮大和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吸引了全国各大型窑场的优秀窑工，加上瓷器使用人群对高品质的追求，终于导致了龙泉窑的第二类特色产品——乳浊厚釉类产品的羽化。
晚唐五代以来越州窑的秘色瓷，一直是高等级青瓷釉色的标准（图十八），北宋中期以后这一技术在汝窑得到了传承，汝窑将越窑的透明釉改进为乳浊釉，两者色泽颇近，乳浊釉更能展现水润脂滑的温煦感（图十九）。因宋徽宗的钟情，使汝窑乳浊釉产品中碧玉翠霞的天青月白成为青瓷的时尚定位，随着北方高层人士的南迁，将此种审美偏好一起带入江南的轻烟薄雾中。两宋之际的龙泉窑已有财力大量吸收汝窑窑工，结合南北技艺，使乳浊釉产品的试烧在短时间内成功，同时尝试提高釉层厚度，开始形成类汝窑乳浊釉风格的厚釉产品（图二十至图二十二）。
在龙泉县的大窑地区（图二十三）附近的窑址群，开始减少薄釉刻划类青瓷的产量，以生产这类产品为主。经过长期的改进，厚釉产品色泽逐渐丰富，釉色清淡浑厚，产品质量有了飞跃。乳浊厚釉形成的厚重质感更适合表达线条的洗练，与早期薄釉刻划类产品风格迥异，形成浑朴温厚的另类特色。这类产品将龙泉窑推入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成就了一代名窑的鼎盛。
南宋时期，以大窑为中心的乳浊厚釉类产品与以金村为中心的刻划花类产品并行发展。龙泉窑业在这两类特色器物的支撑下，汇聚成商品洪流大规模向周边澎湃。在政府支持下，产品生产、运输、销售等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网络体系，延庆地区的市场交易和运输流转，成为龙泉窑生产、销售的集散地。薄釉刻划花青瓷从北宋晚期开始一直是海外市场的畅销品种，其产品大量出现于日本、东南亚一带。近期在广州沿海打捞出的“南海I号”沉船，正是南宋时期从福建港口向海外输送货物时的沉船，其上有相当数量的龙泉产薄釉刻划花青瓷（图二十四），同船还有大量福建当地产瓷器。南宋时期，从延庆向福建的闽江两岸和沿海地区多有生产这类薄釉刻划花青瓷的窑址（图二十五），这些产品应该是通过闽江，沿水路到达福建，再从福建出海外销。
胡绒所在的南宋中期，龙泉窑的厚乳浊釉产品正走向成熟，这类产品开始在文人士大夫阶层受到追捧。其釉色新雨欲滴的温婉早已超越了汝窑之类玉似冰，以琉璃秋水的清凉，浸润到高门显贵的绿尊青瓯里，渗透进宋代词文的柔秀清丽中。厚乳浊釉类青瓷的绵漫清雅更符合南宋文人的气质，在文士引领的风潮里，淡宁翠青在全国弥漫开来，成为日常花繁香事的物质承托，负载起南宋风雅的主题，一路扩散到民间街坊，定格为一个时代的符号。
浙西经济腾飞与胡紘推动的庆元设县
正是在龙泉窑业的推动下，浙西经济进入了飞升阶段，政府对当地的税收管理也开始加大力度。
宋代的田赋沿袭唐代杨炎所创的两税法，南宋史家李心传在其《朝野杂记·身丁钱》中评论：“唐之庸钱，杨炎已均入两税”，宋在两税外又增收人丁之庸，他称其为“庸外之庸”。两宋政府不断扩大商税、酒税和盐税等的征收，两税收入在财政结构中的比重日渐下降。曾巩在《元丰类稿·议经费》记载，皇祐、治平（1049-1067）两税在国家总收入中仅占56%左右，这是宋代税制较前代发生的重大变化。南宋开始，海外贸易品的大宗出口由丝绸转为瓷器。《元典章》记载，“瓷窑旧例，二八抽分办课”，说明宋代瓷窑也实行十分之二的税制，只是宋代在窑税外新增的品种繁多，数量要远大于窑税本身。瓷器的税收组成相当复杂，蒋欣在《陶记》中记录南宋时景德镇瓷场的税收：“宪之头子，泉之率分，统制之供给，经总之移用，州之月桩、支使、醋息，镇之吏俸、孤遗、作匠，总费月钱几三千余缗。而春秋军旅圣节、郊祀赏赉、试闱、结葺犹不与此，通融计之，月需百十五缗”。另外在运输中，“两浙路只如是衢州至临安水陆之所经由，应税者凡七处”，宋代“一物而征之至十数次者，谓之回税”。在“下至果菜皆加税”的两宋税制下，可以感受到政府在龙泉窑的发展中颇有收获。
到北宋末年全国人口已达1亿2千万左右，两浙、江东、福建等路更是地少人多，“浙问无寸土不耕”。沉重的税赋使各地“杀婴”屡禁不止，并且“江南尤甚”，如婺源“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连最为富庶的两浙路也是重灾区，如“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不敢举”；福建路是宋人公认杀婴最严重之地：“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不举子之习，惟闽中为甚”。政府加大对浙、闽手工业、商业的扶持，增加国家税赋收入的同时也能解决一部分人口过剩的问题。
窑业与市场经济的大规模扩展，使龙泉地区整体经济日渐繁荣。当本地所缴赋税足以维持地方官府运营和官吏俸禄，有专人“职听讼，收赋税”，其管理不仅能增加朝廷的税收，还能带动周边经济发展，此地在国家财政的地位便开始彰显。因松源、延庆等地离县治龙泉距离较远，殊多不便，民众开始请求建县，州县奏表于朝，于是时任工部侍郎兼实录院修撰的胡绒顺水推舟，“宁宗庆元三年，胡绒奏请以所居松源乡立县”，终使朝廷于“冬十一月诏可”，并以年号“庆元”赐为县名。1197年庆元县正式成立，以松源乡为县治所在，将延庆乡一分为二，其中以生产薄釉刻划花为主，至今仍分属于龙泉与庆元两县的金村与上垟地区，很可能当时均划入庆元地区，而向福建闽江运输的通道部分（今竹口镇一带）无疑属于新设的庆元县。可以说正是薄釉刻划花器物支撑起了庆元地区长期的繁盛。
二、“庆元党禁”影响深远
胡绒墓志中还提到“除监察御史，排击奸伪，风望凛然”（图二十六），此语涉及南宋时期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庆元党禁”。
公元1194年（南宋绍熙五年），太上皇宋孝宗去世，光宗因病不能主持葬礼。这时以枢密院知事赵汝愚为主谋发动了宫廷政变，拥立光宗之子赵扩为帝，尊光宗为太上皇。韩侘胄以宫廷内臣身份参与，事成韩侘胄希望升为节度使，遭赵汝愚反对。寧宗赵扩即位后，赵汝愚升为右相，韩侘胄迁枢密都承旨。赵汝愚尊崇理学，召朱熹任宁宗师。韩侘胄想打击赵汝愚，先后起用何澹、刘德秀、胡紘等人，从排斥朱熹着手。朱熹希望通过匡正君德限制君权，引起宋宁宗不满，很快被宁宗内批罢职。公元1195年二月，罢黜赵汝愚右丞相之职；公元1196年正月，赵汝愚死于衡阳。不久，宁宗下诏订立伪学逆党籍，将道学者入籍，凡与他们有关之人，都不许担任官职或参加科举考试。1195开始的“禁伪学”历时六年，史称“庆元党禁”。 这次表面上大臣争权的事件，有知识阶层与皇族争夺话语权的政治背景，这个持续过程相当长，要从唐代中期的新文化运动讲起。
唐宋“士大夫”阶层地位的上升
汉代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等神学思想与经学结合起来，使儒学走向谶纬化、神学化，想以“天人感应”之说，迂回地表达知识阶层的想法，以此参与到政治话语权中。这种方式在唐代渐渐失去了效用，知识阶层的话语权开始丧失。中唐以后门阀士族遭到毁灭性打击，原来处在社会经济结构下层的中小地主以及自耕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开始成为国家官吏的主体，这个“士大夫”集团开始要求对早期社会结构中固化的贵族思维模式进行改变。新兴知识阶层想参与到影响政治的话语权中，这就是由韩愈为代表的“新文学运动”得以发生的背景。
魏晋以来，学术思想领域祖尚玄虚，把词藻、声韵等形式作为文学诗歌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同时“自晋讫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在佛、道的挤压下，正统儒学逐渐走向文化思想的边缘地带。波澜壮阔的大唐文化气势在安史之乱（755763）后受到重创，国势衰落，藩镇割据，宦官弄权，国民开始了对外来文化的信任危机。韩愈所代表的新兴“士大夫”群体便顺势发起修正繁缛学风、文风的复兴儒学运动，其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人性、合理性、平民性。“士大夫”试图在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解释下走入政治话语权中心，但此时只是风起萍末，还没有发生显著的影响和作用。
宋初的佛教僧徒释智圆通过《中庸》和《中论》把儒佛两家绾连沟通起来，同时代的士大夫晁迥也以《中庸》为出发点沟通儒佛思想。这种沟通，使后来的学者们开始博采众长，排除儒、道、佛各家的门户之见，扬弃了早期留存在儒学经典中的谶纬、玄虚，对儒学的捍卫和复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使儒学从此走向了辩证、理性的人世哲学体系。
宋代印刷术使知识开始快速传播于民众，士大夫通过讲学、收徒，及对经典的解释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尊重，形成了一个以道德、知识与思想相互认同的阶层。这个扩大了的知识阶层介于皇权与个人之间，他们以文化权力抵消着政治权力，试图以文化重心与政治中心取得平衡。到宋真宗（998-1022年在位）时期，首先使用“异论相搅政策”对抗权力流失，同时起用政见不同的大臣，在文化阶层内部引发异见，以便相互牵制，抵消文士集团的力量，来强化皇权。这项政策无意问激活了自由议论的风气，也使中央的政令难以得到彻底的贯彻实行。文人的政治文化高度发展和士风的张扬，导致出现了以道德评判代替政治是非的做法，这对皇权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印刷术的发展也使北宋知识阶层有了更多的参政方式，比如“小报”，它是进奏官在编发合法官报的同时，又把“命令未行，差除未定”的材料另外抄录，编写成非法新闻对外传播的形式。“小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社会对朝廷政事和各方面信息的需求，一方面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经营的传播系统。这种文人对政治的干预使得皇权受到越来越重的压力。
到北宋仁宗（1023-1063年在位）的宝元、康定（1038-1041）年问，军队无能，与西夏多次战败；政府财用匮乏，盗贼蜂起，上层弥漫着要求变革的思潮。自庆历以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每年差额在三百万缗以上，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十大夫提出一套改革方案，于1043年间付诸实施，这便是“庆历新政”。但反对势力庞大，一年多便宣布中止。新政虽受挫，但以欧阳修等为代表的庆历士人在此得以继续文风改革，他们坚决反对自汉代而下的图谶谬说，用古文简易的词句表达深邃的思想，平常而有补于世事为其文章特征。文风变革的同时，经学上的卓越成就也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认可。文風、学风变革的成功，不能不推动政风的变革。当经过长达数十年的文风、学风和政风相互激荡、推演而建立起来的宋学——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学的章句之学，终于使韩愈等唐代士大夫为话语权而进行的古文运动，在此时期基本定型成功。
文风、学风、政风的变革成果，使神宗朝时革新思想已为社会所接受，为政治改革做好了铺垫。于是1069-1085成为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主要阶段：1069年军队开始并营，熙宁四年（1071）开始载并厢军，使财政得到转机，熙宁年入五千零六十万贯，国家收支基本平衡。政治经济的复苏又对宋学各学派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庆历的文化思想运动为道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之后的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等在洛阳形成了一个文化重心。二程理论对人的道德伦理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把伦理提升为本原，程颐“理便是天道也”，这个“道”或者“理”是内在于人的“心”。这构成了南宋理学的思想基础。从宋仁宗嘉祐初（1056）到宋神宗元丰末（1085）的三十年间，宋学先后形成了四个学派：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学派，以司马光为首的温公学派，以苏洵、苏轼、苏辙为核心的苏蜀学派，以及以张载、二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关、洛道学派。由于荆公学派在政治上得到变法派的支持，被称之为“官学”。
南宋皇权对学术的影响
南宋初年高宗（1127-1162年在位）站稳脚跟后，要将北宋灭亡之罪责推到王安石变法上，于是发难荆公之学，居于主导地位近六十年的荆公新学开始衰落。同时高宗要收夺地方势力的兵权，必须有舆论的配合，从儒家经典中找出理论根据是最合适的手段。时任中书合人兼侍讲的胡安国以《春秋传》从思想上、学术上呼应了这一政策，一再敦促宋高宗收夺兵权，对荆公之学大加打击、压制，同时对程学大力宣扬。在皇权的推动下，二程思想到南宋时经后人的诠释再次明确起来，后人称之为“道学”或“理学”。
南宋孝宗（1163-1189年在位）乾道、淳熙年间，理学的影响遍及江浙、闽、川蜀等整个南宋全境，逐渐超越其他学派取得主流地位。南宋时期文化迅速传播，理学在这样的语境下很快在士人阶层弥漫并形成风尚，“小报”的流行更使学术开始拥有了独立的舆论权力。
孝宗为了抑制文士集团的整体力量，推重苏蜀学派用以抑制理学。乾道末年孝宗下令追赠苏轼为太师，不久孝宗亲自为苏轼文集撰写赞序，称其“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于是在乾、淳之际道学发展的同时，苏学蜀学也颇为兴盛。浙东事功派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兴盛，他们大都入经出史，强调建功立业，将王安石荆学派的通经致用的学风继承下来。受孝宗支持的反道学势力是当时政治的当权派，道学派成为政治的在野派。到了孝宗淳熙末年，道学派才渐渐在朝廷上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开始进入与反道学派分庭抗礼的时期。 由于道学派过于强调程氏之学是得孔孟的唯一正传，绝对化了个人道德自觉的要求，专注的绝对使其丧失了轩豁的心胸与谦卑的能力，不再能看到丰富的文化现象皆有其绝美的个性，狭隘很容易对不同的声音产生超越、打击之想。当时的学者员兴宗认为“苏学长于经济，洛学长于理性，临川学（王安石）长于名教”，代表了那个时代一般士大夫的看法。洛学奉《中庸》为不可亵渎的经典，苏轼则认为“《中庸》乃孔氏遗书而不完者”，把子思看作“欺世盗名”之流。苏学注意从实际出发论说时事利害，被人比作战国时期的纵横之学。程洛道学偏重于讨论性命义理，言必称正心诚意，力辟事功之说。苏氏率性情、主辞赋、重文章，与程氏的循规矩、去人欲、弃辞章呈现出截然对立之态，两派的立论无法相容。浙东事功派从史学中寻绎出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的办法，对崇尚空谈的学术予以鄙夷和批评，认为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提倡功利之学，反对虚谈性命，与道学正宗的不切实际存在明显分歧，朱熹本人也曾严厉批评浙学。这种排他性使得道学多方树敌，在复杂的社会、政治、人事的矛盾中，将其他学派皆放在了对立面上。孝宗便是利用道学派这一特性，继续用真宗朝“异论相搅”政策，维持了皇权的主导地位。
宋光宗（1190-1194年在位）绍熙末年，随着赵汝愚的执政，理学派暂居上风，绍熙五年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学的绝对性引起太子赵扩和执政韩侘胄的不满。时任参知政事的京镗，支持韩侘胄势力，和赵朱集团形成对立。
宋宁宗（1195-1224年在位）即位后，立即内批罢朱熹职，同年罢免赵汝愚，次年升京镗任右丞相，反理学派借机与韩侘胄联手。朱熹被逐之后其影响尚在，由于刘德秀、何澹、胡紘等人多次上疏，宁宗终于决心“禁用伪学之党”，从而终于导致理学之党的全面崩溃。宁宗即位时正值“小报”流行，朝廷屡禁未绝，危害到国家政治安全，于是，朝廷下令禁止。韩利用这一机会，将打击面扩大至所有与他政见不和者，使非理学的学者也遭受到了重大损失，最后完成了南宋历史上大规模禁锢学术的“庆元党禁”。
这次运动实际上是南宋当权的统治集团对学术界的一次全面清扫。自孝宗朝以来，皇权长期利用各学派的矛盾，使文人学者内部斗争愈演愈烈。宋代一向重文轻武，皇权利用权臣之手完成了这次扩大化的党禁，对学术阶层话语权的完美收回，使南宋皇权的政治权威性在此时进一步加强。
韩侘胄利用此运动独揽权柄，宋宁宗在党禁中收回的皇权，很快被韩侘胄的专断朝政取代，权臣之势已不可撼动。嘉泰四年（1204），宋宁宗采纳韩侘胄的建议，追封岳飞为鄂王，之后追究秦桧误国之罪，严重打击了主和派，在舆论上做好与金开战的准备。开禧二年（1206）终于成功开始了“开禧北伐”，第二年宋战败，韩侘胄被杀，其人头成为宋金“嘉定和议”的润滑剂。
宋宁宗要收回皇权必先革韩弊政，于是“首开言路，以来忠谠”，清洗韩党与“党禁”昭雪同时进行，对赵汝愚增谥忠定，朱熹赐谥号文公。这些措施使党禁完全解除，理学派于是重新当权，并很快立稳根基。
此后的宋理宗（1225-1264年在位）虽不喜理学，却鉴于韩侘胄覆辙，不能不转而采取尊奉理学的态度。这次党禁的收场，表明理学势力已不可阻遏，“道统”逐渐确立了在“政统”中的合法性，从此理学进入了官方教育与选拔系统，进入了权力中心。
結语
“庆元党禁”关闭了北宋庆历思想开启的乐观而生机勃发、充满希望的思想语境，使得乾道、淳熙年问的那种学术繁荣、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去不返。理学绝对化的内心要求，引领中国文学进入与自然相隔的层面，不再拥有“水流三尺，水石皆洁”的自愈力，使得之后的中国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失去了包容豁达的盛世景象，全面走向内化。由其后学书写的宋代历史，对于在“庆元党禁”中让理学遭受重创的京镗、韩侘胄、何澹、刘德秀、胡紘等人评价自然不高。
时隔八百余年的回望，很容易看出中国思想领域这次大转折的利弊，但身在其中的反理学派的学者们，只能被时代洪流裹挟，虽倾一生之力也无法阻挡理学的洪流。正如胡宏次子胡正卿所留的纪念文字：“虽忧时悯俗，不能去怀，然，无复用世之心矣。”
现代的知识爆炸又一次引发了文风、学风、政风的激荡，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尔后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华文化将以博大的心胸再次打开国学之门，白洁沉渣，“跆而复奋”，以新儒学思想“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引领着世界思想史走入豪迈激昂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