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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世界头号铁矿石需求大国之时，却发现与上游供货商的伙伴关系几乎完全缺失
五矿试水
2004年春的一天，加拿大诺兰达公司（Noranda Inc.）CEO德雷克潘内尔（DerekPannell）接到来自中国的消息，有家中国公司想参与收购诺兰达。
“中国五矿？是什么公司？他们有钱吗？”潘内尔在电话里疑惑地问。
这个电话为中国五矿集团（下称五矿）首次海外收购资产表演拉开帷幕。入场费并不便宜：五矿经过竞标，最终提出以45亿美元收购诺兰达100%股权方案，击败了包括巴西淡水河谷、南非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等在内的世界级买家，获得与诺兰达独家谈判的权利。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发起的最大一起收购。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诺兰达，当时是全球第七大铜生产商、第三大镍、锌精矿生产商，市值约50亿美元，在全球矿业公司中排名第19位。五矿则是中国最大的五金矿产品贸易企业，其时总资产不过40.1亿美元，此前并没有类似海外并购经验。
一位参与交易的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所有买家之中，五矿报价并非最高，不过全现金收购方案获得了诺兰达董事会的青睐。另外，五矿承诺保留诺兰达管理层，也帮助五矿收购方案胜出。五矿一时成为世界焦点，但也引起了加拿大当地媒体和社区的忧虑。
五矿代表团在加拿大开展尽职调查时，每到一处，往往会有媒体围追堵截，问五矿的代表：“你们口袋里带了多少支票？”
但这些都不是五矿面临的最大障碍。最终导致交易夭折的，是当时主管的国家发改委迟迟未为此交易放行。
根据《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勘探开发原油、矿山等项目，“中方投资额3000万美元及以上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中中方投资额2亿美元及以上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海外投资还需获得商务部、外管局、国资委和外交部的批准，不过最重要的关口是发改委。
一家中国企业高层告诉《财经》记者，如果发改委不批准，商务部就不批准企业在海外注册公司，外管局也不会批准动用外汇。
熟悉五矿收购诺兰达内情人士透露，当时五矿得到国家开发银行在资金方面的支持，国开行为此准备了充足的现金。可是，由于发改委不放行，国开行始终无法制订付款方案。最终，五矿在独家谈判权过期时，宣布放弃对诺兰达收购。
差不多一年后，2005年9月，诺兰达终被瑞士Xstrata公司（Xstrata plc）收购，价格为192亿美元。
上世纪90年代：失去的机会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矿产，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经叔平算得上最早一人。
中信集团总经理助理张极井告诉《财经》记者，1983年，经叔平陪同当时的国务院负责人访问澳大利亚，对西澳大利亚的铁矿资源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后，经叔平向国务院建议，中国应该在资源领域做一些海外投资。
在国务院支持下，中信获得500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开始尝试海外资源投资。同时，国务院决定，由当时冶金部下属新成立的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下称冶金进出口）牵头，正式开始与澳大利亚方面谈判合作。
其时，国际铁矿石处于买方市场，因此，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者，澳大利亚反应积极。至1987年11月，中冶进出口与澳大利亚CRA公司（Rio Tinto Limited前身）旗下专事铁矿石开发的哈默斯利铁矿公司（Hamersley）达成合作协议，开发西澳洲皮尔巴拉（Pilbara）地区的恰那铁矿。根据协议，中国参股40%，不过澳方要求中方每年包销1000万吨铁矿石，并且只限中国销售。中澳双方约定，一旦销售量达到2亿吨，或者到2012年，双方终止合同。
不料，这一交易在中国国内引发激烈争论。中国中钢集团原副总裁、曾在冶金进出口负责恰那项目铁矿石进口的董志雄回忆说，当时有人提出冶金进出口签了“不平等条约”，并质疑“40%的股份为什么要全部包销”？直到国务院负责人亲自批示才解决争议。
1993年，恰那铁矿产量开始增加，此时恰逢外汇双轨制取消，从冶金进出口购买铁矿石可获平价外汇的优惠政策不复存在，加上国际矿业巨头进入中国，恰那铁矿的矿石销售顿时尴尬。
“这个时候要把几百万吨铁矿卖出去，非常不容易——没什么手段，就是冶金部每年开会，要求企业买，企业就赊账，年底要账非常费力。”董志雄回忆说。
由此，赴海外投资矿产资源成为敏感话题。90年代初，南非最大铁矿公司曾联系冶金进出口，希望签署向中国每年供应500万吨铁矿石的长期协议，可是有了恰那铁矿前车之鉴，没有人敢再决定投资。
之后，中冶进出口与其他几家企业合并，演变为中钢集团。1992年，中钢计划在南非投资开发铬矿，因此项目担负着搭建中国与南非桥梁的作用。在原冶金工业部和外交部的坚持下，最终至1995年，中钢才克服争议，与南非北德兰士瓦发展有限公司签约合资，开发南非北方省Diloong铬矿。
“如今，中钢在澳大利亚的铁矿、在南非的铬矿，是中钢最为赚钱的项目。”董志雄说。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曾有机会入股世界第五大铁矿石生产商、巴西MBR公司（Mineracoes Brasileiras Reunidas S/A）。冶金部有关领导决定由宝钢牵头、组织几家大型钢铁企业联合与MBR谈判。最终由于利益分歧，难以协作，谈判两年未果。MBR公司后被淡水河谷公司收购。“一个起码可每年供应1000万吨的矿”，又与中国擦肩而过。
到2000年，中国在海外的矿产投资仍然有限：1992年，首钢以约1.2亿美元收购秘鲁马尔科纳铁矿98.4%的股权，可惜经营不善；1994年，鞍钢与澳大利亚波特曼公司合资经营开发西澳洲库里亚诺赛铁矿。
此时随着中国钢铁产量上升，对海外铁矿石需求也直线增加，钢铁生产企业开始主动到海外投资矿产。最先行动的是宝钢。2001年，宝钢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达成协议，合资开发巴西铁四角地区铁矿。2002年，宝钢又与哈默斯利公司达成协议，合资开发澳大利亚帕拉伯杜铁矿东坡。
不过，中国企业大多各自为战，并未形成规模。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8.5亿美元，其中将近一半是投向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2004年，投向采矿业的投资仍然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截至目前，中国钢铁企业在海外投资控制的矿产供应仍然份额很少。
控股权遗恨
诺兰达并不是惟一的由于政府机制与企业决策机制纠结而受挫的中国企业海外资源收购。西澳大利亚的希望岭（Hope Downs）铁矿项目是另一个错失的良机。
澳大利亚铁矿石主要集中在西澳。希望岭铁矿项目即属于西澳铁矿大王琅汉考克（Lang Hancock）女儿吉娜莱因哈特（Gina Rinehart）所有。吉娜莱因哈特由于无力开发该项目，便寻找合资者，其中亦包括中国企业。
据一位熟悉内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吉娜一度愿意向中方出让50%股份，但由于发改委坚持要求中方获得50%以上的股权，否则不予批准中国企业投资，最终，2005年7月2日，吉娜将该项目卖给了力拓。
此后，澳大利亚另一大铁矿公司Fortescue Metals Group Ltd（下称FMG）亦曾寻求尝试与中国合作。据了解内情人士透露，FMG亦曾与中国国家发改委相关部门接洽。2006年3月底，FMG大股东安德鲁弗斯特（AndrewForrest）还曾专程到北京与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见面，提出中方参股20%，中方坚持绝对控股，最终，FMG亦放弃了与中国的合资计划。
“为什么一定非要控制权不可？”一位参与此事的人士至今抱憾。
董志雄也认为，同为铁矿石进口大国，日本渗入上游的经验值得中国体会。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起，便开始向西澳提供金融支持，在当地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形成伙伴关系。在多年海外投资的基础上，日本与澳大利亚和巴西确定铁矿石价格谈判机制，这一机制从上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
董志雄介绍，日本在海外资源投资有三个特点：第一，不是为追求盈利，而是为保证长期稳定供应。日本投资往往只占5%-10%股份，目的是通过参加董事会来了解铁矿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为价格谈判做准备。投资也可以帮助扩大产能，避免造成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的情况。第二，日本不参与生产经营管理，避免了当地就业、劳资、土地和土著等问题。第三，日本人往往并不投资于最大铁矿企业，而是投资于其竞争对手。比如在澳大利亚，日本投资了原第三大的罗布河铁矿；在巴西，日本投资了第二大的MBR铁矿。
“日本用意深远，在卖方扶植竞争，可以防止形成卖方垄断。”董志雄说。
据悉，2006年中投公司成立后，也曾考虑过入股必和必拓的想法。可是，中国人尚未来得及动手，必和必拓已提前出手，可供中国把握的机会已越来越少了。
2007年10月31日，中国钢协发布消息称，预计2007年全年中国粗钢产量4.8亿吨左右，比上年增长14%。中钢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连民杰预测，2008年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53%。
五矿试水
2004年春的一天，加拿大诺兰达公司（Noranda Inc.）CEO德雷克潘内尔（DerekPannell）接到来自中国的消息，有家中国公司想参与收购诺兰达。
“中国五矿？是什么公司？他们有钱吗？”潘内尔在电话里疑惑地问。
这个电话为中国五矿集团（下称五矿）首次海外收购资产表演拉开帷幕。入场费并不便宜：五矿经过竞标，最终提出以45亿美元收购诺兰达100%股权方案，击败了包括巴西淡水河谷、南非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等在内的世界级买家，获得与诺兰达独家谈判的权利。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企业在海外发起的最大一起收购。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诺兰达，当时是全球第七大铜生产商、第三大镍、锌精矿生产商，市值约50亿美元，在全球矿业公司中排名第19位。五矿则是中国最大的五金矿产品贸易企业，其时总资产不过40.1亿美元，此前并没有类似海外并购经验。
一位参与交易的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所有买家之中，五矿报价并非最高，不过全现金收购方案获得了诺兰达董事会的青睐。另外，五矿承诺保留诺兰达管理层，也帮助五矿收购方案胜出。五矿一时成为世界焦点，但也引起了加拿大当地媒体和社区的忧虑。
五矿代表团在加拿大开展尽职调查时，每到一处，往往会有媒体围追堵截，问五矿的代表：“你们口袋里带了多少支票？”
但这些都不是五矿面临的最大障碍。最终导致交易夭折的，是当时主管的国家发改委迟迟未为此交易放行。
根据《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勘探开发原油、矿山等项目，“中方投资额3000万美元及以上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中中方投资额2亿美元及以上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海外投资还需获得商务部、外管局、国资委和外交部的批准，不过最重要的关口是发改委。
一家中国企业高层告诉《财经》记者，如果发改委不批准，商务部就不批准企业在海外注册公司，外管局也不会批准动用外汇。
熟悉五矿收购诺兰达内情人士透露，当时五矿得到国家开发银行在资金方面的支持，国开行为此准备了充足的现金。可是，由于发改委不放行，国开行始终无法制订付款方案。最终，五矿在独家谈判权过期时，宣布放弃对诺兰达收购。
差不多一年后，2005年9月，诺兰达终被瑞士Xstrata公司（Xstrata plc）收购，价格为192亿美元。
上世纪90年代：失去的机会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矿产，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经叔平算得上最早一人。
中信集团总经理助理张极井告诉《财经》记者，1983年，经叔平陪同当时的国务院负责人访问澳大利亚，对西澳大利亚的铁矿资源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后，经叔平向国务院建议，中国应该在资源领域做一些海外投资。
在国务院支持下，中信获得500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开始尝试海外资源投资。同时，国务院决定，由当时冶金部下属新成立的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下称冶金进出口）牵头，正式开始与澳大利亚方面谈判合作。
其时，国际铁矿石处于买方市场，因此，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者，澳大利亚反应积极。至1987年11月，中冶进出口与澳大利亚CRA公司（Rio Tinto Limited前身）旗下专事铁矿石开发的哈默斯利铁矿公司（Hamersley）达成合作协议，开发西澳洲皮尔巴拉（Pilbara）地区的恰那铁矿。根据协议，中国参股40%，不过澳方要求中方每年包销1000万吨铁矿石，并且只限中国销售。中澳双方约定，一旦销售量达到2亿吨，或者到2012年，双方终止合同。
不料，这一交易在中国国内引发激烈争论。中国中钢集团原副总裁、曾在冶金进出口负责恰那项目铁矿石进口的董志雄回忆说，当时有人提出冶金进出口签了“不平等条约”，并质疑“40%的股份为什么要全部包销”？直到国务院负责人亲自批示才解决争议。
1993年，恰那铁矿产量开始增加，此时恰逢外汇双轨制取消，从冶金进出口购买铁矿石可获平价外汇的优惠政策不复存在，加上国际矿业巨头进入中国，恰那铁矿的矿石销售顿时尴尬。
“这个时候要把几百万吨铁矿卖出去，非常不容易——没什么手段，就是冶金部每年开会，要求企业买，企业就赊账，年底要账非常费力。”董志雄回忆说。
由此，赴海外投资矿产资源成为敏感话题。90年代初，南非最大铁矿公司曾联系冶金进出口，希望签署向中国每年供应500万吨铁矿石的长期协议，可是有了恰那铁矿前车之鉴，没有人敢再决定投资。
之后，中冶进出口与其他几家企业合并，演变为中钢集团。1992年，中钢计划在南非投资开发铬矿，因此项目担负着搭建中国与南非桥梁的作用。在原冶金工业部和外交部的坚持下，最终至1995年，中钢才克服争议，与南非北德兰士瓦发展有限公司签约合资，开发南非北方省Diloong铬矿。
“如今，中钢在澳大利亚的铁矿、在南非的铬矿，是中钢最为赚钱的项目。”董志雄说。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曾有机会入股世界第五大铁矿石生产商、巴西MBR公司（Mineracoes Brasileiras Reunidas S/A）。冶金部有关领导决定由宝钢牵头、组织几家大型钢铁企业联合与MBR谈判。最终由于利益分歧，难以协作，谈判两年未果。MBR公司后被淡水河谷公司收购。“一个起码可每年供应1000万吨的矿”，又与中国擦肩而过。
到2000年，中国在海外的矿产投资仍然有限：1992年，首钢以约1.2亿美元收购秘鲁马尔科纳铁矿98.4%的股权，可惜经营不善；1994年，鞍钢与澳大利亚波特曼公司合资经营开发西澳洲库里亚诺赛铁矿。
此时随着中国钢铁产量上升，对海外铁矿石需求也直线增加，钢铁生产企业开始主动到海外投资矿产。最先行动的是宝钢。2001年，宝钢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达成协议，合资开发巴西铁四角地区铁矿。2002年，宝钢又与哈默斯利公司达成协议，合资开发澳大利亚帕拉伯杜铁矿东坡。
不过，中国企业大多各自为战，并未形成规模。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8.5亿美元，其中将近一半是投向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2004年，投向采矿业的投资仍然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截至目前，中国钢铁企业在海外投资控制的矿产供应仍然份额很少。
控股权遗恨
诺兰达并不是惟一的由于政府机制与企业决策机制纠结而受挫的中国企业海外资源收购。西澳大利亚的希望岭（Hope Downs）铁矿项目是另一个错失的良机。
澳大利亚铁矿石主要集中在西澳。希望岭铁矿项目即属于西澳铁矿大王琅汉考克（Lang Hancock）女儿吉娜莱因哈特（Gina Rinehart）所有。吉娜莱因哈特由于无力开发该项目，便寻找合资者，其中亦包括中国企业。
据一位熟悉内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吉娜一度愿意向中方出让50%股份，但由于发改委坚持要求中方获得50%以上的股权，否则不予批准中国企业投资，最终，2005年7月2日，吉娜将该项目卖给了力拓。
此后，澳大利亚另一大铁矿公司Fortescue Metals Group Ltd（下称FMG）亦曾寻求尝试与中国合作。据了解内情人士透露，FMG亦曾与中国国家发改委相关部门接洽。2006年3月底，FMG大股东安德鲁弗斯特（AndrewForrest）还曾专程到北京与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见面，提出中方参股20%，中方坚持绝对控股，最终，FMG亦放弃了与中国的合资计划。
“为什么一定非要控制权不可？”一位参与此事的人士至今抱憾。
董志雄也认为，同为铁矿石进口大国，日本渗入上游的经验值得中国体会。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起，便开始向西澳提供金融支持，在当地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形成伙伴关系。在多年海外投资的基础上，日本与澳大利亚和巴西确定铁矿石价格谈判机制，这一机制从上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
董志雄介绍，日本在海外资源投资有三个特点：第一，不是为追求盈利，而是为保证长期稳定供应。日本投资往往只占5%-10%股份，目的是通过参加董事会来了解铁矿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为价格谈判做准备。投资也可以帮助扩大产能，避免造成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的情况。第二，日本不参与生产经营管理，避免了当地就业、劳资、土地和土著等问题。第三，日本人往往并不投资于最大铁矿企业，而是投资于其竞争对手。比如在澳大利亚，日本投资了原第三大的罗布河铁矿；在巴西，日本投资了第二大的MBR铁矿。
“日本用意深远，在卖方扶植竞争，可以防止形成卖方垄断。”董志雄说。
据悉，2006年中投公司成立后，也曾考虑过入股必和必拓的想法。可是，中国人尚未来得及动手，必和必拓已提前出手，可供中国把握的机会已越来越少了。
2007年10月31日，中国钢协发布消息称，预计2007年全年中国粗钢产量4.8亿吨左右，比上年增长14%。中钢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连民杰预测，2008年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