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刻本和精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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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學上术语很多,有些常被提到,如初刻本、重刻本、影刻本、精刻本等等。顾名思义,初刻本就是第一次刻印的书称初刻初印本,这种本子最受人重视。重刻本是指这块书版的字画漫漶不清又到处断板,干脆另起炉灶,重刻此书。自然,重刻本肯定比这书的初刻本晚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一般地说,重刻本不大受藏家重视。但是情况并不绝对。有些人的著作,刊印者在最初收集的时候,限于条件,未能完备,只能先行雕印。过些年后,网罗不少佚文佚着,再行刊印,但书名并未改变,是为重刻本。而这种重刻本,其内容因比初刻增添许多,學术价值当然不问可知。而且单从其所增添的内容来讲,也是初刻初印,并非重刻。不过若从版本价值来说,这种重刻本仍不可与初刻本同日而语,初刻仍然以其最早刊印而胜过重刻。这虽有些不合理,却是事实。
  影刻本是按照宋、元以及明代某些极稀见的书依原样雕刻,叫影刻。比如有一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是南北朝时期有个叫徐陵的人编的。这书极有名,内容包括从汉到南北朝许多诗人的作品,凡是研究或爱好文學的人都看,明末有个叫赵均的人,家里藏有此书的宋本,他就照着宋本的样式影刻了这书,因为他的堂号叫小宛堂,所以后人称这部书为小宛堂本。这就是影刻本。可是到了民国初年,小宛堂本的《玉台新咏》也极为稀见,于是有个叫徐乃昌的藏书家,在民国十一年又影刻小宛堂本《玉台新咏》,而且仿得十分逼真,几乎毫厘不爽,这就又是一种影刻本。赵影宋,徐影赵,影刻本就是这样一翻再翻。由于这两种影刻本都翻得非常好,因此很有经济价值。所以书商往往将赵本拿来冒充宋本,徐本拿来冒充明本,甚至干脆将徐本冒充宋本。因为赵本的祖本是宋,所以徐影赵,等于也是影宋。书商利用这种形式骗过不少人。古代藏书家们影刻过不少宋、元旧本,大多仿得非常好。
  关于影刻的方法,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复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板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的,对那个原底本来说,这个刻本便是影刻本。影刻本多用于影刻宋元本书。因为宋元本传至明末清初,已极稀见。为了保存传本,流传久远,便常采用这种影刻的方法。但传本中,也有翻明本乃至翻清本。如明正德、嘉靖时翻弘治本《盐铁论》,清末翻乾隆玉勾草堂本《杜工部集》以及大迭山房,东山草堂翻雍正陆钟辉水云渔屋《笠泽丛书》本等等。
  历史上有不少藏书家、學者都用影刻的形式翻了不少宋元珍本。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黄丕烈在《士礼居丛书》中影刻的一些宋元书。清末著名的四大藏书楼,杨氏的海源阁与瞿氏的铁琴铜剑楼、陆氏的百百宋楼和丁氏的八千卷楼,也依据家中所藏宋元秘本影刻了一些名贵古籍。民国以后大藏书家层出不穷,影刻宋元旧本蔚然成风,用时髦的话说,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这道风景里,以董康、陶湘刻书最多、最精。北京图书馆将此二人所刻之书列为“新善本”,对此二人算是殊荣,此外,还有傅增湘的双鉴楼、徐乃昌的积學斋、刘承干的嘉业堂、蒋梦苹的密韵楼、邓邦述的群碧楼、刘世珩的玉海堂、张均衡的适园、吴昌绶的双照楼、周叔弢的自庄严堪等等都影刻了不少。特别再碰到其中的红印本、蓝印本更应加以重视。因为过去红、蓝印,是用来校对用,印数极少。而此时由藏书家们刊刻的红、蓝印,是为了漂亮。印数不多,不为卖,主要是送朋友或与人交换或自己欣赏,现在都流传很少。
  精刻本,是指书的雕版字体工整秀丽又经过精审的校勘。宋元时刻的书,当时的刻手技艺较高,而写样的人,也很有水平。所以宋元版书的字体,后人多评为道劲有力锋毫毕现,又端秀凝重圆润悦目,是精刻本。明早期中期所刻之书尚有宋元遗韵,也是精刻本。嘉靖、万历以后,印书的人往往把书稿交给书坊的工匠写样,工匠的书法比较拙劣,校勘也多草率,不算精刻。到了清朝,尤其是清初,官府刻书,私人刻文集,都请善书法的人写样,校勘也较精审,有不少精刻本存世。道光以后,江河日下,虽然还有许楗所刻以及其他少数名家所刊之书称得上精美,但毕竟是流风余韵难成气候了。写刻本的意思和精刻本一样,即由谁来给书版写样和用的是什么字体。
  大约从明朝正德年间开始,刻书的字体渐渐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套路,即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笔划硬挺。万历以后,字形由方而长,笔划横轻竖重,这就是仿宋体,为以后的印刷体开了先河。到了康熙以后,这种字体在清刻本中最为普遍,特点是横轻直重,撇长而精,捺拙而肥,右折横笔亦肥而粗,与明朝的仿宋体已有不同,不及那时美观,但还看得过去。道光以后,字体结构越来越呆板,毫无神气,说得不好听点,像一排排僵尸,却已经是最普遍流行的字体,即印刷体,因为这种字看去生硬板滞,所以版本學上称之为硬件字,也称匠体。
  相对于硬件字,又有软件字。软件字就是上面讲的名人名家手写上版的字体。特别得说一句,名人名家不是一律指文人學者,而是包括了刻字的工匠,因为这些工匠不写鹰体字,硬其字多有个性,并且写得非常好。如嘉庆时金陵的刘文奎、刘文楷、刘文模等等。民国时还有两个写字的高手,一个叫饶星舫,一个叫陶子麟,两人都是湖北黄冈人。陶子麟所刻书多在封面或卷尾刻“黄冈陶子麟镌”或:“武昌陶子麟镌”字样。前面提到的徐乃昌刊印的《玉台新咏》,就是陶子麟写的样。
  最后总结一下,基本可以这么说,写刻本里分几种,第一种,名人,往往是有名的文人學者,如清代的张力臣、金冬心、林佶、郑板桥等等;第二种,虽非文人學者,但字写得好,是写板的名家。如康熙时的刘文藻,嘉庆时的刘文奎、刘文楷、刘文模,民国时的饶星舫、陶子麟等等,第三种是既非文人學者,也不是被历史记载下来的即上述第二种专门写字上板的名家。但是他们也写的是软件字,其中有些还写得非常漂亮,不逊于第一、第二种人。这样说,我觉得对写刻本的概念比较清楚一些。
  其实,写刻本这一概念有些不清,因为无论什么刻本,也得由人写出样后再行雕刻刷印。写软件字的叫写,写硬件字的就不叫写?从这上说,无论是写什么字,都是写刻本。只不过从约定俗成的角度看,写刻本已与精刻本,软件字画了等号,而匠体字也与硬件字画了等号,无法改变也不必改变。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单从字体来说,判断一书价值若何,是从软件、硬件来区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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