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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烈火中永生》是革命斗争题材的典范作品，其从形象塑造上、精神品格、审美特征等多方面深刻地诠释了当时的“红色经典”电影创作理念。今天，以宏瞻电影创作史的阔度重观此片，对其有限的情节开掘进行分析、梳理可以为观照当时的电影创作观念提供一定的认识价值。
[关键词]有限 情节 开掘
《烈火中永生》是根据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改编、196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革命斗争题材“红色经典”影片，其面世以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观众的革命意志．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今天，当我们以宏瞻电影创作史的阔度对其形象塑造、精神品格、审美特征等重新审视，则感到其情节开掘是有限的。
《红岩》是根据重庆解放前夕的一段真实历史而创作的，几乎每个人物都有生活原型。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曾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活动，1948年先后被关进“中美合作所集中营”，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越狱脱险。解放后，为了实现牺牲在这座集中营里的烈士遗言“万一我们当中有人活着出去。一定要把这里的斗争告诉后代，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老一辈，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怎样与美蒋匪帮进行斗争的”而写作《红岩》。同时，我们又注意到一个史实：《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从“白公馆”越狱逃出后，曾奋笔疾书，写下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其中“狱中同志的意见”有八条，即：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狱中同志的这些意见，是他们在听到解放重庆的隆隆炮声、并预见自己牺牲命运的情况下做出的，其真实性、坦诚性是毋庸置疑的。历经惨烈的斗争实践、残酷的生命考验，烈士的教诲振聋发聩，其认识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也是深远的。
《报告》内容不仅涉及到对敌斗争问题，也暴露了我党内部在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性教育和党内管理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由于中国革命是在探索和开创中前进的，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无损于这场伟大的历史革命，而且恰恰和广大革命者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意志、不屈的斗争和牺牲精神共同构成了革命斗争历史的整体性，也突出了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在《红岩》和随后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我们看到其情节展开、人物塑造完全以敌我正反二元对立为形象特征。对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复在性和共产党员人性的丰富性着墨不够，这使作品在弘扬革命精神、表达革命激情、赞美革命者坚定意志和共产主义人格上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尤其在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更是如此。在改编《红岩》、拍制电影当时，文艺界就有过议论，“有的认为，像《红岩》那样丰富的内容，可以编好几部各自独立的电影脚本，王朝闻就是这种意见”，不过最终形成高度集中、概括英雄主义气概的《烈火中永生》。今天，当历史拉开半个多世纪的距离，重新审视这部轰动一时的“红色经典”，分析其有限的情节开掘原因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当时的电影创作理念。笔者认为这种有限的情节开掘主要是由时代的内在诉求、文艺思想的深刻规范、主创者的革命视角所决定的。
从电影拍摄的历史背景看——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规定了广泛而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即广大工农大众处于尚未落潮的对新的社会制度的理想化期待中，同时成长于新社会的青年在革命教育熏陶下对革命斗争历史充满理想化认识，这些客观上都要求影片去表现党的无比神圣性，要求党员具有神性的光辉。《烈火中永生》放映后，盛况空前，可见当时人们对革命斗争历史的心理渴望。英雄的存在契合了时代精神，英雄的塑造满足了激荡的时代情怀和对崇高美的审美期待，于是《烈火中永生》略显简单的情节成为最具历史合理性的革命叙述。
中国社会有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传统。根据“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品《红岩》改编而来的《烈火中永生》同样不能打破政治意识的规范，加之当时文艺界一再受到“左”倾思想冲击，于是复杂多样的电影功能被简约为“为政治服务”《烈火中永生》从1962年启动筹备到1964年投拍，正值“阶级斗争”观念被日益强调之时，因此歌颂主旋律、避开表现禁区，对史实和素材进行自觉的“政治”规范化处理和加工更属必然。同时，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也要求影片体现理想主义色彩。即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示的．要塑造“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理想”的形象。而情节的设计必然要以此为目的。
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写作者、主创者多是革命历史的亲历者，革命者创作革命文艺，这种革命立足点使主创者不能以更宏观、更开阔、更多元的视角对待素材、开掘情节，这也决定了当历史走向常态时，这段时期的“红色经典”影片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何群执导的电视剧《红岩》不仅对情节进行了较大扩容，还根据时代需要增加了《狱中八条建议》(原型即《报告》)的情节，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厚度。
作为六十年代“红色经典”影片的高峰之作。《烈火中永生》塑造了浮雕般的革命者英雄群像，全片洋溢着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气概，其蕴含的革命牺牲精神、乐观主义精神已经熔铸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但不可否认，其“抓主线、舍其余”，“立主脑、减头绪”的情节方法不仅是为符合电影表演艺术而做的取舍，更有其深刻的内在时代缘由，作为体现当时文艺思想的典范实践，《烈火中永生》也成为当时革命斗争题材电影创作的缩影和模板，从这一点上说，其认识价值是深远的。
参考文献
［1］吴昊，面对烈士的教诲［Ｎ］，文汇报，2000-9-3(7).
［2］沙汀，关于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回忆［J],开放时代，1994,(4).
［3］朱安平，《烈火中永生》，悲壮的颂歌［Ｊ］，大众电影，2006,(6).
作者简介：金禹彤，吉林省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延边大学汉语学院讲师。
[关键词]有限 情节 开掘
《烈火中永生》是根据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改编、196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革命斗争题材“红色经典”影片，其面世以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观众的革命意志．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今天，当我们以宏瞻电影创作史的阔度对其形象塑造、精神品格、审美特征等重新审视，则感到其情节开掘是有限的。
《红岩》是根据重庆解放前夕的一段真实历史而创作的，几乎每个人物都有生活原型。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曾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活动，1948年先后被关进“中美合作所集中营”，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越狱脱险。解放后，为了实现牺牲在这座集中营里的烈士遗言“万一我们当中有人活着出去。一定要把这里的斗争告诉后代，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老一辈，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怎样与美蒋匪帮进行斗争的”而写作《红岩》。同时，我们又注意到一个史实：《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从“白公馆”越狱逃出后，曾奋笔疾书，写下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其中“狱中同志的意见”有八条，即：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狱中同志的这些意见，是他们在听到解放重庆的隆隆炮声、并预见自己牺牲命运的情况下做出的，其真实性、坦诚性是毋庸置疑的。历经惨烈的斗争实践、残酷的生命考验，烈士的教诲振聋发聩，其认识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也是深远的。
《报告》内容不仅涉及到对敌斗争问题，也暴露了我党内部在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性教育和党内管理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由于中国革命是在探索和开创中前进的，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无损于这场伟大的历史革命，而且恰恰和广大革命者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意志、不屈的斗争和牺牲精神共同构成了革命斗争历史的整体性，也突出了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在《红岩》和随后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我们看到其情节展开、人物塑造完全以敌我正反二元对立为形象特征。对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复在性和共产党员人性的丰富性着墨不够，这使作品在弘扬革命精神、表达革命激情、赞美革命者坚定意志和共产主义人格上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尤其在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更是如此。在改编《红岩》、拍制电影当时，文艺界就有过议论，“有的认为，像《红岩》那样丰富的内容，可以编好几部各自独立的电影脚本，王朝闻就是这种意见”，不过最终形成高度集中、概括英雄主义气概的《烈火中永生》。今天，当历史拉开半个多世纪的距离，重新审视这部轰动一时的“红色经典”，分析其有限的情节开掘原因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当时的电影创作理念。笔者认为这种有限的情节开掘主要是由时代的内在诉求、文艺思想的深刻规范、主创者的革命视角所决定的。
从电影拍摄的历史背景看——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规定了广泛而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即广大工农大众处于尚未落潮的对新的社会制度的理想化期待中，同时成长于新社会的青年在革命教育熏陶下对革命斗争历史充满理想化认识，这些客观上都要求影片去表现党的无比神圣性，要求党员具有神性的光辉。《烈火中永生》放映后，盛况空前，可见当时人们对革命斗争历史的心理渴望。英雄的存在契合了时代精神，英雄的塑造满足了激荡的时代情怀和对崇高美的审美期待，于是《烈火中永生》略显简单的情节成为最具历史合理性的革命叙述。
中国社会有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传统。根据“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品《红岩》改编而来的《烈火中永生》同样不能打破政治意识的规范，加之当时文艺界一再受到“左”倾思想冲击，于是复杂多样的电影功能被简约为“为政治服务”《烈火中永生》从1962年启动筹备到1964年投拍，正值“阶级斗争”观念被日益强调之时，因此歌颂主旋律、避开表现禁区，对史实和素材进行自觉的“政治”规范化处理和加工更属必然。同时，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也要求影片体现理想主义色彩。即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示的．要塑造“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理想”的形象。而情节的设计必然要以此为目的。
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写作者、主创者多是革命历史的亲历者，革命者创作革命文艺，这种革命立足点使主创者不能以更宏观、更开阔、更多元的视角对待素材、开掘情节，这也决定了当历史走向常态时，这段时期的“红色经典”影片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何群执导的电视剧《红岩》不仅对情节进行了较大扩容，还根据时代需要增加了《狱中八条建议》(原型即《报告》)的情节，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厚度。
作为六十年代“红色经典”影片的高峰之作。《烈火中永生》塑造了浮雕般的革命者英雄群像，全片洋溢着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气概，其蕴含的革命牺牲精神、乐观主义精神已经熔铸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但不可否认，其“抓主线、舍其余”，“立主脑、减头绪”的情节方法不仅是为符合电影表演艺术而做的取舍，更有其深刻的内在时代缘由，作为体现当时文艺思想的典范实践，《烈火中永生》也成为当时革命斗争题材电影创作的缩影和模板，从这一点上说，其认识价值是深远的。
参考文献
［1］吴昊，面对烈士的教诲［Ｎ］，文汇报，2000-9-3(7).
［2］沙汀，关于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回忆［J],开放时代，1994,(4).
［3］朱安平，《烈火中永生》，悲壮的颂歌［Ｊ］，大众电影，2006,(6).
作者简介：金禹彤，吉林省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延边大学汉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