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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期光：推广群众性“立功创模”运动
钟期光是湘鄂赣红军在开国上将中仅有的两位代表之一，另一位是傅秋涛。钟期光从1931年初任湘鄂赣红军总指挥部宣传科科长，到1934年初秋任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同年初冬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再到1937年5月任湘鄂赣军区军委委员，为这支红军部队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在湘鄂赣边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钟期光顽强地坚持了下来。他与傅秋涛、涂正坤、邓洪、刘玉堂等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被称为湘鄂赣边区“五巨头”，而且钟期光是其中唯一读过10年旧学、5年新学的知识分子。在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钟期光始终带着他刚到第十六师时师长徐彦刚送的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另一本是《苏军政治工作》。这是他提高自己、教育指战员们的基本工具。
钟期光还是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实践者和见证人之一。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湘鄂赣红军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钟期光任团政治处主任起，到1947年春新四军华中野战军被改编为华东野战军一部，钟期光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止，10年时间，钟期光不是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就是担任政治部主任，始终负责战时政治工作，始终战斗、学习和生活在新四军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始终作为粟裕在政治工作上的助手，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师、华中野战军的成长、发展和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初期，钟期光任抗日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与司令员粟裕一起率部挺进江南敌后，发动群众。在开辟新区的过程中充分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势，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使先遣支队圆满地完成了战略侦察和发动群众的任务，为新四军主力迅速在江南扎根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著名的韦岗伏击战时，粟裕专心指挥打仗，钟期光则重点给指战员们讲解全民抗战的正义性，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鼓舞部队的士气，激励官兵的斗志。
1940年秋，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代主任的钟期光，在著名的黄桥决战期间，奉命两次会见被誉为“民族抗战之楷模”的国民党元老韩国钧，争取其对新四军的支持。在同日、伪、顽的尖锐复杂斗争中，钟期光坚持“政治前行，军事后盾”的方针，反对一味蛮干或一味退让，将讲究斗争策略与注意工作方法相结合，从而使新四军团结了以韩国钧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内的进步分子，争取了以李明扬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打击了以李长江为首的投降势力，粉碎了韩德勤的“摩擦”进攻，成功地取得了“击敌、联李（明扬）、孤韩（德勤）”斗争的胜利。后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以陈（毅）、粟（裕）、钟（期光）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发出《进行统战工作的经验》的电报，具体总结了以上述内容为主的7点经验。中共中央书记处随后连续3次向新四军各部发出电报，推广这一经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被整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粟裕任该师师长，钟期光任该师政治部主任。
在紧张的反“扫荡”、反“清乡”、反“摩擦”斗争中，针对部队经常分散、流动性大的特点，钟期光总结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要求部队必须加强质量建设，在政治思想上保持纯洁性，在政治工作中不断改善领导方式和作风。为此，钟期光撰写了《在整训中力求改善政治工作领导方式问题》一文，在《抗敌》第十一期发表。他主张“政治机关面向连队，党的工作面向支部”，“少作空洞计划，多帮助团营连建立工作制度”。
在1943年的冬季练兵运动中，第一师第一团成功地将两名后进战士改造为先进战士，其秘诀是连队干部从阶级本质上教育感化后进战士，真诚关心，不歧视，不漠然，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然后使他们在战斗和工作中化被动为主动，由后进转变为先进。团里还利用这个典型，订立了“爱兵公约”；又从人民军队官兵平等、目标一致上，教育后进战士服从领导，尊干守纪，订立了“拥干公约”。敏锐的钟期光发现这一经验后，立即在第一师总结推广。新四军的《抗敌》杂志出版了专刊进行报道。钟期光还通过召开政工会议介绍“拥干爱兵”经验，印发典型材料，起草并参与签署了《关于创造大批英雄模范》的训令，推动了“拥干爱兵”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后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解放日报》的报道中，将“拥干爱兵”统一改称“尊干爱兵”，并在整个八路军、新四军中推广了这一经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件大事。
1945年，钟期光任新四军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参与创建了苏南、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了开辟苏浙皖边新区的工作。
在主持政治工作期间，钟期光刻苦学习，注意总结经验，先后撰写出《曹甸战后的工作》、《提高干部党性问题》、《纪念韦岗战斗》、《论党的民主与集中》、《对部队中文艺工作的检讨》、《对改进目前连队政治工作意见》、《改造思想和改进我们的工作》、《本师的五年》、《论部队中政治工作建设》和《关于战时政治工作的几个问题》等数十篇文章。他还写了十几本战地笔记，留下了一批宝贵的战时政治工作资料。这些文章和笔记，对我军的政治工作做出了新的建树，进一步丰富了我军政治工作的理论宝库。
解放战争初期，钟期光向华中野战军部队发出《开始打》的战时政治工作指示，在部队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工作，使“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思想深入人心。在具体负责组织协同战斗、开展对敌政治攻势、训练俘虏、协同后勤补给和联络民工支前等各项工作中，他更是成绩突出。尤其在苏中“七战七捷”战役中，钟期光注意在政治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集中群众的智慧，及时总结并推广部队开展“立功运动”的新经验，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杀敌热情，使整个野战军的政治工作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延安《解放日报》于1946年11月11日和1947年2月4日先后发表《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短评和《再论立功运动》的社论，称赞华东解放区开展立功运动“是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个创举”。随后，“为人民立功”、“人人立功，事事立功”的群众性“立功创模”运动，相继在各解放区部队开展起来。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经验还被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和《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 1947年2月，钟期光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先后参与了莱芜、孟良崮、鲁西南、济南、淮海、上海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前线部队政治工作领导。
在执行俘虏政策上，钟期光有许多创新与发展。他认为，“宽待俘虏”的意义与目的包括两层含义：瓦解敌军，壮大我军。过去的俘虏政策，往往重视了前者，忽视了后者。结果是“捉了放，放了又捉”，不少国民党兵“二进宫”、“三进宫”，甚至被捉放五六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钟期光主持了“溶俘教育”。他通过政治分析，指出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绝大多数是被剥削被压榨的劳动人民出身，通过对他们进行两种社会、两种军队对比的“阶级教育”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教育，特别是“诉苦”、“挖根”和“换心”教育，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再加之对他们的关心爱护，不称之为“俘虏”而称“解放战士”，从而将大批国民党被俘士兵转化过来，“报仇雪恨”、“为人民立功”的口号在部队中广泛流传。后来，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上报了3万余字的“溶俘经验”，经野战军政治部讨论通过，钟期光题写了《改造俘虏工作的初步总结》的书名，以《华东前线》增刊的形式下发部队。
济南战役前夕，钟期光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野战军起草了《攻济打援的政治工作指示》，提出了“随俘、随补、随打”的扩军方针。这一文件受到中央军委的重视，并将其略作改动后转发全军。济南战役期间，钟期光亲率巡视团驻宋时轮兵团，组织各纵队之间的协同。济南战役后期，钟期光还领导了对起义的国民党杂牌军吴化文部的整编训练与改造工作。
淮海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的政治工作由钟期光具体负责，他与粟裕联名上报的《关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总结报告》，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总结甚好。”钟期光还在前线指挥部负责主持华东野战军的政治动员、俘虏的训练与调配、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等工作，为夺取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49年2月，钟期光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主持前线部队渡江作战的政治工作，对渡江战役和华东全境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1年1月起，钟期光担任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为学院初建时期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付出了极大努力，为人民军队第一所综合性最高军事学府的建成和完善，为培养军队干部，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时轮：从红军军校校长到军事科学院院长
宋时轮上将，出身于黄埔军校第五期。他的革命经历与许多上将略有不同。1927年1月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被以“共党嫌疑”打入牢狱两年。出狱后，他拉起一支萍醴边区游击队，自任队长。毛泽东对此颇为欣赏，曾经开玩笑地说：“宋时轮，你也是一路诸侯呀！”
宋时轮在军队任职的起点比较高，在红军早期时以担任参谋长为主。1931年春起，他先后担任红三十五军、红二十一军参谋长。1935年冬担任红十五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协助参谋长工作。在直罗镇战役中，宋时轮大胆向军团长徐海东提出了两个方案，最终，敌师长牛元峰被我军击毙，直罗镇战役取得全胜。到红军后期，宋时轮开始担任军级主官。1936年4月，东征战役时，他任红三十军军长；红军西征战役时，任红二十八军军长。从这两项任命可以看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宋时轮的高度信任，总是让他这个“一路诸侯”独当一面地负责一个地域的工作。
担任红三十军军长时，宋时轮与军政委阎红彦奉命率部担任后卫，掩护红军东征军主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红三十军在吕梁地区大宁附近的北山与国民党军进行激战，牵制了国民党军4个师的兵力，并把一部援军阻于昕水以南，有力地保障了红军东征军主力由石楼县铁罗关、中央领导由延川县清水关渡过黄河，回到陕北。
担任红二十八军军长时，宋时轮与军政委宋任穷统一指挥北路军，担负夺取陕北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地区，并创建苏区的工作。北路军以一部置于定边以南，向盐池、灵武游击，另以一部在宁条梁至横山间开展群众工作。宋时轮、宋任穷首先指挥部队乘国民党军不备，一举袭占定边城，全歼守军。接着，又率部由定边向盐池方向攻击前进，占领盐池城。定边是战略要地，盐池是三边门户，出宁夏要镇，北路军连夺两城，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获得毛泽东、彭德怀的致电表扬。
抗日战争之初，宋时轮担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一个月后，他任雁北支队司令员，成为贺龙插在雁北的一颗钉子。
接着，宋时轮率部完成了占领井坪、收复平鲁的第一步任务。随后在南辛庄桥北设伏，截断了怀仁至朔县的交通，完成了第二步任务。之后，又率部于周庄伏击由大同至岱岳的日军运输队。雁北支队深入日军后方，不到一个月时间，主动出击，三战三捷，初步打开了雁北地区的抗日局面。
1938年2月，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命令雁北支队东进平西直至冀东，创建根据地。5月下旬，宋时轮率雁北支队在河北省宛平县以西的斋堂镇与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受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挥。6月，宋时轮率领第十二支队沿途连续作战，一度攻占南口、居庸关和昌平县城。7月上旬，在第四纵队积极配合下，冀东人民20万众，举行了武装大起义。
解放战争时期，宋时轮从1945年10月中旬起，担任新四军津浦前线野战军指挥部参谋长、新四军山东野战军参谋长。1947年初，宋时轮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到1949年初，在两年时间内，宋时轮把这支部队带成了华东野战军能攻善守、专与国民党王牌军抗衡的主力部队。
从攻的方面讲，1947年4月下旬，在泰蒙战役中，宋时轮指挥第十纵队和第三纵队一部，全歼泰安守敌第七十二师近万人。1948年9月中旬，在济南战役中，宋时轮指挥第十纵队、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和鲁中南纵队组成攻城西集团，后来加强第十三纵队，为华野8天攻克济南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宋时轮统一指挥4个纵队组成东突击集团，参加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战斗。最后，杜聿明被宋时轮指挥的华野第四纵队活捉。 从守的方面讲，宋时轮擅长防御，人称如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1947年8月上、中旬，宋时轮率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在梁山东平湖、黄河三角地带，顽强阻击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邱清泉兵团整编第五师。第十纵队在不利地形上节节抗击，争取了时间，有力地保证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使敌人5个营丧失战斗力。从此，国民党军中开始流传：“排炮不动，必是十纵。”梁山阻击战，使第十纵队打阻击一战成名。
1948年6月中旬，宋时轮奉命率部进到上蔡地区，阻击由平汉路东侧北进的胡琏兵团，他以“攻其必救，先打上蔡，调动敌人，再打援兵”的战术，首先对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师部猛虎掏心，吸引胡琏主力回援，以解主攻部队压力。胡琏果然中计，还企图一举吃掉连邱清泉也吃不动的宋时轮部。这样，敌我血战6昼夜，宋时轮终于把胡琏打疼了。上蔡阻击战，保障了开封之战的胜利。6月底，华野发起了睢杞战役，宋时轮指挥十纵在桃林岗至土楼一线阵地，顽强阻击邱清泉兵团整编第五师和第七十师发起的猛攻。双方激战7昼夜，宋时轮所部歼国民党军5000余人。桃林岗阻击战，受到了华野首长的高度评价。
1948 年11月，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徐东阻击战，宋时轮统一指挥3个纵队，阻击徐州邱清泉、李弥2个兵团之进攻。敌人在坦克、飞机支援下拼死猛攻，而宋时轮指挥所部沉着应战，坚守阵地，岿然不动十昼夜，有力地保障了主攻部队歼灭黄百韬兵团。徐东阻击战，也成为华东野战军防御作战的范例。
1949年2月，宋时轮任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先辖第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三军，后辖第二十、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七军。第九兵团成为第三野战军最具攻击力的战役兵团，宋时轮也开始展示能攻的特点，带领第九兵团参与一系列重大战役的主攻行动。
4月，宋时轮率部南下，与第七兵团组成中突击集团，参加渡江战役。在裕溪口至枞阳镇段，第九兵团所辖第二十七军首先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尔后，宋时轮亲率主力部队昼夜兼程向东疾进，在皖南郎溪、广德地区将逃敌包围，并受命统一指挥第九、十兵团共7个军围剿逃敌。经3天合力战斗，全歼国民党军5个军，取得了江南围歼战的重大胜利。
5月中旬，宋时轮指挥第九兵团5个军，会同第十兵团，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发起上海战役。第九兵团所辖第三十军像一把尖刀直刺浦东地区，歼灭了国民党军一个军。第二十七军在最后攻打上海市区时，坚决贯彻上级关于“瓷器店捉老鼠”的指示精神，以轻武器攻克了国民党军最后的堡垒，为上海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0 年11月上旬，宋时轮奉命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精锐的第二十、二十六、二十七军秘密集结开入朝鲜东北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部队冒着朝鲜北部百年未遇的严寒，艰难地进入战区。由于宋时轮指挥有方，我15万大军秘密进入盖马高原时，在空中侦察的美军飞机却全然不知。后来，西方一些军事历史学家称第九兵团的此次行动是“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之一”。
11月25日夜，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27日，宋时轮指挥东线志愿军第九兵团以8个师的兵力在长津湖地区发起强大攻势。我当面之敌是美第十军所辖的王牌精锐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全部和战斗力很强的美军步兵第七师主力。由于没有发现我军集结，美军兵力分散，从南向北呈一字长蛇阵摆开。宋时轮决定抓住战机，首先歼灭美陆战第一师主力，得手后再歼灭美步兵第七师第三十二团和美陆战第一师增援部队。当日黄昏，第九兵团第二十、二十七军按预定部署发起反击，迅速完成了对长津湖地区之敌的分割包围。经一夜战斗，把一字长蛇阵的美军截成五段。
经两天战斗，我军给美军以重创。接着，宋时轮根据战况变化，调整部署，决定首先歼灭新兴里之美步七师，尔后转移兵力逐个歼灭柳潭里、下碣隅里之美陆战第一师。
11月29日上午，第二十军五十八师一七二团三连连长杨根思，在下碣隅里战斗中，抱起最后一个炸药包，冲到美陆一师40多个敌人之中，完成了英雄的壮举。同日下午，第二十军六十师在富盛里奋力击退了由美军陆战第一师第一团1个营和英军皇家陆战队及韩军陆战队一部的多次进攻。经彻夜激战，将这1000余人的“联合国军”大部毙伤，仅存的240人于11月30日晨全部举手投降。
11月30日，第二十七军主力向新兴里之敌猛烈攻击。战至12月1日，美步兵第七师第三十一团、第三十二团第一营和师属第五十七炮兵营共1个加强团的兵力，全部被歼，该团官兵300余人被俘。美第三十一团团旗亦被缴获。这是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歼灭的唯一一个美军建制团级部队。彭德怀闻讯，立即电贺：“嘉奖第九兵团，嘉奖第二十七军。”
12月2日凌晨2时，毛泽东致电志愿军总部并宋时轮：“庆祝第九兵团两次歼敌大胜利。”
宋时轮乘胜指挥第九兵团向美军陆战第一师发起攻击。双方激战至12月12日，美陆战第一师付出重大伤亡，才突破了第九兵团的包围。战斗中，美陆战第一师和其他部队的战斗损失总计1.39万人。而第九兵团也付出极大的代价，其中战斗减员1万余人，而冻饿造成的减员却达到近3万人。多年后，宋时轮在回忆长津湖之战时说道：“艰苦程度超过了长征。”
1952年7月，宋时轮从朝鲜回国后，即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简称“总高”）校长兼政治委员。同年11月，毛泽东为“总高”题写了251个字的训词，其中的关键词是：“应当成为全军在步兵方面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中央军委也对“总高”的任务作出了75个字的明确规定，其中的关键词是：“训练出能组织与指挥现代化正规化的步兵作战的中、上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从此，宋时轮开始在我军军事教育战线辛勤耕耘，为实现“训词”和“任务”提出的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7年11月，宋时轮调任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并先后兼任计划指导部和外国军事研究部部长，又在我军军事科学战线前沿奋战近28年时间。1972年10月，宋时轮继叶剑英之后担任军事科学院第二任院长，搭档先后有粟裕、王树声大将，王新亭、萧华上将，副职有邓华、刘震、钟期光上将，可谓阵容豪华。在宋时轮担任院长的13年中，军事科研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经过全院人员的共同努力，共完成各种研究项目309个，成书480册，出版学术期刊374期，完成重要专题研究97个，建立作战模型7个，撰写学术文章1100多篇。宋时轮上将堪称新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第一人。
（责任编辑：胡 北）
钟期光是湘鄂赣红军在开国上将中仅有的两位代表之一，另一位是傅秋涛。钟期光从1931年初任湘鄂赣红军总指挥部宣传科科长，到1934年初秋任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同年初冬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再到1937年5月任湘鄂赣军区军委委员，为这支红军部队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在湘鄂赣边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钟期光顽强地坚持了下来。他与傅秋涛、涂正坤、邓洪、刘玉堂等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被称为湘鄂赣边区“五巨头”，而且钟期光是其中唯一读过10年旧学、5年新学的知识分子。在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钟期光始终带着他刚到第十六师时师长徐彦刚送的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另一本是《苏军政治工作》。这是他提高自己、教育指战员们的基本工具。
钟期光还是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实践者和见证人之一。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湘鄂赣红军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钟期光任团政治处主任起，到1947年春新四军华中野战军被改编为华东野战军一部，钟期光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止，10年时间，钟期光不是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就是担任政治部主任，始终负责战时政治工作，始终战斗、学习和生活在新四军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始终作为粟裕在政治工作上的助手，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师、华中野战军的成长、发展和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初期，钟期光任抗日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与司令员粟裕一起率部挺进江南敌后，发动群众。在开辟新区的过程中充分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势，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使先遣支队圆满地完成了战略侦察和发动群众的任务，为新四军主力迅速在江南扎根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著名的韦岗伏击战时，粟裕专心指挥打仗，钟期光则重点给指战员们讲解全民抗战的正义性，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鼓舞部队的士气，激励官兵的斗志。
1940年秋，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代主任的钟期光，在著名的黄桥决战期间，奉命两次会见被誉为“民族抗战之楷模”的国民党元老韩国钧，争取其对新四军的支持。在同日、伪、顽的尖锐复杂斗争中，钟期光坚持“政治前行，军事后盾”的方针，反对一味蛮干或一味退让，将讲究斗争策略与注意工作方法相结合，从而使新四军团结了以韩国钧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内的进步分子，争取了以李明扬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打击了以李长江为首的投降势力，粉碎了韩德勤的“摩擦”进攻，成功地取得了“击敌、联李（明扬）、孤韩（德勤）”斗争的胜利。后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以陈（毅）、粟（裕）、钟（期光）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发出《进行统战工作的经验》的电报，具体总结了以上述内容为主的7点经验。中共中央书记处随后连续3次向新四军各部发出电报，推广这一经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被整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粟裕任该师师长，钟期光任该师政治部主任。
在紧张的反“扫荡”、反“清乡”、反“摩擦”斗争中，针对部队经常分散、流动性大的特点，钟期光总结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要求部队必须加强质量建设，在政治思想上保持纯洁性，在政治工作中不断改善领导方式和作风。为此，钟期光撰写了《在整训中力求改善政治工作领导方式问题》一文，在《抗敌》第十一期发表。他主张“政治机关面向连队，党的工作面向支部”，“少作空洞计划，多帮助团营连建立工作制度”。
在1943年的冬季练兵运动中，第一师第一团成功地将两名后进战士改造为先进战士，其秘诀是连队干部从阶级本质上教育感化后进战士，真诚关心，不歧视，不漠然，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然后使他们在战斗和工作中化被动为主动，由后进转变为先进。团里还利用这个典型，订立了“爱兵公约”；又从人民军队官兵平等、目标一致上，教育后进战士服从领导，尊干守纪，订立了“拥干公约”。敏锐的钟期光发现这一经验后，立即在第一师总结推广。新四军的《抗敌》杂志出版了专刊进行报道。钟期光还通过召开政工会议介绍“拥干爱兵”经验，印发典型材料，起草并参与签署了《关于创造大批英雄模范》的训令，推动了“拥干爱兵”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后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解放日报》的报道中，将“拥干爱兵”统一改称“尊干爱兵”，并在整个八路军、新四军中推广了这一经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件大事。
1945年，钟期光任新四军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参与创建了苏南、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了开辟苏浙皖边新区的工作。
在主持政治工作期间，钟期光刻苦学习，注意总结经验，先后撰写出《曹甸战后的工作》、《提高干部党性问题》、《纪念韦岗战斗》、《论党的民主与集中》、《对部队中文艺工作的检讨》、《对改进目前连队政治工作意见》、《改造思想和改进我们的工作》、《本师的五年》、《论部队中政治工作建设》和《关于战时政治工作的几个问题》等数十篇文章。他还写了十几本战地笔记，留下了一批宝贵的战时政治工作资料。这些文章和笔记，对我军的政治工作做出了新的建树，进一步丰富了我军政治工作的理论宝库。
解放战争初期，钟期光向华中野战军部队发出《开始打》的战时政治工作指示，在部队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工作，使“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思想深入人心。在具体负责组织协同战斗、开展对敌政治攻势、训练俘虏、协同后勤补给和联络民工支前等各项工作中，他更是成绩突出。尤其在苏中“七战七捷”战役中，钟期光注意在政治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集中群众的智慧，及时总结并推广部队开展“立功运动”的新经验，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杀敌热情，使整个野战军的政治工作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延安《解放日报》于1946年11月11日和1947年2月4日先后发表《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的短评和《再论立功运动》的社论，称赞华东解放区开展立功运动“是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个创举”。随后，“为人民立功”、“人人立功，事事立功”的群众性“立功创模”运动，相继在各解放区部队开展起来。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经验还被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和《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 1947年2月，钟期光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先后参与了莱芜、孟良崮、鲁西南、济南、淮海、上海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前线部队政治工作领导。
在执行俘虏政策上，钟期光有许多创新与发展。他认为，“宽待俘虏”的意义与目的包括两层含义：瓦解敌军，壮大我军。过去的俘虏政策，往往重视了前者，忽视了后者。结果是“捉了放，放了又捉”，不少国民党兵“二进宫”、“三进宫”，甚至被捉放五六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钟期光主持了“溶俘教育”。他通过政治分析，指出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绝大多数是被剥削被压榨的劳动人民出身，通过对他们进行两种社会、两种军队对比的“阶级教育”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教育，特别是“诉苦”、“挖根”和“换心”教育，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再加之对他们的关心爱护，不称之为“俘虏”而称“解放战士”，从而将大批国民党被俘士兵转化过来，“报仇雪恨”、“为人民立功”的口号在部队中广泛流传。后来，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上报了3万余字的“溶俘经验”，经野战军政治部讨论通过，钟期光题写了《改造俘虏工作的初步总结》的书名，以《华东前线》增刊的形式下发部队。
济南战役前夕，钟期光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野战军起草了《攻济打援的政治工作指示》，提出了“随俘、随补、随打”的扩军方针。这一文件受到中央军委的重视，并将其略作改动后转发全军。济南战役期间，钟期光亲率巡视团驻宋时轮兵团，组织各纵队之间的协同。济南战役后期，钟期光还领导了对起义的国民党杂牌军吴化文部的整编训练与改造工作。
淮海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的政治工作由钟期光具体负责，他与粟裕联名上报的《关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总结报告》，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总结甚好。”钟期光还在前线指挥部负责主持华东野战军的政治动员、俘虏的训练与调配、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等工作，为夺取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49年2月，钟期光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主持前线部队渡江作战的政治工作，对渡江战役和华东全境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1年1月起，钟期光担任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为学院初建时期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付出了极大努力，为人民军队第一所综合性最高军事学府的建成和完善，为培养军队干部，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时轮：从红军军校校长到军事科学院院长
宋时轮上将，出身于黄埔军校第五期。他的革命经历与许多上将略有不同。1927年1月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被以“共党嫌疑”打入牢狱两年。出狱后，他拉起一支萍醴边区游击队，自任队长。毛泽东对此颇为欣赏，曾经开玩笑地说：“宋时轮，你也是一路诸侯呀！”
宋时轮在军队任职的起点比较高，在红军早期时以担任参谋长为主。1931年春起，他先后担任红三十五军、红二十一军参谋长。1935年冬担任红十五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协助参谋长工作。在直罗镇战役中，宋时轮大胆向军团长徐海东提出了两个方案，最终，敌师长牛元峰被我军击毙，直罗镇战役取得全胜。到红军后期，宋时轮开始担任军级主官。1936年4月，东征战役时，他任红三十军军长；红军西征战役时，任红二十八军军长。从这两项任命可以看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宋时轮的高度信任，总是让他这个“一路诸侯”独当一面地负责一个地域的工作。
担任红三十军军长时，宋时轮与军政委阎红彦奉命率部担任后卫，掩护红军东征军主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红三十军在吕梁地区大宁附近的北山与国民党军进行激战，牵制了国民党军4个师的兵力，并把一部援军阻于昕水以南，有力地保障了红军东征军主力由石楼县铁罗关、中央领导由延川县清水关渡过黄河，回到陕北。
担任红二十八军军长时，宋时轮与军政委宋任穷统一指挥北路军，担负夺取陕北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地区，并创建苏区的工作。北路军以一部置于定边以南，向盐池、灵武游击，另以一部在宁条梁至横山间开展群众工作。宋时轮、宋任穷首先指挥部队乘国民党军不备，一举袭占定边城，全歼守军。接着，又率部由定边向盐池方向攻击前进，占领盐池城。定边是战略要地，盐池是三边门户，出宁夏要镇，北路军连夺两城，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获得毛泽东、彭德怀的致电表扬。
抗日战争之初，宋时轮担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一个月后，他任雁北支队司令员，成为贺龙插在雁北的一颗钉子。
接着，宋时轮率部完成了占领井坪、收复平鲁的第一步任务。随后在南辛庄桥北设伏，截断了怀仁至朔县的交通，完成了第二步任务。之后，又率部于周庄伏击由大同至岱岳的日军运输队。雁北支队深入日军后方，不到一个月时间，主动出击，三战三捷，初步打开了雁北地区的抗日局面。
1938年2月，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命令雁北支队东进平西直至冀东，创建根据地。5月下旬，宋时轮率雁北支队在河北省宛平县以西的斋堂镇与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受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挥。6月，宋时轮率领第十二支队沿途连续作战，一度攻占南口、居庸关和昌平县城。7月上旬，在第四纵队积极配合下，冀东人民20万众，举行了武装大起义。
解放战争时期，宋时轮从1945年10月中旬起，担任新四军津浦前线野战军指挥部参谋长、新四军山东野战军参谋长。1947年初，宋时轮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到1949年初，在两年时间内，宋时轮把这支部队带成了华东野战军能攻善守、专与国民党王牌军抗衡的主力部队。
从攻的方面讲，1947年4月下旬，在泰蒙战役中，宋时轮指挥第十纵队和第三纵队一部，全歼泰安守敌第七十二师近万人。1948年9月中旬，在济南战役中，宋时轮指挥第十纵队、第三纵队、两广纵队和鲁中南纵队组成攻城西集团，后来加强第十三纵队，为华野8天攻克济南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宋时轮统一指挥4个纵队组成东突击集团，参加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战斗。最后，杜聿明被宋时轮指挥的华野第四纵队活捉。 从守的方面讲，宋时轮擅长防御，人称如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1947年8月上、中旬，宋时轮率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在梁山东平湖、黄河三角地带，顽强阻击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邱清泉兵团整编第五师。第十纵队在不利地形上节节抗击，争取了时间，有力地保证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使敌人5个营丧失战斗力。从此，国民党军中开始流传：“排炮不动，必是十纵。”梁山阻击战，使第十纵队打阻击一战成名。
1948年6月中旬，宋时轮奉命率部进到上蔡地区，阻击由平汉路东侧北进的胡琏兵团，他以“攻其必救，先打上蔡，调动敌人，再打援兵”的战术，首先对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师部猛虎掏心，吸引胡琏主力回援，以解主攻部队压力。胡琏果然中计，还企图一举吃掉连邱清泉也吃不动的宋时轮部。这样，敌我血战6昼夜，宋时轮终于把胡琏打疼了。上蔡阻击战，保障了开封之战的胜利。6月底，华野发起了睢杞战役，宋时轮指挥十纵在桃林岗至土楼一线阵地，顽强阻击邱清泉兵团整编第五师和第七十师发起的猛攻。双方激战7昼夜，宋时轮所部歼国民党军5000余人。桃林岗阻击战，受到了华野首长的高度评价。
1948 年11月，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徐东阻击战，宋时轮统一指挥3个纵队，阻击徐州邱清泉、李弥2个兵团之进攻。敌人在坦克、飞机支援下拼死猛攻，而宋时轮指挥所部沉着应战，坚守阵地，岿然不动十昼夜，有力地保障了主攻部队歼灭黄百韬兵团。徐东阻击战，也成为华东野战军防御作战的范例。
1949年2月，宋时轮任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先辖第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三军，后辖第二十、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七军。第九兵团成为第三野战军最具攻击力的战役兵团，宋时轮也开始展示能攻的特点，带领第九兵团参与一系列重大战役的主攻行动。
4月，宋时轮率部南下，与第七兵团组成中突击集团，参加渡江战役。在裕溪口至枞阳镇段，第九兵团所辖第二十七军首先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尔后，宋时轮亲率主力部队昼夜兼程向东疾进，在皖南郎溪、广德地区将逃敌包围，并受命统一指挥第九、十兵团共7个军围剿逃敌。经3天合力战斗，全歼国民党军5个军，取得了江南围歼战的重大胜利。
5月中旬，宋时轮指挥第九兵团5个军，会同第十兵团，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发起上海战役。第九兵团所辖第三十军像一把尖刀直刺浦东地区，歼灭了国民党军一个军。第二十七军在最后攻打上海市区时，坚决贯彻上级关于“瓷器店捉老鼠”的指示精神，以轻武器攻克了国民党军最后的堡垒，为上海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0 年11月上旬，宋时轮奉命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精锐的第二十、二十六、二十七军秘密集结开入朝鲜东北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部队冒着朝鲜北部百年未遇的严寒，艰难地进入战区。由于宋时轮指挥有方，我15万大军秘密进入盖马高原时，在空中侦察的美军飞机却全然不知。后来，西方一些军事历史学家称第九兵团的此次行动是“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之一”。
11月25日夜，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27日，宋时轮指挥东线志愿军第九兵团以8个师的兵力在长津湖地区发起强大攻势。我当面之敌是美第十军所辖的王牌精锐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全部和战斗力很强的美军步兵第七师主力。由于没有发现我军集结，美军兵力分散，从南向北呈一字长蛇阵摆开。宋时轮决定抓住战机，首先歼灭美陆战第一师主力，得手后再歼灭美步兵第七师第三十二团和美陆战第一师增援部队。当日黄昏，第九兵团第二十、二十七军按预定部署发起反击，迅速完成了对长津湖地区之敌的分割包围。经一夜战斗，把一字长蛇阵的美军截成五段。
经两天战斗，我军给美军以重创。接着，宋时轮根据战况变化，调整部署，决定首先歼灭新兴里之美步七师，尔后转移兵力逐个歼灭柳潭里、下碣隅里之美陆战第一师。
11月29日上午，第二十军五十八师一七二团三连连长杨根思，在下碣隅里战斗中，抱起最后一个炸药包，冲到美陆一师40多个敌人之中，完成了英雄的壮举。同日下午，第二十军六十师在富盛里奋力击退了由美军陆战第一师第一团1个营和英军皇家陆战队及韩军陆战队一部的多次进攻。经彻夜激战，将这1000余人的“联合国军”大部毙伤，仅存的240人于11月30日晨全部举手投降。
11月30日，第二十七军主力向新兴里之敌猛烈攻击。战至12月1日，美步兵第七师第三十一团、第三十二团第一营和师属第五十七炮兵营共1个加强团的兵力，全部被歼，该团官兵300余人被俘。美第三十一团团旗亦被缴获。这是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歼灭的唯一一个美军建制团级部队。彭德怀闻讯，立即电贺：“嘉奖第九兵团，嘉奖第二十七军。”
12月2日凌晨2时，毛泽东致电志愿军总部并宋时轮：“庆祝第九兵团两次歼敌大胜利。”
宋时轮乘胜指挥第九兵团向美军陆战第一师发起攻击。双方激战至12月12日，美陆战第一师付出重大伤亡，才突破了第九兵团的包围。战斗中，美陆战第一师和其他部队的战斗损失总计1.39万人。而第九兵团也付出极大的代价，其中战斗减员1万余人，而冻饿造成的减员却达到近3万人。多年后，宋时轮在回忆长津湖之战时说道：“艰苦程度超过了长征。”
1952年7月，宋时轮从朝鲜回国后，即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简称“总高”）校长兼政治委员。同年11月，毛泽东为“总高”题写了251个字的训词，其中的关键词是：“应当成为全军在步兵方面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中央军委也对“总高”的任务作出了75个字的明确规定，其中的关键词是：“训练出能组织与指挥现代化正规化的步兵作战的中、上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从此，宋时轮开始在我军军事教育战线辛勤耕耘，为实现“训词”和“任务”提出的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7年11月，宋时轮调任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并先后兼任计划指导部和外国军事研究部部长，又在我军军事科学战线前沿奋战近28年时间。1972年10月，宋时轮继叶剑英之后担任军事科学院第二任院长，搭档先后有粟裕、王树声大将，王新亭、萧华上将，副职有邓华、刘震、钟期光上将，可谓阵容豪华。在宋时轮担任院长的13年中，军事科研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经过全院人员的共同努力，共完成各种研究项目309个，成书480册，出版学术期刊374期，完成重要专题研究97个，建立作战模型7个，撰写学术文章1100多篇。宋时轮上将堪称新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第一人。
（责任编辑：胡 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