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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为孕育电影的母体，自电影诞生之初，文字中潜藏的核心意向就成为电影的灵魂所在。小说是作者记忆的表达，往往带有时代的烙印，怎样让文学艺术审美与当下的市场需要相契合是改编电影需要考虑的问题。徐克的《智取威虎山》改编自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一部饱含红色元素的主旋律电影，却在上映后拿下八亿多票房。这部电影虽然在情节和人物的设置上有些许遗憾，但它的成功，在探讨“如何让主旋律电影在商业电影时代焕发生机”的问题上，不失为一个值得借鉴的范本。
电影改编的方式分为六种：移植、节选、浓缩、取意、变通取意、复合。①《智取威虎山》按照粗略上的划分，应该属于移植，但是又略有不同。移植是将与电影容量相近的文学作品直接挪移过来，对原作中的人物和情节、主题较少做明显的改动，可是这部电影中除了基本的情节走向没有太大的变动，在人物的塑造，戏份安排，情感关系的设定上都更为迎合现代人的口味，淡化了政治因素，将整部影片变成了一个孤胆英雄智斗悍匪的传奇故事。
杨子荣的人物设定延续了徐克一贯的风格，亦正亦邪。定位在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普通人物身上，勇敢智慧也带着一些瑕疵的抗日英雄，样板戏中模板式的人物鲜活起来，会唱二人转，说话带着土匪的流气。比如杨子荣和土匪老八并排蹲在雪地里拉屎的一场戏里，高大伟岸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形象，都随着这个带点调侃幽默的场景远去了，相当接地气，完全摆脱了僵化的样板戏人物痕迹。除此之外，杨子荣的装扮设计，也加强了老一辈观众对影片的认同度。人物第一次亮相，一身皮袄，一脸络腮胡，浓厚的眼影，配上“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②等台词，都刻有鲜明浓厚的京剧戏曲美学印记，表现了导演对于中国京剧文化的尊重，和对原作的传承，让拥有红色记忆的观众倍感亲切。
而“青莲”这个人物，其原型是小说中“蝴蝶迷”一角，在徐克的改编里，她的身份设定发生转变，从一个老实善良的农村妇女变成了带着脂粉气的妖娆女人，可正是这种角色的颠覆，影片的感情戏份才充满张力，也满足了年轻一辈对于影片感情戏的需求。她为求报复，以色祸匪，制造内部矛盾，又在得知孩子消息后，重燃希望，计划逃走，都展现了人物矛盾而复杂的心理。座山雕对她变态的控制欲，土匪老四对她表现出的性欲爱恋，也隐晦的表现了人最原始的需求和渴望。另一方面，青莲的加入，使这部男人戏十足的影片，平添了几分女人味，也为杨子荣这一人物形象增加了一丝市井烟火的柔情，更符合现代人的情感设定。杨子荣在深入匪窝传递情报时，找到马青莲这一情节设定，和最后为栓子救出母亲，杨子荣隐晦的打上了父亲和丈夫的角色标签，也为栓子和马青莲之间建立了一种感情结构。
可是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农村妇女在失去贞洁，绝望之际，怎会选择苟且偷生，想到以美色挑拨悍匪关系，还能识字，这些都是逻辑关系上的缺漏。
《智取威虎山》上映后虽然取得了不俗的票房，口碑却毁誉参半，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徐克在改编情节的逻辑性和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拿剿匪小分队来说，作为主要的群体表征，本应担负保护村庄的重任，与村庄建立有机的联系，却在与村民的关系设定上像是一个外来者。这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守护关系是构建在小分队解救受难群众，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使命上的，可是影片拿掉了这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目的，小分队的保护职责也随之消解，自然不能与村民从内部情感上建立关系。《智取威虎山》和《一代宗师》同为香港导演拍摄的武侠片，可在角色塑造上功力大有不同。王家卫塑造的人物都有借鉴原型，武打动作也有根可溯，随着剧情的发展不断进行人物的立体描绘和深度探究。比如宫二这个人物处处体现着内敛和暗喻的味道。将叶问推下又跳坐上楼梯微微一笑，是宫二常胜得意和对叶问发乎于情的爱恋开始；把父亲所赠象征幸福的戒指摘下，是宫二立誓入道，为父报仇的暗示。导演节制隐晦的讲述，让每一个镜头都包含人物内心情绪的变化，从不懂人情到埋爱于心，从初尝情爱到入道不嫁，从血刃仇人到吸毒而死，每一段人生经历的转换都有交待，丝丝入扣，完善人物的情感变化。而《智取威虎山》人物的性格塑造上，更多是流于表面，缺乏内心情感变化发展的表达。以座山雕为例，人物出场吊足观众胃口。第一次是只见雕不见脸，随后的几次出现也只有背影，和遮挡的半脸，直到影片进行50分钟，座山雕的真面貌才完整展现出来，极具神秘感。无论是土匪对他的崇拜还是借他人之口有关其事迹的描述，座山雕这个人几乎被神化，可是却出现蹲人墙角偷听谈话的场景，与人物性格自相矛盾，角色设定的完整度也被破坏，情节逻辑也行不通。土匪老大的人物设定，本身就自带凶残的特点，而对他这一特征的表现，仅仅只有用雕啄眼这一个场景，细节过于简单粗暴，导致人物扁平化而没有深度。《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和203的正义感表现得空洞而苍白，以座山雕为首的土匪的邪恶也没有具象化的展示，每个人物出现却缺乏存在的意义，削弱敌我双方对峙的紧张感，此消彼长的戏剧张力也随之消亡。
对照两部影片，人物刻画的深度与导演对所表现的时代的了解程度有一定关系，徐克生在于越南，长在香港，对中国那段历史有着不可跨越的疏离感，缺乏整体把握一个历史叙事的知识储备，又要实现影片内容时代的通变，将事件的政治意味淡化，让影片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品，很容易出现逻辑上的矛盾。
电影作为一门时空综合的艺术，与生俱来的商业性特征表明，电影创作必须迎合大众的审美需求。《智取威虎山》虽然存在一些改编上的逻辑槽点，但却实现了红色经典的华丽变脸。它的成功说明，“变则通，通则久”③，只有在继承原著核心理念的基础上，与时代接轨，方得长久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汪流的《电影编剧学》
[2]《智取威虎山》台词
[3]《周易—系辞》
电影改编的方式分为六种：移植、节选、浓缩、取意、变通取意、复合。①《智取威虎山》按照粗略上的划分，应该属于移植，但是又略有不同。移植是将与电影容量相近的文学作品直接挪移过来，对原作中的人物和情节、主题较少做明显的改动，可是这部电影中除了基本的情节走向没有太大的变动，在人物的塑造，戏份安排，情感关系的设定上都更为迎合现代人的口味，淡化了政治因素，将整部影片变成了一个孤胆英雄智斗悍匪的传奇故事。
杨子荣的人物设定延续了徐克一贯的风格，亦正亦邪。定位在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普通人物身上，勇敢智慧也带着一些瑕疵的抗日英雄，样板戏中模板式的人物鲜活起来，会唱二人转，说话带着土匪的流气。比如杨子荣和土匪老八并排蹲在雪地里拉屎的一场戏里，高大伟岸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形象，都随着这个带点调侃幽默的场景远去了，相当接地气，完全摆脱了僵化的样板戏人物痕迹。除此之外，杨子荣的装扮设计，也加强了老一辈观众对影片的认同度。人物第一次亮相，一身皮袄，一脸络腮胡，浓厚的眼影，配上“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②等台词，都刻有鲜明浓厚的京剧戏曲美学印记，表现了导演对于中国京剧文化的尊重，和对原作的传承，让拥有红色记忆的观众倍感亲切。
而“青莲”这个人物，其原型是小说中“蝴蝶迷”一角，在徐克的改编里，她的身份设定发生转变，从一个老实善良的农村妇女变成了带着脂粉气的妖娆女人，可正是这种角色的颠覆，影片的感情戏份才充满张力，也满足了年轻一辈对于影片感情戏的需求。她为求报复，以色祸匪，制造内部矛盾，又在得知孩子消息后，重燃希望，计划逃走，都展现了人物矛盾而复杂的心理。座山雕对她变态的控制欲，土匪老四对她表现出的性欲爱恋，也隐晦的表现了人最原始的需求和渴望。另一方面，青莲的加入，使这部男人戏十足的影片，平添了几分女人味，也为杨子荣这一人物形象增加了一丝市井烟火的柔情，更符合现代人的情感设定。杨子荣在深入匪窝传递情报时，找到马青莲这一情节设定，和最后为栓子救出母亲，杨子荣隐晦的打上了父亲和丈夫的角色标签，也为栓子和马青莲之间建立了一种感情结构。
可是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农村妇女在失去贞洁，绝望之际，怎会选择苟且偷生，想到以美色挑拨悍匪关系，还能识字，这些都是逻辑关系上的缺漏。
《智取威虎山》上映后虽然取得了不俗的票房，口碑却毁誉参半，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徐克在改编情节的逻辑性和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拿剿匪小分队来说，作为主要的群体表征，本应担负保护村庄的重任，与村庄建立有机的联系，却在与村民的关系设定上像是一个外来者。这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守护关系是构建在小分队解救受难群众，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使命上的，可是影片拿掉了这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目的，小分队的保护职责也随之消解，自然不能与村民从内部情感上建立关系。《智取威虎山》和《一代宗师》同为香港导演拍摄的武侠片，可在角色塑造上功力大有不同。王家卫塑造的人物都有借鉴原型，武打动作也有根可溯，随着剧情的发展不断进行人物的立体描绘和深度探究。比如宫二这个人物处处体现着内敛和暗喻的味道。将叶问推下又跳坐上楼梯微微一笑，是宫二常胜得意和对叶问发乎于情的爱恋开始；把父亲所赠象征幸福的戒指摘下，是宫二立誓入道，为父报仇的暗示。导演节制隐晦的讲述，让每一个镜头都包含人物内心情绪的变化，从不懂人情到埋爱于心，从初尝情爱到入道不嫁，从血刃仇人到吸毒而死，每一段人生经历的转换都有交待，丝丝入扣，完善人物的情感变化。而《智取威虎山》人物的性格塑造上，更多是流于表面，缺乏内心情感变化发展的表达。以座山雕为例，人物出场吊足观众胃口。第一次是只见雕不见脸，随后的几次出现也只有背影，和遮挡的半脸，直到影片进行50分钟，座山雕的真面貌才完整展现出来，极具神秘感。无论是土匪对他的崇拜还是借他人之口有关其事迹的描述，座山雕这个人几乎被神化，可是却出现蹲人墙角偷听谈话的场景，与人物性格自相矛盾，角色设定的完整度也被破坏，情节逻辑也行不通。土匪老大的人物设定，本身就自带凶残的特点，而对他这一特征的表现，仅仅只有用雕啄眼这一个场景，细节过于简单粗暴，导致人物扁平化而没有深度。《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和203的正义感表现得空洞而苍白，以座山雕为首的土匪的邪恶也没有具象化的展示，每个人物出现却缺乏存在的意义，削弱敌我双方对峙的紧张感，此消彼长的戏剧张力也随之消亡。
对照两部影片，人物刻画的深度与导演对所表现的时代的了解程度有一定关系，徐克生在于越南，长在香港，对中国那段历史有着不可跨越的疏离感，缺乏整体把握一个历史叙事的知识储备，又要实现影片内容时代的通变，将事件的政治意味淡化，让影片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品，很容易出现逻辑上的矛盾。
电影作为一门时空综合的艺术，与生俱来的商业性特征表明，电影创作必须迎合大众的审美需求。《智取威虎山》虽然存在一些改编上的逻辑槽点，但却实现了红色经典的华丽变脸。它的成功说明，“变则通，通则久”③，只有在继承原著核心理念的基础上，与时代接轨，方得长久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汪流的《电影编剧学》
[2]《智取威虎山》台词
[3]《周易—系辞》